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快与慢：从黔东南郎德上寨看旅游减贫

2018年春郎德上寨的一个早晨，我在借住的主人家的“美人靠”上记完前一天的田野笔记，就跑去铜鼓场旁熟识的一个大嫂家里耍。她家就在用作表演场的铜鼓场的旁边，所以一楼被改建成做游客生意的门面，用来出租苗服并售卖手工艺品和小吃饮料。

十点左右，寨子里的喇叭响了，通知大家准备到寨门口迎接游客。大嫂急忙妆扮起来。她先把刺绣外衣和长裙套在身上的连帽衫外面，再把银饰帽戴到本就梳好传统高髻的头上，然后一边把银角插到银饰帽上，一边急急忙忙朝寨门口走去。

寨门口外的芦笙队已在田埂上站好队，沿着蜿蜒台阶排好的十二个小方木桌也摆放齐整，上面放着米酒壶和敞口瓷碗，盛装的大嫂和姑娘们陆续赶到小木桌旁准备给游客斟酒敬酒。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同时， 一辆载满游客的旅游中巴驶入视线。

村民自治：郎德上寨旅游的“工分制”

郎德上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依山傍水，以俗称“美人靠”为特征的传统干栏式民居依山而建。据村主任介绍，2019年全寨共有213户871人。除了个别从外省嫁入的媳妇外，都是苗族。郎德上寨先后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百座特色博物馆”，其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郎德上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于2018年拍摄

郎德上寨旅游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遵循“每个寨民都为村寨的建设出力，现在开办旅游大家都应受益”的原则，郎德上寨沿用了以“工分制”为核心的社区旅游发展模式。尽管灵感来自于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郎德上寨的“工分制”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发展旅游，更注重旅游利益的公平分配，包括资源共享、机会平等、多劳多得和照顾弱势村民（比如年迈的村民无需表演只要陪场就能获得相应工分）。

郎德上寨从旅游伊始就成立了郎德上寨旅游接待小组来管理旅游的具体事务。接待小组在2011年更名郎德上寨大陆生态旅游有限公司，由14名成员组成，包括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会计和出纳，以及村里四个生产队和一个芦笙队的组长和副组长。他们负责组织村民表演和接待游客，并确保把旅游相关收入公平地分配到参与的村民手里。

郎德上寨的旅游收入主要来自旅游团的表演费。旅游团到达时，寨子先是安排着苗装的村民在寨门口用“十二道拦门酒”合着芦笙奏乐来迎接游客，然后在寨子里的铜鼓场为游客表演包括“锦鸡舞”“苗族古歌”和“高杆芦笙”等的传统苗族歌舞。根据旅游团的大小，寨子收取旅游团八百到几千元的表演费。 如果碰巧有散客在寨子里，那些选择观看表演的散客需要交纳每人30元的费用。 百分之三十（后改为百分之二十五）的表演收入留作寨子的公用发展基金。剩下的每月根据参与村民各自所得工分公平分配。 

郎德上寨用“十二道拦门酒”迎接游客。

郎德上寨在铜鼓场为游客表演。

为了方便发放工分，郎德上寨在雷山县城订制了工分牌。每个工分牌上注有各种名目（比如表演种类、服装种类、发式种类）和相应工分（1-12分）。比如，寨子里的一位姑娘穿了当地长裙苗特有的盛装，戴了一整套苗族银饰，梳了传统的高发髻，她会挣得8个工分；如果她的鞋子不是布鞋，那就少挣1分，只有7个工分； 如果没梳高发髻，那就少挣3分，只有5个工分；如果她在游客到达时站在寨子门口迎接，她会额外挣得2分；如果她再给游客敬酒，她会再挣得3分。

相应工分牌在拦门酒的不同阶段和每个表演结束后分段发放。迟到早退的村民挣不到对应的工分。发放工分牌和登记工分的村民也获得相应工分。自从郎德上寨采用工分制以来，工分制不时被修订，对如何挣工分以及挣多少工分制定了具体的条款，杜绝了村民吃大锅饭“搭便车”的现象。

郎德上寨的一位媳妇在拦门酒仪式结束后领到的工分牌。

政府主导：郎德上寨旅游的“二次开发”

村民团结既是郎德上寨的“工分制”的基础，也是其目标。因为对可能产生纠纷和破坏团结的顾虑，郎德上寨村民对政府介入旅游开发有自己的想法。2008年，郎德上寨成为北京奥运火炬接力传递的一站，这也成为游客最多的一年。

然而从2009年后，郎德上寨的游客开始急剧减少。除了受雷山县城到凯里市（州府）的二级路修建的影响，郎德上寨游客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该县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的快速兴起。“ 随着游客的突然减少，郎德上寨村民对新时期的旅游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如是说，“人的思想会变的。他们自己意识到了科学管理景区的重要性。”

2015年前后，郎德上寨和代表雷山县政府的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协议，西江公司获得郎德上寨旅游发展的主导权并发起郎德旅游的“二次开发”，把郎德上寨和郎德下寨作为郎德苗寨景区来统一开发。西江公司是雷山县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主管西江的旅游发展。 为推进郎德的“二次开发”，西江公司设立了郎德文化旅游公司为其子公司，办公楼位于郎德下寨。 郎德文化旅游公司从2017年5月1日开始对游客收取60元的门票， 并从2016年10月开始给郎德上寨每月10万元的表演费，每天固定表演两场。

那日我拜访寨子里一位曾颇有威望的原村支书，当时他刚和别的寨佬一起表演完“高杆芦笙”。八十多岁的他曾担任了四十年郎德上寨的村支书，是他带领寨子开始发展旅游。我问他：“村民自治发展旅游好，还是交与郎德文化旅游公司好？”他说，“各有各的好处。以前累，什么时候来客人，就什么时候表演，耽误农活。”

和很多别的村民看法一样，他不很赞同公司的门票制。不少村民抱怨门票制是寨子里散客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旅游团行程紧，一般看完表演就走，很少有时间在寨子里吃饭购物。然而村民们的餐饮住宿卖纪念品的小生意主要依赖散客。

有一次，我办完事回郎德上寨，在寨门口的台阶前被一个郎德文化旅游公司的正在执勤的年轻门卫拦住查看我的门票。他这天才开始上班，所以把我当成了游客。得知我在驻寨做研究后，他和我抱怨说，“今天上午游客太少了，不知道下午会不会多一点。要是游客多一点还好一点，有事做，不然太无聊了。”他说刚才太无聊了，就去捉蜜蜂玩。他手里拿个用胶带固定在一起的两个一次性塑料杯子做的密封容器，里面有三只蜜蜂。

为了尽快实现郎德上寨旅游的快速增长和增加游客量，郎德文化旅游公司敦促郎德向西江的旅游发展学习，并组织了郎德上寨和郎德下寨的村干部以及旅游骨干人员到西江参观。公司用一辆大巴清早接他们到西江参观一天，在傍晚时安排了西江的村干部和他们在西江村委办公室会谈。会谈由公司的副总主持，共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然后在附近一家游客餐厅一起晚餐。在公司的副总的邀请下，我旁听了会谈。

会谈中，西江村支书介绍了西江的十年（2008-2018）旅游发展经验。公司副总诚恳地要求郎德村干部多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来支持公司“二次开发”的举措（比如征地）。 当谈到他对于“二次开发”的希冀，他说道，“当郎德发展到家家都不想挣工分，我们就成功了。在西江，你如果要他（村民）去挣工分，他要骂你娘。他卖个粑粑一天都能赚一千块，他还来挣你的一百块的工分表演钱？在郎德，现在是你不叫他拿工分，他不高兴。等游客多了，郎德的（村民）也不会想要工分了。”

“旅游扶贫”不等同“旅游开发”：郎德上寨村民的“懒”

根据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编纂的“贵州省旅游发展白皮书及研究报告（2017）”，至2014年，贵州共有517个村寨被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乡村旅游扶贫正成为贵州省大力支持的精准扶贫模式之一。 然而，将旅游扶贫开发等同与旅游开发，没有真正聚焦到扶贫上，导致旅游发展的成果不能更多更好地惠及贫困人口。因而报告把提升公众参与程度列为提升“效益+公益”水平的四项举措之一。

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在我对他的访谈中谈到，“郎德上寨的旅游发展模式是细水长流，比西江模式要更好一些。”我追问道，“从减贫的角度看，是不是西江模式更好，因为西江有更多的游客和游客收入？”他回答说，“减贫主要是减少贫困人口，脱贫的门槛设得并不高。郎德上寨的模式足够让村民脱贫了。”

在郎德上寨住的头几天，我奇怪于为什么这里的村民都不会起得早。这与我长期在乡村村寨里做田野的经历相悖。我借住的主人家最近刚把房屋加建游客客房，女主人对我说，“现在村里人变懒了，就算在村里赚不到很多钱，也不想出去打工了。有的男人宁愿到表演场领工分，赚个七八块钱、十几块钱一天，也不愿到我家来做工修房。就是150元每天，村里的男劳力也不愿来干。”“别的没有旅游的寨子出去打工的人多些，为了给孩子念书攒钱，”她笑着说道，“郎德上寨现在出去打工的人少，但并不一定说我们旅游收入高，只是我们有些变懒了。”

郎德上寨的一位媳妇在没有表演的闲暇时间坐在家里前院做手工刺绣。

当谈到郎德上寨的“懒”，上文提到的那位黔东南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官员对我说，“这里就郎德上寨这一个寨子是这样。别的寨子也是早早起来干农活。所以苗家妹子都愿意嫁到这里来，就是跳跳舞，唱唱歌。 西江也是一样，有点‘懒’。”郎德上寨一位原村干部说，“自从搞旅游，郎德上寨是全镇出去打工人数最少的寨子。郎德上寨收入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吃饭和子女生活都能解决。在家可以照顾农活，自足就可以。”在访谈郎德文化旅游公司的副总时，我问他如何看待郎德上寨村民的‘懒’。他回答道，“这个要看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村民对生活的舒适度很满意、满足。”

雷山县政府和在县政府领导下的郎德文化旅游公司正积极地遵循西江模式，期望以之实现郎德上寨快速的旅游经济增长。然而，旅游发展的商业性成功并不等同于当地贫困居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首尔大学学者Jean Junying Lor及其合作者在一篇讨论民族旅游如何减贫的论文中比较了郎德上寨和西江两个案例，并认为：西江的“先发展，后包括”的模式限制了贫困人口从中获益；而郎德上寨的“先包括，后发展”的模式确保了贫困人口的参与，尽管这是以减少总额利润为代价。黔东南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这位官员说，“郎德上寨不能走西江的路。郎德上寨的发展不能急，要慢慢来。”调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前，他曾先后在西江镇政府和郎德镇政府任职。

郎德上寨的启示： “小”和“慢”

美国人类学家博德利(John Bodley) 博士指出：未经约束的经济增长，特别当它是被精英主导(elite-directed)时，易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发展的不可持续。中山大学的王宁教授在其发表在《旅游学刊》的“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中曾谈到，“权力与市场的联盟更为紧密，社会就愈发苦逼。权力与市场分头追求各自的GDP 和利润，剩下的社会——如果还有社会的话——就成了挨宰的对象了。”结合我长期(2002-2016)在湖南凤凰县对当地旅游发展调研的经历，我认同这种观点。

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往往把利润凌驾于民生之上，旅游业也无例外。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规模” (scaling-up)是决策者们普遍采用的针对减轻贫困的一个发展范式。 然而，根据博德利博士的“规模的权效”理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小”（而不是“大”）规模。“规模的权效”指的是规模给了社会精英阶层强大有效的诱因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在现实中，随着规模的扩大，社会权力会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那些少数已经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同时让大众来承担（经济）增长的代价。简而言之，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郎德上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搞旅游，走的就是以工分制为核心的小规模、慢增长的模式。尽管从2017年开始，郎德上寨旅游的“二次开发”使其旅游发展从村民自治转变为政府主导，工分制的实施仍然被保留下来。正如黔东南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的那位官员所说，“因为没有找到比它更公平的制度。”

郎德上寨的案例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念具有误导性，然而却被广泛接受。减贫并不依赖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与西江的以经济增长和利润为首的旅游发展模式相反，郎德上寨的旅游以牺牲快速增长为代价来确保公平与平等。作为一个全社区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模式，郎德上寨的工分制给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对原住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增权带来启示，也对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问题提供了借鉴。“规模”是关键。郎德上寨的案例展示了“小”（规模）和“慢”（增长）可能是增强社区参与和实现公平分配从而实现减贫的必经之路。

[作者丰向红系美国东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和其合作者李乔杨的学术论文“Poverty Allevi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Issue of Scale in Ethnic Tourism in China”(中国民族旅游中的减贫、社区参与、和规模的问题) 改写。该学术论文于2020年6月在期刊Asian Anthropology（《亚洲人类学》）上刊发。作者感谢受访者们对其研究工作的支持和对本文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