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病逝之后，三个被疾病拖垮的家庭重修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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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艾晓丹

指导老师 | 吕永林

编辑 | 王迪

传统中国社会，往往认为父亲是家的根基，是顶梁的柱、载柱子的土和养土的山。田锁东就是这样的一位父亲，他用前半生拉扯大两女一儿，身体和脾气都硬朗得像他工作铁路上的一排排铁轨。

本文均为 受访者供图

铁轨从56岁那年，被老伴儿的病逝拦腰斩断。一根透明的绳索兀自悬在了他的头顶，他开始生病，身体差得一月就会变一个样，性格也变得易怒、古怪，他的儿女为他奔波、吵架、说不该说的话，而他逐渐被脑梗完全锁住思想与行动。他的眼神愈来愈钝，身体愈来愈瘦小，和儿女的距离愈来愈远，直到分不清面前是谁。最后在一个炎热的五月，他被迫放弃了父亲的职位和渺小的生命。

而他将永远无从知晓，竟是他的离去，成为了三个儿女及三个家庭亲密和谐的引子。他的儿女极快摘去了家老人带来的沉重包袱，过上了愉悦的生活，他们常常聚会，随意调侃，好不热闹。

“你怪他吗”

我的妈妈田芳是家中长女，从小就用着比其他孩子值钱的文具，英语和语文一直学得不错，高中时去镇上读书，听着校外公路上年轻女子高跟鞋的踢踏声，心猿意马。她说自己当时就像脑子里钻了鬼一样，说什么也不愿意继续上学。外公气得从铁路上赶回家，动手打了她，这一打便彻底让她辍了学。

小姨田云出生时，正是家中艰难的时候。小姨不是男孩，身体也不是很好，而那时的农村，将养不起的孩子送出去是很常见的，只需在半暗的黄昏里抱去，再趁夜色回来。外曾祖母便为她找了邻村一户送养的好人家。

正值中年的外公虽没有出面授意，却也是默许了的，最后还是没出月的外婆哭着喊着才把这个女儿留了下来。小姨说小学她就知道自己差点被送了人，妈妈有些吃惊，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小姨说，“你不知道，我初中天天吃不饱，每礼拜回家就要拿一大袋子咱妈给咱做的熟面，婆见了就骂我，说早把我给人还能省点粮食”。

小姨今年也已四十过半，讲这事时，手都没停下，还招呼服务员添了茶水。但过了一会，她转向自己的儿子说，“你不知道以前的人都受的啥苦，我初中在学校饿得不行，有时候撕墙上的挂历嚼来嚼去过个嘴瘾，班主任还当我哪里不对了”。

舅舅田军抽着鼻子笑了两声，“看把你委屈的”。

“不是说委屈，你不懂。咱爸妈就没让你受过那罪。”

舅舅自从出生就是家里的金疙瘩，别说穷过吃和穿，连挨骂都很少。他上学有人送饭，放了学还有人骑自行车去接。他九岁那年，学大人去邻村的年集卖蜡烛，赶集的人散了以后，找不到回村的路。外公从铁路上请假跑回来，那时抢修路段正忙，这一请假就被扣了不少工资。全家人几乎要把三龙村翻了遍，大半夜从邻村的庙里找到了舅舅。可就连那次，他也没挨一根手指头。

舅舅抽着烟，用左手将瘪掉的烟盒扔在一边，烟盒差点掉进茶杯里。在他的左手手掌内部长着一道长长的伤痕，一直从手心突起到手掌左侧，这是他十九岁时切西瓜自己切伤的。去医院的当天，外公拉着脸，一句话都不说，但外婆和妈妈都知道，他其实心里面憋着劲儿呢。舅舅第二回换线回来没直接回家，跑去找几个朋友喝了顿酒，晚上被外公美美地打了一顿，直接打烂了一个扫帚。

“那你怪我外公吗？”我连忙问道，因为我知道那总爱开玩笑的舅舅口中，除了一口口吐出烟雾，很少说真心话。

“他应该怪我吧。”

舅舅爱抽烟这事，我以前并不知道。

几年前外公被确诊脑梗的那个上午，妈妈和小姨在医生房里很久没出来，舅舅却没来住院部，也不在外公病房。我到医院院子里给外公打午饭时，才发现他坐在几棵树下的长椅上。我过去叫他一起打饭，一走近就闻到呛鼻的烟味，一根根烟蒂落在他脚下，许多都是才吸到中间就被扔在了地上。他见我过去，将嘴里的烟蒂吐掉，站起来提脚一根又一根地将烟头碾灭。他的动作有些慢，看起来就像一个壮硕的熊在隐藏战利品，而我当然知道那不是战利品，那是无所适从和说不出口。

“阿门”

将时间向前推到2007年，那是外公的家庭第一次体会疾病。对待任何人都极好心的外婆，确诊了肝癌晚期伴有肿瘤。

外婆的一生如同无数北方农村的老人一样，为庄稼操劳、为儿女操劳，唯独亏待了自己的身体。外婆信佛，她很喜欢到村子背后的庙里去祭拜，逢年过节，她先在家里做饭，饭好后自己也不吃就去庙上帮忙烧斋饭，我们吃完后，她又赶着点儿回来洗碗、洗锅和收拾厨房。外婆回来时会带几根红头绳，轻轻绑在我们小辈的手腕上，红头绳其实就是普通的红色毛线，但它曾放在菩萨脚下，沾染了些慈悲和香火味。外婆最先给我一个人系，后来是小姨的儿子，然后没有后来了——舅舅的儿子出生时，她已经过世。

外婆身体一直单薄，因此家人都未曾注意病悄悄缠上了她的身子，只是发现她的脸色见一次便差一次，到后来蜡黄得像庙上烧给神仙的纸钱。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医院，只是念叨着催舅舅结婚，说这是她唯一的盼头。后来是儿女哭着求她，才让急救车驶进了安逸的村庄。

这个信了一辈子善恶有报的老人，被命运残酷地背叛。医生下令好好陪伴这个随时会消失的老人，不要再折腾她的身体，而她的儿女、丈夫从未经历这样的事，嘴里应着医生的警告，却无意中使外婆变成被拽紧了丝线的木偶，一次次辗转。换医院，西医不行那就换中医，换一副副愁苦难捱的汤药；拐到不知名的村子里，跪在所谓的半仙面前，任听她细数外婆上世犯的过错；去一个个庙宇烧香、扔出无数的香火钱，买心安；妈妈甚至违背外婆一生的信仰，带着我走进一座基督教堂，她坐在二楼看着楼下大厅里的小孩受洗，泪流满面，她不会念祷词，只好将双手合十放在面前，一声声喊着“阿门”。

仁慈的主、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现代的科技、古早的偏方，丈夫的叹息、儿女的眼泪，都没能留得住外婆。

舅舅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结婚，结婚时舅妈已经怀孕，家里人都说她一定要再坚持一下等着抱孙子，她说着，“好。好”。然后与世长辞。

“没人要你们回来”

外婆的过世打破了家庭的平和。外公一辈子没做过家事，他能干、严厉，向来只主外，不主内。妻子的离世带走了他本就偶尔才露面的温和，他变得暴戾、易怒，甚至拒绝与任何人交流。儿女都想将他接到城里，但这话头提一次便吵一次，他生气时的声音和年轻一样有力，好像能震掉梁上的灰尘。

儿女从小就拗不过他，只好任他自己一个人住在乡下，周末轮班回去看望。但已经各自成家的中年人能有几个完整的周末？加班、家事纷至沓来，他们回去的频率越来越慢，能在家里呆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即使回去，面对的也是压抑。我陪妈妈回去过几次，只有进门时外公才显得开心，然后这开心会缓缓消失在他面部的皱纹里，变成眉头紧锁。

“不去！我死在屋里也不去！”

“少操我的心！我就是死了也不让你们埋。”

“没人要你们回来，爱回来不回来。”

......

妈妈已经是三个儿女里脾气最软的了，但就连她也受不住这些话，更不用说舅舅和小姨是如何与外公独自相处。妈妈有时气急了，也会忍不住会呛几句回去，一次她失言提到外婆，说如果是外婆，一定能理解儿女。

“你还有脸说你妈？”

那时外公身体还算硬朗，将近一米八的身子气得发抖，胳膊上爆裂出青色血管，他狠狠地把水杯拍在桌上，摔门而出。玻璃杯从底部裂开，茶水流过桌边，“啪嗒啪嗒”得砸在地上。直到傍晚我要和妈妈离开时，外公也没回来。

回城前，妈妈去拜访了外公铁路上的老同事，希望他能多来家里和外公说说话。老人也很无奈，他对妈妈说，“你爸的性格你应该清楚，旁人说不动他的”。他说外公要么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应门，要么独自沉默地往公路西头走，别人问话也只是点头。

公路西边一千多米的田地身后，是外婆的坟。

就这样断断续地坚持了一年半，第二年冬天借着过年的由头，三家人将他接到了城里，在我家里暂且住下。我也近三个月未见外公，看着总觉得他要比上次在乡下见面时瘦了。以前他的脸方方正正，五官都开阔清晰，而那个冬天，他的目色阴沉，脸颊也轻轻陷了进去。更明显的是衣服，妈妈按照以往尺寸给他买的衬衣，却悬在他的身体上，就像有人往里吹了一大口风。

初三的我有些叛逆，说话做事也没轻重。妈妈白天工作，晚上才回来，她出门前会把午饭也提前备好，叮嘱我中午回家加热后和外公一起吃。中考在即，我实在讨厌这个长期的任务，虽然心里明白我应当这样做，但每个中午赶回家走进厨房的时刻，都让我生气。一次我贪玩回去晚了，外公就只好饿着肚子一言不发坐在客厅，我热饭给他时，虽然他神色不穆但也没有说什么，那一刻我突然生出极罪恶的想法，我以为幼时记忆中那个严厉的外公终于有求于我，而我似乎拥有了某种胜利的意味。这件事在平淡中过去，外公也没有告诉妈妈，他一直沉默，仿佛没有任何事发生。

我帮他备午饭，发现他的饭量越来越小，吃饭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他越来越喜欢发呆，坐在沙发上任由电视剧变化，广告时也不转台；一直少眠的他竟然开始嗜睡，妈妈问他他便怄气回答：“头疼！睡着才轻松”！

母亲的离世让儿女对疾病不再如以前木讷，他们逐渐在相处中察觉出了父亲的异样。三个儿女、三个家庭在一个上午凑齐，去医院接受审判。

“别哭哭啼啼了”

医生说脑梗在老年人身上很常见，但治愈却极难，唯有在日常生活中多加注意，骗过自己的脑袋。原来他的易怒、不近人情、无法沟通，也是因为有疾病作祟；原来他的强硬不说，也是因为身体悄然言败。我那时羞愧自责却没道歉，以至于每次谈到外公，我端饭给他，却在他后背过身偷笑的画面，都在无形中谴责着我。

在医院，舅舅抽了一盒又一盒烟，他比他病床上的父亲还要沉默。他和舅妈按月供奉自己的房子，加之表弟才出生不久，奶粉、疫苗什么都要钱，生活的压力骤然落在他的肩头，“上有老下有小”不再是简单的六个字，成了他每一刻都须深思熟虑的才能做出的选择。

他的两个姐姐早就熟悉这双重夹击，而熟悉并不意味着就能完美应对。妈妈躲在病房外流泪，她将自己的右手咬在牙齿里用力呜咽。其实那时外公境况并不十分严重，但她哭得如此难过，以至于在今后几年她照顾卧床外公时偶尔的情绪崩溃，都使我不再惊异。我试着站在那时她的位置去看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竟能生出一些对人生的感慨来。女儿成绩一直不错，似乎能考进市里最好的高中，而“最好”需要用钱置换；丈夫好赌已经几年，家底如流水越来越薄，而她已懒得争吵；工作，在父亲这样的的身体状况之下，她是否还能继续工作，是否能守住这唯一能暂时躲开家庭对外呼吸的出口？

小姨一向是三人中最成熟的那个，她处理事情干脆漂亮，对人际亲情也不轻易拖泥带水。她记录医生的告诫、租陪床的位置，还给病房内另一位老人送去半箱牛奶请他担待。她在住院部上下奔波，如同我记忆里奔波在铁轨和田地的外公。小姨很少直接表达多样的情绪，她唯一的情绪就是生气，明明比我妈小了七岁，她却能随时喝止我妈妈的眼泪——“别哭哭啼啼了”！她也是外公之外随时能和舅舅开火的唯一角色，她曾指着鼻子骂舅舅不争气，但那天舅舅将她垫付的住院费用打到她的银行卡里时，她过了一会也只是说，“我给刘娟（舅妈）打过去了，你家用钱多”。

而奇怪的是，最能干的小姨却最未得到外公的亲睐。我做过一个大胆的设想，也许是外公未曾料想这位得到最少关注的女儿，却最能在他倒下后挑起重担。小姨是险些永远远离这个家庭的，不知外公想起他对送养的默许和缺失的照料时，会想什么呢？

医院并未住很久，病情稳定后医生就让办了出院手续。而正是出院后，疾病开始变得嚣张跋扈，它用一条透明的线将三个家庭缠得乱七八糟，时而用力绷紧，时而故意放松。

“这个人是谁”

医生明令外公需要人贴身照顾，因这病每每发作都十分紧急，而平时也需要协助他复健、动脑。外公心里再想一个人住，那时也身不由己了。

于是，“这个人该是谁”成了他们无法避而不谈、却默契三缄其口的问询。

小姨自始自终坚持雇一个专业的护工，或是将外公送到那个村里人谈及会耻笑的地方——养老院。农村老人忽视养老院现代化的设施和科学的休养环境，只将其看作无人奉养的孤寡老人们的去处，谁家儿女将父母送到那个地方去，会被左邻右舍戳着脊梁骨骂。

那时，令我意外的是舅舅竟也和那些乡下的邻居一样，无论如何不愿将外公送到养老院。但他只能提出否定意见，却无法出手相助——刚为人父母的他们照顾儿子早已焦头烂额，无法分心。我那时觉得舅舅不懂事，可后来自己长大，却构想出了另外的可能——以外公的脾气，他绝对不愿意去养老院，外公那“不成器”的儿子，会不会是在替已无法开口的父亲说话？

妈妈最执拗的一次，哭、闹、大喊，打电话给老家许久不联系的亲戚游说，只为肩负起全权照顾外公的重任。也许母女之间真的存在心灵感应，我看到了她的孝心和长久以来的悔恨。外婆的离世，全家人在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接受，但好像只有母亲的崩溃最为具象，她用责任的枷锁紧紧捆绑自己，好像非得紧绷到喘不过才能给出一个交代。

合适的住家护工难找，三家便暂时答应再让外公住回我家，在寻找护工的这段时间暂由妈妈停职照顾。妈妈这回用全部的精力保障着外公的衣食住行，她把所有事抛到脑后，一股脑扑在了自己的父亲身上。我那时怨过她，6月份我就要中考，而她对外公无微不至的照顾，难免会有些疏忽我。后来我中考离最好的学校差出6分，一万两千块可以买一张入学券，妈妈询问我的意见，我知道她为难便说自己不想去，怕跟不上。于是九月份我去了另一所学校，虽然距离家里只有十站的公交，我还是请妈妈帮我办了住校。

高中课业负担很重，一周只回去一次，只够我洗漱修整、吃顿好饭。我从家庭的束缚中慢慢逃脱，也刻意不去看家中细微的变化。我只知道最后家里人没有聘请护工，妈妈如愿以偿每时每刻奉献她的孝心，我不知道他们三人最终如何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想去问，我只觉得如果照料外公能使妈妈开心，就够了。

住校生活也使我和外公的关系越来越淡，我觉得他像我家常住的一位客人，这客人因疾病而脾气古怪、不想被打扰，这位客人的身体在逐渐缩小、沉默加剧、目光浑浊。

“谁知道咋回事”

外公的病况愈糟在预料之中，医生甚至还夸妈妈把外公身体照顾得很好，而精神或心理上，医生说是外公自己不愿意使劲儿。疾病以分秒所计，逐步锁住外公的行动和思想，而我们却只能抓住、无法修补他的生命。

时间在迂回中前进，而病从外公身上辐射出去，想要掌控整个家庭。

2015年春，是我高考的冲刺阶段，我那时真的认为有一根线在冥冥之中玩弄我，它使我的初三生活被外公的病闯入，而当我渐渐习惯与其相处时，它又呼朋引伴，在高三时期缠上了我的妈妈。

那时妈妈和爸爸自以为隐秘地在闹离婚，他们不愿告诉我，我便假装不知道。外公身体更差，离婚事务繁杂冗余……妈妈的头脑被各种压力填满，下楼买菜时一不小心踏空了一级台阶，小腿骨折。这突发的疾病截断了她的生活。小姨将外公接走照顾，但因不熟悉他的具体生活流程而焦头烂额。就像命运有心戏弄，小姨的儿子也在这以后半个月，打篮球时摔伤了胳膊。于是外公被迫在舅舅和小姨家辗转，度过了那个难捱的夏天。

妈妈卧床休息的那些日子，心却从未闲着。我周末在家时，听见她一遍遍给舅舅和小姨叮嘱外公的饮食、吃药、按摩，有时会愤愤地把电话挂掉、对着自己受伤的腿生气，有时还没放下电话就开始抹起眼泪。

她的腿好转已经是我高考后漫长假期的最后一个月，她将外公接了回来。而那时外公已经不再说话、也无法自己走路，只得被舅舅抱上了床。外公彻底失去了任何自理的能力，他甚至无法辨认面前谁是谁，只能费力地转动眼球。妈妈又开始哭，她以用不完的眼泪接受了父亲的病况，送别了我。

如果说高中生活使我短暂远离家庭，那大学便完全让我体会到了无边的自由。外公的病似乎成为了一个遥远的符号，不会带给我的新生活任何妨碍。

而疾病，并不因人的松弛而松弛。疾病在家庭里愈演愈烈，直到2017年，达到高潮。

那年，壮硕如熊的舅舅突发急性胰腺炎，休克在家中，一送到医院就直接进了手术室。而半生为弟弟操心的外公，被深深锁在一张小床，他的思想进入了另外的世界。

我假期回去见到舅舅，发现他瘦到只剩以前的一半，他的大肚子消失了，就连背都薄了不少，我无从想象他经历了疾病怎样的一场折磨，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谁知道咋回事”。

谁知道咋回事？谁了解疾病挑选受害者的规则？谁能解释发生在这个家族里的一切？而谁又知道这是否普通家庭的常态？

“没事，都过去了”

外公卧床后，照看的难度翻了几倍，而妈妈却依然坚持独自照料，一人承受那些突如其来的时刻。

外公所在的那间房间，隔着门帘就能闻到交织的各种味道，药味、不具名的老人味、排便的味道，还有外公无法吞咽、因此所有饭都打成糊状的味道......这些味道能渗入人的身体内部，捏着心脏往下沉，这味道让你顾不上惊讶或难过，只有无法抑制的恶心。

妈妈却一次次又一次走进外公的小房间，放弃性征，放弃伦理，放弃自我。我有时在想，如果她把拽着自己的绳索和旁人给她的绳索放得松一些，会如何？或者能放得松一些吗？

后来，这绳索自行断裂——与疾病交手九年后，外公在他的65岁，离去。

外公的葬礼将三个家庭以一种公开的方式集结，同一的悲痛却纠结着隐秘而各异的情绪。或许依然有遗憾和愧疚？或许感到一点点解脱？无人提及、无从知晓，只有纸钱和丧乐一起绕过房梁，走过土地，飘到最远的山上去。

这两年，我们三家常常聚在一起，关系亲密得不像话，没人说一件事时意有所指，也没人随时随刻剑拔弩张。

有时会聊起给外公、外婆治病的时候，妈妈可以很平淡地说道“没事，都过去了”，打趣地提起给外公喂饭时被咬破手指；小姨也渐渐卸下无所不能的盔甲，愿意触及她曾经的焦急、无奈和无人知晓的崩塌；小舅病好以后，又重新开始没完没了地吸烟，随着他疾病的剥落、担子的减轻，他的年轻气盛与不可理喻似乎也慢慢消失，越来越有成熟男人的样貌。

多么温馨、多么诡异，在父亲病逝之后，子女三人及三个家庭，重修和睦。

（注：文中所出现的人物名称皆为化名）

本文系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非虚构理论与创作实践”课程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