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山地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百年争斗

自9月27日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为争夺“纳卡”地区再燃战火。所谓“纳卡”，是个缩写词，它的正式名称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如果从意义上来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山地卡拉巴赫”的意思。在南高加索的小高加索山脉有个广阔的地区叫“卡拉巴赫”，一个是“平原卡拉巴赫”，另一个是“山地卡拉巴赫”。东部为“平原卡拉巴赫”，归属阿塞拜疆，而位于西部的“山地卡拉巴赫”却插在亚美尼亚和和阿塞拜疆的中间，是两国争夺的地区。

由于民族的不同、信仰的差异、居民诉求的相向，再加上地理位置的特殊与重要，“山地卡拉巴赫”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国争夺利益的博弈场所、当地居民受大国控制和制约的禁地。250年来，从一这地区出现“卡拉巴赫汗国”时起，“山地卡拉巴赫”一直被架在他人的车上颠簸前行，道路曲折，命运坎坷。

阿塞拜疆临近纳卡边境的塔塔尔地区的受损的房屋。

俄罗斯帝国时期

从18世纪开始，“卡拉巴赫”地区就是俄罗斯帝国和波斯、土耳其激烈争夺的地区。各方争夺的焦点就在于要把里海边上的巴库据为己有，一是因为巴库地区的极其丰富的油田蕴藏着不可估量的石油，二是巴库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背靠大高加索山脉的崇山峻岭，面对广阔的里海。历来都是土耳其、波斯登陆高加索的桥头堡，也是沙皇们扩展南疆势在必夺的滩头要地。只要占领了巴库，从格鲁吉亚直至黑海边的巴统，就有了一条无法攻破的战略线。而卡拉巴赫就恰恰位于从巴库直至巴统这条战略线的中央位置。

叶卡捷琳娜二世征服了巴库汗国，开拓了通往卡拉巴赫之路。而到了亚历山大一世时，卡拉巴赫汗国就“臣服”了俄罗斯帝国。1868年，卡拉巴赫就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新建制——实行督军管制的“伊丽莎白省”。从此，卡拉巴赫地区就成为“里海的巴库—黑海的巴统”战略线上的不可舍弃的防地、俄罗斯帝国南高加索边疆的不可逾越的堡垒。尽管如此，波斯、土耳其的经济、宗教、文化的影响在这一地仍很深厚，尤其是居民的成分和宗教信仰。在“山地卡拉巴赫”，原先居住的是亚美尼亚人，而在“平原卡拉巴赫”则主要居住的是阿塞拜疆人。近百年来，尤其是“不被承认的卡拉巴赫共和国”成立以来，阿塞拜疆在自己实际控制下的“卡拉巴赫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渐减少该地的亚美尼亚居民，逐渐增加阿塞拜疆居民。而亚美尼亚则在自己的境内和在“卡拉巴赫共和国”，大量驱逐阿塞拜疆人。这种居民成分的大幅度变化成了亚阿双方争夺“山地卡拉巴赫”的焦点。

至于信仰，那在“山地卡拉巴赫”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俄国和波斯、土耳其在这里的影响，当地居民信仰有很大差异。亚美尼亚人信奉与东正教相近的基督教，而阿塞拜疆人多数信奉伊斯兰教，而在上层在俄国俄国化政策的影响下，部分人改信东正教。在苏联时期，受“苏联化”民族政策的影响，近30年来，新俄罗斯国家的国际地位的降升急剧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蹒跚，以及处理南高加索地区民族关系政策的利益变化，都给双方居民信仰上的差异添上了更多的不和因素。至于文化，亚阿双方都强调自己有着不同于对方的悠久的、深厚的文化传统，而这些文化是不可溶于一体的。

也许，可以说，“山地卡拉巴赫”问题是在这一地区各帝国利益争夺和冲撞的历史遗产，而这遗产的沉重现在不得不让接受这种遗产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苏联时期

及至近代，“山地卡拉巴赫”成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争夺的地区，进而成为南高加索动荡不安的根源之地，与两国的国家建国史以及它们与苏联的关系史关联重大。

南高加索是个少数民族众多、信仰各异、部族风习左右社会生活的地区，苏维埃政府本以为将南高加索的三个主要民族——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组建成一个大的共和国，就可以改变这里纷繁复杂的部族血亲复仇、民族世代纷争的局面。但是，中央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却先后摇摆于“民族自决”的联邦制和“民族自治”的一统天下的决策之中，致使南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反而促进了南高加索地区民族主义思潮的急剧发展。而这一征兆就最先暴现于“山地卡拉巴赫”。

1918年5月，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宣告“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成立，宣称将自里海边的巴库直至“山地卡拉巴赫”的大片土地归属自己。亚美尼亚对此反应强烈，“山地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于同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代表大会，不承认其归属阿塞拜疆，宣告独立并组建了自己的“独立的山地卡拉巴赫人民政府”。随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这次，双方为争夺“山地卡拉巴赫”归属问题的斗争以中央府支持“山地卡拉巴赫”归属阿塞拜疆而告一段落。

从此时开始到1921年上半年，尽管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成为苏俄共和国的一部分，加速“苏俄化”，但他们之间对“山地卡拉巴赫”的主权觊觎不仅互不相让，而且斗争日趋激烈。“卡拉巴赫问题”成为布尔什维克面临的重大民族和外交政策问题。1921年7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高加索局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对这个决定有着严重的分歧：对于卡拉巴赫是否留在阿塞拜疆的问题一半委员赞成，一半委员反对；对于是否就此进行公决的问题，一半委员提出要在整个卡拉巴赫进行，而另一半则主张只在“山地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中间进行。当时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参加了此次会议，但他在会上没有发言，却在会后表了态，同意“卡拉巴赫留在阿塞拜疆境内”。所以，直到次日，高加索局才作出“将卡拉巴赫留在阿塞拜疆境内，在其一小部分地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的决定。

1923年，中央政府在“山地卡拉巴赫”建立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归属阿塞拜疆”。随之，高加索的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区”，而这些“民族自治区”都是将两个民族合并建成一个“民族自治区”，决策者的意图是，通过这样的“民族自治区”可以使两个民族相互制约，在制约中保持该地区的稳定和对中央政府的忠诚。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是一个亚美尼亚单一的民族自治区，因此这个自治区的建立实质上不是为了那里的亚美尼亚人，而是为了制衡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成了中央政府解决两国矛盾甚至冲突的缓冲器，稳定南高加索地区局势和预防地区动乱的工具。中央政府尤其希望，通过这个自治区强化阿塞拜疆在南高加索的威望与力量，以便由阿塞拜疆，经伊朗，打通通往印度洋的道路。

1921年高加索局的这一决定事实上将卡拉巴赫分成了两部分：阿塞拜疆“留住了”平原卡拉巴赫和纳希切万地区，而亚美尼亚则保留了“山地卡拉巴赫”西部的一条狭长的“走廊地带”。这就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以后的岁月中继续觊觎和争夺“山地卡拉巴赫”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它不仅决定了“山地卡拉巴赫”当时的处境，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未来漫长时间里的历史进程。高加索局的决定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问题上严重分歧的结果，是他们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决策上的严重失误。

这种失误的后果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争夺“山地卡拉巴赫”的斗争时起时伏。在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斗争逐渐转化为两个问题：一是，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力量不断增长，要求修改1921年“卡拉巴赫决定”成为一种强劲的思潮，甚至要求将“山地卡拉巴赫”的建制提升为“共和国”级的；二是，苏联政府对阿塞拜疆在这一问题上的支持也日益强化。当时，苏维埃领导人的主要思维是：南高加索以及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民族自治区”都是按照中央的行政命令划分的，遵循的是国家利益的需求，并不完全符合甚至完全不符合当地民族的历史传统。若是满足了“山地卡拉巴赫”的需求，其他“民族自治区”也会风起云涌的跟上，那高加索的天下就会大乱了。中央政府站在了阿塞拜疆一方，还因为当时土耳其凯末尔当政，苏土关系有了有利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变化。苏维埃希望通过阿塞拜疆，打通土耳其之路，突破当时国家处于“资本包围”中的险境。这一进程在1960年代发展到了激烈的程度。1965年，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要求是“给卡拉巴赫问题一个公正的决定”。1967年，在“山地卡拉巴赫”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爆发了流血冲突。

最严重的一次“山地卡拉巴赫”冲突发生在1988年，那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期。这一年的2月20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召开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的最高苏维埃提交请愿书，请他们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从阿塞拜疆划入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在其首都巴库和一系列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将该地区划给亚美尼亚。第二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一局势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苏共中央一贯遵循列宁的民族政策的原则，考虑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居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感，为此呼吁不要受民族主义分子的蛊惑，应全力巩固社会主义的伟大遗产——苏维埃各族人民的友谊。”

但是，苏共中央的这番好话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亚阿双方的指责飞速升级，有关双方血亲复仇的传闻也层层加码，终于在9月23日，在巴库的卫星城市苏姆盖特爆发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大规模血斗，阿塞拜疆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对此，在斯捷潘纳克特和埃里温，反阿塞拜疆的行动也急剧升级。而此时莫斯科的反映却是极端的无力和迟钝，除了赞同对流血事件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外，只是派两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巴库和埃里温，对两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作了各打五十大板的训话，草草了事。于是，“卡拉巴赫问题”由亚阿双方的“山地卡拉巴赫”的土地觊觎之争，发展成了双方民族的血斗复仇，直至地区性的战争。而“苏姆盖特事件”也将苏联的苏联民族政策的严重失误推化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还预示了南高加索地区民族动乱的更可怕的前景和苏联大厦将倾的危机前景。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一名村民从布满弹孔的墙壁旁经过。

苏联解体至今

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在“山地卡拉巴赫”地区就频繁的兵戎相见了。在叶利钦于1991年6月12日宣布俄罗斯独立之后，退苏独立之风席卷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于8月30日，亚美尼亚于9月23日发布独立宣言，宣布退出苏联独立。而从9月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山地卡拉巴赫”之争演变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被人们称之为“卡拉巴赫战争”。到了年底，莫斯科派来的维持治安和稳定的内务部的军队从“山地卡拉巴赫”撤回，该地区的流血冲突随即走上了不可抑制的历史进程。

“山地卡拉巴赫”也不甘落后，在1991年9月2日宣布“独立”，与相邻的绍米扬诺夫区联合，成立了“卡拉巴赫共和国”。该会议宣告的《独立宣言》中有一个论据是非常令人深思的：既然“阿塞拜疆宣布恢复1918—1920年的国家独立”，卡拉巴赫也可以。这一宣言指责了阿塞拜疆，称“阿塞拜疆所执行的‘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在共和国内形成了一种对亚美尼亚人民仇恨和偏见的气氛，导致了武装冲突、人员的伤亡、大规模驱逐爱好和平的亚美尼亚村落的居民”。这样一种把“山地卡拉巴赫”问题完全归罪于阿塞拜疆的宣言，不仅阿塞拜疆不可接受，就连莫斯科也不能首肯。西方各国也不敢轻易趟这趟混水。于是，“卡拉巴赫共和国”就成了一个“不被承认的共和国”（这种状态延续至今）。

相反，“卡拉巴赫共和国”成了亚阿两国流血冲突，甚至战争的新的出发点、新的高峰。自1991年至1994年，亚阿双方在“山地卡拉巴赫”地区的冲突、流血事件不断。苏联解体后，位于高加索地区的多处武器库分别被高加索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区”瓜分，大量武器也流落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不被承认的卡拉巴赫共和国”。“山地卡拉巴赫”冲突迅速演变成为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双方不仅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家，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都被卷进了这场流血的冲突、战争。与亚美尼亚一起作战的有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的部分士兵，为阿塞拜疆助威的是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车臣人。由此，“独联体”国家实际上在“山地卡拉巴赫”问题上分成了两派。

1992年，欧安组织成立了由俄、美、法三国担任共同主席的“明斯克小组”，主持双方进行谈判，试图解决“山地卡拉巴赫”争斗。但是，在谈判中，阿塞拜疆坚持要将该地区继续留在自己境内，而亚美尼亚则坚决支持“卡拉巴赫共和国”的利益，要将该地区归属亚美尼亚。双方争执不下，因此明斯克谈判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而这场“卡拉巴赫战争”也就时断时续。而在其他一些“不被承认的共和国”、高加索地区的一些极端恐怖主义者积极参与这场战争的背景下，“山地卡拉巴赫”战争变得更为险象环生、变幻莫测。1994年，俄罗斯、吉尔吉斯和“独联体”国家跨议会大会在比什凯克开会，对亚阿双方进行斡旋，5月5日，签署了《比什凯克协议书》，“呼吁冲突双方听取理智的声音，在5月8至9日的午夜停火”，“在最近几天里，签署可靠的、有法律保障的协议来保证这一停火，要考虑一种能不再发生军事和敌对行动的机制，从占领的土地上撤军，恢复交通运输，让逃亡者返回家园，并继续谈判进程”。

《比什凯克协议书》给了“山地卡拉巴赫”一个表面上的和平，而事实上，会议的参加者也都不相信这一停火能持久，因为各方在“山地卡拉巴赫”问题上都有自的利益和需求。“山地卡拉巴赫”的停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的消弭似乎并不是各方都需要的。“山地卡拉巴赫”成了高悬在南高加索上空的一把利剑，它可能随时会掉落下来伤及所有的人；也有可能，利剑的高悬会使南高加索的局势变得分外的微妙、诡异，而在这种微妙、诡异中，利益的潜规则会对“山地卡拉巴赫”的历史进程起到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在《比什凯克协议书》之后的一段停而不和的状态下，双方继续了一场相互迁移对方居民的“驱逐”行动。在进入新的世纪后，“山地卡拉巴赫”问题聚焦于“不被承认的卡拉巴赫共和国”，因为这个“共和国”自宣布成立以来，实际上仍处于阿塞拜疆的控制之下，只有起西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与亚美尼亚接壤，受亚美尼亚的控制。因此，在这一“走廊”地区冲突再现，并逐步升级就成为周期性的现象。2014年8月，一架亚美尼亚的直升飞机在该地区被击落，于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了军事冲突。2016年4月初，该地区再次发生更为严重的军事冲突：阿塞拜疆宣称，亚美尼亚军队炮轰阿塞拜疆，而亚美尼亚也宣称，阿塞拜疆利用坦克大炮飞机进攻自己的领土。2020年7月12日，在“卡拉巴赫共和国”的“走廊”地区再次发生流血事件……

在新旧世纪交替的30年中，狭小的“不被承认的卡拉巴赫共和国”所引起的却是熊熊大火，这火所殃及的不仅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而且演变成了一场地区性战争。

“山地卡拉巴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在历史进程中表现为“里海巴库—黑海巴统”的战略线的争夺，各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的摩擦和较量，而在当下，这条战略线有了更重要的时代意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对峙曾一度集中在“北约”东扩的那条线上，而现在这条对峙线正在逐渐南移，由欧洲中部地区逐渐向南偏移，各大国对黑海战略圈的争夺，对前景诱人的里海石油的纵横捭阖，对伊朗、土耳其这一地区复杂多变形势的关注与决策，让里海—黑海之线除了原有的战略意义外，更加重了其在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问题争端中举足轻重的意义。

“山地卡拉巴赫”表面上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土上的斗争和较量，实际上它不仅牵涉到了该地区的相关国家和民族的切身利益，而且决定着更为广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甚至与国际舞台上诸多重大问题的争斗与谋略密切相连。100多年来，各方都试图以武力解决“山地卡拉巴赫”问题，但越是诉诸于战争，问题就愈益积重难返。民族的，军事的，经济的，信仰的，文化的，所有的问题都在利益争夺的范围圈中交织成了一个“高尔丢斯之结”，难以解开。

“山地卡拉巴赫”问题现在成了南高加索的一个随时都可爆发的“火药桶”。从历史进程来看，它随时都处于爆发状态，一时的停火不足以抑制住这个“火药桶”。“山地卡拉巴赫”问题需要一种全新的解决办法，最近，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呼吁不能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要从理智中寻找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