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浦东开发的“软成果”

2020年10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上海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赵启正在“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澎湃新闻记者 孙湛 图

今年是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三十周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

这两个特区的成立时间虽然只有十年之差，但存在更深层次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深圳的成功，就没有浦东的开放。深圳发展一马当先，非常成功，再往下怎么走？是不是继续前进？当时有争论。但是没有深圳的成功，中央无法下决心开发开放浦东。

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广东省委汇报工作时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当时不能很深刻地理解这句话，但浦东开发开放之后，我们理解了。可以说，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杀得更勇敢，流血流汗比浦东多，所以今天的活动中，我是以感激的心情面对深圳的。

反映浦东开发开放成果的数据有很多，比如说浦东的GDP数字增加了两百多倍，但这些数字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些数字是反映成果的，一目了然，但是我今天主要谈谈思想深处的体会。

我把成果分成两种，一种叫“硬成果”，就是用数字表达的，如GDP、居住面积等，你从一些照片中可以看得见。一种叫“软成果”，就是当时面对困难时的解决思路、方法、体验。

我们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多区别。四小龙也发展得不错，GDP也成倍增长，那我们和它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国家大，不可能全国同步前进，它们的面积很小，西方对它们比较宽容，对我们比较刻薄。因此我们必然是少数地区试点，然后把成果，包括人才成果和经济政策的成果，推广给全国。

“软成果”和“硬成果”是孪生的。如果浦东开发没有成功，今天就不能谈“软成果”；如果当时没有正确的思考，我们也得不到浦东今天的光辉。

关于“硬成果”，我只说一个数据：到2009年，把南汇区并入的时候，浦东的整个经济规模是原上海的两倍。这个我是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用模型算的，比较可靠。但是浦东的经济结构比较好，高科技内容占了主流。这是一个“硬成果”。

还有一个看得见的硬成果：浦东这三十年的变化，我们从以下两张图片的对比中可以鲜明看出。上图为1990年的陆家嘴，下图为2020年的陆家嘴。

1990年，上海浦东陆家嘴。当年4月18日，中央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此时的陆家嘴，仅有消防瞭望塔、邮电大楼、东昌大楼等少量高层建筑。上海观察 图

2020年，上海浦东陆家嘴。

我现在是用当时的语言说当时的事情，避免用今天的语言说当时的话。当时我们说浦东要有三个先行：金融先行、高技术先行、基础设施先行。但我们当时对金融并不是很了然。

我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说，陆家嘴1.7平方公里，要做将来的金融区，那么应该做什么？我们是外行，但知道要容纳很多银行，就做了很多建筑。我们规划了420万平方米，最后建成470万平方米。设计时每二十平方米建筑面积折合一个白领，那么470万平方米就可以容纳23.5万人。就这么简单。

今天统计，是这个数字，接近三十万。整个浦东需要多少金融人才？不知道，但是现在全市大约接近三十五万、四十万，所以陆家嘴容纳了上海市金融人士的绝大部分。

也就是说，当时我们做规划是做对了，但是做小了。几个外国投资者跟我说，想再建两三个摩天大楼，但已经找不到地方了，如果我们当时多留出一点空白，今天还可以继续建下去。所以我们当时看得还是不够远。

我们当时知道上海会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城市，但是并不知道能做到世界第几。在最新发布的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n共同编制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前六位分别是纽约、伦敦、上海、东京、香港、新加坡。这个排名是不是可靠，我不敢说。上海不敢自称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但是至少是在进步的。

下面介绍一下“软成果”中的几个。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知难克艰的决胜信心。

年龄大的人都知道，浦东是在1990年4月宣布开发的。但1989和199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的年轻人不太知道，当时的形势比今年还严峻。很多中外合作项目停止了，各种制裁全面开花，这个时候中国宣布了浦东开发。西方舆论一致认为，浦东开发是政治口号，不是实际行动，因此嘲笑我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当时说，浦东不过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波将金村”，就是说，是个世界大骗局。但这个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做得成。我们历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仍能做出导弹、原子弹，我们要拿出这样的决心开发浦东才行。

美国的基辛格博士，以研究中国作为他政治生命的要素，他说要到中国来看看。他知道，看政治要到北京，看经济要去上海，所以他多次来上海，我们给他看了浦东的规划，看后他也认可了，开始说，我看浦东开发是行动，不是口号。他是认可浦东开发开放的西方第一人。我特别想说，浦东是在国际舆论的逆风中前进的。

我说，拜托你，对西方的重要人物、通讯社、投资者，把你的话重复一下：浦东开发不是口号，是行动。他很乐意，他说，他去说一说。

紧接着老布什来了。老布什1994年1月访问浦东，当时美国刚打完海湾战争，正是得意的时候。我给他介绍浦东开发时，用一种笨重的进口激光笔指着模型，介绍规划。他说，我很熟悉那种激光笔，鲍威尔将军介绍海湾战争战况时就是用那种笔。我说这个不同，将军用激光笔照到哪个楼，哪个楼就要被炸了，我用激光笔照到哪个楼，哪个楼就成长了。老布什说，高科技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我如果年轻一点，也来投资。这个时候国际舆论就有些变化了。

到今天，国际舆论怎么看呢？2019年5月，世界银行召开“迈向大达卡”国际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发布了一个报告，叫《迈向大达卡》（Toward Great Dhaka），其中介绍了浦东的故事。报告说，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也有东达卡、西达卡之别，与未开发时的上海浦东浦西一样，也是东达卡落后。在东南亚国家，类似的城市要开发，请参考上海浦东的经验。他们说要学习浦东经验，我们自己倒没敢自称为“浦东经验”，我录制了二十分钟的主旨演讲视频，介绍了“浦东案例”。也就是说，浦东由只是口号到作为一个好案例，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浦东开发第二个“软成果”，是坚持全球化的思维和视角。

虽然1990年“全球化”这个概念并不盛行，但我们觉得是这个趋势，因此我们说，要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我们不能只吃黄浦江的鱼，还要吃太平洋的鱼。

这个时候我们对外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建设者，同时提出了“亚太经济走廊”的概念。就是说，在亚洲，从东亚的东京、大阪、汉城、上海、台北、香港，到东南亚的新加坡，这是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将来会更加发达。对外国人说，你如果到了上海，你面对的是长江流域和中国沿海的T字型经济发达区，你可以大有作为。你转过身，面对的是太平洋，你伸出左手可以到东北亚，伸出右手可以到东南亚。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起色了，西方的舆论也有了变化。这里可以举个“中国威胁论”最早的例子。美国的《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The Boston Sunday Globe）1996年1月7日发出一篇题为“我们该惧怕中国吗？”（Should We Fear China?）的报道。它是用提问的方式引出“中国威胁论”的讨论，而且用的是虚拟语气。报道配了一张“中国要吃美国”的漫画。

报道的导言中写道：“记者访问上海市时，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坐在一只破沙发上，操作着新式多媒体，向我们介绍一份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假如在他有生之年，那些计划实现的话，中国将不仅成为政治大国，也将成为经济大国。我们是否该惧怕它？” 后面展开了很多可能惧怕我们的理由。

1996年是什么情况？美国的GDP是八万亿美元，中国是八千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这个时候他们就提出来美国可能会怕中国，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增长未来会威胁到美国。

第三个“软成果”，是坚持法规和规划先行。

这条我们认为是成功的，浦东是按照规划使用土地的。1987年，上海发布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这是全国第一部涉及土地转让的法规。当时土地批租是违宪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宪法第十条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上海人做事谨慎，因此想办法先改法律，1987年出台了地方性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然后1988年，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加上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的条款。

但是此时怎么转让？值多少钱？我们一概不知，在后来的开发过程中做了很多探索。

第四个“软成果”，是党的建设。

一流党建带动一流开发，这是很漂亮的口号。根据是什么？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如果地方不清廉，是一个腐败区域，任何正经投资者到来，都会负担过大，对投资会没有信心。

这一点，当时尉健行同志非常欣赏。他说纪检部门往往去查处开发区，因为改革是“破”，重在创新突破，因此我们纪检部门成了“改革阻力”。那么今后，有利于投资环境的就不去查，不利于投资环境的我们去查。这样就把我们纪检部门和党的中心工作统一起来了。

提出口号之后，要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如果养不成，三条高压线，就是说，领导不得参与投资、招标、动迁的任何环节。这样，会使这个事情做得比较顺利。

浦东开发为什么这么快？我们的经验是，既要大胆，又要谨慎，在你的范围内要多承担。

今年是浦东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要推动浦东继续高水平改革开放，要支持浦东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等方面先行先试。

（本文是作者2020年10月16日在由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演讲原题“浦东开发的思想历程及其软成果”，由澎湃新闻记者王琳杰、编辑李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