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

引子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压舱石”的基础地位、扮演“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理应涵盖经济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一要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包括新兴市场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严重和地缘经济布局重大调整等主要趋向;二要契合新时代区域合作新棋局，即在欧美区域合作遭遇反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呈后来居上之势，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理应在推进东亚合作、再创区域合作的“东亚奇迹”层面携手共进;三要契合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包括“一带一路”统领大局、双向投资均衡格局、进出贸易并重布局、东西海陆联动全局和参与全球治理新局等重大趋向;四要契合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包括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从对外投资到引进外资、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从美国中心到多元拓展等重大态势;五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为此要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顺应实力对比关系与相互依存地位的巨大变化，当前尤其要消解疫情冲击并引领疫后合作。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十点重要共识，明确宣示“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半年之后，习近平主席会见访华的安倍首相，再次确认要“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同开辟两国关系新未来”。此后，有关各方都在期待习近平主席2020年春季正式访日，两国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进一步达成共识。但进入2020年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肆意蔓延，原本有望取得重大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国事访问未能成行，有可能对双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带来一些变数，尤其是伴随疫情进展与国际社会多方互动，中日关系似乎显现出与疫情初期不同的“温度差”，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压舱石”的基础地位，扮演“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理应涵盖经济关系。因此，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也由双方领导人界定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事实上，双方领导人在2019年6月达成的十点重要共识中，已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总体框架之下，就经济关系设定了明确目标和丰富内涵。其中第四点明确指出:“两国领导人同意，进一步深化两国利益交融，加强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经贸投资、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互利合作。日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联结多样化地区的富有潜力的构想。中方欢迎日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将继续着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扎实成果。双方支持两国企业扩大相互投资，确认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第九点进一步强调:“两国领导人认为，中日同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双方同意，发挥二十国集团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年内力争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的是，这一“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到底要契合新时代哪些重要层面的要求?或曰，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必须契合的新时代要求，需要从哪些重要层面来界定和把握?十点重要共识的第一点是这样表述的:“两国领导人积极评价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方认为，中日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再结合上述第四和第九点的相关表述，我们有理由认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应该主要从如下几大层面来界定和把握:第一，世界百年变局尤其是世界经济新变局给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提出的新要求;第二，区域合作新态势尤其是东亚合作新棋局给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提出的新要求;第三，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尤其是对外开放新格局给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提出的新要求;第四，日本发展的新时代尤其是对外开放新布局对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提出的新要求;第五，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目前正处在十分关键的开局阶段，因而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也要契合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提出的新要求。

本文拟从以上五大层面展开对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的初步讨论，肤浅甚至谬误之处，恳请学界同人不吝赐教。

一、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

如前所述，中日领导人在达成“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重要共识时，高度重视“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全球大格局和时代大趋势。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而言，首先要契合这一世界百年大变局在经济层面的体现，即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在共识的第九点中，双方领导人也有明确表述，可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这一方面是因为中日两国都是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受益者，各自发展不可能离开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必须顺应和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还因为，中日都是经济大国，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对维护全球经济和国际多边经济治理体系的顺利运行和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应主要从构成这一新变局的如下四大趋势来考察。

(一)新兴市场整体快速崛起

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始终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总量或规模上构成世界经济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迄今世界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也由西方发达国家来制定和主导。如在世界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和体系，就主要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世界银行行长一定来自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一定来自欧洲大国，即是这种主导和控制的集中体现。与之相对，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只能处于从属或“边缘”地位，甚至在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还不得不遭受剥削或向“中心”国家的“价值转移”。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很难彻底摆脱其“依附”身份、扭转其“边缘”地位。

但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抓住“百年未见”之大机遇，积极参与和利用国际经济分工，推动自身发展，开启了整体崛起的历史进程。进入21世纪，这一进程进一步提速，崛起势头更加迅猛。如图1所示，1990—2019年，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仅增长1.82倍，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增长达5.73倍，相当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3.15倍。结果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2000年尚仅为20.9%，而到2019年已提升至40.2%，意即进入新世纪不到20年间攀升了一倍!IMF的数据还表明，同一时期，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由30%左右攀升至60%左右，也整整攀升了一倍，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60%要由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来支撑。直接受此影响，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国际投资以及世界经济运行的其他重要层面，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快速提升。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作为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的重要趋向，必然会对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由此而提出的新要求。后文论述表明，新兴市场战略将越来越成为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中国，不仅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且新时代中国的开放新格局，也将越来越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这势必会从多层面对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二)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

在上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位居前列，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也成为崛起势头最为强劲的典范。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世界大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进入21世纪，这一态势更加显著，影响更加深广，其突出表现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急剧变化。而位居其后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地位虽也有所调整，但变化并不明显，可以不必重点讨论。如图2所示，进入新世纪的头19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0.6倍，而美国仅增长1.1倍，日本几乎没有变化。结果是，中国相当于美国的比重由2000年的11.8%急剧攀升至2019年的66%，不到20年间攀升了54.2个百分点;而中国相当于日本的比重在2000年尚仅24.9%，到2010年即超过日本，2019年已攀升至日本的2.74倍!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还体现在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以及最大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等多个重要层面。

作为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的主要趋势之一，大国经济实力的如此急剧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攀升，势必要对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深广影响。中日之间以及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变化均深刻影响着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后文将进行专题讨论。概言之，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正视和顺应中美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这种变化态势。其中最应予以关注的是，无论在中美日三国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学理意义上的“三角关系”，中国作为越来越接近老大的“老二”，日本作为越来越被“老二”落下的“老三”，都势必会对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对日本而言，作为越来越小的“老三”，面对“老大”与“老二”之间愈演愈烈的对抗冲突，如何“选边站队”势必直接影响乃至决定其对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的战略定位。最新动向是，刚刚因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出现松动迹象的中美冲突，又因疫情对抗、南海局势，尤其是涉港涉疆等问题显现急剧恶化之势。美方不仅利用这些问题加大了对华战略遏制的力度，还加大力度引导甚至逼迫其盟友强化反华联盟，日本更是其主要拉拢对象。与此相关，安倍政府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再度凸显，势必会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造成直接影响。对中方而言，应正视中美日三边互动的新特点与安倍外交的两面性，将发展与强化中日经济关系作为应对中美战略冲突的必要选择，这更应是中国发展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的迫切要求。

(三)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严重

经济全球化需要强化全球经济治理。二战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全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美国占据核心和支配地位。这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战后很长时期基本保障了全球经济运行的有序展开和稳定推进，但存有严重缺陷，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新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引发全球性贫困问题的恶化，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严重失衡等。这是近来全球化遭遇反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深陷困境、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一轮谈判停滞不前、仲裁机制被迫停摆的主要背景和深刻原因。特朗普上台后肆意推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进一步暴露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存在的矛盾和缺陷，更加恶化了业已存在的全球性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2019年3月26日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存在四大赤字，而治理赤字位列四大赤字之首。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后文所述，日本是经济全球化、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受益者，捍卫国际多边主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也是其目前和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中日两国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必然要契合这一要求，加强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的协调合作。

(四)地缘经济布局重大调整

近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一开始是以西欧为地缘中心的，英国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随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济快速崛起，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世界经济中心开始由西欧扩大到北美，形成了世界经济地缘布局中的“欧美”增长带。进入20世纪50年代，日本率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受其带动，60年代“亚洲四小龙”开始经济起飞，70年代“亚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四国)进入经济高速增长序列，尤其是中国大陆于80年代，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于90年代先后也加入进来，从而形成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东亚经济奇迹”。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地缘布局中的“亚太”增长带逐步得以形成。近期出现的显著趋向是，伴随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展开、快速推进，以亚欧大陆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沿线，越来越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地缘布局的“亚欧”增长带。这一“亚欧”经济增长带，还会由于“东亚西向”与“西欧东向”的地缘对接，得到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目前在全球经济地缘布局中，恰恰是东亚最具活力，西欧最为发达，两者对接可能产生巨大增长动力，促成世界经济地缘布局的重大调整。显而易见，中国是新一轮世界经济地缘重心调整———亚欧大陆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者，日本曾是战后东亚经济崛起的主要引领者，目前也必须主动参与亚欧经济崛起进程，借此来进一步发展自己。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世界经济在地缘布局重大调整层面提出的新要求。中日围绕“一带一路”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显然正是契合了这一新要求，因此在新时代还应进一步强化。

二、契合新时代区域合作新棋局

中日是位列第二和第三的全球经济大国，更是数一数二的区域经济大国。在东亚区域经济格局中，中日两国地位举足轻重，也必须担当作为地区大国的应有责任，并为此而协调合作。新时代的东亚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广变化，其主要趋向之一是，在区域合作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快速提升，大有引领区域合作的全球潮流之势。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由此产生的新要求。

(一)从多边框架到区域合作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全面展开、空前提速，对全球经济高效治理的需求因此也空前增强。但与此同时，以往承担全球治理主要职能的多边机制却陷入困境，越来越难以担当重任、满足全球经济治理的强烈需求。WTO的问题尤为严重，1993年底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之后，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到2001年才得以启动，且启动之后举步维艰、进展迟缓;同时，其对国际贸易投资活动进行治理的运作机制也逐渐失灵，直至最重要的仲裁机制因美国干扰出现停摆。而以稳定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为己任的IMF，在频频爆发、愈演愈烈的各种形式的国际金融货币危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正是在多边治理机制陷入困境、难以满足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治理提出的强烈需求的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区域治理框架开始蓬勃兴起、快速发展，越来越成为填补多边机制失灵留下的经济治理空白的主要方式。如图3所示，向WTO申报的区域贸易安排(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RTA)件数，在1955—1959年的五年间只有2件，之后虽有增长，但直到1985—1989年的五年间仍只有105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快速增加，1990—1994年为153件，1995—1999年为314件……到2015—2019年更达1506件，每年平均高达300件。

(二)区域合作形成三极格局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全球性区域合作浪潮中，不同地区的进展态势显现重大差距，由此产生的区域合作框架在规模、形式乃至地位和影响上也极不相同。其中规模、影响最大的，还是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欧洲、北美和东亚形成的区域合作框架，从而形成了区域合作全球格局的三足鼎立之势，或所谓“三极格局”。在这一“三极格局”中，又形成“欧洲引领、北美跟进、东亚滞后”的基本态势。欧洲是区域治理框架起步最早(1958年)、进展最快、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地区，欧盟(EU)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治理框架。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通过其高度控制的多边治理框架，完全可以满足其相关利益和诉求，不屑于推动区域治理框架。当多边框架陷入困境、难以借此满足其相关利益和诉求时，美国才开始推动由其主导的区域治理框架。在此方面最积极也最有成绩的是两任总统:一任是克林顿，在1992年建成与加拿大的“美加自由贸易区”后，1994年又把墨西哥吸收进来，共同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另一任是奥巴马，在其全力主导和推动下，于2016年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东亚区域治理安排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才以“10+3”(东盟+中日韩)方式得以启动，之后开始多元推进，陆续形成“10+1”(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10+2”(东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10+6”(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10+8”(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美国、俄罗斯)等多层次的区域治理框架。

(三)欧美合作进程遭遇反动

区域治理框架的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多边框架失灵留下的治理空白，对全球治理乃至全球贸易投资活动的有序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但目前却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以致遭遇反动。欧元启动、欧洲央行成立(1998年)，将欧盟框架下的区域治理推到了顶峰。但启动后的欧元并未能如成员国所愿迅速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站稳脚跟、提升地位，尤其是2011年前后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进一步暴露出欧洲统一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深刻矛盾。近前备受关注、深陷困境的英国“脱欧”，更是对欧盟框架造成严重冲击。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英国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占到欧盟经济总量的15.1%左右。更加严重的是，在欧盟内部，显现“脱欧”倾向的绝不只有英国一家。在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决时，在法国大选中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形成巨大竞争压力的勒庞，其竞选纲领中也带有鲜明的“分裂欧盟”“法国脱欧”倾向。在德国，难民问题之所以将默克尔总理搞得焦头烂额，也与欧盟体系存在的问题直接相关。在北美，特朗普上台更是对美国主导的两大区域合作框架造成巨大冲击。上台伊始，特朗普就让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时期全力主推的TPP，随后又对克林顿时期美国主导形成的NAFTA“推倒重来”，逼迫墨西哥和加拿大完全按照美国意愿，重新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对欧洲和北美的区域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和严峻考验，区域框架层次上迟迟未做出反应，缺乏整体安排，以致完全无所作为，主要成员面对疫情危机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都进一步暴露出欧美区域框架固有的内在矛盾和重大缺陷。

(四)期待东亚合作再创奇迹

与欧美区域框架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后进的东亚区域合作框架却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充分显现出“集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在中国的推动下，先是于2020年2月20日召开了“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据报道，当与会外长在会议开始前手拉手合影时，全场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东盟加油!”，让人动容。一个月之后，又发起召开了中日韩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会。在此基础上，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于2020年4月14日正式举行，与会的李克强总理就“10+3”抗击疫情合作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全力加强防控合作，提升公共卫生水平;二是努力恢复经济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三是着力密切政策协调，抵御各类风险挑战。会议发布的《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就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携手战胜疫情等达成18项共识，为疫情肆虐的世界带来希望，提振信心，影响巨大。

在区域合作的三极格局中，东亚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并在很大程度上以欧美为样板。但近前欧美两极都遭遇了反动，自顾不暇，从而更难继续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与此同时，东亚自身的区域合作却在继续推进，大有逆流而上、后来居上之势。不仅是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始终占据领先和主导地位的东盟进一步加快了共同体建设步伐，而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又取得了重大进展。2019年11月4日，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发表声明，称“其中15个成员国已经结束谈判并启动了法律文本审核，期望能够在2020年签署协定”。此后不久，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明确表示，“三国同意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早日签署，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东亚地区曾经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形成了一整套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在欧美的区域合作进程遭遇反动、合作模式暴露出内在矛盾和缺陷、难以继续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合作应该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和时代特点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东亚过去可以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现在也能创造区域合作的奇迹。实际上，走在东亚区域合作前列的东盟，在推进自身合作的过程中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了独具特色且颇具实效的“东盟方式”。尽管学界迄今仍未能对这一“东盟方式”的内涵和特点形成明确共识，但不影响有关各方积极对其进一步优化、完善，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求形成区域合作的“东亚方式”。

(五)中日协调推进东亚合作

现代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大国主导的特点，在欧洲是法德联盟，在北美是美国引领。而在东亚，则需要作为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携手发挥更大作用。如图4所示，在“10+3”经济总量中，中日两国始终占到80%上下;而在“10+6”经济总量中，中日两国也始终占到近70%。显而易见，中日两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比法德两国在欧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还要高出许多。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日本作为“雁头”或者说“头雁”，先后带动“亚洲四小龙”和“亚洲四小虎”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形成东亚经济整体起飞和快速增长的“雁型经济模式”，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到90年代后，伴随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其对东亚经济增长与合作的带动作用逐步消退。与此同时，中国却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引领者，开始与日本一道再造东亚经济新的辉煌，从而确保东亚迄今仍是全球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地区。若中日两国的决策层与战略界能够达成共识，携起手来共同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在引领东亚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之后，一定还会创造经济合作的奇迹。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在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十点重要共识中，已明确提出要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方面协调行动，尤其要“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年内力争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这已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意味着，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然要契合新时代东亚经济合作对中日两个地区大国提出的新要求。

三、契合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

如前所述，中日领导人达成共识，明确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主要背景之一，是“双方认为，中日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在2019年6月这一时点界定“中日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对中方而言，这一“新时代”显然是指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国际社会庄严宣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日方而言，这一“新时代”则应该是指从“平成时代”步入“令和新时代”。在此先讨论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如何契合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对此，“十九大报告”有精准定位和全面阐述，内涵极其丰富，影响甚为广远，本文无须尽叙。而就其与中日经济关系直接关联的角度看，似应首先关注新时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或对外开放格局。新时代中国发展对日经济关系，必然要放在新时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或对外开放格局的总体框架下展开。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然要契合十九大决定的、其后全面践行的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

关于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十九大报告”主要是在第五章和第十二章集中阐述的。其中，第五章“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第十二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次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不难看出，“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定位、策略选择和方案设计，主要是从经济发展和外交布局两大层面展开的。从其中的设定内容、其后的践行方略和未来的发展动向，尤其是从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相关联的角度看，应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统领、双向投资均衡、进出贸易并重、东西海陆联动、参与全球治理等五大层面。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又是中国在东亚的近邻，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然要契合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如此定位，已从新一轮中日经济关系回暖事实中得到验证，未来仍将在新时代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和提升。

(一)契合“一带一路”统领大局

众所周知，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新一轮中日关系回暖，是以2017年5月北京举办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标志开启的。由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会，成为日方主动推进中日关系回暖的重要举措。此后安倍首相多次公开表态支持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合作，中方也多次表态欢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更进一步推动了中日关系回暖。直接受此促动，围绕“一带一路”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成为目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领域和主导方向，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对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日本的感受颇为复杂，行动也未必始终如一，未来还可能有调整和变化。但客观上看，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中国作为新时代开放统领、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要求。这不仅是中方需要的相向而行，对新时代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将是重大利益所在。如前所述，“一带一路”势将带来亚欧大陆振兴，蕴含着巨大发展潜力和空间。日本要拓展对外经济开放、稳定对外经济关系、提升国际经济地位，必须搭乘“一带一路”快车。我们已经看到，即便是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总体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背景下，其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投资仍在逆势上扬。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1—4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52.3亿美元，同比增长13.4%。日本又怎能忽视这一机遇?

(二)契合双向投资均衡格局

中国对外开放走过了从对外贸易到引进外资、再到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1世纪初开始推行企业“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加速增长之势，到2015年超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中国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之后连续四年保持这一态势。其中，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961.5亿美元的历史高点，与2006年相比十年间增长了8.27倍!之后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减缓、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放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减少之势，但依然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中始终保持着第二或第三大国的地位。这意味着目前中国不仅依然保持着引进外资大国的地位，而且越来越成为世界对外投资大国。可以预见，新时代中国将继续打造双向投资均衡增长的新格局，一方面将进一步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完善相关立法，优化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体制，继续稳定和扩大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还将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鼓励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阶段，即对外贸易“独轮车”阶段，中日经济关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日本长期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日贸易占比一度达到27.2%(1985年)。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二阶段，即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两条腿”阶段，日本不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最重要的引进外资来源国，中日经济关系的地位依旧举足轻重。截至2018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余额达到1119.8亿美元，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5.2%，为中国引进外资第一大来源国。而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即对外贸易、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三驾马车”阶段，对日直接投资势将成为中日经济关系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注重双向投资均衡的新要求。而且，新时代中国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格局，也与新时代日本鼓励引进外资的开放布局高度契合，因而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三)契合进出贸易并重布局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始终在对外开放格局中占据主体地位，并为其他领域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2018年的40年间，中国货物贸易由206.4亿美元增至46230.4亿美元，增长了223倍;其中出口贸易由97.5亿美元增至24874.0亿美元，增长了254倍;进口贸易由108.9亿美元增至21356.4亿美元，增长了195倍。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与此同时，由于出口贸易的增长远远快于进口贸易，结果从1990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产生顺差，之后贸易顺差持续快速扩大，最多时曾达5939.1亿美元(2015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贸易摩擦日趋激化。且中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来自美国，与之相应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又主要来自中国，从而引发中美贸易冲突。这应该是近年中美冲突恶化的客观背景之一。以此为背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贸战略，必然要转向继续稳定并扩大出口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形成进出贸易并重的新布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届)的成功举办，即是其重要的实际举措。同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之后，也需要通过扩大进口，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双边贸易始终构成中日经济关系的主体。中日双边贸易基本是均衡的，尽管各按自己的统计口径都存在一定规模的逆差。如在2019年，中方统计为285.3亿美元的中方逆差，日方则统计为345.3亿美元的日方逆差。伴随新时代中国贸易布局越来越转向进出贸易并重，势必会对日本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中方应该积极进口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日本产品和服务，日方则应该抓住逐步实现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14亿人口创造的广阔市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显然应该契合新时代中国进出贸易均衡的开放新格局。此外，新时代中国更加重视绿色发展，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面临更大的老龄化压力等等，都使积极进口日本的相关产品、服务和技术等有了可能。

(四)契合东西海陆联动全局

从地缘布局看，中国对外开放首先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迄今东南沿海仍然构成中国对外开放的地缘重心。日本天然具有地缘优势，从而很早即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时至今日依旧如此。但近年出现的全新态势是，西北沿边方向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地缘重心，“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西北沿边开放势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主要地缘指向。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近邻的日本，需要考虑如何适时调整其对华经贸关系的地缘重心，积极参与到中国西北沿边开放的新格局中来，并有效利用中国政府为促进西北沿边开放所采取的优惠政策和体制。实际上，上述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将以“一带一路”为统领，已涉及对外开放的地缘布局从东南沿海转向西北沿边，实现东西海陆联动的新格局。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如何契合这一新格局，应该已是题中之意。

(五)契合参与全球治理新局

上文在讨论如何“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时，已经从共同破解全球经济治理赤字的角度谈过同一问题。而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对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同样十分重要。“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当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长期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美国不愿继续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多边经济治理稳定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应站出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大国责任，维护多边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近年中国已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包括积极推动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积极推动WTO、IMF等国际经济机构改革，积极参与和推动G20等国际经济协调行动，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在全球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大背景下，相继推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缩减“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开放新举措，发挥了巨大的引领和示范效应。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始终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受益者，从而依然是全球多边经济治理的捍卫者。发展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必然要加强在维护国际多边主义和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的中日合作。

四、契合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

如前所述，从日本方面看，“发展的新时代”主要是指从“平成时代”步入“令和时代”。2019年是日本改元之年，4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令和”为日本新年号，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位，5月1日德仁天皇即位，正式开启了日本的“令和新时代”。“平成时代”从1989年1月8日正式开启，历时30年。与20世纪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70—80年代的稳定发展相比，平成年代的日本经济基本是在长期萧条中度过的。在这漫长的30年中，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均只有1%上下，与高速增长时期的10%左右形成鲜明对照，可谓从“天上”一下子摔到了“地上”，“增长奇迹”带来的昔日辉煌黯然失色。日本社会各方急切期待“令和新时代”能为日本带来新的光彩、新的希望。安倍首相也公开表示，“决心与国民一起开拓充满希望的新时代”。但是，年号转换并不意味着一下子“旧貌换新颜”，“令和时代”必然要全面继承“平成时代”留下的一切，包括直接影响中日经济关系的对外开放布局。

应该看到，步入“平成时代”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萧条，对外经济关系或开放布局却在发生全面、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也将对日本“令和新时代”的开放新布局奠定基础、产生影响。特别是2012年安倍首相第二次上任后，在新旧“安倍经济学”的框架下，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与开放布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及其对“令和新时代”的前导性影响，更值得高度关注。总体上看，“平成时代”已在形成、“令和时代”仍将延续的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与开放布局的新变化，集中体现在如下几大层面。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似应契合这些重要层面的新变化。

(一)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

日本国土狭小，国内资源与市场相对匮乏。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在“贸易立国”战略指引下，依靠迅速扩大的对外贸易来主导和带动的，形成所谓“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贸易失衡日趋严重，尤其是对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导致日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1985年9月美国主导签署“广场协议”，成为战后日本对外经贸战略被迫转型的主要标志。此后美国逼迫日本共同强力干预外汇市场，导致日元急速升值，对日本对外经贸关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企业对外贸易竞争力严重受损，贸易立国战略遭遇严重阻碍;另一方面，企业对外投资效益显著提升，投资立国战略迎来良好机遇。受此促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快速增长，1985—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51.1%。伴随对外投资迅速扩大，对外投资收益急剧增长，到2005年日本迎来对外经济关系转型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日本的所得盈余首次超过贸易盈余。这意味着日本从对外经济关系中直接获得的最大利益，开始从对外贸易转向对外投资。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在2005年4月19日发布的《21世纪展望》中，首次提出要实施投资立国战略，并在翌年经济产业省发布的《通商白皮书》中，对投资立国战略进行了系统阐述。日本投资立国战略的最新动向，是作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政府在其《日本再兴战略》中，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对外投资的战略举措，包括推动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走出去”等。而作为对外经济关系越来越倚重投资立国的可量化指标，是在日本的经常收支构成中，所得盈余规模越来越大，比重越来越高。如图5所示，2000—2019年，日本的所得收支盈余由714.2亿美元猛增至1924亿美元，增长了1.69倍，而贸易收支盈余却持续缩小，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了赤字。

值得得注意的是，日本推出和推进投资立国战略，并非要取代和放弃贸易立国战略，而是在继续推进贸易立国战略的同时，强化投资立国在对外经济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并与贸易立国战略形成相互补充和支撑。正因如此，日本经济产业省才在2006年的《通商白皮书》中提出投资立国战略后，翌年又在一年一度的同名白皮书中进一步将其表述为“贸易投资立国战略”。从“令和新时代”的走向看，日本仍将继续实施贸易立国与投资立国并重的对外经济战略。因此，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契合新时代日本贸易立国与投资立国并重的对外开放新布局。

(二)从对外投资到引进外资

日本国际投资政策自身的调整更加明显。战后很长时期，日本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极其严格，无论是对外投资还是引进外资。“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对外贸易遭受严重阻碍，对外投资开始得到鼓励和支持，但对引进外资的限制仍未明显松动。此后长期鼓励对外投资而限制引进外资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国内产业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直到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才在继续推进对外投资战略的同时，开始鼓励和支持引进外资，逐步形成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的国际投资战略。其中最应予以关注的，先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2001—2006年)推出的“引进外资倍增计划”，后是现任安倍政府为扩大外国企业对日投资和促进产业回归本土做出的巨大努力。2013年安倍政府在《日本再兴战略》中明确提出，要通过政策鼓励和体制调整，到2020年将引进外资扩大至35万亿日元，并于翌年启动了“对日直接投资推进会议”。从实际效果看，日本引进外资的效果仍不十分明显，与其对外投资仍然存有很大差距。如图6所示，直到2018年末，日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仅有2781.8亿美元，仅相当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16.9%。更加高效地推进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并重的国际投资战略，进一步加大引进外资力度，创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环境，仍将是“令和新时代”日本对外开放新布局的主要方向。

构建契合日本开放新布局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需要在继续稳定和扩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同时，充分利用日本鼓励引进外资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大中国企业的对日投资力度。而日本方面鼓励引进外资的战略选择，恰与中国方面鼓励对外投资的战略选择形成良性互动。应该看到，在扩大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存有巨大差距，从而也存有巨大潜力。直到2019年末，中国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累计仍仅有48.6亿美元，不仅与美国、荷兰、法国、英国等对日投资大国相距甚远，甚至与新加坡、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对日直接投资格局中的地位，与其作为全球第二或第三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三)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

日本传统的对外经济布局，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和主体的。但如前文所述，到20世纪90年代，面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及其在全球经贸格局中比重和地位的快速提升，日本不得不对其对外经济布局进行重大调整，越来越重视发展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贸关系。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18年版《通商白皮书》，集中体现了日本在对外经济战略布局中越来越重视新兴市场经济体、注重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并重的战略调整。白皮书第二部分以“大变换中的全球经济”为题，分三章重点探讨了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三大新趋向，其一是“数字贸易扩大”，其二就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其三是“中国经济的急剧变化”。关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白皮书认为主要体现为其在全球经济总量尤其是增量中的占比以及在全球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比重快速提升等方面。如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名义GDP总量中所占比重，在2000年仅为20.9%，而到2017年已攀升至39.7%,17年间几乎攀升一倍。同时，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由31.3%攀升至60.5%，同样几乎攀升一倍!在此基础上，白皮书在第三部“施策篇”的第二章中，专门系统探讨了“新兴国战略”。可以预见，在“令和新时代”日本的对外开放布局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并重的战略布局还将进一步强化。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更应契合日本在“令和新时代”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并重的战略布局。与此同时，中日围绕“一带一路”开展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对象也是沿线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四)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

日本是国际多边经济体系的受益者，其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的成功，多得益于相对稳定、自由的多边国际体系。尤其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其以推进贸易立国战略为中心实现的“奇迹般”高速增长，更是建立在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和稳定有序的多边金融体系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日本政府与经济界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多边体系，以确保其高度倚重的外部国际经济环境的稳定。面对当前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盛行和逆全球化暗流，日本在总体上依然坚持维护多边自由经济体系，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安倍2019年1月28日在第198届例行国会上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也再次强调“日本必须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特别值得关注的最新动向是，在继续维护国际多边经济体系的同时，日本又在构建区域合作框架方面连续发力，多面出击，一举占得区域合作布局的战略先机。尤其是在2018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频繁出手并连连得手:首先是在亚太方面，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统领11国于3月8日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亦称“TPP11”);其次是在东亚方面，通过5月9日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对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谈判明显变得积极起来，投入力度空前加大;最后是在欧洲方面，7月18日与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可以肯定，在当前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与开放体系当中，多边体系与区域框架并重的战略已经成型;也可以预见，这一战略在“令和新时代”仍将得到延续和强化。显而易见，日本在“令和新时代”仍将延续和强化的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或者说多边体系与区域框架并重的战略态势，既与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相适应，也与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相呼应。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必须与之相契合，从多边体系和区域框架两大层面加强中日之间的同步协调。

(五)从美国中心到多元拓展

战后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始终是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日美基轴”在其开放布局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无论在对外贸易、内外投资还是在技术引进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其他重要层面，都显现强烈的“美国独大”色彩。这不仅与美国在战后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相关，更由日本与美国独特的同盟关系来决定。日本在政治安全层面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也必然反映在经济贸易层面。但到后来，伴随日美经贸摩擦的持续激化，日本也开始改变其对外经贸格局中过度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在继续稳定日美经贸关系的同时，积极推进多元拓展的对外经贸战略，并取得显著成效，从而逐步形成美国中心与多元拓展并重的对外开放新布局。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向多元拓展推进，主要朝着如下方向展开:一是在大国关系中平衡中美;二是在地缘分布中注重东亚;三是在发展格局中重视新兴市场;四是借助日欧EPA积极发展与欧盟经济关系;五是确保中东地区石油供应稳定;六是积极拓展南亚和非洲市场;七是巩固与拉美的传统经贸联系。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前三大拓展方向。就当前日本的出口市场分布看，美国、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大致均衡，2019年分别占到19.8%、19.1%和20.4%，合在一起，已占到日本出口总额的60%。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必须契合新时代日本对外开放新布局的这一重大变化。

五、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大局已定，摆在中日双方决策层、战略界及相关各界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顺利开局?经济关系是基础，是“压舱石”和“推进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也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实现良好开局的新要求。从既往历史进程、当前现实问题和未来总体走势看，应将重心放在如下三大层面。

(一)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

从一般原理或基本常识看，经济关系是基础，决定政治关系;经济互利促成政治互信，政治互信反过来推进经济关系发展，强化经济互利基础，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但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互动态势，又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直接干扰，出现明显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从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利的互动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当处于良性互动态势时，中日关系发展就比较平稳和顺畅;反之，当处于恶性互动态势时，中日关系就会出现波折，就会停滞甚至倒退。若以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互动态势为标志，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近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史，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为“政热经冷”阶段;80年代为“政经双热”阶段，史称中日关系“蜜月期”;90年代为“政冷经热”阶段;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小泉执政时期和野田政府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则陷入严重的“政经双冷”状态。以2017年5月日本派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标志，中日政治关系开始转圜，经济关系也随之回暖，逐步形成所谓“政暖经温”态势。当前中日经济关系的回暖态势，可从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得到明证。统计数据表明，中日双边贸易在经历连续五年的负增长后，2017年开始转为10.1%的正增长，2018年仍然保持这一势头，增长率达8.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结束连续四年的负增长，2017年增长了5.3%,2018年更增长了16.5%。

为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良好开局，必须实现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良性互动，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如前文所述，在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十点重要共识中，之所以专设两条(第四条和第九条)从多层面强化双边经济合作，夯实两国政治互信的经济基础也是应有之意。但在进入2019年后，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贸易投资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中日经济关系转暖的势头也受到严重冲击。中日双边贸易到2019年又转为3.9%的负增长，其中中国对日出口为-2.6%，自日进口为-4.9%。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对中日经济关系造成剧烈冲击，1—4月，中日双边贸易的降幅进一步扩大至4.9%。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在中日经济关系的传统领域，相互依存和互利关系长期呈明显的弱化态势，从而导致中日关系中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逐步趋于弱化。从中国方面看，无论是对日贸易依存度(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还是对日外资依存度(日资占引进外资比重)，都呈显著下降态势。如图7所示，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在1985年曾高达27.2%，而到2019年已降至6.9%，下降20个百分点以上，目前仅及当时的1/4。中国的对日外资依存度，在1990年曾高达14.4%，目前已不足3%。从日本方面看，其对外贸易投资对华依存度的提升势头近年也有明显变化。如图8所示，其对华出口占比持续提升，到2009年超过对美出口占比，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11年该比值升至高点19.68%，比第二位的美国高出4.37个百分点，之后即开始出现波动，到2013年第一出口对象国又让位于美国，到2015年占比降至17.49%，比第一位的美国低了2.65个百分点，2018年一度稍超美国，2019年为19.09%，而对美出口占比为19.82%。另外，在日本对外投资布局中，中国的地位近年也呈显著下降之势。2017年、2018年和2019年1—5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分别仅相当于其对东盟直接投资的49.8%、36.1%和39.4%。

为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良好开局，摆在双方政府、战略界及有关各方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一方面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扭转或延缓在上述传统领域的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弱化趋势，另一方面更应积极拓展中日经济合作新领域、新空间，在节能环保、现代农业、老龄康养、财政金融、科技创新、对日投资等新领域加强合作。

(二)顺应实力对比关系与相互依存地位的巨大变化

尤其重要的是，在努力夯实中日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的同时，还必须正视和顺应在经济互利层面上双方实力对比与相对地位的巨大变化。恢复邦交正常化后的20世纪70—80年代，是中日政治关系的“蜜月期”。此时的中日经济实力与相互依存地位，最显著特征是“日强中弱”。尤其是恢复邦交正常化的70年代初，日本刚刚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加之在19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谓国富民强、志得意满。而当时中国正值“文革”期间，连年的政治动乱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日方国富民强而中方积贫积弱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构成了当时中日政治互信的经济基础。然而，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日两国经济却显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日本经济因泡沫破灭深陷长期萧条，而中国经济则步入持续高速增长。此后很长时期，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徘徊在1%上下，陷入所谓“1%增长时代”，而中国在近30年间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10%左右。30年反差巨大的经济发展态势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中日经济实力对比与相对地位发生颠覆性变化:越来越由“日强中弱”转变为“中强日弱”。中日关系“蜜月期”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双方尤其是日方能否正视和顺应，即成为现实而重大的议题。如图9所示，在1990年，中国的GDP规模仅相当于日本的1/8(12.7%),2010年超过日本，2019年已达日本的2.7倍。直接受此影响，中日经济仍然是高度相互依存的，但相互依存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21世纪后变化更加显著。如图10所示，根据日本计算，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从2000年的15.6%降至2019年的6.9%，而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的比重，同期则从8.8%升至21.3%。尤其是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更加依赖日本相比，现在早已是日本更加依赖中国。目前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当于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的近三倍!

中日双方都必须正视和适应这一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层面的相应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方面要发自内心地“乐见”和“欢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不能把这一态势视为“威胁”，甚至试图予以遏制。中国方面也不应忘记，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日本曾从多层面给予帮助，尤其不能忘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重要时期。那时的中日政治关系，仍延续着70年代末“蜜月期”的良好发展势头。面对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曾将日本作为学习的主要榜样;中国在开启对外经济开放之路的很长时期，也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经贸伙伴。20世纪70—80年代，中日老一代政治家以极大政治勇气和战略智慧，在实力对比关系明显“日强中弱”的基础上，开启了中日关系史上政治互信的“蜜月期”;目前双方的决策层和战略界更应正视和顺应实力对比关系的“中强日弱”，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新时代政治互信的经济基础，实现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良好开局。

(三)消解疫情冲击，引领疫后合作

作为“压舱石”和“推进器”，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实现良好开局的新要求，中日经济关系所面临的局势并非十分有利，甚至可谓“流年不利”。进入2020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突如其来，对中日经济关系造成剧烈冲击。截至目前，疫情还在继续，其造成的剧烈冲击尚难最终判定。就迄今可以看到的影响而言，集中体现在如下几大层面:第一，由于疫情造成人流阻隔、物流中断、(产业、价值)链条破裂、合作停滞，直接导致中日经贸关系出现严重萎缩。2020年1—4月，双边贸易降幅进一步拉大，达4.9%。第二，疫情对中日两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从供给和需求两大层面严重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双边基础。据IMF 2020年6月24日的最新预测，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而日本经济更将出现5.8%的负增长。第三，疫情导致外部整体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经济停滞、贸易萎缩、投资波动、金融震荡，从多层面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据IMF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将出现4.9%的负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下降8.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降3.0%。第四，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更大不确定性，重要产业回归本土、贸易投资保护加剧等动向，将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如有报道称，日本政府已拨出专款，鼓励和资助日本企业撤出中国。

如何消解疫情对中日经济关系的严重冲击，尤其是引领后疫情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行稳致远，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实现良好开局的新要求，尚需中日双方付出巨大努力。第一，为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氛围。在疫情期间，中日双方相互声援、无私相助，谱写出一段“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时代新曲，在后疫情时代仍须发扬光大。第二，顺应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组的大趋势，改善、充实和强化中日产业链、价值链合作。疫情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推进“去中国化”逆流，势必会对中日产业链、价值链合作造成一定冲击和影响。但中日产业合作已有基础十分扎实，在以往依靠低工资、低地价吸引日资的外资优惠政策不合时宜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优化引资政策，积极改善营商环境，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条例，正在为后疫情时代中日产业链、价值链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第三，顺应后疫情时代的产业发展新趋势，加强在公共卫生、医疗保健、老龄康养、绿色发展、现代农业、金融稳定、产业安全、数字贸易等领域的中日合作。第四，继续推进围绕“一带一路”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我们看到，在疫情对中国对外贸易投资总体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投资合作却在逆势增长，后疫情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应乘势而上。第五，疫情进一步凸显出全球多边治理存在的严重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全球治理之争还将持续甚至进一步激化，作为国际多边经济治理机制受益者乃至维护者，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必须加强合作。第六，协调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力争早日签署RCEP，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将成为后疫情时代推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抓手。

（本文转自：《日本学刊》录用定稿）

作者简介：

江瑞平，外交学院卓越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标题：《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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