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末代土司之子,见证一个五百年土司家族的兴衰

2020-09-30 08: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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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并文 | 丁海笑
编辑 | 刘成硕
作者按:土司是元、明、清时代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由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过去的中央政府对偏远地区的管理较弱,授予“土司”实际上是对地方势力的合法认可。土司世相承袭,各有衙门,虎踞一方,在地方上土司就相当于“小皇帝”。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土司拥有军队,平时耕作,战时从征,自备马械,同时也服从中央王朝的征调。
卓尼位于汉藏交界地带的安多藏区,现属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本文出现的“卓尼”大部分代指卓尼土司所辖范围,而非现在的甘南州卓尼县)。卓尼土司是一种独特的土司制度,当地藏族并不叫“土司”,而称之为“嘉波”(本文仍沿用“卓尼土司”这一习惯用法)。据《安多政教史》和《卓尼丹珠尔目录》记载,卓尼土司的先祖噶·益西达尔吉出于吐蕃王朝噶氏家族虎纹部,是藏王尺热巴巾的大臣,被派往安多藏区征税,成为当地蕃人首领。些地是噶·益西达尔吉的后代,他收降了卓尼各部,被许诺为藏人的首领和寺院的施主,从此杨氏家族开始世袭禅定寺的僧职,集政教的权力为一体。明永乐年间, 些地以头人的身份进京朝贡, 表示臣服, 被授为世袭千户,卓尼土司从此开始,沿袭二十代,历时五百余年。
杨复兴(杨正之父)为卓尼最后一代土司,他并没如他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复兴”,而是宣告了土司时代的终结。
杨正
以下为杨正口述:
我的祖先来自西藏,第一代祖先没有“杨”姓,藏族本身就不讲姓,只叫名字(传统的藏族名字将领地名或部落名冠在名字之前,比如藏文创造者“吞弥·桑布扎”)。过去来讲,卓尼隶属吐蕃,明永乐年间,我的祖先归附明朝,被封为卓尼土司,到了明朝正德年间,正德皇帝赐姓“杨”,卓尼的土司才开始姓“杨”。
我们的“杨”是明朝皇帝赐姓的,和汉族的“杨”姓不太一样,而当地普遍的藏族老百姓仍然没有姓。后来有的人因为去了内地,经常有汉族人问你姓什么,由于藏族没姓,有时候说了半天也解释不清楚。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要登记户口,要上学、工作都得有个汉语名字,有名还要有个姓,多数人就在这时候变成“杨”姓了。
卓尼土司经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二十几代了,遍布各处,在这二十多代的繁衍之后,说不清谁和谁有血缘或者姻亲关系。有些人纯粹就因为是卓尼人,是杨土司的百姓,于是就姓了“杨”。
卓尼禅定寺是元朝国师八思巴指定弟子喜绕益西在卓尼建的寺院。(禅定寺创立于1254年,是安多藏区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之一。清康熙皇帝赐“禅定寺”一名,禅定寺作为卓尼土司的家庙,得到了历代土司的鼎力支持。禅定寺大藏经开创了私人刻板的先河,完本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第十世卓尼土司到北京见了康熙,康熙敕赐“禅定寺”一名,禅定寺等于是安多地区的皇家寺院了。
第十世卓尼土司从北京回来以后,发愿要做一件大事情,就是做大藏经的刻板,以前这都是举国之力完成的,相当于修订一套《永乐大典》或者《四库全书》这种浩瀚的程度。一个是工匠的问题,一个是大德高僧的问题,必须得有学问的人来主持这件事儿,当时卓尼寺院有一个扎巴谢珠,在藏学方面相当有成就,还有拉卜楞寺的二世嘉木样,也非常有学问,这些高僧们和卓尼土司配合起来,卓尼土司出钱,他们出智慧,老百姓出力量。制作卓尼版《大藏经》,经历了三代土司,一直到乾隆年间才完成。最后的刻板就在禅定寺保存下来了,义务地印一些《大藏经》送到各大寺院,这就是功德。
卓尼在清代还出过四代西藏的摄政王,虽然没产生过达赖,但是这四代摄政王都在西藏非常有影响力。清朝廷让摄政王在卓尼产生,也是加强对西藏控制的一种方式。从北京到卓尼,从卓尼到拉萨,卓尼是一个很重要的中转站,从西藏那边来的人要到了卓尼才能够去北京,从北京要去管辖西藏,也能够通过卓尼来实现间接管辖。
卓尼是藏汉交融的地方,看似是藏族地区,但生活方面有很多汉族习惯。百姓的信仰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按照佛教的仪轨去执行的事情,同时有些道家的东西在里面。建房时会请藏族的喇嘛来看,也有请汉族的阴阳先生拿罗盘来看的。办丧事时有请喇嘛念经的,也有请阴阳先生看坟地风水的。
卓尼大多数人都讲汉语,但喇嘛念的经是藏语,所以喇嘛们藏语也都比较好。我们家里藏语都说得不好,我爷爷(杨积庆)重视汉语,1921年就创办了柳林小学,提倡学习汉文化。我爷爷不会说英语,但他接触过一些外国人,允许传教士和探险家到卓尼居住和活动。探险家洛克对卓尼印象非常好,他是搞植物学的,对卓尼地区植物的种类、分布有很多研究。洛克给美国哈佛大学引进了很多植物品种,后来英国的商务参赞也到过卓尼,把大量的卓尼的植物的品种引入英国。(作者按:1925年4月23日,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来到卓尼,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考察,他为这片土地的美丽而倾倒。卓尼土司杨积庆把洛克安排在卓尼大寺,驻地有一个小院落,里面种植着各种精挑细选的牡丹、丁香以及其他物种,令人感到十分舒适。洛克的行李包括帐篷、折叠床、椅子、放上桌布和陶瓷器具的桌子、购自纽约A&F店的便携式橡皮浴缸和用电池供电的留声机,他身穿白衬衫、领带和夹克,出行甚至雇了四名轿夫,在卓尼过着贵族一样的生活。杨积庆给僧人们下令,让僧人们配合拍照,洛克在卓尼驻留期间,不但可以参加所有宗教活动,还被当作上宾对待,能够得到所需要的所有材料。杨积庆还为洛克安排过一个西式酒席,席上有冰激凌、鱿鱼脚和日本风味的啤酒。洛克在卓尼、迭部等地拍摄了近千幅照片,留下了大量记录当地社会、自然的文字资料。洛克的游记《生活在卓尼寺院》后来发表在《国家地理》上,据说作家希尔顿依据这些图片和描写创作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其幻想的东方秘境香格里拉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洛克对卓尼的巨大贡献还有保留了一部完整的卓尼版《大藏经》。)
美国国会图书馆委托洛克购买了卓尼版《大藏经》,因为卓尼版《大藏经》非常著名,被认为是四大古版《大藏经》中最完备的,最少错误的,经过顶级学者刊校的《大藏经》。按洛克当时的说法是给了卓尼寺院一万大洋,得到的则是几十个喇嘛用大半年时间用最古老的办法印刷出来的卓尼版《大藏经》。《大藏经》被装订成册,最后装了九十几个“驮子”—— 在马两边就这么垒起来,从禅定寺运到西安,又从西安运到上海,从上海上船,整个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运到美国。 “9·11”以后,美国将最珍贵的国宝列入保护目录,卓尼版《大藏经》就在这个目录里,作为亚洲文化的代表。
我们家在卓尼的治理已经有500多年,到我父亲杨复兴是第20代土司,经历了明、清、民国,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49年9月我父亲率部通电起义,宣告了土司制度的终结。
新中国成立前,土司拥有军队,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藏兵也变成民兵了,都回家自己种地,自己吃饭,很长一段时间还保留有枪,1958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对枪支进行管理。历史上杨土司的兵役制度规定的赋税很轻,老百姓自己留的多,但是出兵的时候你必须出兵,打仗得自带粮食马匹和枪支弹药,土司不给配,都是自己拿到集合地点,就出去打仗去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集兵还发生过一次,是马步芳残匪到甘南抢老百姓、扰乱社会治安的时候。
当时有一股土匪势力叫马良,是马步芳的属下,大概几百人。新中国成立军派了一个骑兵师,还是在天安门国庆受阅的部队,开拔到甘肃来剿匪。(1953年,西北军区对马良势力进行清剿,历时近五个月取得胜利)部队来围剿,当地的老百姓做向导,我父亲杨复兴为了配合剿匪,将卓尼这四十八旗的藏兵集合起来,配合部队去围剿土匪 。
卓尼按照户来纳税,而不是按照地土地面积纳税,到后来才按土地面积算。卓尼土司管辖最多的时候应该有上万户(据《洮州厅志》记载,清末杨土司“辖地四百余里, 共属五百二十族, 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九户, 内应报土兵二千名⋯⋯”),卓尼土司最初的管理方式也是管人头,那时候的属地不明确,地广人稀,只要放牧的人走到哪,哪里就归他了。(杨土司的辖地有多大?根据一个数据,略小于欧洲瑞士的国土面积。)
我是1951年2月出生的,一直长到7岁,都是在卓尼度过的。小时候印象中的卓尼县城和现在变化比较大,那时候洮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界限,过到河那边很困难。我父亲拿猎枪打猎,只要过了洮河那面,就到处都能打上野鸡了,那边也有老百姓的村落,但是规模都小得很。我们县城主要居住的聚落是阳面,过了洮河就叫阴面了。
杨正(左二)
1949年以前藏族的居住是很灵活,就跟放牧一样。一个是安全因素,从打仗的地形有利的角度,再就是这个自居、贸易的因素。那时候洮河就是一个很好的防御工事,回民一来就撤退到洮河南面去了,渡河一般都比较困难,所以河那边又是临时衙门。
县城里的那些房屋矮小的很,全部是平房 ,到了“文革”结束以后才开始建的楼房。新中国成立时县城里只有一辆汽车,是给我父亲坐的,从胡宗南那儿缴获过来的一辆美式吉普车,可以坐四个人。我们起义以后,胡宗南败兵过来,当时缴获的可能有一个美式小吉普和一个中吉普,中吉普就是后面有一个大斗子,上面可以坐二三十个人,比新中国成立车要小一些。那时候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我父亲也主要是骑马。小的时候干啥去都要骑马,但我父亲有车,有个开吉普车的司机。
卓尼有很多风俗,像我们这种家庭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尽量的要学习和吸收外面的一些东西。当时的藏族吃啥?煮羊肉——“手抓”就是最好的食品了,后来就是包包子——藏包,这也算是比较好的东西。更多的吃法都需要学习汉族的饮食文化。家里有一个做饭的大师傅,那个大叔做的就是汉族的饭,炒菜做饭,做个面条,那时候吃的也比较简单一点。自己家里面没有医生,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医才在卓尼办起了县医院,和陆续分来的医生一起。
县里佛教的各种活动以禅定寺为主,我们家参加这些活动,也是属于主角的这一类。正月十五,在禅定寺要举行晒佛活动,成群的喇嘛抬着约十米左右的长卷佛像,在很多民众簇拥下,抬到一处高台上,然后徐徐放下;下面的黄罗盖伞下,由一名活佛领头,周围是一些喇嘛诵经,更外层是群众。父亲和我被安排在活佛旁边,有那么一块地毯,我们坐上面。正月十六,是“打仗杆”, 父亲和我被安排在大经堂楼上的阁间里,由寺院选出最有道行和威望的高僧,手持一把铁勺,勺里放着硫黄、盐巴一类的爆炸物,倒入油锅,爆炸将长杆上的符咒冲飞。往油锅里倒易燃物的高僧必须道行深厚,否则就会伤了自己。1958年以后,这项活动就再没搞过,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了几次。
当年禅定寺的僧纲是我叔叔,杨家老大出来当土司,老二就去负责寺院的宗教事务,要出家,不能娶媳妇。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这个习惯了,人们都不愿意再出家 ,我父母他们已经不愿意把孩子再送到寺院去了。
1958年卓尼地区发生过叛乱,社会不稳定,我父亲出去剿匪,经常不在家。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也不方便。那时候有一个机会,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北京的房子建成了,然后我们就到北京去了,小学、中学都在北京上的。我的外祖父是阿拉善的亲王达理扎雅(阿拉善旗扎萨克和硕亲王,曾和张学良结成盟兄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宁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她的妻子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金云诚。卓尼土司家族有和甘肃北部阿拉善蒙古王族通婚的传统)。蒙古族那边称王爷,藏族这边一般叫土司。阿拉善在北京市原来是有王府的,就是现在恭王府旁边的毡子胡同,新中国成立后,王府被国家征用。政府出钱在东单新开路建了一套大四合院,里面带三个小院,作为补偿,让我姥姥和我姥爷去居住。
我姥爷那时候还上班,我和弟弟两个人一起到的北京,和我姥姥、一个舅舅、两个姨姨住在一起,我的五姨、小姨也在北京上学。我就在东单新开路小学上学。我父亲还在甘肃工作,他每年都要来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一开人代会,才和家里人见面团聚。我们居住的新开路旁边隔一道胡同叫外交部街,我就在那儿上的中学,只上到初二,再就没有升学,到1969年就去延安插队了。
插完队后,1972年,我到了甘肃棉纺厂,当了六年的职工,第一年当工人,因为插队时当民办教师的经历,从第二年开始有三年时间,我一直是厂办学校的初中教师。在恢复高考制度的1977年,我参加高考,考上了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上了四年大学。学的是政治教育专业。那时候高考淘汰率高,全国录取本科学生的人数才二三十万,比现在的研究生都少,因为一直当老师的缘故,我高考的成绩肯定比没接触学习的人要强一点。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卓尼,当了两年的老师。1982年,国家提出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因为当时一线上的干部比较老化了,都是一些老革命,要把一些有学历的年轻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里头去。我是大学毕业后主动回老家去的,当时我们县上可能就只有两三个本科毕业生,选干部的时候就把我选到里面了,副科长、正科长这两级都跳过去,直接就到县政府班子里当副县长。当了三年的副县长,又当了三年的县长。
当了卓尼县长以后,我觉得当县长太累了,一天除了晚上睡着以外都有事情,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就又有事情找你。再一个是到了1989年,我的老大也已经七岁,该上学了,卓尼那边的教学条件还是太差,生活条件也不行,我在的时候连暖气都没有,全部生的是炉子,那时候父母也在兰州,所以最后自己要求调回兰州。
到兰州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在行政机关了。我愿意到科研单位或者学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好好的把家庭的事情安排好,同时自己也想好好的静下来,学一点历史,所以就到甘肃政法学院(现为甘肃政法大学)来工作了,一直干到2011年退休。
土司制度从我父亲就宣布结束了,这没啥遗憾的,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过程。你想,大浪淘沙,社会翻天覆地不断变化,我们的祖先始终适应了这个变化。永乐是明朝最鼎盛的时期,我们能够及时归附到明朝。我们第十代祖先的时候,归附到清朝。第十代土司跑到北京去和康熙见面,最后受到康熙的嘉奖,封禅定寺为敕赐。现在随便到卓尼哪个村子里去,几乎没有人骂我们家的,都是说我们家有多好。对我还是按照过去对我父亲、对我爷爷的态度,比见了佛爷都虔诚。

杨正(左一)
后记

我因为Lonely Planet调研《甘肃和宁夏》一书,在卓尼县城柳林镇匆匆住了两宿。我有好些年没来过卓尼了,洮河边的县城如今已经变得很现代化,夜晚的灯光工程使这里看上去和普通内地县城无异。清晨,我下楼准备到一家浙江人开的早餐铺买一份豆浆油条,远远望见一张熟悉的面孔朝我而来——杨正老师。
杨正是我大学第一堂课的老师,他的面相长得慈眉善目,操一口老北京话,这在移民为主的兰州,并不十分稀奇。他从未跟我们提起过任何有关卓尼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劝我们要多读老子的《道德经》。
我知道他是末代卓尼土司的长子是很后来的事情了。毕业后我一直忙着旅行和写作,杨老师也年事已高,一年回不了几趟卓尼,能在卓尼偶遇末代土司之子,重续师生情谊,感觉意义非凡,冥冥之中有股力量牵引着让我来完成这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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