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村支书不当干部 | 潘家湾扶贫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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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湾村是当前中国中部山村的一个缩影，聚集了上级政府、基层组织、旅游公司、观光游客以及普通村民的多重复杂力量，各方势力交锋融合，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底层逻辑。你能从《潘家湾》，看懂当前的中国农村。

从《潘家湾》，看懂当前中国农村

采访撰文：纠结的茶

编辑校对：张新伟、沙丘

提名第四届西湖纪录片大会D20竞赛单元的《潘家湾》昨天在杭州首映。机缘巧合，昨天也是第七个国家扶贫日。

导演张秘密跟随湖北省潘家湾村书记潘道升，拍摄他与扶贫队和开发商一起致力于潘家湾脱贫的故事，以及精准扶贫在农村所遇到的困境。张秘密以传统真实电影的方式，在潘家湾村驻扎拍摄一年，以春夏秋冬为节点，试图呈现一个真实而不乏思考的扶贫视角。

扶贫是国家定下目标，就如张秘密所说，这是人类史上还没有做到的，“这是值得记录的。”然而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各方的无奈、人们之间的隔阂等问题都在这件看似共同获利的政策下逐渐浮现。

在影片中，我们能看到扶贫的困境。一方面投资方希望将村子改造成旅游景点，给村民带来收入，希望村民积极配合它们工作；另一方面，村民短期看不到成果，田地又被征收了，多年的种地生活被打断。乡村的困境还不止于此，劳动力严重流失，基层领导人才的中空都给扶贫目标加了难度。

在试图改革的困境中，有一个人充当中间人的角色。那就是影片的主角村书记潘道升。即使在潘家湾村当了三十年书记，上面领导批评他没有培养年轻人才，村民抱怨他不公甚至扬言要杀了他，招商方施压他责怪没有好好给村民开导思想等等。他却是潘家湾村能够调解各方关系和矛盾唯一人选。

张秘密坦言，《潘家湾》是在提问题，而非回答问题。“我在村里生活了一年，我也没办法解决”。影片中许多片段都是站立式的对话调解，扶贫队和村民谈话，开发商和村民谈话，村民和潘道升谈话等等。这些片段构成影片不经意间呈现出乡村治理的另一个维度——有别于办公室开会的执行和调解。

在《潘家湾》于西湖纪录片大会首映后，凹凸镜DOC专访了导演张秘密，聊了聊他片子背后的想法、对纪录片的看法，以及他进入纪录片行业之前的故事。

凹凸镜DOC：影片简介上说，你一开始是“误入这个村庄”，讲讲最初为什么要去拍摄潘家湾村？

张秘密：我觉得拍纪录片挺有意思。我拍这个题材的时候，就会在想下一个拍什么。拍《天坑人家》是在云南的一个麻风村（张秘密在《天坑人家》中担任副导演、摄影和剪辑)。当地建了很多异地搬迁的房子，我就蛮想去拍的，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拍成。

我一直想拍一步老年人情感为主题的纪录片，我已经找了很多年了，拍过好几对。都没有成功，那次也是去湖北找这种老夫妻，我听朋友说潘家湾村里有对老夫妻都七老八十了，平时走路都拉着手，还像初恋似的，后来这我拍了一个星期，他们还是很传统的男强女弱的夫妻模式。我觉得这种模式在国内很普遍，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我就没拍了。

但是村子里边还有另外有个小组，正准备搞旅游产业扶贫。如果说那个村没有没有搞旅游开发的话，村子就马上要消失了，青壮年都外出务工甚至已经在城里安家落户了，剩下的老人大多都是七八十岁，暮气沉沉的。我去的时候（村子）还没开始搞建设，我想把它拍下来，而且还和最初的想法也有契合点，后来我又回到北京找到郭老师聊这个村子的情况。她说你再拍，不就又拍出另外一个《天坑人家》吗？又是搞旅游的，又是老人，他们说你既然有朋友在那边，都认识人，你咋不拍扶贫呢？

其实这个扶贫我以前就想过，突然又被提出来了，我瞬间就决定了。我觉得要“消灭绝对贫困”，这个很牛逼，这是值得记录的，而且很有挑战性，当时我还没想过要拍那些村民拍什么，我就想着拍扶贫工作队就好了。我就打电话给书记，我说我可能要改变我的拍摄方向，我想拍你们，如果你们同意我就回来。他说欢迎，我就背着包坐着火车就去了。

凹凸镜DOC：你是怎样拍摄纪录片的？

张秘密：对于我来说拍纪录片，大家都想构思，有个漂亮的画面，有个有意思的故事，但是很多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瞬间的，就是说你要去等待、要去捕捉。我有时候构图歪了也不愿意动。动了你的拍的对象就会意识到你在拍他。我觉得纪录片最有魅力的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忘记你的（摄像机）那一刻，他流露出来的状态才是他自己。尤其像第一书记他是最敏感的，你没发现他经常看镜头吗？你很多时候你就得在那待着，所以说要故事还是要画面？其实它是有冲突的。

反正一年起步就这样去那儿拍。我就用最笨的办法来拍，我就跟住你了，就像昨天晚上放映的《妮诺丝卡》要拍40年，再傻的人也能剪个片子。我就在那，我拍一年到头，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我拍到第八九个月的时候，我（片子）的故事开始了，这8个月的时间其实就是我闯入他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相互适应要用的时间。就像相亲，很多人说，三个月足够了解一个人，然后就可以考虑是否结婚了，而我拍纪录片适应就得是8个月，很自然而然的，到（拍摄）第8个月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进入状态了，我甚至知道这个片子的结尾了，我拍到后半段我就知道，选举完我就可以打包走人，不用再拍了。

凹凸镜DOC：片子有三个主角，为什么最后很多镜头焦聚于村书记这个人物？

张秘密：开始拍的是扶贫工作队。19年是验收之年，要全部脱贫了，他们18年在干嘛？就是准备材料验收。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边搞材料，我这不拍跑偏了么？我说不行，我得去拍村支书。我理解中的村支书，应该是个很强势的领导，但我发现他到处唯唯诺诺的，他也不是什么坏人，拍出来太有损他的形象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事情来了，养猪场，它涉及到拆迁，我觉得会很有意思，拍着拍着我发现一个问题，他（养猪户）也不是说真真正正想让我拍，其实说白了，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两个人互相利用。一个他想从我这刺探到官方的信息，另外一个，他认为有我在，拆迁谈判的人不敢乱来。这不是我追求的那种状态。

我又转向了，去拍旅游开发公司，他们也希望我拍，我拍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公司还在融资。当地的老百姓总说他们是皮包公司，他们没钱，他们的钱来自一个国资背景的企业，那个企业给他们背书。他们就是阶段性的，你做到什么程度了，我给你投资。他们确实是在做事，但是他们钱不够。所以他们做的项目很慢，三年了，也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工程来，但是田地什么的都差不多流转完了。老百姓就觉得你太慢，为什么三年来什么都没有。大家越来越不配合们。我就这么拍了一圈以后，我发现了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人，村书记潘道升。

凹凸镜DOC：拍完片子，你是怎么去看待招商跟扶贫中的关系？有什么想法？

张秘密：矛盾点其实就是利益问题。国家为什么要扶贫？往大了说，其实是在实践“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这句话。扶贫它现在是个很宏大的国家政治任务，你要在期限之内要把这个事情完成。

国家能做的其实就是医疗、养老、教育、基层设施等做好，那其他的呢？其他的那得靠你自己，其实也就是就业，如果说农民能自主就业也就不用不用扶贫了，所以需要招商引资来来带动农民就业。

在我刚去的时候旅游开发公司的人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过年了他们想把村里搞得红红火火的，给路边人家发几个灯笼挂起来要有气氛点。别的村民就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他们家有我们家没有，然后就跟他们就干起来了，说是不是被你们贪污了？企业做好事还被骂，企业不开心，老百姓觉得不公平，不开心。

老百姓觉得你来扶贫，你是来帮我们挣钱的，但你把我们地都流转了，让我们去公司里打工。现在村里不是留守妇女就是老人。你说七八十岁的人扛的那种几百斤的东西，颤颤巍巍的，你不吓人吗？老年人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一辈子了，现在要他变，很难。老百姓不舒服，企业觉得我是来扶贫的，你们还处处刁难我，企业也不舒服，但是村子要改变，我们先不说它旅游开发到底能不能成，但至少在推进，只要你在变，就要有人付出，就要有人做出牺牲。企业也得牺牲，老百姓也得牺牲，牺牲多少，就靠博弈。

这个片子倒不是说我站在哪一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大家）都不容易。我最后剪出来的想传达出来的东西，就是展现问题，你要问我有什么看法，怎么解决不了，我没有看法，我也解决不了，我只能说把我拍到的，我感受到的，剪出来，然后呈现到大家面前。

凹凸镜DOC：这部片子现在是70多分钟，一开始初剪有三四个小时，包括你刚才讲最后你发现自己还是得回到书记这个人物的角色，但是你在片子也呈现了养猪户这条线，也呈现了一念谷（公司），这条线就是说剪辑的过程中是什么的考量，最后选择剪辑成这样的一个版本？

张秘密：4个多小时是这样，它有很多部分它是重合的，比如说潘道生和老百姓相处、沟通、解决问题，很多素材它是相通的，为了照顾观影的感受就舍弃了一部分。

杨磊（养猪户）其实他那条线比较重的，因为当时我都快改了我的拍摄题材和拍摄对象，剪的时候就想着要把这条线拿掉，因为它有些喧宾夺主，而且解决过程比较漫长又没有拍透，这是我的一个顾虑。纪录片拍摄者经常会受限于“我不知道这样思考对不对”，你要对你的伙伴负责，你要对你的拍摄对象负责，你还要对你的片子负责。一念谷（公司）是在这里面的片段有，但是不够多，只有跟潘书记有关的时候，才会用到相关的素材。

当时剪辑的思考是怎样的？这个片子它是被结构出来的，基于拍摄素材也好，基于它的事实逻辑也好，它是被结构出来的。这个片子的结构是围绕着潘道升来的，如果从功能上来讲的话，其他人的出现是为了挤压潘道升，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构建乡村，构建潘家湾的空间和故事背景，我们得让大家知道潘家湾是个什么情况，整个故事架构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前面我们铺垫的特别厚，潘道升（书记）这条线是从我们铺垫的土壤里面长出来的一个故事，几方势力就是说一念谷（公司），然后养猪场，然后老百姓，还有潘道升的同事，还有他的领导，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回归他这儿来解决，但是他又解决不了。

整个片子里没有谁是舒服的，为什么没有人是舒服的？因为要改变，要改变你就得走出舒适区，就像孕妇临产一样，他是生产前的阵痛，只有大家把它熬过去了才会好，当然你熬不过去，那就失败了，是吧？我拍的就是这段阵痛。

凹凸镜DOC：宣誓那种片段在影片中重复4次，这种重复是否有隐喻性的？

张秘密：这些片段可能有很大的解读空间，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结论，这种会议每个星期都有，时多时少，都要宣誓，都要奏唱国歌。这是当地党员的政治生活。扶贫是政府推动的，是党员领导的，而党员最有有仪式感的就是宣誓，这是一个规定，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我觉得我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

凹凸镜DOC：你拍到了很多，他们在开会的镜头，另外一方面，影片中我看到很多的片段是在现场调解矛盾和不解，或者是在对话，这种场景是经常发生在户外，很多这种站立对话的片段。这种片段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构建一个如何看待乡村治理的角度？

张秘密：村书记的身份很有特点他是政府基层组织的基石，同时他又是农民，他和其他村民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村民反映问题常常是哪里遇到哪里说，他得随时随地办公。

当然你要说乡村治理，你要把它上升到一个高度，说要把它乡村给治理好，太难了，我只能把它展现出来，至于说治理只能留给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去思考。

凹凸镜DOC：今天就是《潘家湾》首映，你觉得是预料的效果如何？

张秘密：这是第一次跟观众见面，我主要压力来自于题材。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一个片子最大的功用就是它被人看到，我觉得纪录片的意义也在于这。你说纪录片他是什么一个国家的相册或者是什么的一个一面镜子也好，然后就是什么其他的文献价值，什么社会价值，我觉得太高太远了。

那是文化人对纪录片赋予的一种枷锁，我觉得让人看到，出于我个人的虚荣心也好，还是出于对我拍摄对象的一个尊重也好。现在的我跟潘道升有点像，要去平衡很多东西，片子拍完剪完只走完一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事情也是焦头烂额的。现在这个片子，能走出来，让大众看见我觉得就是一次胜利，以前很随性，爱看不看，爱放不放，爱剪不剪，反正我拍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想有团队，想做的更好。

凹凸镜DOC：当初是怎么想要拍纪录片的，这次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入围会不会对自己是一种激励？

张秘密：其实我来拍纪录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想再说谎话，这个是个很直接的一个原因，我以前是做业务的，卖钢材，在邯郸卖钢材，那个时候一个月挣得多的时候你挣个两三万，那就是11年12年的时候，但是你挣多少钱，跟你的付出是成正比的。每天打电话，因为我们是中间商赚差价，上边骗下边骗，人家下边说你有货吗？我说有，再跟上面谈进货。上边说你要多少？两边忽悠谈价格。还得到处打点关系，我最夸张的五天喝了八顿酒，每顿酒都喝到要吐的，后来有一天晚上我胃里吐出血来。我就在想，我就这么过我的一生了吗？我是为什么挣钱呢？小时候我们家从山里搬到了镇上，我们家旁边就是个录像厅，我从四五岁就开始在那看各种片子，反正就在录像厅一天呆着。因为我家还有弟弟妹妹，我妈还得在街上卖菜，没人管我了。

我拍片子其实还是因为有个导演叫李京红，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姐妹》。那会儿我们家电视由我把控，而我妈非要看一部纪录片，天天到点必看，我没办法也跟着看，那是我看过的第一部纪录片。后来我不想卖钢材想做电影了，我开始给自己打气，看我的阅片量到底有多少，我把我看有印象的片子的名字都写个小本上，我就给他写上来写了，写了3000多部，我算了算算时间，大概去估了一下，就不停歇的看，每天看8小时，我要看三年，但是又想想电影是那么费钱的事情，中国有几个张艺谋，你去做啥，做什么都不会。

那天鬼使神差的搜罗到《姐妹》，我又搜了一下，看到李京红的故事，啥都没有，拿着破摄像机就去了，拍到那一分钱没有，最后连锅都揭不开了，都是人家（拍摄对象）养着他，最后没办法了，他去打工。做什么我忘了反正就做那些辛苦的活，最后拍了三年，拍出了《姐妹》，我觉得牛逼了，没钱也可以拍纪录片，这个活我能干，然后我就买了摄像机去了北京，开始学习纪录片的拍摄。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入围对我来说倒不仅仅是激励，主要是想看能不能获个奖，获奖不是说为了出名、或者说是为了什么表达自我什么的，其实就是想要拿点奖金，这样就可以缓解我现在的拍摄压力。这些年去拍纪录片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是喜欢纪录片，喜欢拍摄。你要说单纯的就是为了拍个片子，那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要不就是个骗子。你得说你为了点什么，别人才会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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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别拿村支书不当干部 | 潘家湾扶贫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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