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在于养成，也在于珍惜——大学师生之道一瞥

文|杨裕荣，修和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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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一流大学近期已经有了不少丰富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何为世界一流的标准以及如何适用此标准，以及怎样调整标准、达到标准。又有如清华大学邓耿所说，此标准非目的而只是手段，我更认为欲达到大学之目的，成为世界一流也只是手段之一而已。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师生在教学、研究和日常校园内外生活中如何相处，也是观察大学的视角之一。

师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如何相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可能制定此类的标准，即便是有校训、校风、校歌的建设和熏陶，也只能起引领性的作用，而不是标准性的作用。大学的制度规范，一代代完善和传承，成文成章，而师生之道，代际传递，却不可能变成一种规范。但这无疑又是很重要的，甚至对于支撑一个学校能否继踵前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人皆知梅贻琦先生大师之说，而大师如果没有学生的求知请益，往复讨论，就校园而言，学问之道传承就要大大打折扣了。

现在的大学老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不能和100年前比，也很难和数十年前比，其中作为依托的校园、居住等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食古不化，固然不可，不知传统，也难前行。近些年来，我十分关注近代以来的师生之道，他们在课堂上如何，课下如何，以及他们的日常相处。斑斑种种，皆难以照搬，但对于思考何为一流大学，或者可以做一点启发和补充。

这些琐琐碎碎的回顾，以见前辈先生绛帐传薪，守先待后之一端。不限于课堂，及规范上的师生关系如在读期间，也延续在毕业之后，不限于太平时日，也见于艰危之际，不只在于生前，乃至于其师殁后又如何，不止见于师生二人如何，也见于师生二人所系者为何。此等皆非故作高论，树作典型，不过是日常所见，前人生活之一斑，记在心里，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一定有益，聊做一点补充，也未可知。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面所辑录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尽是一流大学或都是大学的师生，一流大学诚然重要，但于我们大部分人生命中起直接作用的，更多的是非一流大学，非一流大学的师生。同时我也时时不能忘怀那些终其一生默默无闻、却在彼此的生命中起到重要作用、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的师生。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之所以这些师生之道历经千年而不衰，我以为它并非高高在上，而是普通人所可以企及，无论是一流大学或者普通大学，或者大学、学校之外的师生，也都可以有这样的真诚的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师生关系。

一、课堂内外，栽培化育

“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因为我的视力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报告，就觉得凭这一项就应该把我刷下去，从事文字工作怎能离得了眼睛，没有人确定我这种视力能够维持多久，这么宝贵的名额不能白瞎了。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后来我的师兄都说：‘幸亏招了你，否则我们都没戏了。’是赵先生把我领进学术殿堂，这是对我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关键之坎。”

这是秦晖的回忆，赵俪生先生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同时当时导师招生也有发言权，促成了秦晖先生从广西的“早稻田大学”进入兰州大学读书。

赵俪生

又赵絪回忆父亲上课，

“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来，真像铆足了劲唱了一出《挑滑车》，就这样豁出命地干，才赢得了众口一致“美不胜收”的嘉誉。”

可以作为老师倾心栽培学生的生动写照之一。

未曾谋面，即已倾心的不只赵俪生与秦晖师生。冼剑民1968年拜麦华三为师：

“时逢上山下乡，我到三水当知青，在求学无门的时候，写信给久已仰慕的麦华三先生。当初我只出于一种幻想，出乎意料的是麦老师竟然给我回信，叫我到他家学习。那天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当我第一次登上万简楼时，我既惶恐又激动。麦华三老师高瘦的身材，天庭高耸，稀少的白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渊深和博学的风采，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麦华三对冼剑民说：“写信向我求学，有胆量！不过学习书法要以王羲之为师，王羲之是泰山，我是白云山，如果你光学我的字就只能成越秀山了！”

这是不仅惜才且自谦。再看范亦豪回忆北京师范大学俞敏先生：

“回想那时候上课的情景挺有意思。按说学生里报考中文系的，多半是由于对文学感兴趣，可是俞先生的语言课却让大家津津有味，听完一堂，还等着下礼拜那堂。拿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有点儿像俞先生的粉丝了。有人说俞先生恃才傲物，在学生看来倒完全没有傲慢的感觉。他对学生很平等亲切，甚至常带有老北京的客气。个别辅导的时候，他常常鼓励你发表不同的意见，他会带着微笑静静地听你说，从不轻慢你的幼稚和无知。上课时他有句口头语是‘我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能这么谦虚的老师是不多的吧？”

俞老先生谦谦君子、春风化雨的样子，跃然纸上。

而俞敏先生，当日则为陆志韦先生多所维护成就：

“当年是陆校长的研究生。燕大被日寇封闭后，俞敏的学习被迫中断，他很伤心地说：‘我那时就像一只爬墙的蜗牛，费劲地爬着、爬着，呼地吹来一口风，啪一下就给它打回到地下，一切又得从头来。’陆校长没有忘记他，抗战结束后，他把在台北工作的俞敏召唤回燕园，给他找住处，提供学习的便利，使俞敏很快学有成就。俞敏很难忘这段经历，仍然记得陆校长帮他找的南校门外羊圈胡同的小院，记得院中的蔷薇、葡萄、杏树、李树、洋井。相信他也不会忘记当时在燕东园陆校长家中请益的情景。”（刘宁，燕东园小楼的近现代学人）

耳提面命，也不只限于课堂。王敦书与雷海宗先生在车上邂逅：

“在乘车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雷海宗仔细了解王敦书的学习情况和中外文基础知识，然后耐心细致而又高屋建瓴地给他讲如何读书治学，并如数家珍地具体告诉他从世界古代史直到世界近现代史，乃至国别史应读哪些名家的代表作。王敦书回忆这个场景时，深情地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聆听雷师的教诲，尤其是雷师主动对我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如果说父亲为我打下了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基础，雷师则在两三个小时内把我领进了整个世界史从古至今的殿堂，并画龙点睛地授我以打开这神圣殿堂大门的锁钥。真是听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师恩重于山。’”

雷海宗

并且老师的风格也各不相同：

“教师讲课要体现出个人风格，要讲自己的心得，大路货学生自己可以看书。写文章都有风格，为什么讲课不呢？讲课也是艺术，以前的先生便是如此——当然不一定要学。季刚先生口若悬河，有问必答，广征博引；辟疆先生口齿不捷，讲话经常颠三倒四，学生号‘语无伦次’，但你上他家请教问题，他要你在书架上取某书某书，六七部书摊在面前，一一指点，问题自然解决。瞿庵先生则至为平易，上课讲词，‘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拍桌子：‘好！’平时带学生出游赋诗，考试有时出如《金陵怀古·鹧鸪天》十首的题目。讲课讲得生动是好的，但必须有个性。” （蒋寅，程千帆先生学记）

师生相逢，莫过于惺惺相惜，相互欣赏，不仅有学问的交流，也有情志的融通，渐成一体，所以古人才有亦师亦友之说之想。仅仅止于课堂，也很难培育出理想的师生关系，或者说，师生关系，也是无法靠典章制度来培育的。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师生如何相处。

二、日常往来，我有旨酒

如果留意到的话，以往老师，有意无意地，很愿意与学生一起吃饭，或者留饭。“廖海廷任湖南行政学院教师，与积微翁（杨树达先生，字遇夫）都讲之所仅一岳麓山之隔。一日，造积微居曰，我，鲁实先友也。翁留之饭，与食肥肘子一枚，残云风卷，略无剩余。自是常与往还，扺掌谈学，至相得也。来必留饭，饭必食肥肘。”这是杨树达老夫子的生活情态，肥肘兼论学，可谓妙趣横生。

不只有肥肘相待，游国恩先生更有炖鸡：

“接待来客的游先生，那天‘穿着浅素色中式对襟小褂，中式裤子，脚上是黑布鞋，随意又潇洒’的游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生活上则很关心，据北大图书馆系老教授白化文回忆，先生会在家中招待‘入室’弟子，每次请客，必有一只炖鸡上桌。”（刘宁，燕东园小楼的近现代学人）

陈梦家、赵萝蕤待之以咖啡：

“当时园中各家之间是以松墙相隔，陆、赵两家的松墙间有一小口相通，可以更方便地往来。赵的女儿赵萝蕤在燕大西语系毕业，她与陈梦家婚后一段时间仍然住在燕东园。中华书局原总编、著名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曾回忆，他当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时，陈梦家曾邀请他们几个同学到燕东园家中闲聊，赵萝蕤还招待他们喝咖啡。”（刘宁）

赵萝蕤和陈梦家夫妇

在张东荪家是吃饭讨论浑然一体：

“陈熙橡说：我常到张家吃饭，因为有好些哲学系高级课程祇得我一个学生，所以不用到课室上课，到时候便到张家吃饭，饭后随他到书房一坐，听老人家指导一番，从他的书架子上拿走一两本书去念，过一两个星期再来吃饭，再讨论，这样子念书，相信更胜于剑桥大学的导师制也。这是我在燕园前后八年最值得回忆的乐事。”（刘宁）

也有雪天，围炉夜话：

“沙白斯基很平易近人，亦师亦友。课后，尤其是晚自习时，他常常来到班上和我们交谈。一九七八年年底到一九七九年的年初，天气极寒，大雪覆盖了整个校园。沙白斯基带了一瓶酒，我们几个成了家的穷学生凑了点钱，买了一点花生米、兰花豆、一些卤菜和沙白斯基谈家常。他对我们说，一九七八年报考大学的人数是610万人，而录取的人数只有42万人，录取率只有6.8%。你们能考取真是太不容易了，要好好珍惜恢复高考后读书的机会。”（张传广，忆沙白先生）

匡亚明先生还教学生抽烟：

“匡校长忽然从茶几上拿出一盒香烟，抽出几支递给我们，说‘抽烟，抽烟’，我们连忙说‘匡校长，我们是学生，不能抽烟的’。匡校长哈哈一笑，说道：‘你们马上就走上工作岗位了，不抽烟，怎么与人交往呢？抽抽抽，在我家里，抽烟没事，我十六岁就开始抽烟了……’匡校长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旧时的社会环境中，由不得他作中规中矩的人。而今天，在匡校长家里，应当是个平和没有烟雾的地方，而我和胡友祥少不谙事，听匡校长这么一说，居然就接过香烟，居然还就着匡校长擦起火的火柴，点上烟，抽了起来（是否架起了二郎腿，已记不起来了）……。”（南京大学李晓华，忆毕业时拜访匡老）

赵俪生先生还直接把学生比喻为鸡：

“杨善群、白文固、霍俊江、马明达、葛金芳、杨木、秦晖，心高气傲的赵先生，对于自己手中的七名弟子，欢喜得不得了。就像老母鸡守护雏鸡一样，自诩为‘七只九斤黄’，言谈举止之间，赵先生对于七位弟子的偏爱，真是眼红心热。”

张充和教学生上课

她们深情款款，拥抱亲吻：

“春花秋月，寒来暑往，霜红雪白。我带着我的耶鲁学生登张门就教，习字学诗，只恨时日苦短，每次一小时的课时，似乎一眨眼就完了。每个周五下午，在我的耶鲁办公室，则是我和邵、温几位‘张门学生’，自己关起门来埋头写字，临帖做功课的时光。犹太裔家庭背景的邵逸青，对书法学习最为用心，也始终持之以恒地习字练字，跟充和老人结下了很深的感情。每次见面、离去，与老人的拥抱、吻颊，总是深情款款，很得老人的疼爱。”（苏炜忆张充和先生）

且对学生不吝赞美：

“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的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即王力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汪朗忆父汪曾祺）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容易亲近，师生之间的许多生疏、隔阂常常无意中化解，生活中见到的真人真事，比单单的说教更具有魅力。当然，师生之间，不会止步于日常生活。

三、师生之道，光风霁月

师生遇合，自然渊源有自，有所追寻。大学首先要尊师重道，爱惜人才。江隆基先生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时，曾连续听了赵俪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江隆基评价，“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又如“周鲠生归国后，1945年7月开始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后邀请了许多年轻的学者来到武大任教。胡适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去武大讲学，看到武大集聚了这么多的年轻教授，十分感慨地对老相识周鲠生说：‘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很爱惜人才。’”

不仅要有好校长，老师的传承也很重要。再如，

“戴蕃豫先生旧学深厚，他年轻时在杭州听过太炎先生讲课，是太炎先生的弟子。这位老先生跟我个人关系挺好，他是周叔弢的哥哥周叔迦的女婿，跟周一良他们都是一个家族。当时他在市里住，我每周礼拜六日和班里另一个同学去他家里，他当时甚至说，你们要愿意来听课的话，就找几个人来我家里，我给你们讲，不要告诉别人。”（陈生玺忆杨翼骧先生）

“陈生后来不止一次告诉我，他自己的哲学启蒙老师，是唐君毅先生。陈生四九年后从广州来港，读的是珠海书院。那时唐先生在珠海兼课，陈生有一天偶然打课室走过，听到唐先生的课，大为震撼：‘他讲的，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于是毕业后，他便去了新亚书院，读的是第二届新亚研究所，指导他的是唐君毅和钱穆先生。”（周保松忆陈特先生）

源远流长，其来有自，

“身无一日之储，居无一椽之藉，顾行装尚无卸处，方且相约，欲以赤手空拳，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于举目无亲之地，惊疑震撼之时。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特无宗教旗帜之可资凭借号召耳。”（徐复观《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

钱穆

他们师生之间，有一种内化在日常关系中的传承。彼此之间的尊重，有时还费了许多心思。

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对师生员工重情重义，关爱体贴。有一个他请贾植芳教授“帮助花钱”的故事：有一天，陈望道夫人蔡葵对贾植芳教授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两人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他们每月送贾先生四十元。贾教授说：“他如果说是资助，我是不会接受的。他叫我帮着他花钱，我当然只好收下了。”

校长尊重老师，老师爱惜学生，“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罗尔纲忆老师胡适）

“在贾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你不知道会碰上怎样的人和事。有一阵，大概90年代初的那两三年，我经常碰见高晓声。我常在贾先生家里蹭饭，高晓声呢，印象里也多是在饭点儿时候来，背着个包，路过上海，不必事先打招呼，就进家了。有一次中文系请高晓声住在复旦讲课，高晓声不愿吃安排好的公饭，总到贾先生家里喝酒。贾先生和高晓声是一对奇特的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有很多话要说，都说得很兴奋，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听不大懂对方的话。贾先生山西口音，高晓声常州腔调，都没被普通话‘驯服’过来。如果还有别人坐在那里，这个人就成了他们两位各自的听众，兼他们之间的翻译。”（张新颖，记贾植芳先生）

“姚师教我习读汉文史料。不但把案头常用的四部备要本《元史》赠我，要我认真点读。还把叶刻本《元朝秘史》《蒙兀儿史记》长期借我披览。指点我如何正确对待史料的搜集、整理、辨伪、运用。要我凡有述作，必须尽量用原手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万不得已引用转手史料时，必须注明出处，切忌直接称引。姚师还规定我每周三下午向姚师汇报读书心得，呈交读书笔记和对《元史》的圈点，见我偶有失误，立即检出指正。姚师对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循循善诱，如对家人子弟，蔼然长者。门下偶有无心之失，必婉言启发诱导，使有自得。”（方龄贵，忆姚从吾先生）

言谈之间，皆是指点之机，

“当时林庚先生住燕南园，游先生住燕东园。许多学生都很难忘在游先生家里请益的情景。一位老学生回忆先生书斋的雅致：‘满院是花木翠竹，宛如世外桃源。他的书斋掩映在花木丛中，百叶窗上摇曳着扶疏的树影，虽是在白昼，却使我想起归有光描写的‘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那种美好情致。进了书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古色古香，朴厚典雅。靠墙矗立着几个精致的玻璃门书橱，橱里是一函函一摞摞古旧的线装书，也有不少洋装书，镌刻着绿色隶书的箱装古籍尤显古雅清逸。墙上有一两帧字画，桌上有文房四宝。书斋也像它的主人那样，温柔敦厚，严谨整洁，又玲珑剔透。’”（刘宁）

一点一滴，不是雪泥鸿爪，而是心心相印，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赵越胜，忆周辅成先生）

黄庭坚《濂溪诗序》：“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诚然不是任何制度所能够设计，并且克期求功，但也是理想中的大学师生人格之一。大学也不会永远是风平浪静。大学之道，守护和传承，常非易事。

四、艰危之际，守望相助

师生之间，不只有春风化雨，月朗风清，也有运途偃蹇，危若累卵之时，这时，就更能看出师生关系如何。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如胡适对罗尔纲、许倬云，金岳霖对殷海光，刘文典对黄晖，学生对老师的信守如蒋天枢、刘节于陈寅恪先生，王敦书于雷海宗先生，石生淮于钱基博先生，陈生玺于郑天挺先生，范亦豪于俞敏先生等，皆可谓全始全终。

学生在生活中常常遇到艰难，家境寥落，又无社会关系，第一个想到求助与可能了解的，即是老师。传道受业重要，衣食住行无忧，也很必要，这时候落魄的学生，往往依赖老师伸出援手。

“1931年，雷海宗妻舅张景钺的一个亲戚、清华二年级学生徐仁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学业难以为继。他回老家的时候，路过雷海宗家。雷海宗获知情况后，急人之困，答应帮助徐仁上学，每月寄给他30元钱，保证了他顺利完成了大三和大四的学业。徐仁工作以后，全部归还了这些款项，心里非常感激雷海宗的扶危济困。”

“1951年，清华历史系学生周泽煃和殷叙彝先后患重病，雷海宗等历史系老师慷慨捐款，买了昂贵的链霉素，终于把他们救治过来。这样的救助，周泽煃和殷叙彝终生难忘。”

这些点滴回忆，丰富了雷海宗先生的形象，他不只是作为学者存在，他对于学校的意义更不止于论文和著作。这样的老师，在学生的生命中，有时甚至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比如中山大学詹安泰先生。

“就在这‘风雨如晦’的时刻，詹（安泰）先生依然惦记着我，仲昌弟受先生之托给我送来20元，帮我度过难关。我在感激先生厚爱之余，也非常担心先生的命运，因为我亲眼看到一个个权威学者都‘岌岌可危’了。到了海南岛，每逢中秋，向北遥望，我还思念詹先生。想起他在我最无助的岁月里给我的那20元钱，那20元钱，当时我足足用了半年：想起他在那苦风凄雨中挣扎着的清瘦的身影。”（张百栋，忆詹安泰先生）

如上所述，老师关心学生，也常常冒着风险。

“我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1960年摘掉了右派帽子，1961年从农场回到历史系，做资料室的资料员。1963年初，我没有想到，杨先生突然到资料室来找我，希望我来帮助他来翻译美国南北战争的史料。我是受宠若惊的，我没有对美国史进行过研究，而且我的政治情况又是那样，是摘帽右派。杨先生竟然能够任用我。我觉得，杨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王敦书，忆杨生茂先生）

“承蒙一位同志的盛情，领我拜访吴先生。未想到，吴先生对我这个‘摘帽右派’热情接待，毫不嫌弃，坚持留我用餐。如此待我，反映了吴先生的仁厚长者品格，恐怕也反映了吴先生对所谓‘右派’和‘反右斗争’的实际看法，至少对我这个‘右派’是如此。”（吕万和，忆吴廷璆先生）

“厉以宁教授一直很感念周、赵两位前辈在困难岁月里对他的关爱和鼓励，从学生时代起，厉以宁就多次到这座小楼里，向住在楼下的周先生和住在楼上的赵先生请益问学。他大学毕业留校时，被分配在资料室工作。接受分配之后他到燕东园29号去看周、赵两先生，周先生建议他把北大图书馆所藏的两种重要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摘要，供教师参考，并说这不仅对大家有好处，厉以宁自己也可以从中受益。”（刘宁）

还有挺身而出，舍己为人，苦心孤诣的，

“汤吉夫老师心里明白，自己才是他们真正要整的人，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而孙贺海只是一个陪绑者。所以汤老师偷偷的告诉孙贺海：‘你不要再这样硬撑着了，他们肯定是不会放过我的，不过在学校里我还有好多学生，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你不是学校的人，他们对你绝不手软，不如你检举一些我的罪名，他们就会放你出去，不然他们还会折磨你的。’”（黄志鸿，记孙贺海与汤吉夫先生）

“我清晰记得：入学中大后，因为担任中文系学生文学杂志《红豆》的主编，我曾为此多次登门向金老师求教求助；在《红豆》因为发表了‘大胆’文字而受到各方压力时，金老师曾向我明确转达过当时系主任吴宏聪老师和王起等老师对我的大力支持。我和同为‘破格录取生’的马莉多年来都一直觉得，金老师和我们俩是灵犀相通的。” （苏炜，记中山大学金钦俊先生）

老师关心学生有风险，反之亦然，

“有一天我回了趟学校，正好教职工都在礼堂开会，院里没什么人。走到小树林，见俞先生一个人缓缓地 走着，手里提着个布袋子。我老远叫了声：“俞先生！”俞先生慢慢转过身，抬眼看我，嘴里嘟囔了一句：‘有年头儿没人管我叫俞先生了！’招呼我：‘走，家里坐会儿。’他知道，我不会跟他划清界限。”（范亦豪，忆北京师范大学俞敏先生）

矢志不渝，历劫不悔的，如“陈先生就住在工字厅。授课期间蒋先生对陈先生就非常佩服，毕业以后他先去了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北京，立刻就去拜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陈先生漂泊西南各地，眼疾日益严重，蒋先生一直记在心里，有机会就到陈先生住地去请益问安。”

“陈寅恪先生和蒋天枢先生填履历表，在社会关系一栏都将对方填入。陈先生同事学生有很多，社会关系填蒋先生说明对他是极其信任的。陈先生研究《再生缘》，蒋先生做了大量搜罗材料的工作，他把家藏本《再生缘》和申报馆排印的《再生缘》都给陈先生寄去。”

陈寅恪

“编纂一套《陈寅恪文集》，是1964年夏天蒋先生赴广州祝贺陈先生75岁寿辰时，陈先生当面嘱托的。但事实上早在50年代前期，陈先生便有意将自己的著作传付蒋先生收藏，而蒋先生也已经投身于为双目失明的老师整理出版旧著、协助撰述新作的工作。1950年冬，执教于岭南大学的陈先生刚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便寄赠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蒋先生。”（陈允吉，谈复旦大学中文系名师）蒋天枢先生最终完成了先师的嘱托，九泉相见而无愧。

情同父子的，如“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日，石声淮到华中师范学院三号楼一楼阶梯教室，给一九五六级学生讲课，他动情地说：‘我的岳父钱基博老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周六）逝世。钱基博老先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声淮教授潸然泪下，全体学子屏气凝神。”（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五六级彭慧敏、刘百燕、左兵《怀念声淮教授》）

也有歧路亡羊之后的迷途知返，

“孙玉石矢志忠诚，不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对20世纪50年代参与的试图取代‘资产阶级权威’的批判和集体科研事件，在后来的反思中，孙玉石的自责最为严苛。他也明白当年发生的一切与时代氛围有关，但坚持不将做出错谬判断的责任推给时代：‘我们曾经很深地伤害过包括林庚先生在内的自己的一些老师们，今天我们是有愧于林庚先生的。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在历史过失面前集体无记忆，集体失语。’”（洪子诚，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位先生）

以上不过是我平日所见所记之部分，有很多穷乡僻壤的师生关系，心心相印，互相扶助，比大学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作用，有时候重要得多，限于篇幅，无法载入；以及，记载的，我所见的，摘录的，大部分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师生，而实际上，理工农医类的，同样是如此，如叶企孙，李宗恩，颜福庆等先生，于学生恩深厚重，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那些没有被记录的，不为人知的，是大部分，和写出来的这些同等重要，它已经润泽在人的生命之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穷乡僻壤，待学生如子女者，“陈春育老师收留我在他家吃住，一起搭伙的还有俩个女生；他中年丧偶，把我们当子女一般看待；陈老师坚持去每个学生家家访，无论多远，一辆五羊大轮自行车都能到；去年过年，和一上了北大的同学一起去看他，80多岁了，很开心，坚持杀鸡，留我们喝酒。”（梁振辉，忆陈育春老师）

桃李芬芳，功在千秋者，“1981年，作为康奈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吴瑞向中国政府提议并创办了 ‘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1981-1989年间选拔了422位中国优秀研究生赴美国留学，为中美两国和世界培养了整整一代生物学人才。”（王丹红，记吴瑞先生）

即如我所摘录的这些，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也大有调整，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上文所述，也不适宜成为任何一个学校的立人树人典范性标准，或者从制度上来对老师或学生做细化、量化要求。我个人以为，师生之道，在于自然养成，也需要很多代人努力与护持。作为一个大学，为师生之道的养成与传承，以及多样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则是必要的。

“王焕镳先生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求学时，很受先父赏识。这些砚台原先一直珍藏在我身边。1973年，我赴香港与丈夫团聚，许多物件一时无法携出，便将先父使用过的一方澄泥砚、一方端砚以及一副拐杖交给王先生留存。当时王先生在接受父亲使用过的砚台和拐杖时，特地焚香跪拜。这情景我至今铭记，每一想起都觉得感动。”（王绵忆父亲王伯沆先生）

“朱德熙先生去世，有个追思会，在北大开。汪曾祺、李学勤都讲了话。汪说，朱先生总是跟他讲，他发现了一个人才，叫裘锡圭。裘先生坐我旁边，顿时泪如雨下。”（李零）

人才在于养成，也在于珍惜。我以为，永远值得珍视的，不论是双一流大学，还是世界一流大学，归根结底，它的目标之一，应该是其中具体的师生，如此或能立己立人，开物成务。

注：文中征引材料，见于网络，累积历年，未能一一尽记出处，或者有误，敬请指正，向已知姓名和未知姓名的记录者，兼向前辈先生们致敬。

原标题：《人才在于养成，也在于珍惜——大学师生之道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