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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藉人以明史:近代世变中的君子

罗志田
2020-10-01 10:30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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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关天意:近代新旧之间的士人与学人》,罗志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9月版

近代中国的一个特色是尚武,由此产生出不少尚武文人。他们并不身与打仗,却喜欢引用外国人的话,说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总怀疑那句话是不是译错了,因为如梁启超所说,就是普通一个团体,也总有指挥者和受指挥者。如果“人人欲为指挥者,不愿为受指挥者”,则“群龙无首,顷刻而溃”。对于统兵之人,哪怕仅是班长,如果手下都是一群想当元帅的“好士兵”,恐怕会非常难带,特别是真要拼命的时候。

比较接近实战的说法可能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毕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少数人。不过若在史学领域,这便有很强的“英雄史观”味道。近代中国新史学一向推崇“民史”,歌颂英雄是有些犯忌的。其实英雄也有很多种,钱穆注意到,“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有些没有什么事功的人,“历史却在他身上”;其“无表现之表现,却成为大表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以全无事功的伯夷、叔齐冠列传。若据《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的意旨,伯夷、叔齐就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

当然,哪些是历史应书写的“无表现人物”,不同的人看法还是大有差别的。司马迁选的是伯夷,而景仰他也最善叙事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景迁”即景仰司马迁),则宁可再造一个无名字的妇人“王氏”出来(参见其《王氏之死》)。两千多年来史学的日新月异,于此可见一斑。惟少米之炊非常人所能,能留下史料的,多半还是历史上说话比较算数的,所以多数史学从业者还是更愿意研究相对有名之人,而放过无名之辈。

在历史上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从梁启超在清季提倡新史学的时候,就成了聚讼不已的一大主题。梁先生本人其实是犹豫的,不过当年他似乎更多强调后者。时至今日,我们的史学仍然更重“时势”而轻“英雄”。这个大趋势直接影响到众多史学从业者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多少导致历史叙述中个体人的隐去。而这样有选择的历史书写,也实际改写了历史。如果明确人是历史的主体,也应是历史叙述的主体,或许我们可以适当向个体之人回归,特别是那些明显改变了历史的菁英人物。

据说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梁启超对此表示了认可,但出语审慎,说是“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他进而呼应说“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梁先生之所以认可而不干脆,是因为他自己就曾强有力地否认以人物为历史主体的叙述模式,同时也因为那时“民史”风头正盛,要强调少数菁英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便不得不带点抱歉的意思。

在人物与历史的关系上,梁启超自己有一个显著的转变。他在清末曾把二十四史概括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更直接攻击“纪传体”的模式不啻“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史书,又无系统,不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但他晚年则承认“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过去的“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像《史记》那样选择“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立传,“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

观念转变之后的梁氏认为,“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都“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假若把“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的模样将会与实际很不相同。反之,若先“求出代表的人物,然后以人为中心”展开叙述,“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则“可以拿着历史主眼”。一言以蔽之:“历史不外若干伟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标准,可以把所有的要点看得清清楚楚。”如司马迁就要“藉人以明史”,故《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主要部分皆“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

梁启超进而提出,“做《中国通史》”,也可以考虑“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只要在每一时代中“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则选出历史上一百个人物立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而且他的回归相当彻底。那“百人通史”的设想实际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不过压抑了帝王,而稍多凸显了一些“不在其位”的读书人而已(以前的将相本多是读书人)。这可能借鉴了司马迁的取向,盖《史记》立传之人便“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

大约在梁启超转变观念的同时,川人李璜也表述出类似的意思:“假使中国没有一个孔子,中国人在文化史上的价值便要减损多少。”不过他比梁启超更显“学术正确”,又说,“假使没有一个造笔的和一个造纸的先觉,我们知识的进步便要迟缓多少”。李璜并上升到民族国家构建的高度来认识,认为这可表明“一国人不但彼此同时同处有密切的连带关系,就是异时的古人,与我们也有很大连带的关系”。

他们所述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更侧重历时性,却也都点到共时性的横向关联。孟子曾提出“知其人”当“论其世”的取向(《孟子·万章下》),两者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带有互补意味——不仅知人需要论世,知人本身也是论世的基础。个体的人必有自己的个性,群体的人分享着时代的风尚。只有了解并理解所在时空之人,我们才能对那段历史有较为深入的认识,此或即司马迁之“藉人以明史”乎。

梁启超曾强调,看一件事,要考察清楚其来源去脉——“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影响到局部的活动;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影响到全局的活动。”且不论来源去脉是否真如他所界定,这却最能展现知人与论世的双向关联。毕竟政治和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故应仔细研究每一时代中的代表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不仅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盖“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以了解“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

这种知人与论世的互动,明显向菁英人物倾斜。不过梁启超那时已逐渐淡出时代思想言说的中心,他的转变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对于当时和后来的历史写作影响不大。只有张荫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小学生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是“以若干重要人物为隙牖,以窥探其时代及其时代之前后;以其所行所言所感所愿,以贯串其并世之大事;从其事业之所承所启,以觇世变之潮流”。这样的写法,大体贯彻了他老师梁启超的新主张。

故在当时学界,梁启超和李璜的见解是“非主流”的看法。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一向以“反对派”著称的陈独秀,也特别重视社会中的“有力分子”。法国社会学大家孔德曾说,“英雄硕学,乃人类社会之中枢”,为其他人所模仿。陈独秀据此指出,中国以前的贤豪和耆宿,“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而近代“吾民之德弊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

对这位激烈反传统的先锋而言,要承认古代士人能化民成俗,而近代反不如古代,心情恐怕有些复杂。或因此,陈独秀又稍引申说,社会进化“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且“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其实作为社会中枢的伟大个人,不一定都在向社会宣战。不过被视为“终身反对派”的陈独秀自己,的确是“敢与社会宣战”的人,尽管多是为事实所迫而“不得不如此”。

当年感觉到社会已失去中枢不仅陈独秀一人,张东荪先已在关注社会崇拜心的问题。在他看来,“当社会崇仰一种人物也,则其人必有可崇拜之点。苟其人维持此点,至永久而不使人隳其信用,则社会之崇拜心初不至转而之他”。且社会之崇拜心常有惰性,承平之时,“新人物之发生,由于旧人物之提携”,其交替“正如父子之传迭”。到“国家多难、社会摇动之时”则大不同,新旧人物之交替乃“如甲国战胜乙国者然”。于是“新人物之发生,一方由于旧人物之自杀,一方由于新人物之战胜”。

陈独秀稍后提出,“社会、国家之进步也,其道万端,而始终赖为必要者,乃有大众信仰之人物,为之中枢为之表率”。而“国家组织之作何状态,实以国中有力分子若何配布以为衡”。能配布得当,则“国基安宁”。民初朝野如黎元洪、段祺瑞和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皆一时闻人,毁誉尚未大定”。陈独秀“甚望其以社会之中枢、国民之表率自任,勿自杀”。同时他呼吁“社会为自救计,亦勿以细故而杀之,使一国人才完全破产”。因为“社会得一闻人,必培养数十年。毁之至易,成之至难,愿社会珍重之”。

从人物“自杀”的用语看,张东荪的话可能给陈独秀留下了印象,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是“异曲同工”。但陈独秀的眼光更开阔,他既希望“国中有力分子”能成为社会中枢和国民表率,也希望社会能够珍重这些“毁之至易,成之至难”的闻人。不过他的呼吁恰反证出那时的社会已大不同前,那些他寄望为社会中枢和表率的“闻人”,实际已不为社会所尊重。

在古代,一时一世的菁英人物是真正众望所归(取字面意)的聚焦点。如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后来“君子”一词的意思逐渐缩略,到近代遂有所谓“人物”的出现。据梁启超的界定:

如何而后可以为真人物?必其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甚者全世界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若是者,庶可谓之人物也已。

这大体是在子贡见解的基础上补充了纵向的看法。而此所谓“真人物”,实近于陈寅恪所说的“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这些大师巨子“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他们的存在,不仅关系着“学术兴废”,更直接影响到“民族盛衰”。与傅斯年关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则“不特学术销沉”,“民德”也会堕落的观察,互为表里。而陈独秀眼光的重要,在于他明确涵容了那些候补者,即可能成为社会中枢和国民表率的“有力分子”,并希望社会能珍重他们。这就不仅指出了问题,也提出了改善的方向和发展的可能。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近代正是张东荪所谓“国家多难、社会摇动之时”,由于四民社会的解体,此前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不仅自己难以继续化民成俗,其余三民也不见得视他们为应当仿效的楷模。中国过去的“社会中枢”其实就是读书人,而不必是大人物。到社会以大人物为中枢,已进入受西方影响的过渡时代了。此时“社会失其中枢”的因缘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大人物不容易自保其声誉,另一方面则社会似乎也无意“自救”,终致“一国人才完全破产”,使中国成为一个失去重心的国家。

故陈独秀那可以说“非常及时”的提倡,并未得到明显的呼应,而中国社会情形反有“万事循之退化”的态势。先是章太炎以为“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后有陈寅恪感觉“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在接受了进化论之后,太炎说的“退化”,可能还是不进化之意。而陈寅恪所言,则有“实话实说”之意了。今日媒体喜好赞扬民国,正类民初人之多说民国不如清。仅就人物言,或也真有些不幸而言中的意味。据今天的后见之明回看,章太炎和陈寅恪那一两代还真算有些人物,我们不免觉得昔人有些杞人忧天。

无论如何,人物(特别是所谓“真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知人论世本是中国的传统,梁启超在清季已注意到人物和时代的关系,提出“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而不“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的观念。盖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时代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述自己。

《斯文关天意》一书或也可以说是“藉人以明史”的尝试,即以人物为中心来贯串周围的关系事实,以窥探时代风貌与世变潮流。所论之人,在不同领域里差可算是代表人物。在其所处的时代及后人眼里,这些人各自有或新或旧的标签。实则他们身上都有新旧混杂的近代特性,也多少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风貌,并揭示出过渡时代士人向学人的转化。这些关键人物在关键节点的所思所行,确使历史起了变化。即使最后一文讨论的“无名之辈”,也推动了大学的转型。或许知人不在有名无名,皆可论世。而“以人物为历史主体”的精神,也在论世中展现。

全书最初的探讨始于戊戌维新前后,侧重当时可能最受人瞩目的湖南一域,更多关注既存研究中基本处于失语状态的湖南“旧派”代表人物王先谦和叶德辉。两人按过去的标准都是所谓天下士,却都具有明显的乡邦意识。其心态、观念和社会行为与其他湘籍士人一样,受到湖南区域文化的影响。从群体言,正是湘军兴起导致“湘运之起”,使原处边缘的湘学走向中央。而咸同一代湘籍人物基本都在洋务这一路向之上,故趋新而非守旧实是近代湖南文化的主流所在。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咸同一代的消逝使后来的湘士可以有包括守旧在内的选择,但乡邦意识又使湖南士人不可能完全守旧。当新派在甲午后重建从魏源到郭嵩焘、曾纪泽这一趋新湘学传统时,旧派因提不出可以取代的著名湘籍学人,只能予以默认。

若从王先谦和叶德辉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来分析他们对国情的认知,可以说他们是旧中有新,并渐由新转旧。重要的是他们基本不甚反对西学,而是反对康有为模式的公羊学;他们也主张变法(具体内容与新派有别),并一度支持或实际参与新政(程度不同)。当时湖南及全国新旧双方都认识到西潮冲击对中国直接和潜在的巨大影响,并思有以因应,只是在对西方冲击的面相、严重性以及迫切程度上认识不同。双方的许多思虑其实相近,同时也暗中分享不少对立面的观点。可以说新旧两派以及各派之中不同人物的思想、心态与社会行为均可见明显的相互参伍与错位。

而维新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状况恶化,稍后走上历史舞台的张謇,更多仍是一位传统的天下士,不过身处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新旧过渡时代,在天下崩散之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履行澄清天下的责任。他很早就预作“亡后之想”,继承从宋代开始的“觉民行道”取径,立足民间,以教育为救亡图存之本,以实业为教育的基础,以读书人为运行的枢机。而宪法和天下的关联,是理解张謇那时言行的关键。他主张立宪,希望以宪法维持天下公私之平,认为是朝廷的作为促成了革命。故革命发生不久,张謇就从一个清之臣子迅速转向朝廷对立面,实即在天下不靖时挺身而出,仍可以说是以天下为己任。

后来张謇对革命和民国都较为失望,而比他更早“洞烛先机”的,却是默默无闻的前清京官梁济。在很多国人对前景寄予希望的1918年秋,梁济却选择自杀殉清,期能警示国人。梁济体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人更清醒的国家意识,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大问题:实行不久的共和体制不仅未能改善社会风气,反而使之恶化,有可能因“国性不存”而“国将不国”。可惜梁济思想的重要,以及他对一些民初社会问题的深入观察和深刻分析,都未曾得到充分的认识。

梁济在自杀前曾预测趋新的陈独秀会大骂他的殉清行为,然而陈独秀不但没有骂他,反正面肯定梁氏能够以身殉主义,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陈独秀自己的传奇人生,也充满紧张、对立和颠覆。他一生言论的核心,即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与“民”的关系需要釐清和重构,期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陈独秀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而引起瞩目,又因关注趋新青年这一社会变迁的新兴群体而赢得大量追随者,更因倡导从国家向国民、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向而起到开风气的作用,很快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与胡适一起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代表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也正是在陈独秀和胡适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一位在前清因翻译外国小说而声名颇著的文人林纾,因积极投身民初的新旧之争而再次出名。他在1919年与蔡元培的笔战,是当年新旧之争的一次象征性事件。从社会角度言,此事以蔡胜林败为结局,也就是新战胜了旧。然而从思想观念的视角看,应该说是林胜了蔡。因为蔡元培对林纾的驳论处处皆本林纾所提的观点,一一反驳北京大学并不存在林所指控的“错误”,却甚少指出林氏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等于承认其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从社会发展与思想演变的互动看,林蔡之争凸显了民初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并存、新旧杂处而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

就在林蔡之争的次年,中国出现一个后来日显重要的新变化,即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而从五四到北伐期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却长期有些误解。胡适与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谈政治”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以及中共当年试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政策,都是理解双方关系的要素。双方当年在对内对外的政治主张上皆有不少歧异,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与中共的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求同”的愿望。真正导致中共不那么重视胡适及其政治派别的,应是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尽管中共仍有“争取”胡适的努力,也相当欣赏胡适对苏俄的公开赞颂,然而双方在基本政治立场上的对立终未能调和。

北伐标志着中国政治进入“行动的时代”,思想言说及其载体逐渐边缘化,为后来的斯文扫地埋下了伏笔。王国维在北伐时自杀,陈寅恪先后撰《挽词》及序,均广为流传。尤其《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名句,更有代众立言的味道,也得到广泛的分享。而他《挽诗》中“文化神州丧一身”和“吾侪所学关天意”两句,则多少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可视为认识他此后言行的筦钥。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变革引起了争议,考试中的“对对子”和作文题均为陈寅恪所出。考生多为“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一些人感觉以“对对子”的方式来考核学生是一种倒退,甚至是对“新文化”的挑战。而在陈寅恪等人看来,“九一八”带来的严重国难彰显出维护“国性”(national identity)的必要,而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相关辩论揭示出,晚清甚嚣尘上的中西“学战”,此时已内化为中国的新旧之争,“对对子”事件便是这广义学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上升到陈寅恪所谓“吾侪所学关天意”的高度去认识。

中学国文教育是那次辩论双方的共同关注点,出题方希望以大学入学考试的创新来促动中学国文教育的改变,诘难方则强调国立大学入学考试的方式应与中学国文教育的现状保持一致。正是“社会”对“国家”的监督以及对“国家机关”职责的强调,迫使后者做出了让步;而“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又并非以对立的姿态出现,反而是在代“国家”立言,要求后者维护“中国教育行政的统一”。一年级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也引起了争议,且辩论的篇幅并不少于“对对子”。考生或社会的“抗议”得到学校当局的充分重视,直接影响了当年的新生录取和次年的作文考题。于是大学考试不再仅仅是选拔合格考生的测验手段,而逐渐变成一个本身需要接受社会审查和评判的社会性公众表述。

相关辩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的走向,尽管“斯文”的存在与表现实关天意,实际却是历史被无名之辈改写。可以看出,尽管从梁启超、陈独秀到陈寅恪这些人都强调文化“托命人”关系着“学术兴废”和“民族盛衰”,菁英的逐渐失落而淡出中心,却是近代中国一个长期的趋势,确有几分“退化论”的意味。到后来斯文真正扫地,竟有些难以复返。然而一旦文化失却托命之人,社会没有一个真正为众人尊重景仰的中枢,社会也就没有了重心;国民心目中没有值得信赖的模范人物,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信任也难维持,想要不“互相抱怨着过活”(鲁迅语),怕也不容易吧。

本书不是为分析现状而作,且各文写作的时间相差十多年(1995-2017),也不是有计划的写作,但我们的今天是从历史走来。子贡所说的“君子”在近代逐步淡出,与斯文扫地的进程是相辅相成而共进的,的确有些“文化神州丧一身”的意味。书中的一些人不仅注意到这样的思想和社会进程,为此而忧虑,且致力于挽狂澜于既倒,却又无力回天。他们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很像曾国藩所说的“苦撑”。回访他们历程,想想我们的社会心态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样子,或也可以为如何成就一个更好的明天提供一些参考。

2019年7月18日

于青城山鹤鸣山庄

本文据《斯文关天意:近代新旧之间的士人与学人》(三联书店即出)一书的序言修改而成。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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