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抗争的青春

原创 七濑雯 三明治

文｜七濑雯

编辑｜二维酱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很高傲的人。每次提起他在天安门前站岗7年的武警生涯，眼神总是闪光的，“这辈子最庆幸的事，就是当了兵。” 35周年国庆阅兵的武警方队中，他的身影赫然在列。

只是人生弧光转瞬即逝。1990年，父亲准备转业。面对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父亲作为家中老小，长辈生计靠其帮持，不得已憾然离京，回到河北省的十八线县城做一名警察。

每次聊起这个话题，父亲的奕奕神采都化作了空气中的一缕浮烟，他轻声却坚定地告诉我，你替我留在北京就行了。

1995年，父亲回家的第五个年头，我出生了。

母亲经常责怪说，你出生的时候，你爸因为出警没有来医院，可是等你上学了，他马上就办了停职回家当全职爸爸，说到底还是闺女比老婆亲。

和一般的严父慈母家庭不同，在我的生活中，父亲是善解人意性格温柔的那一方，母亲更多是严厉的面孔。不过让我庆幸的是，他们从未因为我是个女孩而对我的人生有所骄纵。不管是择校还是兴趣，都给了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加上我不服输的个性，不甘落人身后。父亲说，只要你努力，不后悔，你想要的都会得到的。

2008年，初长成人的我很自然地继承了父亲骄傲的性格，不顾家人与老师的担忧，一人踏上在外求学的路程，那年，我13岁。

独自在外寄宿求学的时光是无助且快乐的。别人都在用步步高青花瓷音乐手机在QQ空间里情窦初开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新华书店的地砖上从开店坐到打烊。《海子诗全集》《三毛全集》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偶尔也会被室友安利刷一下金庸和古龙。我受到海子的影响，对北大中文系情有独钟。父亲说，那就努力吧，北大没那么好考，但是你可以的。

我用黑色的签字笔在桌布上重重地写下了“加油！北大中文系”。学着三毛写散文、跟着海子学写诗，在晚自习上不设大纲地写完了一个又一个本子的故事，甚至在晚上熄灯后经常顶风作案，窝在被子里借着手机微弱的灯光，偷偷写着那些宏大的故事，妄想某一天，我可以在书封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报刊亭的海报上是我的作品。

在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那些文字只能在班里传阅，同学们会在本子后面写下自己的评语，无一不说，凯雯啊，你真的太会写了。外界给予的自信让我试图挑战写作和应试的边界，在模拟考的作文题中，“题材不限，诗歌除外”几个字刺痛着双眼，我写了带有诗歌性的散文。家长会上，我以为会站在我这边的父亲，第一次表达了他反对我写作的想法。

“写作谋生活太天真了，你觉得自己可以凭这些文章去养活自己吗？”

我一时语塞，以现在吊儿郎当的水平，我确实没有底气向父亲许下这样的诺言，“你看你又不说话了，应试考试上，只要按你的水平，作文绝对是你的加分项，现在反而成为了你的拉分项。这样你还能考上市重点吗？”

但是千禧代哪一个不受新概念作文的影响，试图像韩寒、张悦然一样，通过一篇文章能够一炮成名，迈进名校殿堂。

中考的那天，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作文题为《陪伴》，父亲在校门口打伞等我。听着窗外萧瑟的雨声，我依旧写了小说。分数诚然不尽人意，但上帝垂怜，让我低分飘过进入了市级重点的普通班。

2011年，高一新生报到。父亲说，这次机会，你喜欢的写作并没有帮到你，你要长记性了。

父亲坚持认为我没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除了努力和运气，别无捷径。但少年的叛逆和表达的欲望无法让我向应试作文屈服，我从不觉得考场上的满分作文能够称之为作品，那充其量是一个规范制度下产生的工业制品，毫无美感和思想可言。

2012年，文理科分班。我成功凭借连续三次考试位列普通班大排名前三的成绩，获得了实验班的入场券。我对父亲说，我是普通班里唯一一个转到文科实验班的学生，而且语文老师很喜欢我，高中语文组的老师都喜欢看我写的文章。电话那头赞赏的语气，让我心中的石头渐渐落了地。后来我对班里的同学说，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开明的爸爸。后来母亲告诉我，他知道这句夸赞后，睡觉竟然都是咧着嘴笑的。

文科班的语文老师李李早就听过我的名字，分班前我毫无准备地参加了全国高中生语文能力大赛，意外拿到了全国第一名，分班后从李李手里拿到这个沉甸甸的证书。她说，虽然这不是在我教你的时候拿到的，但是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的才气不在我这里消失。那时我更加确信，自己也许可以走上写作这条路，不是网文写手，不是青春人气作家，而是一个以写作为谋生手段和梦想的人，像三毛，像海子。

我有意无意地向父亲频繁表达自己要以写作为生的志业，并兴高采烈地对他说，我遇到了人生中的伯乐，她肯定我的文风，她欣赏我的能力，她对我如自己的亲女儿一般。

父亲的语气低沉，告诉我，遇到好老师就好好珍惜，时刻记住你自己的目标就行。

在李李的指导下，我的作文渐渐有了新变化，频繁地被选为校级范文在全年级印发传阅，大家也开始知道，文科实验班有一个很会写东西的女生，叫凯雯。

无独有偶。这次分班，不仅让我碰到了李李，还让我遇到了让我尝试跳脱既定轨迹的人。她的出现，第一次让我思考我的人生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试图放弃追梦的可能，试图与父母的期望背道而驰，试图与这个世界的规则和偏见对抗。

小七是班里最不爱说话的那个人。短短的卷发，刘海长到垂下来能够遮住眼睛，经常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同学们公认她是我们班最帅的女生， 很多男生都比不上她的十分之一。

后来得知我们是同乡，一向大大咧咧的我和她周围的朋友一起聊天，慢慢了解原来她的性格并不像第一印象那样难以接近。渐渐地，两个人开始有说不完的话，周末一起去咖啡厅看书，放假时一起坐车回家，甚至意外发现两个人的家只相隔两条街的距离。回家的时候，父亲说，你的新朋友，不是很礼貌，见到我都不喊叔叔。而我随口敷衍道，小七只是和不熟的人不爱说话而已。

然而一切变化都在不自知的状态中进行。2012年，期末考试前的晚上，班长搞到了一副扑克，带着我们几个女生偷偷溜达上宿舍楼顶层的一间空宿舍，我和小七也在这个庞大的违纪团伙中。我们打牌玩到半夜三点，坐在地上的小七有些头疼，她不自觉地把头靠在了我的腿上，冬夜的寒冷使少女的情愫逐渐生花，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有了期待，希望她能够靠得时间能够再久一点。

纸包不住火。我们这个庞大的违纪团伙被发现“聚众赌博”，集体开回家反省一个星期。离校的那天，我俩的父母都没有到校。即将走出校门的小七停住，望向天空，手指触碰着冰冷的空气，我转身的瞬间就撞到了她那明媚的笑容，“哎，下雪了！今年的初雪，可是我陪你看的哦！”

我猛然愣住，上周末我刚发过一条动态：好希望今年能够有人陪自己看初雪啊……

原来，这就是被在乎的感觉啊。

后来，我的日记中关于她的文字逐渐多了起来，会在课堂上不经意地看向她，会在买早饭时记得她爱吃的口味，会因为她的一句话而患得患失，会在难过孤独时希望第一个出现在自己身边的就是她。而那个北大中文系的梦想，早就被我抛到脑后了。

2013年夏天，高二下学期的期末成绩公布，不出所料，我的排名跌出了年级前一百，不要说北大了，省内一本都可能是个难题。父亲看到这个成绩后，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

“不是不让你和她玩，你说她不会耽误你， 看看这个成绩，你做到了吗？”我站在父亲和班主任面前，两个男人都一致认为，是一个没有什么前途的坏学生带坏了一个有希望考上北大的好学生。我噙着泪，说，“再给我一次机会，下次模拟我一定能进前一百。”父亲的语气严厉不容反抗，“不仅要进前一百，以后都不能和她一块玩了。”

我攥紧了拳头，点了点头。

那时她睡在我的下铺，我用手机给她发消息，“我要好好学习了，以后，咱俩别一起走了。”宿舍的空气安静地能够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她坐起身，换了衣服走出了宿舍，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弹出一个字，“好。”

窝在被子里的屏幕亮光异常刺眼，照亮了我脸颊上滑落的水分，枕巾上渐渐洇出一片泪渍，那一晚，我们都失眠了。

升入高三的那个暑假是最难熬的，一轮复习的开始让我们无法享受室外那火热的夏天和喧闹的世界。一个月后开始了第一次模拟考试，我和小七因为上次考试排名相近，被分在了同一个考场。因为感冒，我频繁地发出抽鼻声，小七走到我的桌前，放下一包抽纸，我拽住她的胳膊说自己不需要，却发现手中的温度正在上升，她的面色潮红，我迅速地用手背碰了下她的额头，她用胳膊挡开我，回到了座位。

手背那灼热的感觉刺痛着我，小七的额头很烫，而且十有八九是高烧。

我趁考试还没开始追上前去，拉住她的校服，“你吃药了吗？”

“我没事，你别管我的事。”

考完那天的晚上，下了大雨，我没带伞，她交完卷便把校服扔给我，自己穿着一件白短袖出了教室，冲进了雨中。

那刻，我便暗下决心，这个人，是我最不想放弃的一个人和不愿松手的青春，哪怕有多少阻力，我都想争取一下，做最后一个可以决定自己感情甚至人生的选择。

不久，第一次模拟成绩公布，我回到了年级前一百名。而她一直稳定发挥，班主任说，她只要考上一个省内二本我就很知足了。但我却注意到，数学题极难的考试，她考了140+。

高三前夕，父亲突然告诉我，我要去北京上学了。按照北京政策，我符合参加北京高考的资格。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中了人生的头彩，一只脚可以迈进北大的校门了。

众所周知，河北省是高考大省。2013年，河北省和北京市的考题和分数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在衡水式应试教育下，河北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应试技巧掌握地颇为熟练，若能到京津或者内蒙古等二卷或自命题考区参加考试，大多能考上比现在水平更高一层的大学。从河北走到北京的车程虽然只有3小时，但若要扎根在北京，却不止开车3小时那样简单。就我的成绩而言，若到了北京考区，或许真的有冲击北大的可能。

但转学就意味着，我将要按照父母的规划报考北京的学校，完成我最初的理想，而距离那个未来有小七的人生，渐行渐远。她曾说过，以她的能力，去不了北京。

父亲通过我的神情察觉到我的心不在焉，认为我只是不舍得与这边的小伙伴们分开，对我说，去了那边，一样有可以玩得来的同学。

我淡淡地回答了一句，那不一样。

转学后，我参加了北京市第一次高三摸底考试，北京的题目难度确实比全国卷低了许多，毫无复习的状态下我考了全年级第三的成绩，成为了学校老师们重点培养的对象。父亲超级开心，“你再多用三分精力在学习上，冲击北大是没问题的。”

而我面无表情，看着腿上毫无知觉的肌肉，说：什么时候去要赔偿？

转学后的第一周，我就不小心出了车祸，休学一个月，撞我的司机是父亲昔日战友的朋友，多次来家里探望，想要协商解决。父亲也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小七知道后异常气愤，她不顾我的阻拦，给父亲发了短信，大意就是不能不重视我的感受，不能只顾及面子，要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父亲看完手机的瞬间，瞳孔放大，音调高了起来，对我叫嚷着，“她是你什么人啊，有什么事你不先和爸妈说却和外人说，把你转学到这来你看看你的学习状态，还不如原来在一中了，你腿伤着最心疼的是她吗？是你爸妈啊！”

我坐在床边不敢吱声，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掉，你们都是我最重要的人啊。

最终父亲还是选择了协商解决，没有索要赔偿。

我是非常不满意这个结果的，只是这样的赌气换来的却是父亲长达一年的小心翼翼。早上准时叫我起床，中午买好我爱吃的水果和零食，下了晚自习进门就能吃到热腾腾的晚饭，原本温馨幸福的日常，却变成了两个人的沉默寡言和心照不宣。那次车祸像是一个心结，我们都对此缄默不提。

2014年春天，到了考前报志愿的时候。我问小七，你要去哪，我就去哪。她开玩笑说，我们去长春吧。这句话被我当了真，我看了志愿学校，长春的吉林大学正好有一个新闻传播学专业是我喜欢的，我说好。那时自己的成绩冲北大已经无望，但是冲中传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自己在保底志愿的位置上选择了吉大新传。

就在我和父母提出报考吉大时，父亲欲言又止，只是说了一句，如果知道你现在这样，我就没必要让你来北京考试了，在家里随便上一个一本就得了，说罢便关上了房门。

第二天，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房间的气氛冰冷到极点，桌子上放着我的内存卡和摔碎的手机屏幕，瞬间明白了一切，父亲拿出内存卡翻看了我和小七的聊天记录，我被迫出柜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他手里拿着扫把，一次次向我挥来，眼神悔恨且不甘，落在身上明明那么疼，却像是疼在他的身上。每打我一次，他的眼泪就汹涌一次，仿佛阴雨天不停翻滚的巨浪将我吞噬。我咬着嘴唇不肯道歉，我不认为性取向是一个错误，但我确实试图辜负父母的期待。父亲让我直视他的眼神，“你现在的表情，我能记住一辈子，算我白疼你了。”

母亲经受不住痛苦，心脏病复发，半夜十二点被120拉到医院。我坐在救护车里，大脑一片空白。父亲坐在一旁握着母亲的手，眼睛一直看向窗外，不知如何面对女儿是同性恋这个事实。

到了医院，母亲被安排进急诊室接受检查，她松开父亲的手，说，好好跟她说说，明天还要上课了。我执意不肯离开，父亲说，走吧，你在这你妈妈也得担心，还不如好好听话，让家里放心。

我含着泪，一边在心里默念着对不起，一边跟着父亲离开了医院。

半夜三点，父亲拉着我坐在电脑前，让我把吉林大学的保底志愿改成了北京的一家财经类的双非一本。

最终冲目标校失败，我以高出保底校分数线40分的成绩被北京这所双非一本录取。而小七知道了我被迫出柜和修改志愿的事情，考场发挥失常，最后选择了复读。

高考后，她给我发了一条很简短的信息：你在北京好好完成你爸爸的期待就可以了，毕业后，你应该会考北京的公务员吧。我们未来一定会分手的，至于是什么时候，我也不清楚。因为我的未来不可能有北京这个城市的。

就像她说的一样，我们在扛过了父母的重重压力后，2015年夏天，在她第二次高考前夕，在北京这个巨大的造梦厂面前，我们最终抗不过彼此的心结，选择了分手，各奔前程。

至今，母亲试图提起小七的时候，都会被父亲打断换了话题，三个人都默契装作若无其事继续着接下来的生活。后来父亲和我说，发现你的聊天记录之后，我特意去安定医院找精神科医生，问你是不是需要住院治疗，你真的以为自己可以若无其事地走到现在吗。

父亲当时的神情，无比落寞自责，全然没有了我小时候崇拜的那份骄傲。自此，我决定在心底深深埋葬这段感情，虽然我不认为性向是一种疾病，但它带给我爸妈的伤害，远比我想象中更加刻骨铭心。

而小七，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再未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上大学后，充实的校园生活让我深埋失恋的痛苦，我不再尝试与父母做出过激的反抗，把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隐藏起来，一心成为长辈们心目中所期待的那样优秀励志的孩子。内心那个关于写作的梦想再次萌发，转化为了毕业后的就职目标：入职央媒成为一名用笔杆子养活自己的记者。而父亲对此，又是一句若无其事的打击：你不是科班出身的。

我说，如果当时我坚持选择吉大新传，不就是科班出身了么？父亲反驳道，你报了中传，最后没考上不是吗？

但我无法就此认命。不是科班出身却成为传媒行业佼佼者的比比皆是，为什么我就不能是那个人？

我在学校里寻找一切机会来补足自己的专业短板，证明自己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社会对于不是科班出身的从业者产生的刻板印象。写文章，拍纪录片，做十九大报道，加入字节跳动做内容审核，所有的经历都让我信心满满地投身到竞争激烈的秋招大军，最终换来的却是顶级央媒接二连三的拒信。

虽然也拿到了互联网大厂和媒体还算不错的Offer，但这些努力在父亲的眼里，都不能换来一张进京的入场券，如同废纸。

2017年的北京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匆匆，我常在下班路上思考，究竟要以怎样的姿态在这个城市生活，有了户口就能解决一切嘛？

父亲说，没有户口，你留在北京没有任何意义。不是科班出身，那些顶级媒体不可能要你的。你还是太年轻，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举着电话，这些话像一盆盆的凉水在寒冷的冬日浇在我的身上，我趴在宿舍的楼梯间抱头痛哭，我真的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不行。

一次求职失败后，我给父亲打电话，说，我想要让社会上能够出人头地，在北京每个人不都是有着一些期待才来的吗？

父亲沉默了一会，说，其实，我只希望你能在北京稳稳地扎根，做一个普通人，一辈子身体健康，无灾无忧就很满足了。

我拿着手机的手在寒夜里微微颤抖，笑着回答，成为普通人很容易啊！我现在就很普通了。

父亲说，你已经很厉害了，真的。

电话另一头的我再次泣不成声。

秋招的心灰意冷让我开始考虑父母的建议，划水准备了国考和京考的公务员考试，最终京考上岸。和小七说的一样，2018年，我成为了一名北京公务员。

也如父亲所愿，我拥有了北京户口。

办理入职的周期长达半年，我萌生了考研的想法，试图和命运做最后一次挣扎。

择校时看着手机上的两个校徽，一个是北大，一个是中传，曾经的不甘心一下子涌上大脑。截图时，我留下了北大的标志，设为了屏保。

2018年底，我迎来了入职通知，正式成为一名北京的执法人员，开始半工半读的日子。

2019年4月4日，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一天，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看到了北大艺术学院公布的录取名单上，赫然出现了自己的名字。一进门，父亲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瞬间，我感觉自己终于得到了这个男人的认可。

我一度以为，这次考研会成为最后一次抓住梦想稻草的机会，而当我真正被录取的时候，才发现，变化的不再是我坚持抗争的心境，而是另一种争取认可的方式。

对社会的新奇感和未出学校的充实感让我的社畜生活度过地无比充实，领导性格讨喜待人和善，同事都是初入职场的毕业生，学校的层次和高度给了我不曾见过的人生视野。很多人都说，凯雯，真的很羡慕你现在的状态了，有稳定的工作，有和谐的工作环境，有这样的学历，学着感兴趣的专业，面包和梦想兼得，还要怎么样呢？

但只有我自己明白，自己不甘心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以写作为生的梦想，比如我那选择松手的青春，比如最初那个想要坚持的理想人生。

这样的心境持续了一年多，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第一次明白公务员这个职业的意义，无论是防疫现场、转运人员还是一线检查，我拥有了与大多数蜗居在家的人不同的体验。父亲此时最多的一句叮嘱也变成了简单的四个字：注意身体。

然而，就在五一假期前的晚上，我心中开始发悸，失眠，翻滚，下腹与肠胃异常疼痛，汗水交织在一起，眼看着太阳渐渐升起，睡意袭来，就在眼皮打架的时候，清晨七点，母亲的电话打来了。

“你五一能放假回家吗？”

我察觉到母亲哽咽的语气，“怎么了？”

“你爸住院了。”

我从不相信心灵感应这种通灵传说，但血浓于水的羁绊却让我没有办法无视生命中这一丝一缕的化学反应。

一小时后，我办好请假手续，坐在了回家的高铁上，迅速穿梭而过的风景渐渐熟悉。

走进病房，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眼紧闭，眉头紧锁，我心目中这个最高大的男人虚弱得像个孩子。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眼角瞬间有了水分。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在内心深处，我早就认可了父亲那个关于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心愿。他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我二十四年的人生，现在，轮到我用我的方式来守护他了。

“爸，我回来了，不会有事的。”我靠近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父亲额头的汗珠混合着泪水滑落，紧紧攥住我的手，很久都没有松开。

作者后记

得知有机会可以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重新回望了过去的20年里和父母的关系，对于独生女来说，自我反省式的关系审视已经对于生活不可或缺，它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每天清晨醒来，都要开始一场与流逝的不歇抗争。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在自我成就和子女角色之间找到一个舒适平和的位置，对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对父母的爱有所回馈和感恩。

10月11日-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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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与父亲抗争的青春｜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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