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死霸凌者

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2020-09-25 16: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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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泗翰出狱那天,是8月25日,日头很烈。
二十几个家属在贵州未管所门口等了三个小时。母亲李荣惠不肯到阴凉处坐着,她站在正对大门的地方,好第一时间看到儿子出来。这三个小时似乎比过去的2269天都要难熬。8月25日,家属们在未管所门口等陈泗翰出来。

8月25日,家属们在未管所门口等陈泗翰出来。

陆续走出来50个刑满释放人员,陈泗翰是最后一个。刚出大门,他就被带去一侧的司法车上。父亲陈善坤急了,不顾阻拦地跑过去问,才得知儿子作为假释人员要先到福泉司法所办理手续。
这是陈泗翰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父亲发白的双鬓,他心疼又愧疚,主动去拉父亲的手。陈善坤一惊,怎么孩子的手是冰凉的?车上座位不够,只能让妻子陪同,陈善坤还没来得及跟儿子说上两句话,车就要开了。被落下的他眼巴巴望着,追着车小跑了一段。
想象中的团聚画面没有出现,亲属们只好各自返回车里,路上有人惊魂未定地说,刚刚那几名便衣站在旁边,她以为是李家请来报仇的打手,“我都吓死了!”
李家指的是李小东家。2014年4月30日,李小东等人在校殴打陈泗翰两次,放学后又将其强行拉到校外“单杀”,结果一死一伤。幸存下来的陈泗翰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8年。
这个罪名让陈善坤夫妇无法接受。他们始终认为儿子是“正当防卫”,并打定主意要申诉到底,还孩子一个公道。
而陈泗翰的自责从未停止过。走出未管所的那一刻,他没有开心的感觉,只感到一种“解脱”。他很想忘掉过去,却不知该如何重启人生。小时候的陈泗翰。

小时候的陈泗翰。

霸凌
案发当时,陈泗翰是贵州瓮安四中的一名初三学生,成绩优良,常考进班级前十。在50多公里外的福泉县工作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初一时将他送去瓮安读书,寄宿在他二伯家,因为那边的“教育质量更好一些”。陈泗翰的奖状。

陈泗翰的奖状。

事后陈泗翰总是想,那天如果能早点起床,在外面买早餐,可能什么事也没有。迟到了要被记名,那天他一路飞奔到学校,然后去食堂排队打粉。麻烦就在这一刻找上他。
排在他前面的男生连踩了他几脚,他并不认识这个人,不明白对方为何找他茬,后来才知道此人叫李小东,常同金威那帮人一起玩。金威是留级生,“家里有钱”,是本校有名的“校霸”。
陈泗翰的同学曾向新京报回忆, “校霸”们经常随机打人,以此树立“权威”, 陈泗翰只是被选中的一个。
他问李小东“为什么踩我”,李说“我喜欢踩”。他就把李推开,李一拳打过来,旁边排队的七八个人也围上来一起打他,将他打倒在第一排的桌子上。食堂阿姨斥声阻止,他们才散开。
陈泗翰继续排队,李小东又过来,叫他放学后等着。当他坐下来吃粉时,金威走过来,朝他头上敲了一拳,再次放话威胁。陈泗翰不敢说话,甚至没留意到碗里被吐了一口唾沫。
他们没有等到放学。第二节课后,陈泗翰站在教室门口透气,李小东和金威带了一二十人找上门。李小东拿出一把卡子刀(管制刀具)威胁他,没说几句就开始动手,一群人在走廊里拳脚并用,对他边推边打,一直打到厕所。金威从厕所里拿出一把扫帚准备打他,被陈泗翰的同班同学何冬华制止。殴打持续了十几分钟,其间李小东问陈泗翰服不服,他没回答。
中午放学后,李小东、金威等人把陈泗翰拉到学校附近的花竹园小区,李小东又问他服不服,不服就单杀。金威叫他们一人拿一把刀对杀,“不是你死就是他死”。临走前,李小东说下午还要打他。
陈泗翰回家晚了,进门时没有像往常一样打招呼。二伯和二伯母见他低着头不说话,以为是考试没考好。他们急着赶班车去亲戚家吃酒,没留意到他脸上的淤青和额眉上的伤口。
等大人走后,表哥蒋宏、表姐蒋莉问了两三次,他才肯讲。蒋宏问他被打了为什么不找老师,他说找老师会被欺负得更惨,并一再强调下午他们还会来找他麻烦。他们仨本计划放学后一起回福泉过五一,蒋宏就说下午来接他,让他不要出校门。
“我第一反应就觉得学校肯定是安全的,如果他们真的在学校动手,可以去找老师或者门卫。”蒋宏说。
蒋家兄妹属于专注学习的那类“好学生”,从小到大没经历过这种事,以为只是同学之间的小矛盾。事后蒋宏特别懊悔,如果当时把问题想得严重一点,多一句嘴告诉大人,可能就不会出事。
但陈泗翰不想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告诉老师或许能暂时躲过一劫,却又怕对方受到惩罚后会变本加厉地报复,老师也不能保证他每天的安全。况且马上要中考了,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对他来说,顺利考完试才是最重要的。
下午,陈泗翰故意等到打铃了才进教室。听同学说,李小东们刚刚又来找他了。上完第一节课,他打电话问蒋宏几时过来,蒋宏说还有一节课。后来蒋宏回想这个细节才意识到,那个下午甚至那一整天陈泗翰都在恐惧中度过。
没想到四中提前放学了,在一中读高三的蒋宏还在上课。陈泗瀚不敢出教室,几个同学陪着他等。五点左右,金威强行把他从教室里拉出来,从五楼拉到一楼,与李小东等十几人会合,然后把他带到附近的虎鹰扎啤店。瓮安四中新校门。

瓮安四中新校门。

那是一段300多米的路,途经许多商铺。陈泗翰没想过求助,“谁能帮你?”也不敢逃跑,怕被逮住。在当时有限的思考里,他只能预想到自己会被打一顿,而他能想到的唯一脱身办法,就是表哥快点过来接他。他轮番给表哥、表姐和二伯家座机打电话,但都没人接。陈泗翰的同学们远远跟在后面,没人敢上前劝阻。
金威、李小东等人将书包和校服放在虎鹰扎啤店里。上一届的“校霸”阿龙在这家店打工,这是他们聚会和敲诈欺凌学生的“地盘”,旁边有一条进入花竹园小区的巷道,两面高墙,没有监控。当年没有监控和门禁的花竹园小区,如今也装上了大门,设置了门卫岗亭,外人不能随意进出。

当年没有监控和门禁的花竹园小区,如今也装上了大门,设置了门卫岗亭,外人不能随意进出。

等到五点半,蒋宏还没来。李小东拽着陈泗翰的衣领往花竹园巷道走。陈泗翰不愿意走,李小东说:“你再不走的话,我过10秒就踢你一脚。”并叫人计时。
被打之前,他还听到阿龙对李小东说了一句:“你不把他杀到,不要来见我。”
“互杀”
没有人看清楚,陈泗翰和李小东究竟是怎么“杀”起来的。也没有人看见,陈泗翰被拽入巷道前一刻,同年级的贺翔偷偷递了一把刀给他。
贺翔对警方称,他与何冬华关系要好,当天何冬华叫他去现场帮陈泗翰,所以他把刀递给陈防身。
一审判决书对递刀细节的描述是:贺翔趁机将身上的一把卡子刀递给陈泗翰,陈泗翰左手接过卡子刀后将其放在衣服口袋里。
而陈泗翰的供述略有不同:贺翔拉着我的左手,我感觉他放了什么东西在我左边的校服口袋里,放完后还拍了一下,叫我注意一点。
当时他的右手还拿着手机给表哥打电话。蒋宏回忆,放学后他在路上接到陈泗翰的电话,得知他已被拖到了校外某地,便叫他不要挂电话,但很快那边就没人说话了,只听到一些奇怪的杂音。
陈泗翰一直没挂电话,他称自己左手摸口袋,摸出一把刀,当时刀是半开着的,他没用过这种刀,不知道怎么合上,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怕被对方看见,他慌忙把刀背在屁股后面,左手还因此划伤了。
随即,李小东冲上来,挥着右拳跳起来打他的头,他下意识用手去挡,不知怎么的,李小东右侧锁骨下方被他左手上的刀戳到了。尸检报告显示,此创口未伤及胸腔脏器。
两人各退一步,李小东指着流血的伤口说“这是要哪样”,并用右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卡子刀,冲他杀来。他用拿刀的左手压制对方的右手,拿手机的右手则压制对方的左手,近身搏斗间,忽然感觉左后背一凉,情急之下他用力甩开对方,并刺到了对方的胸口,然后转身逃跑。
他不知道,身后的李小东持刀追出几十米后,倒在了地上。
蒋宏记得,电话那头的杂音持续了一两分钟,就听到陈泗瀚说:“哥,我被杀了。”约四五分钟后,他在一个路口遇到了受伤的陈泗翰。
陈泗翰用右手捂着左背上的伤口,往二伯家方向狂奔了七八百米,见到表哥后,他像是卸下一口气,一头靠在表哥身上,瘫软在地。蒋宏看他后背流了大片的血,让他赶紧报警。但他当时呼吸困难,说不了话,蒋宏便把他扶到附近的治安岗亭报警。这个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求助而非自首。
一审法院也没有采信过失致人死亡的辩护意见,理由是:陈泗翰明知与李小东打架会发生伤害的后果,在李小东等人邀约之下,还准备了一把卡子刀放在身上。当李小东用拳脚殴打陈泗翰时,陈泗翰最先掏出卡子刀刺伤李小东。
陈泗翰记得,一审庭审时,审判长先后念了贺翔、何冬华的证词。贺翔的证词提到陈泗翰主动问他要刀,他当庭提出异议,辩称从未跟任何人要过刀。
李荣惠夫妇怀疑贺翔的证词作假。他们称,事发后不久去学校找过贺翔,问他为什么递刀,贺翔怕被录音,把他们俩的手机放到远处,才说:“嬢嬢,我是看陈泗瀚被打得太可怜了,我才递刀给他。”
关于校门口的细节,陈泗翰回忆的版本是这样的:金威等人挟他出校门后,他在下坡处站着不愿走,他们就在旁边守着他,这时贺翔主动走过来,问他有没有刀,他说没有,贺翔二话不说就跑了。
六年来,陈泗瀚一直纠结这个问题。不申诉也无妨,但他必须澄清这一点,“我没有跟任何人要过刀。”他重复了几遍。
2018年与律师林丽鸿第一次会见时,他特别提到了此事。林丽鸿去瓮安县人民法院要求查看庭审录像,被告知没有录音录像。而庭审笔录是在看守所里签的字,没有监护人在场,程序不合法。
所谓的“邀约”打架,陈泗翰也无法认同。
判决书上三次提到同一个细节:李小东等人问他服不服,他说不服。前两次出现于检察院的指控和法院的认定,时间是下午放学后,第三次是他本人的供述,时间是中午放学后。何冬华的证词则提到,中午放学后,李小东问陈泗翰到底想怎样搞,他说要么单挑,不单挑下午再说。
对此陈泗瀚否认称,李小东等人确实多次问他服不服,但他始终没有搭腔。中午放学后也是对方提出单杀(与金威证词一致),他一直不同意。
林丽鸿历经波折调阅卷宗后发现,贺翔等证人证言三次都不一样;陈泗翰的三次供述也不一样,部分事实不清。一审辩护律师王雯征也提到,关于谁先捅刀的细节,只有陈泗瀚本人的供述,没有其他佐证。
陈泗瀚告诉澎湃新闻,第一次审讯是案发第二天在医院进行的,当时他术后刚刚苏醒,眼睛还睁不开,戴着氧气瓶,说话很困难。第二次是一周后妈妈背着他去公安局做的口供,他身体尚未痊愈,只穿了一件睡衣,审讯室里“特别冷”,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2点,早饭午饭都没吃,他想着“快点摆脱”,可能没有仔细核对笔录就签了字。
尤其在“互杀”细节上,他的记忆比较混沌。第一刀究竟是怎么刺到对方的,他也搞不清楚,他对警察说是对方跳起来打他时自己戳到的,警察并不相信,反问:“你不杀他,他会杀你?”
这是陈泗瀚不愿申诉的原因之一,因为拿不出证据,所有辩解都是无力的。“哪怕我是对的,我没说谎,都没用。我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一审后,陈泗翰在看守所里写给家人的信。

一审后,陈泗翰在看守所里写给家人的信。

失控
案发当天,李荣惠早早把饭做好,等孩子们回来。一直等到五点多,噩耗降临。
赶往瓮安的路上,他们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再不做手术,你儿子就等不到你们了,“最多20分钟”。李荣惠脑袋一嗡,陈善坤也蒙了。四姐抢过手机说马上做手术,到了再补签字。
赶到时手术已结束,人还在昏迷中,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晚的胸片报告显示左肺被压缩约75%,经县公安局法医鉴定为重伤二级。案发当晚,陈泗翰的胸片。

案发当晚,陈泗翰的胸片。

案发当晚,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案发当晚,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但两个多月后,县检察院委托贵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中心再次鉴定,结果改为:左肺压缩约50%,属轻伤一级。
李荣惠给儿子擦身时发现,他周身都是淤青,医院的检查报告称其“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最让她心疼的,是儿子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妈妈,我不知道是怎么跑出来的。”
在医院取保候审的陈泗翰,仍心心念念备考。住院期间,同学们几乎每天去医院把复习资料带给他。身体好转后,他提出想上学。警察同意了。
第二天,他扒着妈妈的肩膀去了学校。下午,李荣惠来到学校门口等他放学,其间跟一个炸洋芋的阿姨聊天,阿姨说她儿子也曾在四中读书,被同学欺负得辍学了。
接到陈泗翰后,李荣惠看到几个黄头发的少年在马路对面,心里隐隐不安。 “妈妈,金威就在马路对面。”儿子突然开口。她一看,那人直直盯着陈泗翰,凶狠的眼神带着恨。她察觉到,儿子扒着她肩膀的手在颤抖。回到医院后,她把情况告诉警察,警察说安全起见,以后还是不要去了。
2014年5月中旬,警方安排双方家属调解,在陈善坤的印象中,这次见面很平和,“过后就大变样了”。
6月9日,刚过完15岁生日的陈泗翰接到逮捕通知。李荣惠称,警察当时安抚他们说“先关着”,因为“死者家闹得很凶”。
蒋宏去公安局做笔录,听警察讨论此案时提起了“6.28”事件。2008年,瓮安一名初二女生与同学外出时溺水身亡,家属对鉴定结果不满,坊间也出现各种传言。6月28日,死者家属拉横幅上街游行,最终演变为一起针对党政公安机关打砸抢烧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六年过去,“6.28”的阴影仍未褪散。
四中学生说,李小东和金威曾因打架被学校处分过,开会时还在台上亮过相,金威的口供也证实他和李小东、阿龙一起打过几次架。
陈善坤很纳闷,学校为什么要给李小东开一个“在校表现良好”的证明?当天陈泗瀚在学校被打了两次,为什么没有老师发现?事后他们找了学校至少10次,始终没有见到校长,也找过教育局两次,无功而返。
7月份第二次调解,陈家人下跪求情,李家不同意,在公安局里闹。
李荣惠回忆,一审时,陈泗瀚最后陈述时向死者家属道歉悔过,对方开始闹场,像要冲下来打陈泗瀚,庭审不得不匆忙收场。辩护律师王雯征也记得,庭审时李小东的父亲情绪很激动,不过庭审还是按程序走完了,并没有仓促结束。
李荣惠以为还会开庭,等了一个多月,天天去法院门口守,有一次终于守到了法官,李荣惠追着他问多久开庭,他没回答,只说别人家的人死了,她说别人死了也有个前因后果,假设我家孩子没抢救过来,我去找谁?对方不说话了。
他们也私下联系过李家,希望求一份谅解书,这关系到陈泗瀚的量刑。但李家不肯见面。数月后领到判决书,一看,8年。李荣惠在家哭了一天。
一审法院同时认定,本案的发生,系被害人主动挑起事端,被害人有明显过错。
民事诉讼时,李家起诉了陈家和贺翔家。陈泗瀚担心班主任会受牵连,让父母不要起诉学校,所以陈家只申请追加了金威等人为被告,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后判决金家、贺家分别赔偿8.7万,陈家赔偿15.2万,其中11万在事发当晚就给了李家。
宣判后,金家不服要上诉,李荣惠指着金父说:“你还好意思上诉,你家金威有什么权利打我儿子?”
她心里有冤气,不愿再拿钱,也拿不出钱。家里本就没什么积蓄,之前给的11万里有6万是政府补偿,5万是跟亲戚借的。那段时间孩子住院治疗、请律师等,花了不少钱,不得不抵押房子贷款。出事后她一直请假,没多久就被工厂解雇了,仅靠丈夫一人工作,维持生活。
2017年未管所打来电话,说如果不交完赔偿余款,陈泗瀚就无法减刑。他们又东借西凑,筹到四万多。
在法院执行庭办公室里交完钱后,李荣惠与陈善坤妹妹跪在李小东父母面前,求他们写一份谅解书。其实案子已结束,谅解书也不能改变什么,他们只是想给孩子 “一点希望”。但无论怎么哭怎么道歉,对方都无动于衷。
李小东的父亲至今恨意难消。今年7月,澎湃新闻联系到他,他拒绝了采访,并放话说要报复陈泗瀚。李小东的母亲则通过伯母向记者转达,她心情不好,不想见人。伯母说,电话里她一直在哭。
伯母对李小东的印象基本停留在初中以前:李小东和姐姐从小很乖,干活勤快,成绩也不错。镇上没有中学,姐弟俩初中去了县城读书,因为离家远,父母给他们在县里租了个房子,有空会去看他们。
出事时,李小东的父亲在煤场拉煤。儿子离开村庄去县城上学,经历了什么,父子俩也许并没有太多沟通。“我也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欺负别人,出了家门我就管不着了,一定是学校没有教育好。”在“谷雨”的采访中,他表示,从前他都是严加管教,有一次打儿子把棍子都打断了。他也不认可“正当防卫”,因为第一刀是陈泗瀚先杀的。李小东老家。

李小东老家。

民事法庭上,李荣惠是自己辩护的。她说,在座的都是为人父母,都有儿女在外面读书,如果说陈泗瀚犯了多大的错,要判8年,还要赔这么多钱,那换作你们自己的孩子,一天被打了那么多次,你们作何感想?说完庭上很安静。唯独李小东父亲头一歪,回了句:“反正我家的死了。”
那一刻,她的愤恨无以复加,但胸腔却像被死死堵住一般,什么也吐不出来。
申诉
一审后,陈善坤夫妇找了一个更有名的本地律师,对方信誓旦旦地说肯定会改判,改成防卫过当,顶多判5年。两人都听蒙了。
上诉时,他们提交了陈泗瀚的医院检查报告、全身是伤的照片,以及四中学生请求法院轻判陈泗瀚的联名信。
这封联名信是一审判决后陈泗瀚的同学自发写的,共有56名学生签字按手印。信上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他曾经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一名积极向上的同学,更是这起事件中的一个受害者,一个需要你们保护的受害者。”
二审没有开庭,维持原判。
此后两年,没有工作的李荣惠背着包到处递申诉材料。材料是300元请人写的,复印一张两毛,这几年光复印就花了上千元。
陈善坤则一天到晚盯着判决书看,逐字逐句反复琢磨,那几页纸都快被他翻烂了。“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有限,哪怕差一个字,意思都不同。”
李荣惠跑了几十家律师事务所,都说判重了,但没人愿意接。她也知道本地律师的局限性,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走到哪儿都想问问,懂法的人对这个案子的判断,跟他们想的有多大区别。既然区别不大,就要坚持下去。
坚持并不容易。材料要么递不上去,要么没有音讯,唯一有回音的是州检察院——打电话叫她把材料拿回去。她走了很远的路,拿到材料后,双脚突然没了力气,蹲在地上哭了一场。
头两年,母亲和姐姐们担心她抑郁,每天轮流守着她,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很多时候,她要不停地暗示自己“我的小孩还在,只要他活着就好”,内心才能获得短暂的平静。后来为了转移注意力,她打了两份工,每天忙得很累,晚上好睡一点。
陈善坤的状态更差一些。他原来是一个能说会道、善于张罗的人,孩子出事后,他的嘴变笨了,记忆力退化了,“像变了一个人”。他的身体也不如从前,经常头晕头痛,有时痛到心慌、呕吐,医院检查为脑供血不足。李荣惠觉得他是想太多了,休息不好。有时候他半夜起来,走来走去,把她吵醒,最后两个人都睡不着。
每月一次的探视机会,每次半小时的会见时间,来回要赶90多公里路,他们从来没有缺席过。每次进未管所,他们会先看墙上的公告,表现好的名单里经常有陈泗瀚,但减刑名单里总是看不到他。
有一次,他们参加未管所的帮教活动,可与孩子面对面地吃一顿饭。走的时候,李荣惠回头看,发现儿子正沿着二楼窗边跟着他们走。那一幕让她无比心痛。
陈善坤一直觉得对不起孩子,身为父亲,没有教过孩子如何保护自己,出了这样的事,又因为自己的无知,没有给孩子争取到好的结果。
“故意伤害”这四个字,就像一把刀,扎在他们心上。
2018年,他们看到昆山反杀案的报道,决定无论如何要找一个好律师申诉。李荣惠在网上咨询了一些北京的律师,把起诉书和判决书发过去,仍只得到口头安慰。直到林丽鸿对她说:“我接了。”简单的三个字,差点让她眼泪掉下来。
今年9月3日,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双方因琐事发生冲突,冲突结束后,一方又实施不法侵害,对方还击,包括使用工具还击的,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不能仅因行为人事先进行防卫准备,就影响对其防卫意图的认定。”
林丽鸿告诉澎湃新闻,她接这个案子,不仅因为它是典型的正当防卫案,更因为它呈现了校园暴力最悲惨的一种结局。“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我不惜一切代价给他翻案,就是因为他代表太多人了。”
出事后,陈善坤的手机里存了很多校园暴力的视频,有些画面极其残忍。李荣惠不敢看那些视频。她曾经目睹过一次校园暴力。一审后的某一天,她去二中附近的二伯家拿联名信,在楼下看到一群初中生在打架,二三十个人打一个,有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约三十公分的西瓜刀,表情凶狠。被打的那个孩子被一脚踢到她面前,口鼻都在流血,眼神无助地看着她。她赶紧开门上楼报警,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要是陈泗翰被打的时候,有一个人报警,可能他们都会得救。”李荣惠说。
林丽鸿能够理解陈泗瀚当时不敢告诉大人的心理,因为大人通常只告诉小孩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却没有告诉他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但我们曾经也是孩子。”
幸存者
入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陈泗翰非常消沉。
事发第二天,他在病床上苏醒过来,听到李小东死亡的消息后,哭了。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感受,很复杂,难过、害怕、内疚都有,唯独没有怨恨。
一夜之间,命运将他变成一个“手上沾血”的人,他除了接受,别无选择。“没办法。”他总是说。
他在看守所里待了9个月,心里一直是慌的,见谁都怕。父母透过电视机一样的视频窗口,看到他又黑又瘦,却不敢流泪。
有段时间,他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偶尔闪现过轻生念头。他能做的只有转移注意力,看书、弹吉他、发呆。
他经常发呆看天,看云朵缓慢地移动。天空以广阔给了他些许安慰,他希望安慰到同样痛苦的家人,在信中他写道:“想我的时候多看看天,也许我也在看。”陈泗翰在看守所里写给父母的信。

陈泗翰在看守所里写给父母的信。

他努力想要忘记李小东以及那天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其实他并不记得李小东的样子,那天他几乎没有正眼看过对方,一直在躲避对视。有时梦到自己被打,那些人的脸都是模糊的。
相比父母的郁愤不平,他更多的是自责。他始终觉得,即便是对方挑起的事端,即便有被霸凌的情节,自己的过错也无可推卸。
他反省,如果当时自己“圆滑”一点,回一句 “服了”,或者冷静一点,找个机会逃跑,可能也没多大事。而且刀是他捅的,人是他杀的,即便申诉能在法律上改判他无罪,但在道德上,他觉得自己并不无辜。
他也被坐过牢的罪耻感包裹,不太敢面对亲戚和同学。出狱当晚,他跟昔日最好的同学之一视频通话,感受到彼此的差距,没聊多久就挂了。在此之前,他基本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封同学的信,他们跟他分享高中的生活、大学的烦恼,但他在狱中却没什么可分享的,不知道写什么。看守所时期,同学们给陈泗翰写的信。

看守所时期,同学们给陈泗翰写的信。

8月25日,陈泗翰出狱后,亲属们在瓮安老家为他接风洗尘。

8月25日,陈泗翰出狱后,亲属们在瓮安老家为他接风洗尘。

他今年21岁,如无意外,本该跟同学一样上大学。他在未管所里考取了法律专业的大专文凭,曾有过重新读书的想法,他写信给林丽鸿说,“至少我还不想浪费掉这寒冷的年华。”
出来后,他才发现读书的想法不太现实,虽然亲戚和律师都愿意帮他谋出路,但提起未来,他仍然感到迷茫。
“一张白纸上面有一个黑点,大家注意的还是白纸上的黑点,不可能去注意其他白的地方。”陈泗瀚谈论自己时异常冷静,并习惯性礼貌地微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今年春节前,陈泗翰写给林律师的信。

今年春节前,陈泗翰写给林律师的信。

(除陈泗瀚、李荣惠、陈善坤、林丽鸿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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