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社区·治理｜从地球意识反思社区营造

帮贵妇改善社区环境算不算社区营造？带着“自己的”理想方案找落地算不算社区营造？社造与社工有何不同，或是否一定要不同？这些灵魂拷问没有直接答案。但社造界有一共识：社区营造是培育有温度、有责任心的公民的公共领域。从这个定义来看，只要是增进这个方向的，都是社区营造，无分性别、财富、阶层、行业；公共人与公共领域是程度问题，不是绝对定义。

然而，“社区营造=增进公共领域”这一定义中，仅“增进”便比我们想象得复杂。所谓“更好”，是谁的更好？它涉及到公共领域这张桌上的各路人马其各自的“更好”定义（且不论尚未上桌的潜在者）。社造界伙伴的社造路径各个不同，有专注于自家社区的，有经营社造基地的，有从制度面抓起的，殊途同归的是：社造初始至少是居委会、热心居民、专业者之间的合作（“三合一社造团队”），随后横向争取更多居民参与认同，并向上涉及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支持。

泉州社造开辟竞争性的“自下而上”渠道以产生试点，试点“三合一社造团队”经由项目孵化配置政府的社造补助金，亦即——社造团队必须在公共资源分配中营造公共性。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争取资源是社造团队团结参赛的动力，赛后分配资源则成为了社造团队的内外部矛盾之源。

从部门而来的社造资金自然有其部门“更好”的定义：组织部——基层治理能力、古城办——发展与保护的共识、城管办——按照城市管理意志的自管理。

竞赛的目标是输赢，基层总能迎合部门要求学着表现出认同社造价值的群众工作能力；民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仍认为“营造=硬体建设项目”，索要可立即兑现的“实惠”，譬如帮我修老房子、给老人会更多的活动空间自用或出租、给我送温暖；专业者虽具公共意识，却因专业边界的画地自限而停滞于抽象的、无脸的、无处落脚的公共领域。

当公共资源分配回避有脸有血有肉的“复数的人”时，人们假装和谐；当直面复数的人，则不可避免需直捣矛盾，那么各持己见的“更好”是否只不过是本位主义的惯性偏见？复数的本位主义有可能产生共识以增进公共生活吗？

正如新冠病毒，这些根本问题不断地变异为各种具体问题考验着我们的信念和解决能力，我们每每在Hey Jude这首歌的“better better better”到尖叫中得到抚慰。

新冠疫情的隔离，剥夺了公共领域的物质基础；社造退至线上社会领域作为代偿，可及，但不真实、片断、瞬间消散。我们的生活由个人领域、社会领域、公共领域、政治领域组成，也许可以这么简单定义：私人领域是初级人际关系，亲人朋友这一范畴；社会领域由社会载体所定义，譬如工作、事业、兴趣爱好社团；公共领域是陌生人之间的公家的事，因而批判意识、舆论、公理、正义是其内涵；政治领域是公共治理权力的安排与实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行政管理。

防疫如应战，严格防疫使得行政管理领域侵入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严重萎缩；当我们不再能侃侃而谈公共领域时，我们不得不归零检查社造是不是更应该从“需要之处”入手。

我们大约盘点了人们在疫情期间的社会生活的变化。

人群A，就业者：因疫情停工或在家办公，成为了家庭主妇/煮夫，必须陪/管小孩上网课，过上了“私人领域密集化、工作领域线上化”的生活。

人群B，家庭主妇/夫：原本家人上班上学就是自己的自由支配时间，玩广场舞、棋牌、南音、话仙；疫情期间不仅不能聚集，还因为家人都在家，时间都被煮三顿饭绑死了，本有之社会生活断档。

人群C，独居老人：本就欠缺社会生活，疫情期间或子女同居照顾，家庭生活质量提升；或孤独恐惧，居委会和社工入户送温暖缓解之。

人群D，儿童青少年：需要与同侪在一起混、结伙、游戏、探索，城市空间本已就无法满足其需要，疫情禁足更可谓“社会化退化”，后以网课代偿。

从这个盘点，可推论疫情中的社造策略是：为社会生活的缺失或退化“减损”，以线上代偿作为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终究是临时性的，线下公共生活才是健康社会的根本基础。完整的人、健康的社会，真实接触不可或缺，现场无可替代。

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也许我们无法等来“疫情后”的正常生活。《纽约时报》指出：疫情有可能结束，但不是因为疾病被消灭，而是因为人们厌倦了惊慌失措的生活模式且学会了与疾病一起生活。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史学家格林博士（Dr. Jeremy Greene）说：“当人们问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他问的是社会方面的结束。” 

我们迎来的是防疫成为常态的“后疫情”阶段。如果我们想尽量过得健康，便需设法重建私人、社会、公共、政治四个领域的完整和平衡，特别是线下实体，直面如何既恢复线下社会公共生活又适应防疫。

如果我们定义新冠疫情是人类放纵发展的结果，与地球重修旧好便是后疫情的生活方式：重建我们内在的地球意识，在任何行动中都加入“地球意识”，以此连接我们彼此，体现为集体公共行动。

为使“地球意识”不是空洞口号，我们提出落地起手的四个行动准则：

1、户外优先，因户外病毒传播风险较室内低；

2、粗糙原则，公共建设尽量采取自然材质、切勿精细，便于放松享用和自管理；

3、有动有静，公共空间除聚集性活动场所，也需重视闹中取静的、利于内在沉静的散步道和庭院；

4、有意不便，对非人类物种和物件抱以虔敬，非为便利优先而予以消杀。

举例如下。

其一，在泉州社造中，我们发现人们向往人工跑道，赞其“漂亮”、“焕然一新”。然而当社区广场铺上人工跑道后，社区里的社交关系反而益发紧张：“这么漂亮的铺面不要被小孩子破坏。”于是，出台10条“禁止”公约，安装更多的摄像头，甚至到派出所报案。

社造初心是促进大家守望相助、彼此爱护，人工跑道不仅造成社造项目背道而驰，且化工材质增加了地球的负担。我们认为，公共空间应有意采用自然的、粗糙的、耐用的材质，以使人们更易共同使用而产生友好关系及自管理。

没有地球意识的步道。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有地球意识的步道

其二，在居民意见调查中，“砍树”常常名列前茅，理由是蚊子、挡光、树枝伸进室内、棕榈科落叶易砸伤路人、果树招虫。人们为了便利，似乎更愿意使自己生活在无机的水泥中。

我们不是生态原教旨主义，同意拔除错误的植栽，但必须经过一个社会空间的检查和公共讨论的过程，并且找出强化社会空间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简单地砍树后放上树桶。

同时，人们应有意地使自己不便：为了避免虫咬，使用绿地时穿着长袖、长裤、包鞋，而不是为了短裤拖鞋而把树下空间都铺上硬铺面。通过这个“不便”，点亮我们的地球意识。

没有形成社会空间的树

其三，当树木被认为重要时，我们发现人们把它当作“有价物”，而不是生命。要么没有尊重树木的生命尊严而随意修剪和移植；要么把原本形成了社会空间的树装饰以盆景，树干覆土造成树木的负担，也破坏其社会空间，导致人们因不能享用那株树而不再照顾它，甚且嫌恶之。

树或许是与我们生命最直接相关的另一生命——我们的一呼一吸正是树的一吸一呼，气息交换即是生命交流——不仅树所形成的社会空间需要被肯定、公认、认同，我们甚至应尊重“树之为树”这一生命体。

左图：没有被当作生命尊重的树；右图：树与建筑的和谐关系

左图：树被饰以盆景从而破坏了社会空间；右图：简单的树池支持了社会空间

其四，水是我们生命的最重要元素，我们身体的72%是水，但如今尽管城中村保留着风水池，风水池却既不亲水也不神圣，水质污染、富氧化、散发恶臭、以停车隔离，成为村落中被孤立和嫌恶的角落，而仅仅被功能化为消防水源。如同树必须成为具有社会空间意义的地点，人们才会爱屋及乌，水也是如此——当村民回想起童年夏日在风水池游泳戏水时，无不双眸闪烁。即使水质净化和亲水空间需要较大的资金而一时难以优化，持续以水为题的公共讨论，是为了当机会来临时，就做好了准备。

风水池水质污染、富氧化、以停车隔离，成为村落被孤立和嫌恶的角落

其五，社造中有一“显学”——墙绘。无论是老旧小区或偏乡农村，都以墙绘作为活化社区、振兴乡村的手段。可以说，这个现象来自于这样的迷思：社造就是要图个全民动员的热闹。这个迷思又源于追求“短平快”，忽略“动”必须获得“静”的互补才是平衡，于是不惜重金于面子工程而没有营造能使人静下来，并意识到自然的环境。

是时候该停止墙绘了。

左图：墙绘显学；右图：保护和营造有地球意识的墙和静

敬畏地球，对泛神崇拜地区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拜拜不等于有意识；从内在意识到共同意识，再到集体行动，只能通过“公共参与”，这是社区营造的价值。

在此特殊时期，我们期盼病毒威胁和地球意识能帮助我们突破本位主义难题，使得社区营造从Hey Jude到地球意识，进行着自下而上和由内而外的双重转化。

（作者系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乡愁经济学堂秘书长）

关于“后疫情社区”

2019年，“社区更新观察团”走进上海5个社区，听社区实践者分享在地经验，与关注社区议题的人，一起漫步、观察和讨论。2020年，社区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一线，后疫情社区将有哪些变化？社区治理会有哪些转向？我们将在“融合”、“治理”和“数据”三个主题下，继续观察，探讨社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