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下南洋的中国制造,应打破认知误区

澎湃新闻记者 李麑

2020-10-09 19:1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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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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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至8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达至4165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6.5亿人口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东盟吸引着各国资本“下南洋”。从服装、制鞋到电子科技,从中国转移的部分制造业进入东南亚,比如富士康、夏普、耐克。今年3月,三星在越南选址建设东南亚最大的研发中心。
东盟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吗?此外,东盟未来的消费市场也备受期待,国际科技巨头和初创公司已经进驻。
但廉价劳动力并非东南亚的唯一吸引力,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他认为,这一轮下南洋的中国制造需要打破一系列认知误区。
澎湃新闻:谈及中国的海外投资,国有企业的大型基建工程项目是通常的观察对象,近年来中国的科技类出海企业也引发关注,为何强调需要研究民营资本的海外投资?
黄岩:国有企业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传统主力军,但民营资本正成为新兴力量。从占比上看,2006年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占比约为19%,而到2019年上升至49.9%(编者注:根据2010年9月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涉及行业也有所不同,国有企业主要投资的是基础设施、能源矿业等领域,而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
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关注民营资本,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迁移。早年一些制造业从珠三角等地区迁去了内陆城市。据观察,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外迁,去东南亚、南亚设厂,当时“一带一路”战略尚未正式提出。而在今天越南的海防、河内、胡志明市,中国企业已经遍地开花了。2006至2019年,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占比。图片来源:《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006至2019年,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占比。图片来源:《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澎湃新闻:东南亚的人口红利让人们关注这一地区的制造业未来,这里会不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但您曾提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非外资进入东南亚的唯一因素。
黄岩:人们通常认为,东南亚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出于成本考虑,资本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价格最低处。但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
以越南为例,其人口接近1亿,吸引了包括富士康、三星、宝成、耐克、LG等外资企业在此设厂。但劳动力真的廉价吗?
越南已经通过国家立法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地区,每年统一调整。制造业集中的河内和胡志明市属于一类地区,2016年其最低工资标准为3500000盾,约合人民币1070元,同一年,广西南宁和河南郑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400元,广东省韶关、清远为1210元。外企需要开出更高的薪水才能吸引本地劳动力,考虑到本地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并不高,对于外企而言,用工成本并不算低廉。
越南的劳动力供应也并不乐观,河内、胡志明、海防都出现过用工短缺现象。未来20年内,人口红利可能被消耗完,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越南应有所预警。
用工成本之外还有多种因素。我们曾调研了越南一些不同类型的中企,他们有着多种驱动力。比如,一些袜业代工企业看重越南的出口低税率政策,一些中国产品看重的是东南亚的消费市场,还有一些光伏企业的考量在于,越南可以避开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双反限制。
澎湃新闻:看重东南亚消费市场的也包括一些科技类出海企业,比如今年引发关注的TikTok。但这一市场有多个竞争者,既有国际科技巨头,也有东南亚本土的科技公司。在东南亚市场上,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如何?
黄岩:这里存在另一重认知误区,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和消费者会认为,东南亚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消费力有限,所以中国产品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我想强调,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放下傲慢心态,冷静客观地看待变化中的东南亚市场。
近年来,东南亚吸引了全球的科技资本,有人会好奇,能在东盟地区复制出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吗?由于各种市场要素基本完备,越南也已经吸引了很多互联网公司。但我想举个传统制造业的例子。中国制造的摩托车就在越南遭遇过浮沉。越南是“摩托车上的国家”,是世界第四大摩托车市场。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越南是“摩托车上的国家”,是世界第四大摩托车市场。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越南是“摩托车上的国家”,是世界第四大摩托车市场,仅次于中国、印度和印尼。最早,本田、雅马哈等日本摩托车企业几乎垄断了越南市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摩托车企业进入,迅速依靠价格优势抢占市场份额。从制造成本看,中国摩托车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较低,临近越南,运输成本也较低。
但很快,中企打起了恶性价格战,随之而来的是大打折扣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一些中国品牌的摩托车寿命只有几年,售后网点也极为有限。消费者对于中国摩托车的认可度降低,市场份额节节败退,日系品牌重回优势,即便许多日系摩托车是由中国工厂代工的。
恶意竞争的背后是短视,企业满足于赚快钱,忽略品牌价值,这不是个新问题了。我们常说一些国际品牌有上百年的历史,中国的企业家可能“等不及”,熬不过技术创新,也不愿意做品牌塑造和维护,宁愿为其他品牌代工。
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究竟有多大,这不只是传统制造业的问题。河内一间制衣工厂内景。图片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河内一间制衣工厂内景。图片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澎湃新闻:前面提到了中国光伏产业,其进入越南的驱动力之一是为了规避欧美的贸易限制,但近些年,从业者也在担心,未来越南也会面临类似的贸易限制。
黄岩:确实,东南亚不应是中国去产能、去库存的替代国。越南的经济发展迅速,确实需要大量工业原材料。一些工业企业曾因环保问题引发争议,比如2016年,台塑河静钢铁公司因工业污染导致河静、广平、广治和顺化四省鱼类死亡。此后,越南政府加强了对外资项目的环保审查。
光伏也一样,作为资金和科技密集型企业,越南政府对光伏产业非常欢迎,但越南能否承接中国过剩的光伏产能,这是一个问题。
澎湃新闻:东南亚的人口红利也与去区域范围内的劳动力跨境流动有关,今年新冠疫情暴露出了移工的结构性问题,廉价劳动力的背后是缺失的劳动保护,身在异乡的劳动者无法得到当地的社会保障。您曾研究中国的农民工,其成因相似吗?
黄岩:中国的农民工群体离土又离乡,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东南亚也有类似的结构。
在中国制造下南洋之前,中国的台资、港资企业已经先一步进入东南亚。台资大约在2000年前后进入越南,包括民主化之后的缅甸,工业园区大量出现。一些台资的制鞋厂、制衣厂已经发生过一系列问题。
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珠三角的港资、台资,如今东南亚国家处理劳资冲突时的解决程序、处理结果都有了很大差别。最早中国工人的表达意识和权利意识尚未成型,也有人出于经济理性,暂时忽略了劳动风险和利益受损。
如今,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重视对本国劳动者的保护,工人权利意识也已萌发,当然不同国家有所差异,一些国家的政局变化也会影响劳动关系。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些国家的劳动政策会带来哪些挑战?这将如何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也是我目前的研究课题,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政策。
从劳动关系角度我们关注两大挑战,一是当地的劳动力,会不会出现与中国的农民工问题类似的矛盾;二是中国企业带出去的中国籍员工,他们如何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加剧了一些国家的排外情绪,最近,新加坡的反对党就将矛头指向了外籍精英,认为他们“抢占”了本国人的就业,与国籍和种族联系。未来,这种排外情绪会是中国企业的隐忧吗?
黄岩:实际上,不仅在新加坡,很多有反对党的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情绪,将矛头指向外资和外籍雇员,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个问题需要拆分来看。
首先是一种经典的批评,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本土化雇佣程度不高。实际上,迁至海外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想降低用工成本,必然会最大限度进行本土化雇佣。我们曾调研越南的11家中企,其本土化雇员超过90%,中方雇员主要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一些企业也注意培养越南籍技术人员,以降低成本。比如华为走的就是本地化思路,尽可能在当地进行人才招募和培训。
当然,外资进入确实会带来产业调整。比如中国制鞋厂进入,一些本地的小型鞋厂可能会关闭。这在非洲可能更为明显,中国的便利店大量进驻,冲击了本地传统的夫妻店、杂货铺,也冲击了当地的小商业系统。
目前,我们在东南亚尚未看到对中企的指责,但这种排外情绪已经在非洲个别国家出现。这也是未来考验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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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婧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全球城市对话,下南洋,中国制造,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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