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商在中国｜对话拉米：中欧贸易前景与全球贸易中的中国角色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自2018年美国宣布脱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对中国加征关税起，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便逐步开始影响全球贸易局势。日本、东盟、欧盟、俄罗斯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先后行动起来，通过区域联合等方式另起合作机制，为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脱钩做准备。

2020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话题仍在继续。在中国就关税问题向世贸组织申诉历时两年后，9月15日，世贸组织专家小组裁定特朗普政府无法证明制裁行为与防止知识产权盗窃这一目的间的真实联系，因此不符合国际贸易规范。

这一裁决大概率不会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实质影响，只会增加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敌意，但却进一步凸显了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秩序亟待改革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决定加紧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中方发言人称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有望在年底达成协定。“坚持和平共处、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协商”是中欧领导人在年内首次最高层级会晤中取得的共识，中欧贸易关系是否能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挑战重重的大背景下实现这一目标？未来的国际贸易环境将会如何变化？中国的参与对国际贸易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9月14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上述问题对国际著名政治顾问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进行了专访。拉米曾连任两届世贸组织（WTO）总干事（2005-2013），目前是欧洲一体化研究智库Notre Europe的名誉主席。在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之前，他曾效力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1985至1994年及1999至2004年间先后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幕僚长与贸易专员，并曾作为最高级会议筹备官员代表第八届欧盟委员会主席Jacques Delors出席七国集团（G7）会议。

多年来，拉米始终关注中欧贸易关系发展。在欧盟委员会任职期间，他亲眼见证了中欧贸易往来的深化，并推动中国欧盟商会于2000年的正式成立。他认为，即使已经过去了20余年，迅猛发展的中国市场对外资仍然极具吸引力。

拉米指出，美国外交中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zing approach）是阻碍中美关系与抑制地区合作的大问题，当前的全球形势需要更密切的国际合作，中国作为有庞大影响力的经济体，应努力实现国内市场的竞争中立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为国际贸易环境优化做贡献。

市场准入是中欧贸易关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澎湃新闻：我们之前了解到，中美贸易摩擦使不少在华欧企蒙受损失，您认为他们是否有对策可以减少这些负面影响？

拉米：美国的一些反华措施，比如出口禁令或采购限制，无疑会牵连到在华经营的欧盟企业。特别是从事科技相关行业的外资企业，禁令带给他们的消极影响最为严重。

这些保护措施其实是美国外交长期存在的特点之一，即治外法权。这类政策远远超出了其本该覆盖的范围，不仅对美国本土企业进行监管，还会波及与美国企业有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企业。

治外法权涉及地缘政治与国际法律，已经成为会引发矛盾的严重国际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在华经营的欧商除了持续呼吁外很难逃过这些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

澎湃新闻：中欧投资谈判协定的商议过程已持续多年，今天（北京时间9月14日）两方领导人也将再次会晤，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谈判进展？

拉米：中欧之间贸易相关谈判的主要焦点一直与欧盟和中国能否在贸易、投资等问题上达成互惠条件有关。想要达成互惠，就必须在双方均可接受的前提下提高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开放程度，因此，谈判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家利益、发展战略与政治敏感问题。想要一国市场无条件向国际投资开放是很困难的，这也正是谈判过程复杂的原因所在。

在我看来，欧盟与中国之间的投资谈判协定如果可以达到类似于“除A、B、C、D、E等条件外，整个市场均向外资开放”的结构，将对双方都更为有利。相对简洁的协定框架有助于简化规则制定的流程，也能为双方再次对话磋商提供更宽泛的条件。

当然，现实中的谈判往往无法如此顺利，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当谈判两方认为这一协议已经大致达到足够的互惠水平时，就会开始附加政治条件。即使到最后一刻，谈判双方都会持续就哪一方做出的让步多的问题进行争论。但是，欧盟与中国也应当充分考虑此次谈判将会向全球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并做出慎重的决定。

澎湃新闻：特朗普政府就贸易问题仍在尝试与欧盟方面进行接触，您认为美国有可能比中国更早与欧盟达成贸易协定吗？

拉米：首先，我并不认为中欧或美欧之间正在谈判的是综合、全面的贸易协定，因为一份标准的贸易协定必须同时涉及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保护，包括制定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与监管措施，这些都会提高贸易成本，是必须严肃厘清的内容。

其次，中欧间的贸易问题与美欧有很大不同。中欧的贸易壁垒主要与市场准入、政府补贴有关，欧盟企业期待能获得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环境，让市场竞争更加公平。但这些问题在美欧贸易中已经在早年得到了解决，美国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干预较少、令人满意的公平市场。

如果说中欧之间的分歧在于生产者保护，那么美欧之间则是在消费者保护方面仍未达成一致，例如贸易标准、法规与安全防范等方面，这些问题比生产者保护更加复杂，并且无法单纯由贸易谈判人员解决，因为消费者保护问题是无法通过贸易互惠条件进行利益交换的。换句话说，美欧之间的贸易谈判必须在相互承认对方市场规则的前提下，找到减少监管差异的方法。

生产者保护与消费者保护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认为他们有着不同级别的政治敏感性，可以分别被称为“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和“预警主义（precautionism）”。后者涉及市场监管规则的求同存异，比前者更难以解决，而当前中欧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在前者。

所有国际贸易合作均应从多边主义层面出发

澎湃新闻：作为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的坚定维护者，您是否认为多极化（multipolarity）不值得提倡？我们在坚持发展贸易多边主义的同时是否需要避免多极化的趋势？

拉米：我认为多边主义与多极化的区别主要在于合作的程度。多极化所营造的是一个各国以极简方式合作的世界，不显著削弱各国主权，并为国际权力竞争留出可供回旋的余地。多边主义所倡导的则是一个主权国家反受主权限制的世界，其中，达成国际共识的制度与规则为全球贸易流通提供统一标准，市场开放、环境问题、健康、人力资本流动等问题也都被放在全球多个国家语境下共同讨论。

这个世界在接下来的发展中究竟会偏向多边主义还是多极化，主要取决于不同主权国家希望达成合作的意愿与能力有多高，多边主义其实就是一种高度合作的多极化。

澎湃新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一种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的趋势开始出现，有学者也曾建议欧盟应开始寻求小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方式，您对此怎么看？

拉米：我不经常用这个词，因为它的涵义其实与我们在传统地缘政治或经济术语中所讲的多元主义（plurilateralism）差不多。

在国际政治中，多边主义指某一集团内所有国家通过各种程序进行合作，条约、机构、外交体系、联合国体系等都是这些程序的具体表现形式。双边主义（bilateralism）指的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的政治、经济或文化协议，与多边主义的差别主要在于参与主体的减少。更小的规模无疑有助于创造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参与主体的合作意愿更坚定，这一特点早已在各种双边协定中体现，例如，缔结双边关系的主权国家通常会为对方提供更加开放的贸易体系。

多元主义则处于两者之间，指的是一些国家因利益契合而愿意将合作关系提升至超过多边主义能够达到的程度，这种关系既能保证两方以上的主体参与，还能避免多边主义合作框架中可能存在的主权遭到侵蚀或限制的风险。

我不认为多边主义、多元主义和双边主义之间存在任何矛盾，它们只是国际关系组织形式的三种层次。但是，达成双边或多元主义都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尊重最低程度的国际多边合作准则。换句话说，追求同一目标的几个国家在合作时应从多边主义合作的层面出发，当他们决定深化合作关系时，再选择双边或多元的方式进行合作，这才是这个系统能够良性运转的逻辑。

目前已有的双边和多元关系基本都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承诺与合作，从整体趋势上强化了多边主义的合作基础。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加强国际合作、改善全球治理，只要多国能在这一框架下合作，结果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改编一下邓小平的那句名言放在这个语境里，那就是，无论是“多边猫”“多元猫”还是“双边猫”，只要能合作就是好猫。

澎湃新闻：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合作领域逐渐开始活跃，如提出“一带一路”的中国以及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东盟国家，您认为这些新来者会对已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贸易领域的世贸组织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拉米：就像我前面说的，只要各国能够尊重已经建立的多边合作框架，新伙伴关系的出现绝对是件好事，它们可以与既有框架形成互补关系。不过，国际社会对近年来的一些区域合作框架存疑，我认为问题主要在于，在这些不同的合作框架下，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程度没有达到预期。

具体来看，大多数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员国比以往更加不愿意在与主权权威相关的领域松口，这种抵触情绪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例如，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国家间价值观和利益偏好的差异化程度有所提升，国家利益难以趋同开始成为一种常态，这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中都将会是个大问题。

对此，我与其他国际政策领域的专家正在积极与巴黎和平论坛（Paris Peace Forum）合作，希望能为这一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澎湃新闻：如果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已经出现变化，当前的世贸体系是否已经无法适应国际贸易领域的需要？中国可以为国际贸易体系的优化做出什么贡献？

拉米：世贸组织最根本的使命就是以尽可能公平的方式为国际贸易扫清障碍。“尽可能公平”就意味着，当地缘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等方面出现变化，世贸组织的标准不可避免需要及时更新，世贸组织成员也必须同意改进世贸组织章程。

例如，与过去相比，世贸组织的规则可以开始着重关注环境问题、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而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经济环境可以提供很好的范本。

另外，竞争中立是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关系中的重要概念，放在中国的立场上，则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在与私营企业竞争时，无论是在本土市场还是海外市场，都不应因政府支持而获得竞争优势，这对健康的国际贸易体系非常重要。

如果中国希望继续开放贸易与投资，就应当接受并实现竞争中立，在政府补贴、市场透明度、政企沟通和经商限制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改变。这并非是希望中国改变其经济或政治体制，也不是要求中国放弃“中国特色”，中国市场无需与任何国家趋同，而是应该考虑为外资提供与“中国特色”兼容并蓄的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