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国内住房分层研究简要回顾

原创 吴开泽 定量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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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者就敏锐地提出应该将住房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Wirth, 1947）。自1967年雷克斯和摩尔在《种族、社区和冲突》中提出“住房阶级”理论以来，住房与分层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Rex and Moore，1967）。中国的社会学者积极关注住房问题，在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关键时期，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以《社会学研究》为例，用住房作为篇名和关键词搜索发现，1996-1998、2002-2005、2017-2020是住房研究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三个时期，这恰好也是住房市场化改革或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2016年以来，国内房价快速上涨加剧了城市住房产权与住房财富分化，引发了社会科学学者的广泛关注。2017-2020年，《社会学研究》组织了3期住房分层相关专题，包括2017年第5期和2020年第4期两期“住房与社会分层”专题，2019年第6期的“资产、技术与不平等”专题。这既体现了社会学界对住房分层研究的重视，也反映了国内住房分层研究的进展。

▲图1 1990-2020年《社会学研究》期刊住房研究论文发文情况

近五年国内学者在住房分层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基于2016年以来在《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等社会学专业期刊公开发表的论文，对住房分层研究进行简单回顾，主要目的在于反映研究现状，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本文主要关注住房分层视角、住房分层机制、住房分层结果和住房分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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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分层视角

国内住房分层研究主要基于市场转型理论，采用生命历程、代际视角、优势累积和住房属性等研究视角。也有学者基于宏观制度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和住房市场发展模式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还有学者将地理区位引入住房分层研究，考察地理空间差异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

生命历程和优势累积是住房分层采用较多的视角。谌鸿燕（2017）通过“代际累积”概念探讨了父代住房支持差异引发的子代住房不平等问题，从因果机制和过程分析两方面研究代际累积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吴开泽（2017）引入制度分析方法和生命历程视角，研究住房市场化改革进程与个体生命历程交互作用对首套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他发现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差序格局”和差异化改革策略，使住房获得具有明显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范晓光和吕鹏（2018）基于“机会—流动”论，以家庭为分析单位，从代际视角入手，分析双轨制时期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差异，他们认为代际累积优势主要通过资源传递和地位继承两种机制实现。

在宏观机制对住房分层影响方面，魏万青和高伟（2020）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财富分配方式考察住房分层，认为基于外贸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劳动者份额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比较低；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模式使住房投资属性彰显，住房不平等不仅能反映出职业不平等的结果，而且住房已经成为分享社会发展红利、影响财富分配的主要渠道。吴开泽（2019）基于住房市场化进程和住房属性变迁考察住房分层机制，他指出住房市场化经历了产权化、产业化和金融化三个阶段，住房从消费品逐渐变为投资品和金融品，并成为城市家庭财产主体和社会分化的重要机制。张传勇等（2020）基于住房属性嬗变，从居住属性、归属属性、权利属性和投资属性四个角度研究住房产权、住房条件和住房资产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方长春和刘欣（2020）认为居住有很强的空间粘滞性，地理空间差异同样是理解住房不平等问题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他们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研究发现，地理空间差异不只是住房不平等的外在表现，也是导致住房不平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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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分层机制

住房分化机制是住房分层研究的关注重点，学者们主要基于市场转型理论，探讨体制性因素、市场性因素和家庭因素等对住房分层的影响。

有学者研究发现，住房市场化采取的双轨制改革模式，使住房领域的市场转型具有二元性，商品住房获得逐渐由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福利住房获得则延续了再分配机制（吴开泽，2017）。李春玲和范一鸣（2020）认为，随着住房市场化推进，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职业阶层地位等市场分化机制逐步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导致住房不平等的主要动力，行政权力的作用日益弱化，他们认为“结构维续论”和“结构衍生论”将为当代中国城镇住房分层提供新的解释视角。有学者基于二套房获得情况研究发现，经济管理精英、专业精英和个体工商户在住房累积上具有优势，体制内单位职工和党员在住房累积上处于劣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从资产累积角度支持了市场转型理论（吴开泽，2016）。

随着中国住房制度从福利住房向市场住房转型，“代际累积”对住房不平等的解释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谌鸿燕，2017）。代际地位累积优势显著影响住房产权获得，并且这种累积优势效应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而强化，稳定的管理者可以同时从福利住房和商品住房两个渠道获得住房（范晓光、吕鹏，2018）。这反映体制分割和市场分化导致的住房不平等相互叠加，并通过代际传递加剧了年轻世代的住房分化（吴开泽，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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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分层结果

学者们根据家庭人均住房资产与收入总额、资产和收入基尼系数比较发现，从资源获得而言，基于住房获得的财富已经超过了职业收入（魏万青、高伟，2020），住房资产不均等度远远大于收入的不均等度（吴开泽，2019；方长春、刘欣，2020）。住房不平等表现在精英和非精英群体（吴开泽，2017、2019），本地居民和移民（方长春，2020），以及不同代际之间（范晓光、吕鹏，2018）。

有学者认为，福利住房产权化和住房商品化双轨并行的住房市场化模式，降低了体制内外住房不平等，加剧了精英和非精英阶层的住房差异，延续了行政精英的福利住房获得优势（吴开泽，2017）。住房市场化显著改善了城市家庭的住房条件，但加大了代际和不同收入阶层的住房面积差异，拉大了高学历、高职业地位和高收入群体与普通居民的住房资产和住房数量差异（吴开泽，2019）。本地居民和移民的住房差异也是学者重点关注的内容。与本地居民相比，城市移民在收入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弱势，但在住房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弱势。基于住房的社会排斥机制开始形成，这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劳动市场、有着时间累积性和代际传承性的社会排斥（方长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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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分层影响

近五年，住房分层研究关注住房分层对财富累积、社会结构和阶层认同等方面的影响。过去二十多年里，房价持续上涨使住房财富效应膨胀，收入分层与住房分层双重叠加形成的分化效应加剧了21世纪初中国城市的贫富分化（吴开泽，2019）。在当前中国城市社会中，诸如产权、面积、社区品质等住房的消费品属性和住房消费分层本身都对阶层认同的产生及阶层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传勇等，2020）。与传统基于职业的阶层认同相区别，住房对于解释居民阶层认同具有关键作用，以住房为代表的基于财富的阶层认同正在逐步形成（张海东、杨城晨，2017），住房产权也成为城市居民社会地位获得与向上流动的基础（魏万青、高伟，2020）。

参考文献

[1]谌鸿燕.代际累积与子代住房资源获得的不平等 基于广州的个案分析[J].社会,2017,37(4):119-142.

[2]范晓光,吕鹏.找回代际视角:中国大都市的住房分异[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6):177-187.

[3]方长春.中国城市移民的住房——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J].社会学研究, 2020,35(4):58-80.

[4]方长春,刘欣.地理空间与住房不平等 基于CFPS2016的经验分析[J].社会,2020, 40(4):163-190.

[5]李春玲,范一鸣.中国城镇住房不平等及其分化机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4):13-21.

[6]魏万青,高伟.经济发展特征、住房不平等与生活机会[J].社会学研究,2020, 35(4):81-103.

[7]吴开泽.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J].社会,2016,36(1):213-240.

[8]吴开泽.房改进程、生命历程与城市住房产权获得(1980-2010年)[J].社会学研究, 2017,32(5):64-89.

[9]吴开泽.住房市场化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HIP和CFPS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9,34(6):89-114.

[10]张海东,杨城晨.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32(5):39-63.

[11]张传勇,罗峰,黄芝兰.住房属性嬗变与城市居民阶层认同——基于消费分层的研究视域[J].社会学研究,2020,35(4):104-127.

[12]Wirth L.Housing as a field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7, 12(2):137-143.

[13]Rex J. and Moore R., Race,Community and Conflict[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原标题：《近五年国内住房分层研究简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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