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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潮女法官金斯伯格的故事

2020-09-28 17:5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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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血钻故事编辑部 血钻故事 收录于话题#血钻人物19个

看到最后,必有收获

——血钻故事编辑部

金斯伯格是谁?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出生于1933年,2020年7月因恶疾住院,病逝于9月18日,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

她是1993年克林顿提名的,一位经常爆“金句”、全民偶像级大法官,偏自由派,坚决支持妇女堕胎权,1970-1980年间,曾参与过300多个性别歧视案子,有6个打到最高法院,并赢了其中5个,成功拓展了《宪法》十四条修正案的适用范围,从禁止种族歧视,延伸至禁止性别歧视。

2005年,金斯伯格频频采用当庭宣读“异见书”的形式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她公开宣布与多数大法官判决意见向左观点,被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人称为“勇士”。

但金斯伯格本人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火爆,相对冷静,甚至有点沉默寡言和害羞。她一辈子都在为女性权益鼓与呼,但绝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于别人纠结用“女士”还是“夫人”称呼她,她从来不在意。

她为女性争取平等权益而不是特权,所以她说:我只是想把男人的脚从女人的肩膀上移开。

实际上,除了为女性争取权益,她也为男性争取权益。

1975年她参与的斯蒂芬·维森菲尔德案就是例证。一个孕妇生下孩子后,死于羊水栓塞,丈夫斯蒂芬独自抚养。他想申请一份单亲家庭社会保障金,却被告知:“母亲保障金”,男人不能申请。

金斯伯格觉得这就是性别歧视,通过一番努力,帮这个男人获得补助,也废了这条法律。

所以准确说,金斯伯格是一个性别平权主义者。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和男人只可能同时被解放。”只不过,在她活跃的年代,女性权益遭受损害的情况居多,她也就成了“女权主义者”。

在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70年代,金斯伯格这类自由派法官属主流,不过到了克林顿提名她当大法官的1993年,美国的风气早已转向。

此后二十年间,最高法院保守派始终占多数,她因此显得另类而孤独。

到了特朗普时代,美国保守氛围到达顶点,她跟时代风潮之间更是格格不入。加上年纪偏大,因此经常被人追问,何时退休?

她鄙视特朗普,打破最高法不干涉政治的传统,直接骂他“骗子”。

她直爽的个性,再配合高龄健身、主持同性婚姻等前卫作为,使她经常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去世前,她已是大众偶像,化身表情包和卡通符号,印在马克杯和T恤上,纹在年轻人的身上。

演员Pete Davidson给金斯伯格祈福,抓紧时间纹了个身

她因此获得一个摇滚味浓郁的网络诨名:“声名狼藉的RBG”。(模仿黑人说唱歌手克里斯托弗·华莱士的绰号“声名狼藉先生”,Notorious B.I.G)

布鲁克林的学霸

金斯伯格出生于纽约穷人区布鲁克林,父亲是个毛皮贩子,第一代移民,来自乌克兰敖德萨,母亲算第二代。

父母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教会她为理想而奋斗,告诉她学习和教育有多么重要。

小时候的金斯伯格,像个男生,从一个屋顶蹦到另一个屋顶,从不参与女孩们的八卦闲聊。

17岁,高中毕业典礼前一天,她的母亲因癌症去世。金斯伯格说,母亲教给她两门“课程”:成为淑女、保持独立。

前者意思是,不要让无谓的负面情绪占据心灵;后者意思是,能遇到白马王子共度一生当然好,但没有也必须学会独立生活。

她考上康奈尔大学,并遇到未来的老公马丁·金斯伯格。1954年,两人结婚。

马丁对金斯伯格的事业帮助极大。

20世纪50年代,上大学的女性很少,康奈尔算风气比较开放的学校,男女生的比例也只能到达4:1。

有人笑称:如果你生了一个女儿,最好就送到康奈尔读书,如果她在那里都找不到恋爱对象,之后就更没什么希望了。

与金斯伯格约会男生很多,但马丁是第一个喜欢她可爱的外表同时佩服她学识的男孩。

马丁性格外向,喜欢社交,擅长烹饪,富有幽默感,小金相反,文静,害羞,鲜少与人交流。

多年后,马丁去纽约做税务律师,干得非常出色,小有名气。但随着金斯伯格的性别平权事业越干越出色,马丁主动辞职,回到华盛顿,负责“后勤”,全力支持妻子。

1993年,为帮助妻子竞争最高法院大法官,马丁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不辞辛劳,挨个访问拜访。作为“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非常称职了。

金斯伯格夫妇

但刚刚毕业那几年,两夫妻中,却要数金斯伯格更辛苦。

当时马丁当兵去了,期间,小金一边带孩子一边学习。等老公退役后,夫妻俩双双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小金克服性别歧视和家庭负累,凭借优异成绩,顺利当选《哈佛法律评论》编辑(奥巴马当过主编)。要做这个法律编辑,非常不容易,530-540个法学院学生,排名前25才有机会。

要知道,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哈佛法学院才有女性就读,当时女生占比不过2%。小金入读时,500多个同级同学中,只有9个女生。女性不允许进入图书馆查阅资料,连法学院院长都不自觉流露出大男子主义,一次晚会,竟然问在场的女同学:如何解释你们占据本该属于男性的学位?

就在这期间,马丁罹患上睾丸癌,金斯伯格一边照顾丈夫和幼女,一边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进一步深造。

在新的学校,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小金,竟然能继续担任法律评论编辑,1959年,以全班第一成绩毕业。

妥妥一女学霸。霸到没天理那种。

但1950年代末,毕业找工作,这么一优秀女子,却没有一家律所愿意雇佣。即使她搬出《哈佛法律评论》编辑的履历,依然没有人愿意接受,仅因为她是女人。

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欣赏他的教授,为了逼迫联邦法法官爱德华·帕米瑞雇佣她,不得不放出狠话,“假如你不给金斯伯格一次机会,我就再也不向你推荐任何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因为怀孕被辞退。

种种奇葩遭遇,让金斯伯格立下宏愿:为性别平权奋斗一生。

与性别歧视斗争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至今只出现过四位女性,分别是奥康纳、金斯伯格、索托梅耶和卡根(后两位,均由奥巴马提名)。

美国最高法院,与国会、总统并列构成美联邦三权。最高法院可以解释宪法,并依此推翻总统和国会的法令。最高法院只有9名大法官,由1个美国大法官和8个美国最高院大法官构成,由总统提名,国会投票确认。一经确认,品行端正者,一般终身制,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随意撤换,除非大法官本人提出退休或遭遇国会弹劾。

但就是这样一位未来的大法官,竟然在毕业之初,连工作都找不到。

历经千辛万苦,1963年,金斯伯格终于在罗格斯大学找到一份教职,从事学术研究。她开了一门叫“性别与法律”的课程。因为工作出色,1969年,获得该学校的终身教职。

自此,她开始处理女性歧视案件,希望通过个案,推动国家法律改变。

金斯伯格刚出来工作的1960年代,美国的法律,充斥着各种歧视女性的条款。

比如,丈夫是家庭的主人、男主决定家庭住址,1973年大部分州法律甚至允许雇主以怀孕为由解雇妇女,女性申请信贷需要丈夫签字,另有十二个州的法律规定丈夫不可因强奸妻子而被起诉。

上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自由派的黄金时代。在法制方面,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高等法院,也算是自由风气的开拓者。但有一个领域是例外,即女性权利,沃伦法庭算不上“自由”。

比如,1961年佛罗里达州立法规定,参与陪审团仅是男性义务,而不包括女性公民。按照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解释,这是在“照顾”女性,因为“女性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但金斯伯格不这么认为,觉得这是歧视女性,区别对待。

在1971年“里德案”中,她曾为相同的事写下精彩的辩护状:“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参与政治、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绘成‘保护女性’或是为女性着想……女性看似被捧在高台上细心呵护,但细看却是被关在伪装成高台的牢笼之中。”

歧视女性的男性大法官,并不能意识到歧视,相反,他们打心眼里相信在“保护女人”。这就为推翻这种法律增加了无形的难度。

其实一直到当上大法官,金斯伯格都常常跟一些扮演“好男人”的男同事气场不合。

说到底,金斯伯格终其一生要对抗的,除了那些恶意歧视女性的法律条款外,更多时候是与不自觉的性别歧视做斗争。

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打

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条款规定,“没有任何一州可以否认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

这条修正案主张的是人人平等,但其实主要针对种族歧视。

在担任大法官之前,金斯伯格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断地告诉最高法院里的九个男性大法官:这条修正案不仅适用种族歧视,也适用于性别歧视。

一个连工作都很难找到的弱女子,要怎么唤醒男性当道的最高法院重视性别歧视呢?

金斯伯格选择的方法是,一个官司一个官司打,从最典型的个案着手,锲而不舍,以量变推动质变,慢慢推倒性别歧视的顽固大厦。也就是曾国藩说的笨功夫:“结硬寨,打呆仗。”

她选择的个案可能不是大案,但都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她处理的第一个上诉到高院的案件,是1967年的萨莉·瑞德案。

萨莉是一位生活在爱达荷州的单亲妈妈,十多岁的儿子斯基普身患残疾。1967年3月29日,斯基普去探访父亲西斯尔,结果开枪自杀了。

痛苦的萨莉,无法理解儿子为什么要自杀。当前夫西斯尔抢着申请获得儿子保险赔付时,她开始有所怀疑。

萨莉申请应该由自己而非西斯尔,作为儿子保险金的管理人。但爱达荷法院否决了她的申请,理由是州法律早有规定:此类争端,“男性优先,而非女性”。

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金斯伯格主动要求为该案撰写案情摘要。

她在摘要中写道:“女性拥有完整的公民权,且有资格获得法律保证的生命与自由权,以及平等的法律保护”。

最终,最高法院全体法官一致判定,爱达荷州法条违反《宪法》第十四条。

从该案起,最高法院算是终于承认,性别歧视跟种族歧视一样违宪。这个案件,也完全扭转了最高法院对性别歧视不闻不问的傲慢态度。

萨莉案只是个开始,此后,金斯伯格处理了一系列涉嫌性别歧视的政府条例。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维森菲尔德案。

此类案件积累够多后,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金斯伯格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将以前处理的性别歧视案件打个包,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只可惜,这个修正案并未像禁止种族歧视修正案那样获得通过。

不过,尽管缺了这“最终一击”,她多年努力实际已经让立法者和整个社会都意识到,再也不能制定任何性别歧视法律。

在这段奋斗的激情岁月里,她个人的地位,也在突飞猛进往前发展。

1972年,她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女性。同年,她成为ACLU女权计划(Women's Rights Project)的第一任理事长(director)。

1980年,受吉米·卡特总统任命,她成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这一干就是13年。

堕胎法案

1970年,美国自由之风正劲,两个年轻的女性主义女律师威丁顿和科菲,突发奇想,准备向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反堕胎规定发起挑战。

他们精心物色了一位希望堕胎的孕妇当原告。这名孕妇的名字叫迈康维,时年21岁,未婚,意外怀孕,处境艰难,没有钱到堕胎合法化的州做手术。

这年3月,迈康维化名为罗伊,起诉达拉斯市检察官韦德,指控德州反堕胎法违宪。案子审了好几年,经过诸多周折,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

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7票对2票,通过堕胎合法化的裁决:妇女受宪法保护,有权决定是否为人母。这个判决,引用的条文是正是《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保护妇女隐私权条款。

此案标志着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开启,然而,该案的判决,同时也解锁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左右之争。争论之激烈和久远,在美国法律和政治史上极其罕见,至今未息。

从判决甫一生效,保守主义者就不断呼吁推翻判决,全面禁止堕胎。是否认同堕胎合法化,成为左右阵营之争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衡量一个人自由还是保守的标志。

近些年,随着保守宗教势力得势,反堕胎声量变得更大了。

尤其特朗普上台后,“捍卫生命”(Pro-life)反堕胎阵营声势大振,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纳州相继通过禁止女性堕胎法案,而且没有剔除强奸和乱伦导致怀孕这样的特殊情况。

2019年至今,美国已有15个州提出《心跳法案》,该法案规定,怀孕超过6周,医学判定胎儿有了“心跳”,就必须禁止母亲堕胎。一位孕妇一旦被认定在怀孕6周内堕胎,可以视为二级谋杀,最高刑期30年。

问题是,在怀孕6周内,很多女性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怀孕,从而可能错过堕胎期。但保守派不管这些,目前包括阿拉巴马州在内,佐治亚、俄亥俄、阿肯色、肯塔基、密西西比和北达科等6个州,都已通过严厉的反堕胎法。

金斯伯格坚定不移支持女性自主堕胎权。

不过作为一名审慎的法官,她并不完全认同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在她看来,认同女性堕胎没错,但过于泛化、非针对性的判决,容易招致保守派有组织的抵抗,不利于一步步推进保护女性堕胎权。

正是这份审慎,使得她的意见更显专业,也更加令人信服。

1993年,她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时,记者询问她如何看待她女性堕胎权,她的回答清晰有力:“是否要生孩子,是关乎一个女性一生的重要决定,关乎她的福祉和自尊,她必须自行决定。当政府将这个决定的选择权夺走,女性就没有被当成是一个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的成人。”

2013年,一家私人公司以违反《恢复宗教自由法案》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反对强制适用《可负担健保法案》。该公司认为,该法律规定的提供给女性员工的20种避孕措施保险中,有4项与宗教信仰不符。

为此,金斯伯格发表了长达35页的“异议”,坚决捍卫女性权益,反对剥夺女性堕胎权。

她的理由一如既往,“这是剥夺女性的平等权。堕胎权平衡了女性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自主义务。平衡了她作为一个独立、自立、平等的公民与男性、社会乃至国家的关系”。

从年轻到年老,金斯伯格始终坚守着美国自由派底线不动摇。

但随着金斯伯格的去世,保守派恐怕会占据上风,敏感的堕胎权议题面临右转风险,女性堕胎权可能遭禁止。

女性堕胎权被禁止是小事,更严重的后果在于,右翼保守势力将因此更加极化和兴奋。

此前,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5的比例。大致平衡。(其中一名保守派支持女性堕胎权)。如果特朗普再次提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那最高法院左右平衡将被彻底打破,变成3:6。

如此一来,最高法、总统和国会三权都有可能偏向右翼。

最新的消息是,特朗普将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为最高法院法官。巴雷特48岁,是一名严厉的保守派。在移民、医疗保健和同性恋权利问题上,都与自由派完全相反。他很有可能投票通过反堕胎法案。

这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第三次提名保守派法官,这在美国历史上相当罕见,真可谓时也命也。

2017年,特朗普提名保守派尼尔·戈萨奇为最高院大法官。2018年,他又提名另一位保守派布雷特·卡瓦诺为最高院大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两次提名的大法官,在参议院投票时,都是勉强通过的,卡瓦诺以50:48的票数确认资格,戈萨奇是55:45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年金斯伯格获得提名,得到的参议院票数比例是96:3,几乎是满堂彩。

尤其是戈萨奇的任命,第一次打破了“任命大法官至少需要60票才能通过”的传统。当时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触发“核程序”,改变议事规则,以简单多数通过任命。

对这种不符合政治惯例的举措,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数十年后,我们将悲伤地回首今天,发现这一天我们改变了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民主党都在为这事耿耿于怀。

由此可见,特朗普每次提名大法官,都掺杂着激烈的政党斗争,也能看出,此时的美帝撕裂之严重。

金斯伯格的去世,只会进一步加重两党斗争和撕裂。

宗教和政治

当然话要说回来,历史上,美国大法官“翻脸不认人”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一名保守派总统提名一位保守派法官,但没过几年,甚至刚上任,这名法官就可能改变立场,变成自由派。

比如,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厄尔·沃伦的任命。当时沃伦被认为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法官,但没想到沃伦引领了20世纪60-70年代自由风潮(除了女性权益)。事后,艾森豪威尔大呼上当,认为提名沃伦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西奥多·罗斯福提名的霍姆斯大法官,也有一点“不听话”,以至于老罗斯福曾发牢骚:“我就算拿香蕉雕一个法官,也比这小子有骨气!”

法官“变节”,跟美国高院高度的独立性有关,也跟法官的任期远比总统任期长有关。大法官一经确认,就不能随意撤换,他当然可以不用“太听话”,且时移势易,观念发生改变也正常。

再者,特朗普提名的巴雷特,也不一定能顺利通过参议院投票确认。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有53:47的比例优势,但此前有两名共和党议员公开表示,反对大选前提名新法官。这就为提名顺利通过增加了不确定性。

所以说,金斯伯格离世,美国高等法院,乃至高院影响下整个政治系统是否真会右翼化,还不好下结论。

其实真正要担忧的,不是大法官左右失衡的问题,而是失衡能否快速纠正。

美国一直就是一个左右互博的国家,一时半会儿的失衡,从来不是大问题,60-80年代自由风潮狂飙突进,但相应的,保守势力也在暗中默默积蓄力量。以堕胎法案为例,在经历过70年代的飞速自由化后,这几年中南部的州府就出现了“复古”现象,以对冲此前的狂飙突进。

问题在于,最新一波的右翼化风潮,并非单纯来自经济结构变迁,或者国际竞争格局的改变,而是来自于一个更加顽固、几乎无法更改的东西——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

2018年10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影响人们支持禁止堕胎的因素,并非性别,也非阶层地位,而是宗教和政党。

59%的共和党人,赞同禁止堕胎,76%的民主党人认可堕胎合法。美国占主流的新教徒中,白人新教福音派,61%是坚定的反堕胎者,与之相反,主流白人新教徒67%认为堕胎合法,74%的非宗教人士认同堕胎合法。

美国本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国家,1787年制宪会议也明确了“政教分离”的传统。但吊诡的是,美国也是一个宗教传统非常发达的国家。

目前,美国70.6%的信众信仰基督教,新教徒占美国总人口的四成。在美国宣称信教的人口比例,远比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加拿大只有46%宣称信教,法国37%,瑞典29%,但美国超过60%。

在“政教分离”的传统中,美国宗教团体有点像一个个传销公司,相互竞争,向公众推出“信仰套餐”,以吸引更多的私人资助。

在这样的大乱斗中,白人新教徒、自由派天主教徒、黑人、犹太人和无信仰者,慢慢走向同一个阵营,拥抱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平、公正、包容多元价值观。

这个阵营,主要成长于1900年的进步主义和1960年的民权运动。他们支持堕胎,相信科学,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属于左翼。

但我们前面提到过,左翼激进地支持女性堕胎权这个在宗教中极其敏感的议题,极大地刺激了保守基督徒的反抗和抱团。

事实上,正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反父权、反越战、反体制和主张性自由的激进左翼,点燃极端保守右翼的危机感和抱团取暖的热情。

保守的右翼抱团后,主要盘踞在美国中南部各州,他们普遍注重家庭、严格遵循《圣经》启示、相信道德绝对主义、爱国,主张打击无神论、离经叛道和犯罪,当然也反堕胎。

民权运动的激情熄灭,保守右翼开始崛起,最早认识并利用这股力量的,是1980年的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

到了小布什时代,保守右翼已经成为共和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保守的基督教联盟,曾在全国发放7000万份“选民指南”,公开介入政治,组织教众支持同样保守的小布什。

小布什上任,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施政越来越右倾,在公开讲话中肆无忌惮使用宗教语言,比如他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

到了特朗普上台,就更加无所顾忌了,福音派基督徒直接在总统办公室“做法”。特朗普本人对于这部分宗教选民,也是频频公开“示爱”,在移民、反堕胎和国际关系等政策中,他基本成了保守宗教势力的代言人。

保守派不像自由左翼那样一盘散沙,极其稳定和团结。

这次新冠疫情,特朗普的支持率遭遇过一段时间的滑铁卢,但他的支持率却始终稳定在40-45%,即使有落后,落后幅度也变化不大。原因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稳如泰山。所以特朗普戏言:我在第五大道枪杀一个人,也不会影响我的支持率。

面对这股保守的宗教势力,民主党要如何应对呢?麻烦就麻烦在这里。目前民主党并没有应对良策。

2004年,曾出现过“宗教左翼”的概念,但左翼历来不团结。

保守宗教宣扬恐惧和分裂,获得“垂直用户”,左翼宗教宣扬爱与和平,团结效用不足;保守宗教主张跟着《圣经》教义走,简单粗暴,左翼宗教劝人家感受现代社会的多元复杂,前者明显更契合现代人缺失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对民主党来说,有一个好消息是,这些年来说,无信仰人数增长迅猛,但问题又出现了,相对保守派高涨的投票欲望,无信仰人士普遍政治冷感,不愿意出来投票。

如此一来,未来美国这股右翼宗教势力,到底会把美国带向何方,真不容乐观。

金斯伯格的去世,为本就不乐观的政治气候再添了一份浓厚的阴霾。

她赞同的女性堕胎权被右翼推翻是小事,最怕的是美国政治失衡的矫正机制,会因为她的离去而严重失灵,整个权力体系滑入极端保守泥潭而无法自拔。

余论

美国三权中,最高法院扮演的角色,本就有点像啄木鸟。它以《宪法》为依据,不断地挑总统的行政命令和国会所立法律的错误。

但如果最高院本就偏了,那就像啄木鸟挑食,因为不吃某种虫子,整棵树有可能被蛀空。

金斯伯格晚年,比较奇怪的一点是,在得了两次癌症、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她始终不愿意主动提退休。

如果她在奥巴马总统任内退休,完全有机会维持最高法院的均衡状态。因为奥巴马跟她意气相投,两人都是平权主义者,由他提名继任者,就能保住自由派遗产。

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金斯伯格无心掺和政党政治。好多国内的法律专家也据此认为,她只是一个单纯的法官,而无关左右。

可问题是,金大法官,晚年处理莱德贝特案时,由于不认同最高法院5:4的投票判决,曾主动找来国会干预,以推翻她的最高院同事的决定。最终,当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支持了她的理念,时任奥巴马总统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新法。

换句话说,她是非常善于利用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她也深知,法律与政治,不可能完全分割。

而且,她在回答纽约客作者Jeffrey Toobin 关于退休问题时,曾明确表示:每个高等法院大法官的退休,当政总统所属党派都是一项重要考量因素。

可悲剧的是,这样一个深知其中利害的人,偏偏死于一个最厌恶的总统任内。有时候想想,这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吧。毕竟,一个人何时寿终正寝,谁也无法准确预料。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右化绝不是什么好事。上世纪50年代,美国极端右化的结果,是与中国大打出手,两国决裂二十多年之久。今天如果美国再次往右转,其结果可能同样惨烈。

当年日本极端右化、走火入魔,主要倒霉的国家,就是它的邻国——中国。今年美帝如果也走向极端右化,其主要的承受者,多半又会是它自认为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

只不过,今天的中国,再不是腐朽和分裂的国度,而是以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姿态面对右翼疯子。我们不怕,也不用躲。中国过去百年间,所遇到的更加困难的事情,多了去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其实看金斯伯格的人生,我是打心眼里羡慕她的人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的家庭生活却非常健康而幸福。她养育了两个孩子,一堆的孙子孙女,与丈夫的婚姻维持了56年之久,直到丈夫2010年因为癌症去世。

2010年6月,当医生告诉她的丈夫马丁,他们对他的病情已经束手无策时。这位模范丈夫给妻子写下了人生最后一封短信,其中不乏动情的语句:

“我最亲爱的鲁斯,你是我一生中爱的惟一的人。几乎自从五十六年前我们在康奈尔第一次相遇的那天起,我就一直佩服你,爱你。能够看着你一路在法律世界中走到最高峰,这是我怎样的幸运!”

一个人,一辈子,拥有这样一份爱情,经营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大概比什么事业成功都来得更加幸福吧。这种生活,这样一个稳定的家庭,也只有在一个持续繁荣和稳定的国家才有可能出现。

其实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向往的也是这样的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有大野心,不贪也不抢,求个家人健康心安宁,哪怕平淡一点也无妨。所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外如是。

最近40年来,国家的安定发展,给无数普通的中国人提供了创造美好生活的条件。但是讲真的,40年真的没过够啊,幸福生活仅仅开了一个头而已。

但是近一两年以来,国内安稳如初,国际环境却骚动起来。突然之间,全球化在倒退,贸易壁垒在增多,各种摩擦不断,那个把我们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度,似乎有点发烧要疯的迹象,而某邻国也想炫一炫大炮长枪。

很多人说,今天中国也有点膨胀、忘乎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这话的依据是打哪来的。我只知道,对幸福生活才开了一个头的中国人来说,没有谁比他们更加渴望安稳的日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不是树的错。豺狼来了有猎枪,朋友来了有好酒,我们捍卫的不过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相待,我们守护的也仅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普通日子。

你不疯,我便不魔,就这么简单。

END

本文作者:左页,媒体主笔,血钻故事高级研究员。

部分参考资料:

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丨北京法院网

从美国推出最严堕胎法案谈起:宗教为何加剧了美国政治分裂?丨界面文化

How Ruth Bader Ginsburg has moved the Supreme Court丨The New Yorker

温柔的正义丨琳达·赫什曼

异见时刻丨伊琳·卡蒙、莎娜·卡尼兹尼克

女大法官金斯伯格丨纪录片

原标题:《这才是美国最潮女法官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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