王东杰：当我们说理想主义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师道》，高同祥、高晔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尊严”四字，在今天很多人心中，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打倒而且已经倒掉的对象。在这种情势下，还有人给自己的小说取名“师道”（高同祥、高晔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作者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我们还知道，作者是一位退休老教师，或者也很容易猜到，其中必会讲述最近三十年理想主义的失落。的确，这是一部散发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气息的小说，描写了一位中学老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与坚守，时间跨度从1977年恢复高考，直到商品经济大潮冲刷校园，正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剧烈的时段之一。从表面看，这二十年的校园氛围虽有改变，大体仍算秩序井然。但静谧之下，断裂之声仍清晰可闻。随着当年一起高唱《教师之歌》的友朋星散，即便最坚定的支持者，勇气和信心也在逐渐流失，那个最终选择留守的人，俨然已成另类。然而，如果生活按照当初的轨迹一路前行，这个“另类”本来才是“正常”。由是，小说中特意安排了一幕场景，让眼下活得最得意的人，回首前尘，亦不禁生发出几分怅惘，甚至愧怍。

可是，“师道”与“市道”是否真的就截然相背，一条通往理想，一条通向的只是世俗？小说提供的思考比这要来得复杂。主人公拒绝老友为自己安排的仕途，理由不是那样做才高尚，而是因为自己喜欢：“我不是被生活所迫才当教师的，是觉得快乐又有意义才当老师的。你还记不记得大学时我们学过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他曾当过鞋匠、教师和农场主。当了诗人之后，他的生活十分拮据。有人劝他再去经营农场，他说，穷就穷吧，还是写诗吧。一个人为了自己喜爱的事情就不怕穷。”主人公的选择并不全然出自价值的考量，而是受到他自己感受的指引。教师造福社会，也是一桩苦差。大人物会告诉我们，这份苦可以从造福社会中获得心理的补偿。然而，这和这本小说的主人公不同。我们看他引用的弗罗斯特的话可以知道，他不是在追求“以苦为乐”，他要的就是快乐。再引一句孔子的名言，或许能更准确地表达这层看法：“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将“快乐又有意义”作为标尺，意味着作者并没有否定另外的生活方式。他明白也理解他人所走道路的合理性，绝没有一厢情愿、唯我独尊。事实上，我正是在这里看到了来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的光辉：那是一个发现“人”，也发现了“我”的时代，并因此而使每个中国人重新拥有了“从吾所好”的权利。主人公坚守师道不移，是这个理想的结果，不是理想本身——它从未规定，自我牺牲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承认，“市道”也是“世道”之一种，那它和“师道”的区别，就只是“快乐又有意义”的方式的不同。在此前提下，关键就不在一个人选择了什么职业，而在他选择了什么行为。这是主人公提到的“底线”问题，而不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问题。

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但今天许多人似乎已将之混为一谈，除了造成对理想主义应有位置的误判，也使我们徒劳地迷失于症状的丛林。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理想主义面临着危机，那这种危机究竟何在？是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了利乐他人而牺牲自我，抑或是人伦“底线”的丧失？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物欲横流，而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本应具有“快乐又有意义”地生活的权利。用庄子的话说，我们要“物物而不物于物”，而“物物”并非“弃物”，是“有物”。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是号召大家以苦作乐，而是要培育给予个人更大空间、更能鼓励每个人都能“从吾所好”的社会环境，也帮助每个人找到真正的自我。

当然，也许会有人觉得，小说的主人公过于“完美”。这也没错，但他并不因此而不可信（我自己就曾经受教于这样的老师），因为他的“完美”仍是普通人的。他和我们面对同样的日常琐屑，也就为我们突破日常生活的边界带来了可能：其履及之处，即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够抵达的地方。他是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认知中的儒家君子——“从不发号施令”，只是透过自身行为的感召力量，创造出一种“互相尊重的和谐氛围”，使每个参与者皆“自愿合作”。也许无需再次申明，他这样做，首先为的不是他人，而是为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