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国

摘要：2012年，57岁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一片掌声里，我不知怎样地上了台。我头晕，心跳，快要死了似的。”这是21岁的管谟业刚刚参军之后，作为新兵代表上台讲话时的心情。时空中的两幅画面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原本希望远离家乡的孩子不断返回高密的土地，他儿时的苦难经历成了巨大财富，所有的形式技巧最终都落在了人性上，构成了莫言和他的国度。

今年7月，莫言发布新书《晚熟的人》，这是他在诺奖获奖后出版的首部作品，距离上一部小说《蛙》过去已经整整十年。以诺奖后知识分子还乡的视角，他把自己写进了故事里，作者莫言与小说主人公莫言互相对视，把当下写入历史。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来自南方人物周刊，首发于2012年10月22日。

文 | 卫毅

来源 | 南方人物周刊

小说与现实的高密，虚拟与真实的人生，历史与当下的中国社会，构成了莫言和他的国度。

2012年10月12日下午，莫言再次出现在高密这家一夜之间为世界所知的酒店会议厅，召开记者招待会。他穿着昨天那件淡紫色的条纹衬衫，平静地走到话筒前。最开始的两个问题来自法新社和路透社，莫言对这两个问题的部分回答，迅速传至网络又迅速消失。“政治不正确”被认为是可能的理由——在他获奖前后，对他批评最多的是他的政治态度。莫言的回应是，自己的获奖不是“政治正确”的胜利，而是文学的胜利。

他在头一天接受凤凰卫视电话采访时说：“不管是在网上挺我的，还是批评我的，都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很快，“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这一截话被挑选出来，放到网上，引发争议。

10月12日早上，由北京飞往青岛的航班上，与我邻坐的恰好是昨天晚上电话采访莫言的凤凰卫视记者，她认为莫言的回答得体，但放到网上后被断章取义。在这趟7点50分起飞的航班上，坐着众多媒体同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距离青岛大约一百公里的高密。在酒店大堂，在莫言居住的小区，记者们在此守候多时，希望能够与他偶遇，直到记者招待会的时间将至，他们才陆续离开。

莫言在记者招待会上始终沉着以对，有问必答。他的左手一直握着一根红绳串着的饰物。记者招待会临近结束，他抬起左手，将衣袖轻轻抹开，露出了袖口下的手表，看了看时间。

莫言。

如果时间在某个轨道上停留在1976年2月莫言的一次当众讲话上，在另一个轨道上来到此刻，两幅时空中的画面将形成鲜明的对比。

手表的国

“在一片掌声里，我不知怎样地上了台。我头晕，心跳，快要死了似的。”这是21岁的管谟业刚刚参军之后，作为新兵代表上台讲话时的心情。当他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村里的一位复员老兵告诉他，要想在部队迅速站稳脚跟，就得写一封决心书。管谟业记住了这位老兵的教导，一到兵营就赶紧写了决心书，他获得了这个上台讲话露脸的机会。

在掌声还未停息的台上，他脑子里掠过了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谁见过这样的大场面了。但这是光荣，是前途，是4个兜的军装，是上海牌手表，全钢防震，19个钻。”

不知在高密这家酒店的会议厅里，57岁的莫言来到讲台前那一刻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此时戴的又是什么牌子什么质地的手表？

21岁的管谟业“一屁股坐在那把坐过曹副团长、坐过新兵连指导员的椅子上”，那是一把红色人造革面的钢架折叠椅。他望了一眼台下，开始低头念稿子。

57岁的莫言除了看手表，头几乎没有低下过。他已经是见惯大场面之人。高密市一中的校园内有莫言文学馆，馆里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所拍场景是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站在台上微笑，他身边站着的依次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次书展上，当一位身处海外的异见人士出现的时候，许多中国作家选择了退场。这也是莫言遭到批评的一次事件。

1976年，念完稿子的管谟业走下讲台，听到班长低声对他说：你这个混蛋，彻底完了！他懵了，已经无心观看接下来的文艺演出。回到宿舍后，追问班长到底是怎么回事。班长说，“那凳子是首长坐的，你也配坐？你不站着讲话，竟敢像首长一样坐着讲！你稀稀了（当时的流行语），等着明年回家吃地瓜去吧。”

莫言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的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我一个老中农的儿子，费了千辛万苦才当上兵，原本想在部队好好干，提成军官，为父母争气，与地瓜离婚，谁知道这样简单就稀稀了。”

“青杀口的桥还在，只是高粱地没了”，这是电影《红高粱》中的那座石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管谟业是那么希望逃离家乡的土地。他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爬上1976年2月16日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当那些与我同车的小伙子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感到我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我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我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开到天涯海角。”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两百华里的军营，带新兵的人说到达目的地时，管谟业深感失望。“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

管谟业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莫言作品和讲话中反复提到的“东北乡”是过去年代的称呼，现在叫高密疏港物流园区。此地位于昌潍大平原与胶东半岛交接处，地势低洼，河道密集，夏季时常常水涝成灾，曾经广种高秆作物，比如高粱。高粱成熟的季节，这是一片火红。

21岁的管谟业在新兵大会上讲话后不久，被“发配”到了渤海边的黄县。除了站岗就是下地干活，与原来的农村生活相比，没有更好，反而更差。渤海的风浪中，他已经看不清上海牌19钻全钢手表的模样。

站岗的枯燥生活中，管谟业开始了文学创作。他最早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这篇小说寄给了《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

手表再次清晰地浮现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给自己取了笔名莫言的管谟业通过自己的努力写作，在1981年和1982年之间，于河北保定文联办的《莲池》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和《丑兵》，挣了144元稿费。他用这些钱实现了自己的手表梦。

戴上了手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作品被文坛老前辈孙犁所欣赏。孙犁对莫言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莫言的文学时间开始了。

35个人的国

10月11日晚上，作家雷铎通过手机得知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那是助手发给他的一条短信。他为大学同班同学的获奖感到高兴。雷铎记得，1984年秋天，他是倒数第二个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报到的学生，莫言是最后一个。他们俩都因为各自的原因而没有按时到校。

在军艺读书时的莫言。

军艺办了全国最早的作家班，他们这批军队作家被称为“黄埔首期”。军队积压多年的作家一下子都集中到北京的这个院子里学习去了。能够进入此地学习，既要有考试成绩又要有作品。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非常欣赏莫言，看了他的作品后，对辅导员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

首期作家班共有34个同学，加上辅导员，一共是35人。有的人在进入军艺作家班之前就已经成名，比如李存葆凭借《高山下的花环》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已经广为人知。来自南京军区的以报告文学成名的记者钱钢担任了这个班的班长。

徐怀中给作家班实行的是“导师制”。全国最著名的高校老师、作家、评论家、艺术家被请来给他们上课，这其中有吴组缃、丁玲、王蒙、刘再复、张承志等等。

有时候，徐怀中还会给一些同学上小课。“有一次，他（徐怀中）叫了我和莫言一起交谈，谈话的内容是文学文本。”当时的中国作家热衷文本实验，“两斯一萨”（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是大家经常谈论的作家。

对于文本实验，雷铎认为莫言的分寸掌握得更好一些，自己则走得太远。“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的现场转播，莫言的度掌握得很好，被纳入视野，而且靠近镜头。”

开始的时候，莫言处于不被人注意的位置。最风光的是李存葆，班上还开了他的作品研讨会。会上，莫言对李的作品提出了尖锐批评：“我们系里组织讨论会，讨论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我确实感到不好，就把这个小说贬得一塌糊涂，话说得很过分。”

莫言认为那不是小说，更像是宣传材料。

一个梦成了莫言文学创作的爆发点。某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萝卜地里一个弯腰劳动的老头；又来了一个手持鱼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莫言把这个梦写成了一篇小说，取名《金色的红萝卜》。徐怀中看了之后，将题目改为《透明的红萝卜》。莫言刚开始觉得还不如不改，后来觉得改了更好。

《透明的红萝卜》描写了一个“黑孩”的形象，被认为是一个受虐的小孩性意识的萌发。莫言被认为小时候经常挨父亲打，留下了阴影。当我在高密东北乡见到莫言90岁的父亲管贻范时，老爷子笑着说，他小时候挺调皮捣蛋的，也就打过几回。在90岁的管贻范的床头，放着许多书，老爷子念过私塾，有看书的习惯，但没看过莫言的书，“他不让我看。”老爷子笑得很和蔼。

莫言90岁的老父亲坐在炕沿上有些无奈，因为儿子的获奖每天造访者无数。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高密东北乡泥土里长出的红萝卜帮助了莫言的文学事业。红萝卜被认为是男性的象征，对于性的描写是莫言文学探索的领域。中国有着太长的情感禁锢的历史，莫言突破了这个禁区。“《透明的红萝卜》里有很浓的性意识，这让作品提供了可以打通全人类情感的基础。”雷铎说。

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发表，引起巨大反响，京城里的作家和评论家被召集在一起讨论这部作品。莫言享受了李存葆刚入学时的待遇。

接下来的创作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在这一年里，他在《收获》、《钟山》、《人民文学》等多家刊物上连续发表中短篇小说。次年，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探索方向也越来越明确，就像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所说的，他从80年代开始就立足于写人。在他的小说里，时代背景淡下去，人的味道浓起来。

这个原本希望远离家乡的孩子不断返回高密的土地，他儿时的苦难经历成了巨大财富，他头脑中所熟悉的民间传说，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这次诺奖说他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显的。”雷铎认为，莫言的文学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恣肆和诡异。“魔幻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把人话、神话、鬼话都放在一起说。在真真假假中融入他想表达的东西。比如对官僚主义的讥讽，他就包装得很好，很有弹性。你说我是在攻击现实吧，其实是在开玩笑。”

所有的形式技巧最终都落在了人性上，这是让80年代那批作家一直走到今天的重要原因。“我们在军艺时常讲的，其实就是8个字：上帝情结、悲悯情怀。写作的时候，‘我’就是上帝，我想让谁生就让谁生，想让谁死就让谁死，有生杀大权。更重要的是悲悯众生，哪怕我是揭露你、嘲笑你，骨子里头也还是希望你过得更好。莫言的创作坚持了这个原则，这大概也是他获得诺奖的一个原因。”

莫言的勤奋也让雷铎印象深刻。“进入创作的火山爆发期后，他是通宵写作的，经常白天去教室报到一下，就回去睡觉了。他非常珍惜时间，把时间用在听最精彩的课上。如果哪些课他认为不精彩，他就不听了，回去看书、写东西。”

雷铎说，“莫言平时不吭声，但突然憋出的一句话，就让你觉得非常好笑。”某一次，文学系的几个人跟东方歌舞团的人晚上喝啤酒时发生口角，约好第二天打架。莫言当时在场，他跟同学说，没关系，哥们，明天我带刀子去。果然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大家靠近一看，才发现是塑料做的。

随着莫言的获奖，当地一时迎来了旅游热。“孙家口伏击战遗址”的牌子也趁势挂起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当时流行一种心理测试，给你一些不规则的图形组成一幅画，然后分析你的心理状态。“有点弗洛伊德的味道。”雷铎说，大多数同学拼出来的是风景画，但莫言拼出的是一个看上去在啼哭的孩子。“他似乎有童年阴影，但他跟我们在一起倒是挺快乐的。”

两年的军艺作家班毕业之后，同学们编了一本书，叫《三十五个文学之梦》。

红高粱的国

在高密东北乡，有一条马路叫红高粱大道，再往前走，有青纱路，然后就到了当年电影《红高粱》的拍摄地：孙家口村。

那里已经没有高粱地了。其实在1987年拍摄《红高粱》的时候，那里就已经不种高粱了。为了拍戏，《红高粱》剧组特地种了几亩高粱。

《红高粱》的故事有着真实的历史基础。《高密县志》记载，1938年3月15日，在孙家口，国民党游击队和当地农民武装伏击了日本军队，随后日本人进行报复，屠杀了一百多名村民。

在高密东北乡，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向我回忆，当时剧组在孙家口的高粱地拍戏的时候，中午会回到平安庄吃午饭，午饭是莫言的母亲做的。有一天吃完午饭，在莫言住的院子里，莫言、姜文、张艺谋光着膀子，与穿着戏服的巩俐一起合了一张影。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人将这张照片发到了微博上，然后写道：如果当时说，你，到柏林拿奖；你，到戛纳拿奖；你，到威尼斯拿奖；至于你，去拿诺贝尔文学奖吧。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吗？

这是1987年的夏天。照片上的这4个人，用了25年的时间，陆续将此天方夜谭一一实现。

左起：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时合影。

1986年是天方夜谭的前奏。莫言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这一年里，他还发表了6部中篇小说和4个短篇小说。他像轰隆隆的推土机一样前进。

这一年夏天，军艺放暑假时，莫言在宿舍写作。有人在楼下大喊他的名字。“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是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也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红高粱》，想当导演。”

两人在一起只交谈了10分钟，莫言就决定把改编权交给张艺谋。“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拿下了金熊奖，给中国电影放了一颗原子弹，其强劲动力将张艺谋、巩俐、姜文直接推送至世界电影最耀眼的舞台。

1988年春节过后，莫言回到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许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这让他意识到：“电影确实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此后，《红高粱》与莫言在某种程度上被混为一谈，这部作品也成为人们给他定下的标尺，丈量他的得失。

2012年10月14日晚上，高密街头，电影《红高粱》正在露天放映，那些熟悉的画面，让人产生沧海桑田之感。此刻，高密人需要用这经典的画面来比照“诺贝尔文学奖”这几个还未使用熟练的字。就如同“高密东北乡”已经在莫言笔下经历了创世纪，但经由《红高粱》的传播，才开始在世界——这个更大的地理范围内为人所知。

这几天的高密东北乡，全是前来寻找莫言小说原型的记者、文学爱好者和旅游者。历史的起源总是有着莫可名状的吸引力，不管是非虚构还是虚构。

高密一家商铺播放露天电影《红高粱》，庆祝莫言获奖。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1999年10月，莫言来到日本，在京都大学演讲时说道：“那是15年前冬天里的一个深夜，当我从川端康成的《雪国》里读到‘一只黑色而狂逞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个句子时，一幅生动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仪已久的姑娘抚摸了一下似的，激动无比。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我知道了我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应该怎样写。当时我已经顾不上把《雪国》读完，放下他的书，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笔，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

这篇小说叫《白狗秋千架》。自此，“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开始飘扬。莫言像国王一样招兵买马，列土封疆。“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唤醒了我：原来狗也可以进入文学，原来热水也可以进入文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小说素材而发愁了。从此以后，当我写一篇小说的时候，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卵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过去是我写小说，现在是小说写我，我成了小说的奴隶。”

莫言曾经在《超越故乡》里提到过《天使望故乡》的作者托马斯·沃尔夫的一句话：“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

现实的国

在高密那家酒店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莫言说：“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或者在座的朋友们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的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是非常严肃的。我在80年代写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批判。”

1987年，在一间仓库写作《酒国》。

1984年，莫言的四叔赶着牛车给糖厂送了甜菜后回家，在路上被给公社书记运货的卡车撞死了。对方只陪了3000块钱就将四叔家人打发，这让莫言非常愤怒，他曾给大哥写信，想回家打官司，替四叔讨回公道。

1987年春节，回家过节的他在《大众日报》上看到山东苍山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因为蒜薹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蒜薹卖不出去，农民一怒之下烧了政府的办公楼。

莫言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基础，写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创作这部小说，他只花了35天时间。他曾经回忆写这部小说的初衷：“这本书里有我的良知，即便我为此付出点什么，也是值得的。我一贯认为小说还是应该离政治远些，但有时小说自己逼近了政治。写这样的小说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小说中描述的现象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样板。”

1988年秋天，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来中国访问，找到莫言，希望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此后，葛浩文成了莫言作品最重要的英文译者，让更多的西方读者知道了莫言，为他日后获得瑞典学院的认同打下了基础。

这一年，莫言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硕士班里学习。他当时的硕士生导师童庆炳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向本刊回忆了这位学生。莫言的硕士论文《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就是在童庆炳的指导下写的。“莫言不是一味照抄魔幻现实主义，应该说他的起步就是写现实，莫言不是洋派的魔幻现实主义，他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有他自己的创造。他把山东的民间艺术带进小说中去，形成了新的特点。”

童庆炳非常赞赏莫言的《蛙》。“这是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非常难写，不了解农村生活，根本写不出来。”

莫言的姑姑，也是《蛙》中做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原型。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在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大道旁的一个院子里，我见到了《蛙》里面做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原型管贻兰。在现实中，她就是莫言的姑姑。她给我们讲了莫言当初如何从她这里获得写作素材的经过。我问她，你怎么看计划生育政策？管贻兰说，经我的手做人流打掉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个，以前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对的，现在，我觉得应该改变了。

除了姑姑，对莫言创作影响更大的是他姑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大爷爷”。他从小便从大爷爷那里听来各种故事，这些故事日后成了他的小说之源。“我爸爸曾经跟我说，斗（莫言的小名）将来会成为大人才，我是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管贻兰说。

在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结果的那个傍晚，管贻兰的儿子王炘开车去往表哥莫言家，要给他送一个给小外孙量体温的体温计。晚上7点，王炘从广播里听到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上楼之后，他在门口碰到莫言，他说：哥，你太伟大了。莫言只是笑了笑。

当天晚上6点40分左右，莫言便接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秘书长的电话，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距离晚上对外宣布获奖者的7点钟还有20分钟，这20分钟是莫言既能享受喜悦，又能享受平静生活的最后时间。20分钟之后，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的人生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改变。

他从中国作家中被选出来，站在了灯光耀眼处。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有一批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经常提到的用来与他比较的一位就是他在北师大读作家硕士班时的同学余华。这个班上的同学还有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等。这是一个作家明星班。

童庆炳回忆：“1988年，我在北师大研究生院担任副院长时，亲自给教育部草拟了这样一份报告，我认为中国应该发展新世纪的文学和青年作家。各个地方都有很多训练班，都是没学历的，我要求办一个有毕业证有学历的、由北师大跟鲁迅文学院合作的研究生班。”

这几天，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接到许多学生的祝贺短信和邮件，“祝贺我的预言实现了。”10年前，张清华就说，10年内，当代作家中，要么莫言，要么余华，将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们业已有大量作品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并且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们俩人的作品最容易为西方读者和知识界所接纳。莫言的小说有着最为浓郁的东方文化、地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含量，有着最为奇特的想象力，符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条规则。余华的小说则总是用了最简练简约和最精确干净的叙事，传达了人类共同的主题——人性的黑暗与温暖，他小说中的民族性几乎被删除干净了，但这也使其更具有人类性。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殊途同归。这是我看好他们的理由。”

村里人的观念依旧是传统的重男轻女，即使面临高额罚款，不少人家仍想生二胎。《蛙》就是以新中国60年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作为作家硕士班的学生，莫言度过了80年代的最后一年和90年代的最初两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作家的地位在此前后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1990年暑假，莫言陷入困惑。“脑子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找不到文学的语言了。我想我真是完了，我的创作能力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一年，最诡异的是，他用戏说的形式改编了《沙家浜》，寄给《花城》杂志希望发表，结果被退稿。

第二年暑假，莫言去了一趟新加坡，碰到台湾作家张大春。张大春向他约稿，在台湾发表。在假期里写了16个短篇之后，他感到开始恢复讲故事的能力。

当莫言在1993年发表了他个人非常满意的《酒国》之后，四周悄无声息，人们几乎把他遗忘了。那个时候，最被人关注的长篇小说是《废都》和《平凡的世界》。

《酒国》里已经没有“高密”这个词汇。莫言构建的王国开始动摇。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文学已经从殿堂里跌落，没入民间。

荒诞的国

10月11日晚上9点，我在北京乘地铁回家，车厢里，有人议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几位刚结束劳动的农民工上了车，身上沾有泥渍的衣服，靠在车厢壁上，默然看着窗外。

在北京，莫言也经常坐地铁。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眼里，莫言厚道善良，为人大气，睿智、朴实而坦荡。“我多次邀请他来北大演讲和开会，有一次是他自己坐地铁来的，那次地铁罕见地出现问题，他跑得气喘吁吁，生怕迟到了，会给会议添麻烦。”

莫言的姐姐。莫言获奖后，莫言的家人及族人都成了媒体的采访对象。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199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莫言从北京一个地铁口出来。“当我踏着台阶一步步往上攀登时，猛然地一抬头，我看到，在地铁的出口那里，坐着一个显然是从农村来的妇女。她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孩子。她的枯瘦的脸被夕阳照耀着，好像一件古老的青铜器一样闪闪发光。”莫言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他站在台阶上，久久地注视着那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

1994年，莫言的母亲去世，他想写一本书献给她。当他不知从那儿动笔的时候，想起了在北京地铁口看到的那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丰乳肥臀》。

一直以来，张清华都将《丰乳肥臀》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放得很高。“它是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总括性、总结性的书写，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书写了‘中国民间社会是如何在外部力量的侵蚀侵犯下一步步走向解体’的。”

在《丰乳肥臀》里，众生平等，阶级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显。小说里，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留下的孩子，小说的主人公上官鲁氏都同样珍视。现实中，那些思想偏左的老同志们因此感到不爽，凭着自己的关系，告了莫言的状。

《丰乳肥臀》成为受批评的图书，上面派来了工作组，对此事进行审查。莫言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形：“他们让我做检查。起初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好检查的，但我如果拒不检查，我的同事们就得熬着夜‘帮助’我，帮助我‘转变思想’。我的这些同事，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根本就没空看《丰乳肥臀》，但上边要批评，他们也没有办法。其中还有一个即将生产的孕妇，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孕妇陪着我熬夜，我看到她在不停地打哈欠，我甚至听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在发牢骚，我就说：同志们，把你们帮我写的检查拿过来吧。我在那份给我罗列了许多罪状的检查上签了一个名，然后就报到上级机关去了。”

2002年春节，莫言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高密。

不止于此，上级逼迫他给出版社写信，将存书销毁。《丰乳肥臀》的盗版因此风行，按莫言的说法，起码有50万本。在高密市，搭载我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虽然没看过莫言的书，却卖过莫言的盗版书——就是这本《丰乳肥臀》。

莫言觉得自己该离开原来的环境了。1997年，他转业去了《检察日报》。

魔幻的国

10月14日，秋阳明晃晃的午后，在高密东北乡孙家口村的大片胡萝卜地里，我听到蚂蚱扇动翅膀的声音和秋虫的鸣唱，想起《透明的红萝卜》里，老铁匠仰起脸，随意地哼唱了一句说不出是什么味道的戏文来：“恋着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吃尽了世上千般苦。”

田地边上，秋水流淌，这是《红高粱》里“我爷爷”狙击敌人的地方。如今这里有野菊花、蒲公英、玉米、白杨，就是没有高粱。

一对夫妻在收割地里的大头菜，这6亩半的大头菜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万块的毛收入，大头菜之前种的是土豆，土豆带来的毛收入是两万块，这3万块钱就是他们全年的所获，去掉成本，一年的利润是5000元。我问他俩：你们幸福吗？丈夫说：挺好的。妻子说：够用了。

“拍巩俐骑着毛驴过桥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丈夫笑呵呵地说。他知道电影《红高粱》得了金熊奖，但这几天在地里忙着干活，还不知道莫言已经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建于清朝的石桥还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在这里从未停止。那些魔幻的现实呢？当我向夫妻俩告别的时候，那位妻子说她是越南人，老家在距离西贡80公里的村庄，1992年嫁到此地。她的身份让这片土地显露出了魔幻的一面。

孙家口田地里收割辣椒的一对夫妻。《红高粱》就是在孙家口拍摄的，离莫言老家平安村只有几里地。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回去的路上，摄影记者指着前方说：快看，快看。一条黄鼠狼跳跃着穿过公路。在中国的传统故事里，黄鼠狼是神怪的化身。车子继续往前行驶，这回是我指着天空说：快看，快看。车窗左上方的天空竟然出现一朵七彩云团。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我写的不是什么魔幻，而是拉丁美洲的现实。莫言也说，“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的内容。”

只是半天的时间，当我们再次来到莫言旧居前，指示牌立了起来，行道旁新栽了绿色的灌木，红色的灯笼挂上了树梢，村口那座桥的栏杆也用白色和蓝色的油漆粉刷一新。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中国特色的红底白字的条幅。而此时，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在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村庄，爬上红色条幅的白字是：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比这更具有魔幻色彩的事情了。

（感谢实习记者黄昕宇、许莎莎、郭婷对本文的帮助）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原标题：《莫言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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