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仑的玫瑰》：读西方文学中的“塔楼”诗

9月26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法文系副教授陈杰、德文系副教授姜林静齐聚朵云书院旗舰店，与现场读者一同探讨他们的新书《沙仑的玫瑰》。

《沙仑的玫瑰》

《沙仑的玫瑰》一书脱胎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三位老师首次在复旦大学校内联合开设的跨学科、跨语种文学精读课，今年8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沙仑的玫瑰”这个名字取自《旧约·雅歌》：“我是沙仑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这种生长在以色列海滨湿地的玫瑰，形状犹如郁金香或秋水仙，每株只开一朵花，高度可达十英寸，花朵的深红色深入肌髓，乃至于花萼呈黑色。《沙仑的玫瑰》一书从天鹅、头颅、花、塔楼、葡萄酒和玫瑰这6个经典的意象入手，从诗歌的意象阐析、绘画的视觉符码到哲学的纵横导引，透过国际的视野、广博的见闻和清丽的文字对三语文学和绘画进行解读，并挖掘了与其有关的独具魅力的人文故事与浪漫典故。

此次分享会，由于活动场所安排在上海最高书店——朵云书院旗舰店，与书中的“塔楼”意象特别贴合， 三位老师便特别分享了英法德三语文学中的“塔楼”意象。

活动现场

《在塔楼边》与塔楼所象征的男性权威

首先，姜林静分享了19世纪德国女诗人安妮特·冯·德·多斯特·霍斯豪夫（Annette von De Droste Hulshoff）的诗作《在塔楼边》。这首诗的内容说的是一个女人在海边的高塔上，望着远处时心中所起的波澜。“她往下看到沙滩上有浪花可以嬉戏，希望能够远航去冒险，而后又突然变得很卑微，希望摆脱贵族女性身份对她的束缚。”姜林静解释道。随后她介绍了诗人的生平经历，表示诗中的塔楼并非完全出于想象，因为她的姐姐和一个男爵结婚后买了一幢塔楼古堡，邀请她住了进去。“当时安妮特已经四十多岁了，她终生未婚，因而她来到塔楼就像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也一直处在家族的桎梏当中，所以她可以离开那个地方，面对那个真正想做诗人的自己，那段时间也成为了她创作上的井喷时期。”

将目光放回到诗歌本身，在诗的第一段里有这样一句话：“迈那得斯的风暴一起吹动挥舞的头发”。迈那得斯指的是酒神狄俄尼索斯身边的狂女，在古典绘画中她们通常有着披散的长发的狂野形象，似乎是那种邪恶但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而安妮特自己的头发又是怎样？从她的肖像画上可以看到，她的头发是传统的浪漫主义时期贵族女性的发型，编织得非常精致，与迈那得斯的头发大相径庭，这里反映了她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

而后看回塔楼这个意象，姜林静介绍说，塔楼在德语里是一个阳性的词。在很多中世纪的古城中，教堂一定是整个古城中的最高点，它代表着上帝的权威、男性的权威；而不论是教堂的塔楼还是防御的塔楼，或者灯塔、水塔，都高耸入云，它象征着一种权威性、保护性和抵抗性。

除此之外，诗歌中还有女性和头发的形象，将其结合在一起，在德语的语境下，姜林静提醒现场读者，我们能够想到格林童话中长发姑娘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小姑娘被巫婆关在塔楼里，每天巫婆就顺着她的头发爬上塔楼。头发和塔楼成为了束缚她的通道，但头发也成为了她离开束缚的可能性。故事最后的发展也是童话式的，后来来了一个王子，王子顺着她的头发爬上了塔楼，两人相遇，最后终成眷属。而在这首诗中也出现了似乎想要逃离塔楼的意向，而头发是奔向自由的象征。

至于为什么这首诗选择的地点是在塔楼边，而不是在塔楼上、在塔楼里，姜林静认为，诗人一方面想摆脱女性身份所带来的束缚，像男性一样自由奔放地生活；同时她也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天主教女士，因此塔楼对她来说也象征着一种自我保护，所以她也不愿离开塔楼。当我们把这些意象背后的长发姑娘，以及塔楼的男性权威结合起来便能容易理解诗人的想法，走入她的内心。

经典塔楼个案：巴别塔的由来

而后，陈杰讲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塔楼个案，即《圣经》中的巴别塔。巴别塔这一意象的出处是《圣经》旧约中的《创世纪》：“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他们在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看见他们做的城和塔，说道：‘看呐，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民，这样他们以后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同’，于是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根据《圣经》的文本，陈杰对巴别塔的由来做了一个梳理，提炼出三个重要的信息元素。首先，巴别塔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在圣经的叙述里，巴别塔是和一座城联系在一起的，它里面多次提到了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城和塔是相关的；第二，修城也好，修塔也好，这样一个由人类所主导的计划其实是违背了旧约的神的意志；第三，因为违背了这样一个意志，所以神对人进行了惩罚，惩罚是体现在语言层面的，把语言变乱了妨碍他们交流，妨碍他们交流就破坏了他们一起成事的可能性。

在这三点的基础上，陈杰进一步做了展开说明。首先，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建塔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两方面：第一，修城建塔的目的是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而《圣经》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的要求是你们要遍满地面，要四散遍布散居，不能聚居，然而修塔建城会造成一个聚居和定居的状态；第二，建城的行为在《创世纪》中也是错误的，原因在第四章里，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儿子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该隐成为了第一个杀人犯，他这个罪人被上帝惩罚后，第四章提到，该隐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诺，该隐建了一座城就叫做以诺。罪人该隐成为了《圣经》叙事中的第一个建城者，于是建城本身就具有了错误色彩。

建城是错的，那么修塔为什么有问题？对此，陈杰解释说，很多史学家认为，《圣经》中所描述的巴别塔在历史上可能是有原型的，原型可能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古巴比伦城中的塔庙，是古巴比伦人用于祭祀的场所。陈杰进一步解释说，古巴比伦当中的塔庙是在很多文明中都存在的一种地方，这个场所可能有实体的存在，也可能是想象的场域，它在拉丁文中被称为世界中心。能够被称为世界中心的地方，一定是连接神界和人界的地方。回到巴比伦的塔庙，它除了祭祀意义外，其实还有另一层象征意义，即人通过攀登这个塔来接近神。然而在新教文化当中，这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圣经》的新约和旧约中都没有任何允许人主动接近神的记载，在基督教看来，这只能由神来安排。往深处讲，修建巴别塔从抽象意义上来讲是一与多之间的关系。这个典故出自《创世纪》，在《创世纪》的语境下，被创造者是多，一则是造物主。因此在《创世纪》的语境中，人通过修塔建城这样自我成就的行为，来和神竞争独一无二的造物主地位。人发现自己联合起来也可以达成成就，这种成就赋予了他宣扬自己的底气和信心，那么有了这个底气后，就和路西法一样，人要成为神的竞争者。

陈杰进一步指出，巴别塔在《圣经》的意义上体现了人自我神化的过程，一切根源来自于人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造物主。16世纪在推动宗教改革的行动中，路德就沿用了巴别塔一和多的关系来描述新教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在他的叙事中，罗马教会就是那个不自量力地想要竞争那个唯一的绝对的统治者的存在；罗马教会对基督教世界的控制就像巴别塔那样不自量力的计划。他认为，既然后巴别塔时代神已经对人进行了惩罚，意味着人原来仅有的神圣的“一”的权力（即语言的单一）已经没有了。路德认为，既然这种单一的权力已经被剥夺，那么我们应该和后巴别塔时代和解，即拉丁语不应该成为掌控基督教思想传播的唯一语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俗语进入神圣领域开始成为可能，路德才可以用德国的方言进行传教。

建塔的叶芝

包慧怡所讲的主题则是20世纪象征主义诗人叶芝。在提到叶芝之前，她首先指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叶芝非常喜爱玄学，对他来说，塔罗占星都是他构造个人象征体系的诗意语义库里的工具。因此包慧怡首先分享了塔罗牌里的第16张牌：塔楼。塔楼这张牌，一开始并不叫塔楼，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塔罗牌中，它是魔鬼之后的那张牌，但当时牌面上并没有显示塔楼，它最初叫魔鬼之屋；到了16世纪南法的马赛牌塔罗体系中，它的名字从魔鬼之屋变成了上帝之屋；而在比利时，这张牌叫闪电。这些牌后来都演变成了塔楼这张牌。叶芝为这张牌心倾神摇，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诗集《塔楼集》，收录了包括《驶向拜占庭》在内的一些他的集大成的诗歌。

今天运用最广泛的塔罗，即莱德韦特塔罗，就集合了之前的这多种塔罗牌面的形象的精髓，只是把楼顶变成了王冠、很多手抄本里会把伊甸园画成塔楼的形象，伊甸园在设定中也是，与驱逐、封闭、孤立、隔绝这些意蕴联系在了一起。

包慧怡又讲了地狱劫与塔楼之间的关联。据传耶稣在升天前的三天，肉体还是在十字架上的，但他的灵魂通过了一个像塔楼一样的地方，救出了地狱中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包括旧约当中的一些人，亚当和夏娃也在被救之列。以及利维坦，它是一个像鱼一样的巨兽，用巨口表示张开的地狱之嘴，塔楼和利维坦长成了一体，营救他们出地狱，就是营救他们出地狱的这座塔，这是一条上升之路，与魔鬼之屋下降之路形成对比。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叶芝的双重建塔活动。不仅仅是诗歌意义上的建塔，这个塔楼也是他作品的建筑。叶芝称他自己的一生是一个象征主义者，这一点不光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上，他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还用奖金收购了一座偏僻之地的中世纪塔楼。这座塔是14-15世纪建造的，它非常简朴，有四层，每层一个房间，由一条旋梯连接不同的楼层。叶芝每到夏天就去这里写作。他在塔上刻下了这样的铭文：“我，诗人威廉·叶芝/用古旧的厚纸板和海藻绿石板/还有来自戈特炼造炉的铁制品/为我的妻子乔治重修这座塔楼。/愿这些词语长存/直到一切再度化为废墟。”曾有形的一切必将化为废墟，但是他依然要强调让这些词语长存。包慧怡认为，这铭文虽显得有些刚愎自用，但当中也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的英雄主义。实际上，叶芝一直努力坚持，这座塔楼是他的心灵作品，他希望别人走过这里的时候就可以想起他的作品，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虽然一切都将化为流沙，但是在流沙上建塔的企图，能够使他得以长存。

此外，包慧怡还分享了叶芝的组诗《内战时期的沉思》里面的第二首叫作《我的家》，直接描述了他所购买的那座塔楼。人们通常对叶芝的印象就是浪漫和抒情，但他的晚年其实非常入世，越来越积极地加入到爱尔兰独立的政治运动当中去。1916年爱尔兰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但是当时并没有建国，当时北爱那边是亲英的，新教徒想留在英国；大部分的南爱，成为了爱尔兰共和国，是信奉天主教的，叶芝在爱尔兰共和国成立时就当选为参议员，作为民族良心，在政界被安排了一个虚职。但他自己一直在检讨，占了这样一个位置，我能为人民做什么？后来打内战的时候，北爱和南爱之间手足相残的战争，让叶芝感觉非常心痛，最后打到他家门口，把一个给他修塔的工人给炸死了，所以他隐隐也受到了很真实的威胁，他的人民，塔楼所代表的一切文明，都在分崩离析。而存在的一切，无论是象征也好，空间也好，最终都是枉然的。叶芝曾说有两个建塔人，一个5世纪前的建塔的士兵正在被遗忘，而我也一样，但我造的是我心里的塔楼。我自己的肉身也是在崩塌之中，但我要像塔楼一样建立起一个孤独的心，这是受难和孤独的象征。他还是没有放弃建塔的运动。对于他来说，塔楼是一个纯粹的诗歌形式，也是他本身所致力于的象征运动的看得见的化身。

叶芝人生中口述的最后一首诗也叫塔楼，即《黑塔楼》，它没有被收集到诗集里面去。这首诗影射了爱尔兰的墓葬传统，在爱尔兰神话中，无论是女王还是士兵，都是全副武装站着埋葬的。叶芝在这首诗中呈现了两类人，一类是古老黑塔楼中坚决不降的士兵；一类则是一个塔楼里的背叛者，一个老厨子。叶芝最后提出，作为一个诗人，他的位置是在哪里：哪怕是将要化成一个隐喻，成为几乎没有生命力的塔楼里的站岗者，但他的位置仍然是和士兵们在一起，而不是和老厨子在一起。这就是叶芝一生的象征建造运动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