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友情里的爱——“酷儿柏拉图”式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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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性取向、任何社会性别、任何关系类型都有可能处于酷儿柏拉图式的关系状态中。

当我们抛开现代友谊观念的定式，走进别人的世界时，有一条线存在着，跨过它，我们走向的是比友情更多的亲密和相互依存。跨过线的那边，选项也并非寥寥无几——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情感关系。就我来说，我可以把我的每一份友谊都看做独一无二的配对，每一对它自身的文化、运作标准、行为规范与沟通方式、期望和承诺的配合。友谊的文化是可以塑造的，只要我们借机会谈谈我们希望它成为的样子。这种无限的可能性正在得到释放。

对异性恋者而言，线的那边或许有些不同寻常。的确，长久以来，在表达和实践上，同性恋都有比异性恋更广的关系种类范围。

柏拉图式的男女朋友/伴侣，波士顿婚姻（19世纪用于描述在没有男性伴侣的情况下共同生活的两个女人）这类的说法已经提出很久了。而在过去，处于这类关系中的人却有可能包含性行为，这些人无法向现在的同性恋一样出柜，这不合法，不被接受，也不安全；但也有可能不包含性行为，只是单纯、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

“酷儿柏拉图”（queerplatonic）是当代对这些关系的总结性术语。无性恋者发明、定义和再定义了这个词语，用于描述一段不属于恋爱、但在精神上又比一般意义上的友情更加亲近的关系。“酷儿”（Queer）并不是指性取向上的特立独行，而是指我们自己对于什么才是一段关系的、“独特”的想法。正如作家和活动家石信.法耶所说：摘除原有的标签，再用问号替代，这就是 “酷儿”，它对主流社会和政策的蔑视和挑战。“酷儿”会说：“我不知道答案，但你为什么要问？” 酷儿式的关系一边反对传统的束缚，一边解放、追寻真理。它让人们在查看一段关系（以及其他事物）时得以去掉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发问：这到底是什么？它由什么组成？它的内部有些什么？任何性取向、任何社会性别、任何类型的情感都有可能处于酷儿柏拉图式的关系状态中。

毋庸置疑的是，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那些非传统，非常规的关系确实存在，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亲密关系，而且希望见到更多。即便我不是无性恋，但其他人——那些属于这种身份的人，他们为了能真正做自己而开辟的道路也为我们其他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有许多人的身份没有被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认同，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坚持却鼓励着我们所有人都坚定自我。

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很多：同性恋恐惧症、异己主义、关系等级，以及性别、性和身份的二元规范……我探寻这些问题，并在能力范围内，拆除支撑这些现象的体系，就算其中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手下留情。但在观念的房间里，问题不仅仅是把压迫移走，还要在空下来的位置放其他的东西，那就是自由。

虽然我并非同性恋，也非性少数群体，我却也有责任倾听，关心，捍卫，保护。我经常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正确的，符合我的价值观，我的信念。但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是，我清楚地看到，我的自由与同性恋的自由紧密相连。

我们被给予的可能性很少，我正尝试走出这个狭窄的空间。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冲破关系等级，打破“一夫一妻制的恋爱/性关系比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关系更重要”这种偏见。对我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损害我的婚姻，而意味着改善其他人的情感关系。

我们的社会中，制度给穷人、妇女、同性恋或残疾人造成了非常真实的限制。但我们也对自己施加了限制，我们被困在限制里，还死死呆在里面不肯出来，以为它会履行承诺，保证我们始终都是我们所期许的“正常人”。

盖比是一位同性恋者、变性者、也是“酷儿”，他说：“即便我的家人都不是同性恋，但我却觉得我的家庭是一个“酷儿”家庭，这是一种非传统的家庭方式。”他告诉我，反思“酷儿”就是在抵制常规——不仅仅是因为酷儿本身的特殊性，还因为这才真正有效。

加比读中学时，他的父母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叫格温的女人。“她很厉害。她是个老派女同性恋，脾气暴躁，在一家旧货店当化妆师，养了一只狗，开一辆吉普车；烟一根接着一根得抽，还不用过滤嘴。” 加比二十出头的时候，格温被诊断为晚期癌症。(“医生说，‘你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她回头看了看医生，说，‘我想应该不会花那么久。‘ 23天后，她去世了。)人们来看她，与她道别，其中一个人叫黛博拉，是她的前女友。听她说话会让我联想到乔治·卡林。她是一个画家，住在纽约。“在格温的葬礼之后，加比和黛博拉还保持联系，有时在邮件中互相发送绘画草图。如果加比在纽约或黛博拉在加比家附近时，他们俩会见面。

在一次拜访中，黛博拉举止怪异，好像想说些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开口。加比担心她快不行了。黛博拉走后，给加比发了一封邮件：“对不起，我想问的事情可能很奇怪，你能当我的委托人吗？”

黛博拉的其他朋友要么和她同龄，要么更大，要么是“已经死了”，她不想把财产留给她的家人，她与他们不亲近。加比当然没有拒绝。在反思他们的关系时，加比说，“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我在中学的时候，我父母最好的朋友，我把她当做我的教母——虽然她不是，她70年代的女朋友（后来成了普通朋友），又变成我的约会对象和‘酒友’，现在我们就像家人一样。这简直没道理，但我喜欢。”

在广泛思考友谊这件事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朋友”这个词限制了我们，就像“社会”这个词一样，朋友这个词意义过于广泛，广泛到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有成千上万的“朋友”，包括我们从未见过的、也无需费力去了解的人；朋友可以描述同事，即便他的个人生活你一无所知；或者指一个你可以分享往事，展露真实自我的亲密的伙伴。

虽然我正在努力缩小各种关系的等级差异，但我也很清楚，友谊是我婚姻得以维持的一部分。我的丈夫，虽然他很棒，但在一些对我很重要的事情上，他无法给予我太大的帮助，比如叙事改变策略或黑人女权主义解放（当涉及音乐创作或粒子物理学时，我也没有多少可以给他的东西）。当我生他气的时候，我的朋友会让我发泄，但也让我去理解他，同他和解。

我坐在最亲密的女朋友面前，彼此相爱，笑着，吃着，喝着，不带歉意地做自己，其中深深的快乐和正义，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带给我的。

原文链接https://www.salon.com/2020/06/20/the-queering-of-friendship-rethinking-platonic-relationships-guided-by-lgbtq-models/

原文标题: The Queering of Friendship: Rethinking Platonic Relationships, Guided by LGBTQ Models

原文作者: Mia Birdsong

译者: Cha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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