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武康路上老洋房

原创 平德成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我从小就住在武康路218号，一栋卵石砌面的西班牙式洋房，直到1962年去香港。我家最后离开这栋房子的是我的母亲与妹妹，她们在1979年移民美国。尽管此楼在十年前已被拆除，但我对武康路这一带的老洋房及住在里面的人物却记忆犹新。兹写下若干回忆，以供关心武康路人文历史的朋友们参考。

武康路

武康路是旧上海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整条马路上除了有几栋Artdeco建筑风格（即有着丰富的线条装饰与逐层退缩结构的轮廓）的精致小公寓楼外，几乎全是花园洋房。这些洋房的风格多样，有英国式、法国式、西班牙式等，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开发建造，早期基本都是外国人居住。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些外国人回国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住了进来。

凝结血泪记忆的老宅成了一片绿地

今天，在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马路对面，挂着的是“武康路216弄”的门牌。其实，以前并没有这条弄堂，而是三栋独立的西班牙式洋房。这三栋洋房各占约一亩地，门牌号依次为武康路214号、216号和218号。我家218号靠最里面，占地也最大，在马路边是看不到的，当年与湖南路262号大宅仅一道篱笆墙之隔。

武康路216弄的弄堂口（左侧墙内原是218号）

我家在抗战爆发后不久迁居218号。那时，我的父亲平祖仁在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下，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1941年3月29日父亲生日当天，日本宪兵包围房子，抓走了我的父母。1942年1月8日，父亲惨遭汪伪“76号”毒手，壮烈殉国。这段往事，在《上海滩》2019年第7和第8期连载的《平祖仁殉国真相》中有详细的描述。

那年我只有3岁，哥哥姐姐正在读小学，我们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改名换姓，东躲西藏。母亲出狱后，带着我们躲避于江苏泰州乡下。218号由父亲的朋友、著名民主人士赵志游的一个女儿暂住。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才回到自己的家中。这栋老宅，有着我们一家人刻骨铭心的血泪记忆，想不到后来被拆除，成了湖南路262号院内的一片绿地。

武康路216号，原先住的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高管，后来成为英商邓禄普轮胎公司大班的住宅，其独子约翰是我儿时的玩伴。新中国成立后，外商撤走，这栋楼转而成为陈氏电化研究所，主人毕业于交通大学电力专业，他的夫人是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毕业的化学专家。那时，陈氏受政府委托研发压缩空气高音喇叭，要求在远距离外能听清广播的声音。这种高音喇叭曾用于厦门前线对金门、马祖喊话。陈氏试验时，将约10尺长的大喇叭架在二楼的阳台上，人在一楼进行操作，其间发出的喧嚷，以及所产生的各种奇怪的变调噪音，每每令邻居们为之捧腹大笑。在研制工作完成后，陈氏电化研究所也就关门了。实际上，那时候私人研究所颇为少见。再后来，这栋楼变成了湖南路派出所，现在为民居，门牌号码是216弄2号。

武康路214号，原先的主人姓唐，是民国政府的驻法国公使。他有一个女儿是教皇身边的修女，地位很高，另一个女儿是钢琴家，也是我和姐姐、妹妹的钢琴老师。

这三栋洋房均建于1924年，是当时沪上著名的建筑设计所“马海洋行”设计建造的。房屋外墙全部用卵石砌面，屋顶正面有浮雕及“1924”花体大字。可惜的是，这些在“文革”时都被毁掉，墙被砌成了水泥墙面，屋顶则补以普通的“1924”字样。新中国成立后，武康路214号、216号、218号分别被改为216弄1号、2号、3号。而如今仅剩216弄2号一栋楼了。

“机器大王”严裕棠豪宅的前尘往事

我家大门对面是武康路212号，著名的大隆机器厂创办人严裕棠的豪宅。

大隆机器厂创办人严裕棠

严裕棠（1880-1958）是我国民族机器制造业的先驱，也是上海滩的传奇人物之一。他十几岁时在一家洋行干杂活，业余跟着一位黄老先生学习“洋泾浜”英语。后来，严裕棠进入公兴铁工厂当上了跑街。该厂就在黄浦江边，主要业务是延揽外国轮船的维修生意。这让机敏好学的严裕棠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生意越接越多。1902年他离开铁工厂，在杨树浦与人合办了一个小作坊，最初仅7名工人，两间平房，几台车床。几年后，严裕棠独立出来，逐步将小作坊发展成为百余人的大隆机器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批外国技术人员回国，我国机器制造业“异军突起”。严裕棠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大隆机器厂，使之很快成为私营机器制造企业中的“大哥大”。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严家在杨树浦的厂房遭到日军轰炸，损失极大。位于平凉路25号的住宅也因临近战区，很不安全。于是，严裕棠将目光投向租界，欲另谋发展。他很快将劫后的机器运至沪西，在东诸安浜路上建起了新厂。严家人则搬进了武康路上的大花园洋房。

严裕棠旧居（武康路212号）

武康路212号的原主人是个德国人，在抗战爆发后将房子卖给严家便回了国。这栋都德式花园豪宅，楼高三层，红瓦黄墙，四周由竹篱笆环绕，环境十分典雅。屋南有一方花园，花园里有小桥流水，四时花卉，别有情趣。楼内的装潢十分讲究，有壁炉和热水汀。严裕棠的夫人非常节俭，她把花园的草地铲去一块，在上面种瓜种菜，还时常亲自打理，一些初来乍到的客人常误认为她是家里的园丁。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严家当时有一辆最新式的凯迪拉克轿车，绿色的车身，油光锃亮，在路上行驶颇为威风。新中国成立前夕，大隆机器厂已是一个拥有七家分厂的家族联合企业，能够生产整套棉纺织机和小型拖拉机，还有自己的炼钢炉。20世纪40年代末，严裕棠与第六个儿子严庆龄先后去了巴西和台湾。严庆龄在台湾刻意发展汽车工业，创办了裕隆汽车公司，成为当地的“汽车大王”。严庆祥（老大）、严庆禧（老五）、严庆禄（老七）则留在上海，继续发展大隆机器厂，直至50年代中期公私合营。1958年10月严裕棠病逝于台北。武康路的花园洋房一直由严庆禄、钱小铮夫妇一家居住。“文革”期间，红卫兵把所有抄来的东西堆在他家花园里焚烧，严家人被扫地出门，在复兴西路的一处小房子里暂栖，直到1984年落实政策，才重回自己的家园。

改革开放以后，因严家后代大多已移居海外，前些年武康路212号的房子出售给了南京路恒隆商厦的老板。算起来，严家四代人在这栋花园洋房里住了70多年，大概是武康路上住得最长久的一户人家了。

周总理亲自关心下成立的声乐研究所

英商正广和老板曾居住过的武康路99号，也是一栋都德式花园洋房，建于1928年，有着陡峭的双坡大屋顶、半露于外的红色木架结构，以及二楼宽大的露台和漂亮的花园。

1947年，一对新婚夫妇以20万美金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洋房。女主人是“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的小女儿荣卓如，男主人是犹太富商哈同的大儿子乔治·哈同。他们重新装修了一番房子，把所有的地板和护墙板都换成了柚木的，因为乔治喜欢打台球，还在三楼布置了一间漂亮的台球房。那张台球桌是从法国定制的，非常考究，曾有“上海第一台”之誉。夫妇俩婚后生育了4个孩子，大女儿就出生在武康路99号。1949年，荣卓如与乔治去了香港，按照当时中英两国政府（乔治·哈同为英国籍）关于处理英国侨民在华财产的若干协议，此楼最后归当地房管所管理。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作过市委招待所，潘汉年、魏文伯、王震都曾住过，50年代华东局机要局还在此设立过办公处。

1960年，上海声乐研究所迁至武康路99号办公。四年前的夏天，该所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成立，获批8000元初创费，由著名声乐家林俊卿（1914-2000）担任所长。林俊卿是福建厦门人，出生在中国音乐之乡鼓浪屿，从小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他虽然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博士，但多才多艺，在声乐与绘画上也颇有造诣，对“咽音唱法”“咽音练声法”有系统的研究，出版过好几本专著。王昆、胡松华、李光羲、马玉涛、张映哲、郭颂、马国光、朱逢博等著名歌唱家，都曾到声乐研究所学习深造过。一些嗓子失声的演员，慕名前来找林俊卿治疗后，得以重返艺术舞台。

林俊卿（前排中）与上海声乐研究所首批学员合影

上海声乐研究所的声乐训练部主任是戚长伟教授。他祖籍山东，出生于上海，是上海著名牧师戚庆才的儿子。戚长伟有着一副上好的男高音嗓子，就读沪江大学时曾师从马革顺学习声乐，后来成为林俊卿的得意门生。作为当时沪上青年男高音的主力之一，戚长伟常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的音乐礼赞以及其他大型音乐活动中献唱。他不仅在上海声乐研究所任职，还是上海广播乐团的首席独唱演员，被誉为“歌坛宿将”。

武康路99号的南墙外是复兴西路，设有96路公共汽车站。那时在车站候车的路人，常能听到从楼里传来音乐家们的练唱声。上海声乐研究所在“文革”中被撤销，1985年得以恢复，却搬至北京，现在的名称是“北京声乐研究所”了。

“文革”结束后，著名实业家、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1902-1997）回到上海，落实政策时被安排入住武康路99号。1980年，刘靖基精心挑选了40件自己收藏的书画珍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中有宋朝张即之的行书《待漏院记》。而这栋洋房则由其后人继承。

摆放着两架三角钢琴的柯家音乐客厅

由北往南，从武康路107弄（弄口现已被封堵）原来可通到湖南路，是一条L形的大弄堂，旧称福园。我父亲的上级领导、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以前就住此弄（即湖南路20弄3号，现已拆）。抗战胜利后，顾祝同回到上海，我们曾去他家拜年，对那栋老房子很有感情。解放后曾作为气功疗养所。

福园3号顾祝同旧居，解放后为上海气功疗养所

湖南路20弄4号曾住过一户音乐世家。房主名叫柯蕃枝，广东人，祖上是有钱的盐商。作为独子，他一人继承了全部家产。柯蕃枝小时候在江西九江生活，会说江西话，因此与我母亲很谈得来。他青年时代毕业于上海雷士德工学院，很有艺术天赋，但是从来不外出工作。

柯蕃枝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柯子歧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后来成为了一位钢琴家，独女阿咪（小名）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弹竖琴的。他家客厅摆放着两架三角钢琴，可以进行二重奏，吸引了很多青年钢琴爱好者来这里开“音乐会”。钢琴名家傅聪、李名强以及小提琴家汪酉三等，都曾是柯家客厅的常客。上世纪八十年代，傅聪在香港大会堂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当时柯蕃枝也在香港，仍旧是一副老绅士的派头，邀请我一起前去欣赏。演出结束后，我们去后台看傅聪，老朋友见面很是感慨。

柯蕃枝还非常喜欢照相，曾经心血来潮，在静安寺附近开了一家“柯艺照相馆”，并在营业厅里也放了一架三角钢琴。照相馆里放钢琴，的确吸引了不少好奇的市民，于是生意很好。然而，柯蕃枝不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照片拍出来，一定要他自己满意才算数，拍不好就重拍。如此一来，照相馆做的全是赔本买卖，终于关门大吉。

平德成与柯蕃枝（右）2000年摄于美国洛杉矶

如今在拍卖市场上叫价数千万元的黄宾虹画作，柯蕃枝当年在石门路的旧书店里，以十元乃至几十元的价格买了很多，后来被他带到了香港和美国。那时，黄宾虹的画还不是禁止出境的顶级艺术品，由此可见柯蕃枝超群的艺术眼光。柯家人在福园的老房子里一直住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陆续移居海外。

《论持久战》翻译在项美丽家完成

著名作家邵洵美旧居所在小区的南门是淮海中路1754弄，北门开在武康路，门牌号是333弄。小区内有独立的花园洋房，也有二层的连体别墅。邵洵美住的17号在一排二层连体别墅的中间，靠近小区的北门，后墙紧邻武康路。

邵洵美的美国女友、《纽约客》杂志的特邀撰稿人项美丽，住在这个小区的9号。1935年来上海之前，项美丽曾在非洲丛林里住了两年观察猴子的生长习性，她是个极具个性魅力的女中豪杰。1937年“八一三”沪战后，邵洵美的出版事业遭受很大损失，于是以项美丽的名义出版抗日月刊《自由谭》和英文月刊《公正评论》，宣传抗日。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向海外传播，担任此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女士就住在项美丽的家中。在翻译过程中，项美丽和邵洵美都成了杨刚的好帮手。书译成之后，邵洵美又承担了印刷和部分发行工作，包括往周围外国朋友的信箱里各塞一本英译《论持久战》。

项美丽上海旧居（武康路333弄内9号）

在同一排连体别墅里，还住着一位著名人物，就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老板、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他被誉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的儿子范果钧和我哥哥是中学同学。1952年经全国统考录取，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测绘学院读书。当年在学校里有“三剑客”，另一个叫隋思德，东北人，祖父是东北大财主，解放战争时期全家逃难到上海，住在淮海中路上的上方花园。他们三个好朋友，都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常常在我家花园中练习“搏杀”。隋家是一个绝对以男性为主的北方大财主家庭。吃饭时，他家桌上除了老奶奶和大媳妇，其余坐着的全部是男性，而家中其他女性则围着他们团团转，等“大人们”吃完才能上桌吃饭。隋思德是长房长孙，自然是重点服务对象，我们也跟着沾了点光，比如他家包饺子，我们的口福就来了。

赵志游在280弄创办剧社宣传抗战

武康路280弄是一条大弄堂，由东往西直通到兴国路，弄内原先的路面以石块铺就，别有一番风味。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影星张冰茜就住在此弄，她的妹妹长得更漂亮，可惜由于患小儿麻痹症跛了一条腿。张冰茜后来嫁给了影星关山，他们的女儿也很有名，叫关之琳。

著名民主人士赵志游（1889-1946）曾在280弄10号一栋漂亮的花园洋房里住过。赵志游当过杭州市市长，是上海孤岛时期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与中共地下党有着多重联系。他自任社长创办了上海剧艺社，还成立了天风剧团、中法剧艺学校、大风电影公司，利用自己“中法联谊会会长”“法租界华董”的身份为掩护，以戏剧和电影的形式宣传抗战，在市民中产生巨大影响。赵志游的法国妻子与宋庆龄有着特殊的联系，宋庆龄在租界召开民主同盟大会，就是得益于他们夫妇的帮助。

赵志游旧居（武康路280弄10号）

赵志游后来搬出了大宅，在280弄南侧的一个小弄堂里买下一处四合院。这处住房从外表看，就是标准的乡村民舍，秦砖汉瓦式的外墙，加上黑色竹篱笆围绕，庭院里种有花木，但屋内却是西式装修风格，非常高雅。那时与赵志游共同生活的，是他后来的一位夫人，年轻漂亮，很有风度，我们都称她为“赵婆婆”。赵志游与我父亲交情深厚，电影明星英茵就是经他介绍与我父亲认识的。英茵与我父亲在险恶的环境下一起从事地下工作，日久生情，成了我们的“好姨”，最后竟不惜为父亲舍身殉情，至今仍是文艺界热议不休的话题。

女影迷公寓外痴守厮缠吓坏孙道临

武康路上除了很多独立的花园洋房外，还有不少公寓楼。武康路115号密丹公寓，建于1931年。公寓底层住着该楼的看门人老曹一家，我们都叫他“曹格里”。老曹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很勤奋，对周围的居民情况也很熟悉。“文革”中造反派颠倒黑白，批斗我母亲，“曹格里”挺身而出，说我母亲是好人，是抗战烈士家属，不能冤枉好人！

与密丹公寓成斜对角的是国富门公寓，旁边连有另一座公寓，著名导演孙瑜（电影《武训传》的导演）及名演员孙道临当年都住在里面。那时孙道临还是单身，每天从公寓步行到位于淮海西路上的剧团上班。我骑自行车到上海复旦附中读书，有时我们“同路”。孙道临演艺出众，拥有很多崇拜者。当年有一名女子十分迷恋他，每天在公寓的马路对面守候，一旦孙道临走出公寓便上前厮缠，甚至跟着去剧团。开始孙道临还予以劝导，但毫无成效，后来孙被她烦得不敢出门，只得请派出所的户籍警前来相助。

国富门公寓底层当年基本都是封实的，只在临武康路一侧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小店老板夫妇在人行道上养了几只小乌骨鸡，白绒毛，乌黑爪，脸也是黑的，小小的很好玩。从这家小杂货店再往南，在国富门公寓最南边的底层，也就是现在的武康路246号门洞边，有一家犹太人开的皮鞋店，专门为客户订做皮鞋，同时兼做假肢和假胸挺背马甲生意。这个犹太人只雇佣了一个店员，是个老山东。每天晚上下班打烊，犹太老板就把老山东反锁在里面，门上居然上了七把锁，直到第二天早晨。1948年以色列复国，犹太人回国去了，把店送给了老山东。

武康路最南部到淮海西路为止，转角上的诺曼底公寓，后改称武康大楼，底层是商业店面，有著名的紫罗兰理发厅（今仍在营业），有干洗店，还有药房及“办馆”（由法文BOUCHERIE而来）。“办馆”出售乳制品、鱼、肉、鸡鸭及野味等，设备很先进，配有展示冰柜、切肉机等。可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上海，已有类似现在大型食品商店的销售模式了。

END

本文选自2020年第7期《上海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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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记忆中的武康路上老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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