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清代书籍史的样态与边界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书籍史研究，正迎来更多跨学科尝试与多样化研究。南京大学文学院在继开设“书籍史与文学史”本科国际前沿课程之后，又于2020年10月10日召开“‘清代书籍史的样态与边界’研讨会”，进一步呼应关于书籍史的话题。这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阶段性展示，解释和回答书籍史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境遇，特别是“样态”与“边界”两个词对会议主题的界定，深化了对书籍史概念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讨论。项目主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程章灿教授致开幕词，来自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苏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单位近二十位学者参加会议。

会议伊始，会议主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介绍此次研讨会的缘起。南大团队为设计“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研究框架曾几易其稿，最终舍弃面面俱到的论述结构和传统的线性叙事，确定专题式的呈现结构。目前项目分为总论、专论和研究资料汇编三大部分，预计将出版10卷、约350万字成果，试图通过文献来阐释中国文化传统，真正把文献理解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从而探寻这种力量如何发生作用、具有怎样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

在回顾近期关于“文献文化史”项目进展的一些具体内容后，徐教授就其所负责的该项目成果第6册《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一书的预印本向各位学界同仁广泛征求意见，并以此为代表，展现该项目的整体设计思路与理念。徐教授指出此项目已接近完结，但这既是结束也是开始，如何以前期的探索与研究为基础，进行全新、深入的书籍史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呼吁响应时代要求，建设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书籍史”或“中国文献文化史”。

程章灿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近来书籍史及与之相关的话题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一个学术增长点。“文献文化史”的项目，无论是从最初选题的设计者还是最终完成这一选题的团队，都始终将其置于一个宏大的背景和视野之下，最终成果也将呈现出一种较为宏大的模样。此外，程教授认为文献学研究的核心技术应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具体而微”的研究，同时还应该具有较为宏大的视野和关怀。书籍史研究即从样态、关怀、视野等角度，试图为传统的文献学提供一个具有大模样、大视野、大关怀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和情报文献学可望得到整合。

程章灿教授致开幕词

一、他山之石：海外书籍史理念的实践与应用

源于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进入中国之后，引发诸多反响。如何将这种方法植根中国文献传统，须中国学者不断努力。本次研讨会的上午场为清代书籍史“微系列”报告，由国家图书馆张燕婴编审主持，特别邀请具有中国大陆以外求学背景的三位年轻学者就清代语境中的书籍史相关问题进行主题报告。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东京大学文学博士蔡燕梅在第一场报告《王晫往来尺牍及其诗文著述之交》中，简要勾勒明中期以降尺牍的出版风气。报告以王晫为具体个案，分析尺牍文献的特性，并探讨这类文献的研究方法与学术价值。蔡博士认为，以尺牍往来及出版相互标榜、互通声气之风可追溯到明代嘉、万年间，以王穉登、陈继儒等山人最为突出。与之相似的尺牍往还与出版之风仍在清初延续。清初杭州文人王晫继承明末山人遗风，又呈现若干新变。蔡博士认为全集本《霞举堂尺牍定本》与收录友人投赠文字的《兰言集》所收尺牍并非王晫往来尺牍之全部。通过对比分析现存王晫尺牍诸种版本，如王晫早年的尺牍集《尺牍偶存》、时人尺牍总集《尺牍新语》三编以及张潮往来尺牍集等不同形态文集中的对应作品，蔡博士认为尺牍文体对王晫交游关系及其著述刻书活动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互文”视角中同样可得到印证。此外，报告还对美国康奈尔大学孙修暎（Suyoung Son）教授最新出版的著作《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文本权威的制造》（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的关联问题进行了回应。

第二场报告《批校的过录：清人学术关系的构建与学术知识的传播》由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博士韦胤宗主讲。报告以清初学者何焯的学术批评实践为中心，对何焯的批校文献进行深入解读，揭示“批校”现象已成为书籍史研究的重要面向。韦博士指出，有清一代，过录古籍中的批校成为十分流行的学术实践，与学术生产有关的不同身份的个体都参与其中。针对何焯的批校遗产，何焯弟子及后世诸多学者、书法家、藏书家、书商等皆投入极大热情进行过录，甚至出于各种原因而伪造其批校。这些不同时空的批校参与者，皆因过录何焯的批校而形成某种联系，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学术数据与学术理念的传播网络。这张学术网络显示过录是清代十分有效的传递信息、知识与思想的途径，学者参与其中，会不自觉受其影响，慢慢形成一种新型的学术文化，此或可称为“批校文化”。

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徐世博带来第三场报告《1872-1905年上海的书业与科举研究》。报告针对科举废除前上海的“书局”现象进行讨论，通过梳理大量一手史料，挖掘档案文献背后有关近代上海书业中人的故事，还原当时“书局”的发展情形及兴衰历程。针对“石印书局”的蓬勃兴起，徐博士认为这与科举有重要关系。石印技术为何最适合印刷科举用书？这是选择问题，而非完全源自印刷技术迭代的线性变化。石印书局的生产更像传统雕版，可分包、发包。所有工作（作坊）都可以分包的形式组织生产，而铅印则类似工厂式集中生产，作业方式及科举考试在中国各地举行的情况决定石印是更优的选择。于是，在上海书业贸易的风口年代，书商从利益的角度选择了石印。此外，他还以书业同业组织为例，说明科举对书业的影响之大，甚至左右了书业行业社会演进的方向。整场报告，针对文献的生产问题，徐博士特别提醒应关注人与文献的关系，即便是处理枯燥的账簿，也应留意账簿数字变动背后人的因素。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仁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杨洪升教授、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军分别就三场报告进行评议。刘仁博士肯定蔡燕梅博士的选题价值，并与之进行商榷。对此选题他提供了另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即王晫、涨潮等人所编尺牍和周亮工、李渔等所编尺牍存在差异。周亮工、李渔的尺牍编纂焦点是散开的，反映的是一个群体的状态，而王晫的尺牍编纂是将自己和友朋的尺牍汇集起来，将焦点聚集在自己的身上，由散焦的状态转为聚焦的状态，这是一种变化。他还指出尺牍从一种应用型的文体变为一种展示性的文本，可借此展示个人的品格，且尺牍作为一种应用型文体决定了其中必然会存在琐事，在转变为展示性文本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被改易的现象。杨洪升教授充分肯定韦胤宗博士提出的“批校文化”这一观点，认为这一论点十分新颖。他也对此文中何焯的校勘提出一些质疑：对何焯而言，他确实同时有“批”又有“校”，他的“批”从评点延伸而来，“校”从校勘而来，论文如何界定“批”和“校”的内涵？其次从更大的层面上看，清代流行的批校本，究竟是校本还是批校？以及是否有评点？清代批校本的流传形成一种风气，究竟这种流传的本质是什么？此外，何焯在清代校勘学中具有首开风气的地位，张之洞《书目答问》校勘学第一家即何焯，但清代批校风气的盛行是否为何焯及其弟子所促成，还需商榷。此问题和亚里士多德的“动力论”相关，批校现象的大量出现，其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些追问，都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共鸣。李军副研究馆员则对徐世博博士论文中“书局”的定义进行商榷，并指出传统木刻书在近代书业中的位置同样值得关注。此外，他还认为探讨近代上海书业的发展，也应考虑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文化复兴的影响。

最后，本场主持人张燕婴编审对以上三个报告进行总评，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程章灿教授均对这三场报告的前沿性与学术性给予肯定，并与报告人进行互动。程教授继续呼应韦博士的选题，认为此文中一些概念的提炼，具有较好的启发作用。

二、 “文献文化史”成果展示：《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的编写与讨论

徐雁平教授的新作《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是“文献文化史”系列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写书的过程以及他对“文献文化史”的整体思考。

清代的书籍史怎么写？徐雁平认为，西方书籍史更关注宏大叙事，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科学革命等社会巨变紧密相联，而中国的书籍史更在于延续性的缓慢的变化之中，需要从“细微”的文献中发掘清代书籍流转中暗藏的一些现象。同时，只有真正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才能写好中国的书籍史。

写作《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的基本思路是关注中层与底层，尤其是区域社会，区域社会中的“书群”，提供一个新的观看清代文献的方式，也体现本土特色；同时注重细碎材料的搜集、整合与提炼，结合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日记、藏书题跋等材料，以期有所突破。本书采用专题式写作，力图就一些问题做更深入且有新意的探讨，如书商与书籍的流转、文人日记及读书生活、新学书籍的涌入及影响等等。徐雁平还提出了一些书中未能涉及、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例如清代书价、清代著述总量以及各类著述分布的分析研究、地方文献传统研究等等。

徐雁平教授

李军副研究馆员以“岁月沉淀后的清代书籍文化”为题呼应徐教授的这部书。他认为这部书是一个立体式的考察，相较于现在看到的专题性的印刷史、出版史研究，这部书是一种以点带面的活态的研究。徐教授关注到雅集和图像等问题，并且他对日记的量化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更具体的、细致的东西。徐教授在家谱和女性阅读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可怀想的空间。在对这部书内容的讨论中，李军副研究馆员还认为“读书分年日程”可能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日程能否系统贯彻仍需继续考量。此外，他提出应注意文献的回流和书籍个案的问题，即清代最通行的书籍、非流通而必须的书籍是否有研究价值？并就书中一些知识性问题提出中肯意见。

刘仁博士借用徐教授书中“一代有一代之文献”之语作为标题。他认为要想书写日常的文献文化史，从书籍产生开始展开线性叙述是没有意义的，放弃整体性与连续性是逻辑的必然。他指出徐教授在书中提供了两种避免叙述日常生活中的重复与无意义内容的模式：一是把书籍放在事件与学术风气中；二是发掘书籍与文献现象本身的独特性。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困境，即清代几乎所有的文献现象在前代都能找到，其表面上是延续前代的，仔细考查后便会发现，虽表面相似，但其本身却具有特殊性。刘博士还认为清代文献数量的增长反映了社会文化心态的转变，徐雁平教授提出的清人的“文献主义”这一说法是具有特殊性的。

宏观思考清代书籍史的写法及论述其与明代书籍史的比较，则有南开大学文学院杨洪升和南京大学文学院俞士玲两位教授的发言。杨教授对清代书籍史提出若干思考。他认为若以专题书写清代书籍史，当思考其本质。他认为应特别注意清代文献演进背后的内在动因，着重讨论清代书籍的生产流传及其衍革演进。此外，杨教授认为还应当构想“史”的框架。为此，他提出以官方为主体的书籍世界或书籍社会、以士人为主体都书籍世界或书籍社会、以民众为主体的书籍世界或书籍社会等三个方面为基础框架书写清代书籍史，或也是有益探索。

俞教授则结合自己撰写的明代书籍史的相关内容，从明清书籍史可能存在的连贯性的角度，回应《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的一些构想与思考。俞教授肯定《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一书提出的关于整体史的设想，这一设想涉及两个“连贯”：一是中国书籍史与世界书籍史的连贯性，二是此书与“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的连贯性。俞教授主要谈及明代与清代在书籍史研究上的关联。明清人在书籍世界里，既有身份的贯通，亦存在离合。她接着抛出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抄本与刻本真正的分界究竟在什么地方？明代人发掘的异书有时候被指责为作伪，但背后是否隐藏发掘新文献的热情？明代颁降书在清代呈现怎样特点？明清时期嘉兴与湖州在刻书和书贾势力上为何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明代强势的诸生阶层在清代对书籍世界有何影响？俞教授提出的问题正如她的发言主题“寻找一种可能的连贯性”一样，令人不断思考书籍史的边界和样态。

三、旧题新作：“文献文化史”理念的中国化运用

会议下半场主题接续上半场对书籍史“样态”与“边界”的思考，与会学者对中国文献文化史的选题提出了各自看法。与会学者分别由自身研究兴趣和关注热点出发，为书籍史的研究提供了经典案例，并进一步为文献文化史的发展提供可延展研究的可能及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话题。

蔡燕梅博士以“清代全集编纂中的文本改动问题”为主题，她以王晫《霞举堂集》及陈玉璂全集《学文堂集》的版本问题入手，发现在全集的编纂过程中，多次编刻会出现具有较大差异的改动现象，甚至作者本人生前编刻的版本也会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全集与分集，在提名、构成、收录的作品等方面存在人为改动的现象。因此，蔡燕梅博士提出，如何处理多版本的全集甚至是作者本人编纂的多个版本？这应当成为文献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关注点。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刘文龙的报告则以桐城派为主体，展现了一个文化群体的发展并形成自身特点的动态过程。从读书这一阅读行为切入，探讨桐城派“读不读书”与“如何读书”的问题。同时，以桐城派三个时期不同的桐城领袖为坐标，以各自的书单为考察对象，刘文龙条列分析出在桐城文化内部存在接续和新变。他关注的阅读角度是书籍史研究的一个面向，挖掘出桐城派的动态变化过程与桐城精神，也可作为在文化史研究中提供书籍史角度的重要特殊样本。

韦胤宗博士的报告主要介绍了“清代批校本的基本状况与清代的阅读史”。由做阅读史研究的步骤及方法入手，细致地为与会者介绍研究思路。之后的古籍批本概况分析中，他用图表的方式，直观展示由古籍校本显示出的“阅读率”问题。具体介绍古籍中集部的批校本情况之后，韦胤宗博士又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同时给出建议。此外，他认为阅读史是书籍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方面。

韦胤宗博士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吴钦根助理教授带来以“科举用字与龙启瑞《字学举隅》的刊印与流行”为题的报告，侧重在书籍史研究中书籍本身与制度的互动过程。他由《孽海花》的情节引入，先展开对科举中考《说文》与用《说文》问题的探究，进而关注科考用字规范问题。科考中的《说文》试题，引起了用《说文》中的僻字、篆书替换常用字、楷书的风气。在此风盛行之下，清廷不得不出台相关禁令，《字学举隅》亦由此应运而生。《字学举隅》规范科举用字，刊刻的地区广，体量大，逐渐成为士子应试的必备参考。此书在清末流行，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打压，又与文化变革形成互动。

徐世博博士从自身的研究出发，细谈七点自身对书籍史研究的理解。在他看来，书籍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当以讲故事为方法论，重视人的历史实践，以符合逻辑的叙事参与构建历史，超越传统书籍史的研究范围，甚至弥补既有历史叙述的不足。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尧育飞的报告介绍了《海国图志》在道光朝的阅读与流传情况。报告利用日记、书信等稀见材料，对比公共环境和私人领域对《海国图志》的阅读反应，揭示书籍中介与政治态势在《海国图志》通往道光帝之路上的重要影响。报告意在还原《海国图志》在历史上真实的阅读行为，并通过一本书的命运与阅读反应，观照道光朝的历史现场和政治表达。

学者与书籍天然的密切关系，令诸多与会者谈起书籍史颇有切身感受。徐世博博士就从自身的研究出发，认为讲故事、讲人与书的故事应当是书籍史的核心关怀。在自由讨论环节，这种关于书籍史研究的切己讨论更为热烈。赵益、徐雁平、李军、张燕婴等老师就相关个案如“书画船”、“读书图”等问题都有充满感情的分享。赵益教授提出，“以过去为异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古人和我们完全不同（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一是古人和我们没有分别（the past is truly a foreign country, they do things just like us）。前者通过发现“他者”揭示历史的不同，后者则通过古今的相似追求人类的本质。这两种看待历史的不同方式，或许同样决定了学者对清代书籍史不同的介入途径与切入方法。

此外，数十位会议现场听众也就书籍史研究中的线性与整体性、阅读史的冷与热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会议在掌声中圆满结束，而会上提出的问题与思考，以及对书籍史研究的期望与反思，相信会使更多的学人加入“文献文化史”的学科建设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