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Logo
下载客户端

登录

  • +1

峨眉山报国寺里的近代风云

龚静染
2020-10-02 09:56
私家历史 >
字号

去过峨眉山的人,都知道报国寺。报国寺是入山的门户,是上峨眉山的第一座庙,除了樵夫猎户,过去上峨眉山的路一般都要经过报国寺,其他的小道均非普通行人所取。

报国寺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峨眉图记》中说:“道人明光开建。有碑记,立伏虎寺。堂原在伏虎寺右山麓,虎头山之阳。嗣迁至此,初仍旧额,后易今名。”报国寺最早叫会宗堂,是个道观,所谓“道人明光开建”就证明了这点,但后来怎么变成了佛庙就不得而知了,清初才搬迁到现在这个位置。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取《释氏要览》“四恩四报”中“报国主恩”之意,御题了“报国寺”匾额,庙子才逐渐显赫起来。

民国二十五年版《峨眉图志》中的峨眉山报国寺,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报国寺外是农田,跟现在的情况相差甚大。

我曾经见过一本民国时期流落民间的诗册《嘉游鸿爪》,作者叫靳慕白,生平已不可考。诗册毛笔手抄,内容多是关于峨眉山的。其中一首是《步和峨山报国寺果玲方丈见赠五十自寿》:

颓袈破钵若无能,贝叶通明载众称。

天下达人先立己,名山到处莫非僧。

杀机那及禅机好,兵学何如佛学乘。

寄语翠楼新燕子,他生缘会定相增。

诗是与报国寺大和尚果玲唱和的。果玲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和尚,赵熙曾经称他是“峨眉山下一诗僧”。1949年初,马悦然曾经到报国寺居住五个月之久,目的是到附近乡村去调查西南官话中的峨眉方言。果玲便每天给马悦然上两个小时的课,教他《四书》《唐诗三百首》等,据说对他的汉语学习大有助益。这期间,马悦然发现了峨眉方言中的入声字现象,他惊喜地说:“‘四’‘十’跟是同音字,声调特别高。峨眉人说‘四十’有一点像蝉鸣的声音!”(《另一种乡愁》)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亲切感,他后来把峨眉山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果玲和尚颇有些传奇色彩,与不少名士贤达有往来,四川著名学者林思进曾有和果玲的一句诗:“闭门好觅句,拄杖只看山。”但报国寺并非清静之地,靳慕白诗里的“杀机那及禅机好,兵学何如佛学乘”虽然是写给果玲的,但讲的却是一段报国寺的近代历史。

清初至今的三百余年历史中,报国寺可以说是峨眉山很多重大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所以它在峨眉山寺庙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特别是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这一段,报国寺成为风云激荡之地,近代中国寺庙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不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报国寺经历了两段特殊的时期,都与中国当时的世局相关,本为远离市尘的清静寺庙,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一次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红军已经从贵州转入四川境内,长征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但突围的曙光已现,而西南军阀各自为政,有辖地自重之势,同国民党中央军并不齐心。就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8月4日到9月21日期间,国民军事委员会在峨眉山举办了两期“峨眉军官训练团”,培训川、康、滇、黔军政要员4003人,耗资30万银洋,主要目的是整肃地方,巩固西南局面,以图一举定天下。蒋介石对这次军训非常重视,亲自担任团长,坐镇峨眉山。

“军训团”的阵容可谓齐备,刘湘为副团长,曾经当过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的陈诚为教育长。“军训团”分设办公厅、总务处、经理处、卫生处、审核处、工程处、教育委员会等,另外还有负责警卫的侍卫团、宪兵三团、五团和别动队两个中队。

“军训团”征用报国寺作为主要办公地点,三重大殿中留下大雄宝殿给僧众,而将后面的两殿作为团部,蒋介石的办公处设在七佛殿映翠楼,靳慕白“寄语翠楼新燕子”这句诗中的翠楼指的就是这里,之前只住过果玲和尚。“军训团”的主要训练地点就选在报国寺外,他们在距寺庙几百米处辟出一块平整的操场,并修建了临时军训台和相关建筑。第一期受训人员系西南军队中营以上军职人员,分置3个营,12个连,36个排,共计2024人;第二期受训人员系西南军队中部分连以上军职人员、地方的专员,县以上地方武装首领、教育科长和中等学校校长等,分别编成3个大队、12个中队、39个区队,共计1979人。

“军训团”开训后,蒋介石对学员作了12次讲话及训词。其中在1935年8月4日的开学典礼中,他发表了《峨眉军训团之意义及其始命》的演讲,阐明了“峨眉军官训练团”的目的是培养“新军人”。他说:“从今天开学这一天起,完全彻底变过了一个人——从前是旧军人,从今天以后,要做新军人!旧军人就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军人,互相争夺祸国殃民的军人,就是对国家民族罪孽深重的军人!新军人就是‘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的军人,真正能够保国卫民的军人,牺牲一切来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光荣的军人,就是真能挽救危亡抵御外侮,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军人!也就是我们峨嵋军官团所要造成的军人!”

“军训团”的训练相当系统、严格,训练期间的生活也很艰苦,还发生过团员因身体不支而死亡的事件,但这样的集训能否真正实现新旧军人的蜕变,不得而知。实际上,“峨眉军官训练团”真正的目的是蒋介石发言中说的一句话,“安内攘外,挽救危亡”,而“安内”直指红军,他不过是想在四川境内一举围剿红军。其实,就在“军训团”成立的前夕,即1935年的8月1日,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张联合抗日,不仅呼吁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而且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但当时双方力量悬殊,蒋介石对天下势在必得,不可能与共产党搞联合。而峨眉山报国寺的军训场仿佛牵动着中国的大局,这个让蒋介石用心良苦的“军训团”便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其动向也为外界高度关注。

从当年的照片中,有一张蒋介石在随从的簇拥下走出报国寺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头顶的匾额上有四个字:明耻教战。这明显是“军训团”占用报国寺后才有的,而“明耻教战”出自《左传》,原话是“明耻教战,求杀敌也”,意思是教导士兵作战,要让他们知道退缩就是耻辱,只有奋勇向前,才能杀敌制胜。这四个字的存在,让这个清静的寺庙平端多出了一种杀气腾腾。

“峨眉军官训练团”结束之后不久抗战便宣告爆发,红军非但没有被剿灭,还胜利会师陕北,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人走庙空的报国寺又回复了往日的清静,但让寺僧们想不到的是,仅仅隔了四年,为躲避轰炸的国立四川大学搬到了这里,报国寺为校本部所在,文法两院设于伏虎寺,理学院设于保宁寺和万行庄,新生院设于鞠槽的将军府,1940年所有学生达1177人之多,学校于1939年6月开始搬迁,9月正式上课。抗战西迁中,大学多搬迁到了一些偏远的小城小镇中,如同济大学迁到了宜宾李庄,武汉大学迁到了乐山,东北大学迁到了四川三台,但四川大学是唯一一所搬迁到大山深处的大学,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报国寺峨眉军官训练团,图为蒋介石走出报国寺大门

实际上四川大学之所以迁入峨眉山跟“峨眉军官训练团”多少也有些关联,因为当时峨眉山容纳过“军训团”4000人,留下了不少临时建筑,而它留下的指挥台故址可以现成地作为学校的操场用地。国立四川大学充分利用了这一切遗留下的资源,在庙宇原有房屋上加以修葺扩建,又陆续修建了教室、办公室、寝室几十间,还在报国寺门外的空地修建了附中校舍、教室等。1940年春,为了解决学校教职员工子弟的上学问题,在报国寺创办了报国小学,将其作为教育系学生的实习园地。

当时,报国寺也是学校的信息中心,专门设置了电报电话局,成都的金城银行也来此设立了办事处。最重要的是十多万册藏书也搬到了报国寺,学校还办有望峨剧社、青年剧社、歌咏戏剧队等,经常在报国寺举行一些文艺演出。但毕竟山里的条件有限,学生的生活相对比较枯燥,每天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和尚,而当时的和尚们都忙着做一些小生意,颇类市侩。1940年12月,有个叫吉光的学生就在《新华日报》写了篇《川大拾零》的文章,其中不无挖苦地写道:“有卖肉食包子者,有卖酒肉者,有卖糖果者......和尚的时间一半是用在其生意上,只有一早一晚念经。”这其实也是川大在峨眉山办学时期的一种真实反映。

四川大学迁到峨眉山后的师生合影

1941年7月12日,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一行到访四川大学,当天就住在报国寺。第二天他们在罗念生家中吃饺子,罗念生曾与梅贻琦一起共过事。罗念生的夫人是北平人,她做的饺子让梅贻琦颇为称赞——不承想在峨眉山还能吃到北方口味的美食,此为昔时一插曲。

国立四川大学1939年6月南迁至峨眉,1943年3月搬回成都。有近四年的时间,当时的校长程天放常常在闲暇时游山赏花,“安得结庐依绝巘,便从九老学长生”。办学条件的艰苦,让人难以想象他的悠闲从何而来。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师资力量却是川大历史上最强的,由于沦陷区的教授们纷纷涌入大后方,受到川大礼聘,像朱光潜、饶孟侃、吴大猷、萧公权、徐中舒、张文裕、童第周、陶大镛、萧涤非等各个学科的名师云集峨眉,成一时之盛。自然在这期间读书的学生中出现了不少佼佼者,如国学大师王利器、经济学家蒋学模、化学家陈荣悌和物理学家李荫远等,可以说因缘际会的峨眉山也有了一种文化上的繁盛气象。

国立四川大学搬走后,报国寺又空了下来,再度成为一座清静的寺庙,周边“茅屋拆毁,球场之地并还陇亩矣”(《峨眉伽蓝记》)。但事过一年后,1945年6月,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成立“峨眉山管理局”,这是峨眉山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官方管理机构正式入驻,而办公地址就设在报国寺。

“峨眉山管理局”的职责是将寺庙分类登记,“别详计划,建设全山,而群魔敛迹,大德来临,佛法昌明,圣地益著”。应该说,这是峨眉山正式纳入政府管理的开始,无政府时代宣告结束。“峨眉山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叫彭伯喜,除了管理峨眉山力夫、旅行社、膳宿价格、烟蜡查禁、修建路桥等等,寺庙办理登记事务、处理各类寺庙内部纠纷都得到报国寺来,每日人来人往犹如衙门。有一次,万佛顶僧人寂澈就曾状告该寺住持搞腐败,“非法开支,浮滥用费”,彭伯喜遂须当众断案,并对住持进行处理。万佛顶是峨眉山最高处,人迹罕至,但仍归“峨眉山管理局”管辖,故山巅上的和尚也得花上几天时间下山来告状。

报国寺是峨眉山最为殷实的寺庙,置有不少田产放租,主要来源于大量的捐赠和募化。1932年,一个名叫张志和的军人去游峨眉山,之后写了一本叫《峨眉游记》的书,记录了他在报国寺投宿的经历:“此寺(报国寺)在大山之脚,修建尚属宏大,全庙有四五十单和尚,每年可收租谷三四百石。然而那些和尚还在叫穷,不知他们要多少田产才算富足啊!”也正因为此,在1950年时,果玲感到形势不妙,遂悄悄回乡躲藏,在行至峨边县时被征粮工作组盘查,离奇死去。

纳入了国民政府管理的峨眉山仅仅度过了四年时间,1949年后,峨眉山历经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尚大多还俗,香客和游人很少,直到1956年峨眉山佛教协会成立,统一管理全山各寺院僧人的生产、生活和教务活动,而协会所在地还是设在报国寺。

报国寺不是峨眉山最老的寺庙,却总是跟峨眉山的历史大事件连在一起,被卷入到近代历史风云中,因而在峨眉山的百座寺庙中最为特殊。抗战时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李健章在《报国寺》中写道:“元戎讲武集干城,吟翠楼前驻旆旌。第一禅关题报国,如来也解庶民情。”他讲的还是军训团那件事情,靳慕白则是另外一层意思,他用“杀机那及禅机好,兵学何如佛学乘”这句诗来与果玲唱和,多少有希望平息烽燧、世界安宁的和平之意。

(本文选摘自《河山有灵:岷峨记》,龚静染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0月即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
    收藏
    我要举报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