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英雄事迹，重回战火年代……

70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目前，航天两大集团有1200余名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今天让我们跟随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重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在抗美援朝硝烟中开电子对抗先河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日前夕，10月20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吴燕生看望了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志愿军老战士张履谦院士，向他表示亲切慰问并致以崇高敬意。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家卫国，都是我应该做的，当时就是本着一种‘不信邪’的念头坚持下来，进行支援朝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回忆起70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雷达与电子技术专家张履谦感慨地说。

1951年对张履谦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幸运之年，也是一个新纪元之年。

这一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军委通信部，第一次真正步入工作岗位，第一次穿上军装，第一次接触雷达，第一次奔赴前线……

面对陌生的一片领域，早已磨炼出过人意志的张履谦并不畏惧，他相信自己通过学习完全可以掌握新知识，而考验也很快就降临。

“我们国家的电子对抗从无到有，就是从抗美援朝反干扰那会儿开始的。”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处于艰苦相持阶段，美国B-29等飞机持续对鸭绿江两岸我方运输线狂轰滥炸实行“绞杀战”，并施放电子干扰，使我军预警雷达不能发现目标，引导指挥雷达不能引导战斗机进行拦截。

紧急形势下，志愿军前线部队要求后方火速支援采取对策，排除敌方干扰。

当时作为军委通信部雷达处技术员的张履谦，被指派担负起参军后的第一次战斗任务。

“美国飞机白天害怕我们拦截，就选择每天晚上过来轰炸。他们的飞机从东京一起飞，我们的雷达就受到干扰。”张履谦回忆，“这样一来，我们的雷达就变成了‘瞎机’，一会全黑一会全白，反正就是侦查不到敌机。”

张履谦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时任军委通信部部长王诤亲自率队火速赶往中朝边境。上午接到命令，下午就启程。

到达防空部队雷达站当晚，王诤亲自坐守雷达站阵地，看到了雷达受干扰情况，严肃地对张履谦说：“不解决这个问题绝不回去。”这是决心也是命令，张履谦的第一场实战考验开始了。

在简易的雷达站里，张履谦一待就是10多天，从第一次接触实战的雷达设备和技术资料，到请教雷达技师直至终于摸清这部雷达的原理和结构。

之后，他和站里的技师们一道反复琢磨试验，成功研究出几种抗干扰措施，并且在缺乏无线电器材的情况下，因陋就简，创造性地用麻绳牵动罐头盒铁皮改变电路电容，做到了快速改变雷达频率，用“小罐头盒解决了抗干扰大问题”！

雷达改装好的当天晚上12点，美国B-29轰炸机像往常一样自日本起飞，我雷达站操作员在雷达受到干扰后立即启动了快速改变频率装置，成功实现了抗干扰发现敌机的目的。

为了让上述应对干扰的方法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提升，张履谦完成任务回到通信部后，总结研究出一个变单个手动为联动的快速跳频装置，这种多度盘同步转动系统，不仅节省调谐时间，还提高了操作的准确度和成功率。

为了表扬张履谦在朝鲜战场上作出的贡献，军委通信部在当年年终总结时，给予他荣立三等功的表彰。

边干边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张履谦在技术上快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参加工作伊始，组织上交给他解决雷达抗干扰的任务，使原本对雷达专业很陌生的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带着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查阅了各种文献资料，并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张履谦说：“只有跟工作结合起来，学习才有丰富的内容，才有强大的动力，才能钻得深、学得透、记得牢、提高得快。如果学习脱离了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学习就没有动力，效果也就不会好。”

抗美援朝的经历让他“迷上”了雷达，“没人才、没仪器、没设备”的局面激起了张履谦的挑战欲，促使他展开了深入研究。

此后，全军的雷达抗干扰工作都交到张履谦手上，当时他还不满30岁。这些经验和专业知识在“两弹一星”研制时再一次派上用场。

1957年秋，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军委通信部电信技术研究所的一批骨干力量，包括31岁的张履谦被调到刚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从此开始了献身我国航天事业的生涯。

上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台湾国民党空军的美制U-2侦察机时不时飞往研制现场，刺探研制情况。

U-2侦察机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升限达2.4万米，普通的防空兵器打不到，机上配备先进的电子对抗设备。我方雷达一开机，U-2侦察机搜索到雷达信号就改变航向逃走了。

为此，张履谦等人和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一起制定了近战快打的策略，研发出抗干扰的雷达系统、再次以创造性的措施挖掘雷达设备潜力，在不断升级的电子对抗与反对抗中占得先机，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先后击落了5架U-2侦察机，从此，U-2侦察机再没出现在祖国大陆的上空。

“没有抗干扰能力的雷达相当于一堆废铁，现在的导弹、电子武器、卫星都应该重视电子干扰问题，重视电子对抗技术。”张履谦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履谦为我国国防科研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见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他说：“人生是短暂的，事业是无限的，我个人的工作很渺小，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如今，张履谦依然每天忙碌在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宏伟事业中，为我们树立起一个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榜样。（中国航天报记者 苗姗姗）

进军号洪亮地叫，战斗在朝鲜多荣耀

日前，在北京西南的云岗航天城家属院里，一位耄耋老人早早换上整洁的衬衫，拿出珍藏了近70年的纪念章，端端正正地坐到了电视机前，他在等待着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直播的开始。

这位时刻不忘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就是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3所的离休老同志解靖安。

70年前，解靖安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随第50军跨过鸭绿江，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二、三、四次战役。

回国后不久，由于在战争中听力神经受损，解靖安转业来到了当时的国营六二六厂（三院33所的前身之一），成为了一名航天战线上的档案工作者，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

听闻前来探望的航天后辈们想听他讲讲抗美援朝的故事，老人很是高兴，滔滔不绝地讲起了那些珍贵的记忆。

“1950年10月23日晚上，部队紧急集合，首长给我们作动员：‘美帝国主义打到我们边疆了，要轰炸我们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我们作为解放军战士怎么办！’”

解老回忆，当时大家热血沸腾地齐喊：“保卫祖国！保卫边疆！”紧接着，首长就命令士兵们马上吃饭，连夜出发。当晚，他们就坐上了火车。

到达辑安（今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后，首长又告诉大家，这次他们要作为志愿军出国作战。

“因为是志愿军，我们把所有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东西都留下了。当天半夜，我们踩着水面下的浮桥，渡过鸭绿江，一路疾进……就这样，加入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解老说。

老人还为青年们回忆了自己在朝鲜战场跟随部队炸毁敌后桥梁、独自运送病号追赶部队等难忘的战斗经历。

“我是在工兵连，没有什么非常激烈的战斗经历，要说为国家作了贡献，也就是节约了一些弹药。”讲到冒险拆解美军炸弹，为部队获取爆破用的TNT火药时，解老谦虚地说道。

那一次，解老仅凭此前看别人拆解弹药的经历和零星的弹药知识，独自拆解了9个美军飞机扔下未爆炸的炸弹，取出TNT炸药1700多公斤。

这些炸药不仅满足了本连队修筑坑道工事的炸药需求，还支援了兄弟连队，解老也因此荣立三等功。

1955年，解靖安因病转业到庆华工具厂（国营六二六厂）技术档案科任职，之后，随着工厂的搬迁整合，从东北来到北京，继续他引以为傲的事业。

工作30余年，解靖安多次获得院里、所里的嘉奖，荣获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奖励30余次，还曾获得过国家档案局、航天工业部向先进档案工作者颁发的奖状。

上午10点，纪念大会准时开始，老人马上收住了话匣子，坐在了距离电视最近的位置，目不转睛地观看着大会直播。习总书记的讲话铿锵有力，老人的嘴角不住地颤动。

志愿军老兵解靖安仿佛再次站在当年的战场上，那里炮火震天、美军飞机隆隆飞过，他坚毅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一如从前。

就像他曾在本子上抄下的歌词：“进军号洪亮地叫，战斗在朝鲜多荣耀，用我们青春和生命的火，把战魔烧死在朝鲜半岛，使和平的太阳高空照……”（窦茂莲）

怀念我的战友邱少云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是上甘岭战役胜利68周年，同时也是我的亲密战友邱少云烈士壮烈牺牲68周年。

每年10月，我常常会回忆起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情景，回忆起我那些光荣牺牲、并肩作战的战友，特别是我的好班长、好老乡、好战友邱少云烈士。

在新兵连，邱少云是我们的副班长，在入朝途中对我很好。当时我年小体弱，经常跟不上大部队，邱少云发现后就主动帮我扛枪、背干粮袋，这样才使我在10多天的夜行军中没有掉队和陷入危险。

有一天，我们路过当时已经被炸毁的一座大桥，只能涉水过河。正要上岸时，我们突然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敌机向我们俯冲下来，邱少云一把将我推倒，扑倒到我的身上保护我免于中弹，可他自己的肩膀却被敌机打中。

敌机飞走后，他不顾自己的伤痛，把我拉起来，关切地问我被打到了没有。还好他伤情不重，简单包扎后便跟随大部队继续行进。

到了朝鲜平康长川洞，也是当时15军29师的驻地，他们刚打完第五次战役下来，急需补充人员，邱少云被分到87团3营9连1排3班当副班长，我被分到了3班当战士。

我年纪小又没有离开过父母，非常想家，每天愁眉苦脸也不说话，邱副班长发现后就主动找我谈心。

他教育我说：“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没有国哪还有自己的家？要是美帝国主义配合蒋介石打回大陆，我们刚得到的胜利果实就会被他们抢走，我们将再次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

在邱少云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放下了思想包袱。他处处关心我、爱护我，把我当成小弟弟，我也视他为亲大哥（他比我大10岁），我很尊敬他、佩服他，也特别听他的话。

1952年10月，美国侵略军向上甘岭发动了猛烈进攻，每天发射数万发燃烧弹，冲锋十几次，企图攻占上甘岭的537.7和597.9高地，威逼我军向北撤退。

我们15军的44师和45师的战友们在军长的正确指挥和领导下，顽强战斗、殊死拼杀，白天阵地被敌人占领，晚上我军又夺回来，经过20多次的交替争夺最终阵地依然控制在我军手中。

为了配合上甘岭战役，减轻上甘岭阵地的压力，首长决定，29师87团10月12日攻打敌军长期固守的391高地，团首长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3营。

391高地位于上甘岭西边，一马平川。当中有两个不算太高的山头，如果敌人占领它我军则要北退十多里，我军占领它则敌军要南退十几里，是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

上级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并坚守，我们营驻地离391高地有20里路程，营、连首长看完地形后认为：必须采取“秘密接近敌人阵地，突然发起冲锋，迅速占领阵地”的作战方案，否则不仅阵地拿不下来，还会造成我方重大人员伤亡。

经过团首长讨论后报师首长批准，我们营10月11日晚上在夜幕下，秘密地将部队运动到391高地的东侧，在离敌人阵地不到100米的草丛中隐蔽潜伏下来，待12日晚上7点钟，在我军炮火的掩护下向敌阵地突然发起冲锋，9连打南峰，8连打北峰，7连为预备队。

因为我们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加上我们又有充分的准备，从驻地运动到埋伏地进展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险情。

可是到了12日下午2点钟左右，阵地上的守敌似乎发现了什么异常，敌机枪突然向我们埋伏地疯狂扫射，同时向我们埋伏的草丛中投下6枚燃烧弹，其中有一枚正好落在邱少云身边。

草丛顿时猛烈燃烧起来，很快邱少云的衣服就被烧着了，军帽、头发也被火烧着，不大一会儿全身便都被烧着了，他周围成为一片火海，邱少云被烈火烧得血汗交加。

此时他的左前方10多米处有一条水沟，只要他爬过去在水里打个滚，就会没事，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潜伏目标就会暴露，整个作战计划就不能实现。

“纪律重于生命”，为了整体、为了几百名战友的生命安全，他硬是咬紧牙关，两手紧握冲锋枪，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趴在原地忍受着烈火的灼烧……

当时我和我的战友们亲眼目睹了这一悲壮场面，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都默默流下了眼泪，就这样无奈地望着邱少云的身体一点点被烈火吞噬……每每回想起这一幕我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悲从中来！

一声号响，我军的大炮向391高地发起了进攻，在草丛中埋伏了一天一夜的战士们跳出了战壕，向敌人阵地冲锋。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经过大约40分钟的激战，我们夺取了阵地，占领了391高地。

战斗结束后，邱少云烈士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被追记特等功，并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追认他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并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从此，邱少云的事迹被广为传颂。

我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者，也是幸存者，我永远不能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烈们的崇高精神，当好历史的传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航天强国发挥余热，再立新功！（郑德元）

“沈师傅们”的爱国情怀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这是一首儿时经常听家里长辈们唱在嘴边的歌曲，长大后我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也曾唱响朝鲜的三千里江山。

70年前，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武器需要国内生产提供。在当时，由于南京军械总厂（简称工厂）和长治三〇七厂有生产迫击炮的经验，因此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将长治三〇七厂迁往南京与军械总厂合并，这就是如今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所属南京晨光的前身。

在当时工厂党委的领导下，工厂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志愿军”的号召，开展了增产节约的系列运动。全厂2694名工人以各种形式，坚决响应党和政府提出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各项号召，工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提高生产效率、又快又好地为志愿军修理枪炮。

短时间内，工厂为志愿军赶制了12部军械修理工程车，每辆车上车、钳、铣、刨等设备一应俱全，工人们称之为“小型战地运动兵工厂”。

此外，工人们还把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式空对地扫射机枪改修为地对空高射机关枪，在志愿军缺少高射炮的情况下，改制后的地对空高射机关枪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厂里的职工热火朝天地为志愿军赶修枪炮，同时，工人们决定随军去往前线，为志愿军修理枪炮，当时共有100多名职工报名参加。

1952年6月26日，经工厂党委批准，22名职工第一批奔赴战地，工人沈飞就是其中之一。得知自己在批准名单中后，沈飞并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妻子。

“秀珍，今天下午厂里要开会欢送一批同志到朝鲜去，你要不要参加啊？这个会意义可大呀！”回到家里后，他先是半开玩笑地对妻子说。

妻子回答：“当然要参加了，直接去朝鲜打击侵略者，这可是最光荣的事情。”

沈飞又问：“你还准备讲话吗？”

妻子也开起玩笑来：“我讲什么话？要是你去朝鲜我就讲。”

沈飞看妻子想得挺通，就说：“那你就准备在会上讲话吧，去朝鲜的事也有我一份。这是真的，我已被批准了，明天就要出发。”

看出妻子有些难过，他又安慰道：“我是党员，抗美援朝党员要带头，我们不去谁去呀？况且，100多人报名只批准了22人，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也是我们家的光荣，你应该高兴才是。”

“你放心吧，我不是落后的人，只是一听说你要去前线，我的心里有点难过。”妻子擦去了眼泪。

从工人报名、厂里批准到再到工人出发，前后只用了两天时间。

欢送会上，沈飞代表赴朝人员表决心：“我们到了朝鲜一定会好好干！”

他的妻子秀珍果然也代表家属上去发言：“你们放心去吧，家里的一切我们都包下来，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你们，不先保国哪有家。”

1955年6月，工厂援朝人员胜利归来。（宋建中 李柯）

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是赚了

1953年6月26日那天，我在朝鲜入党，那是我这一生都刻骨铭心的日子。我们所在的铁路机修班完成一项比较重大的急难重险抢修任务，集体荣立三等功，所有成员全部入党。

几个月后，我们回到祖国，踏上祖国大地的那一刻，我放声痛哭，历经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系的家乡。

1951年2月，我光荣地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和吉林、黑龙江等其他地方的战友一起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不满20岁的我和战友一起被分在交通运输班，主要从事公路、铁路日常抢修工作。

行军中，炮弹的轰击声震耳欲聋。笔直的公路、茂密的山林转瞬间炸成一片焦土。那真是一段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日子，为了抢修道路，我们曾经连续奋战四天四夜没有合眼。行军时，大家必须手拉手，以防过于疲倦在走路时摔倒而掉队。

那次，大家正在弹坑里干活，我和另外一位战友去不远处上厕所。突然，敌军扔下一枚炸弹，当时我们就被震晕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俩醒过来，8个战友全部牺牲了！泪水哗哗地顺着脸颊往下淌，但我们却不能停留，带着愤怒，怀着坚毅，我俩顺着公路，蹚着冰碴过河，喝着雪水，走了两天两夜，才找到大部队。

我曾亲眼看见敌军扔下的炸弹把高压线炸断，强大的电流把身边的战友吸附过去，一会儿战友就成了一截木炭。1个班10个人，最后只剩下我1个人健康地回到了祖国，另外1个较小的战友，因受不了思想上的刺激，当时就精神失常，最后下落不明。

每当回忆起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想起那些牺牲在战场、再也没有回来的兄弟，我的内心非常沉痛。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这一生算是赚了。

回首自己的人生历程，我一直听党话，跟党走，因为焊接技术过硬，1959年我被调入国防部五院，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国防建设之中。

这一辈子，我只是做好了一件事，端好手中的焊枪，但我无悔于这一生。我国研制的第一枚导弹1059的喷管是我亲手焊接的；备战备荒，发展三线的号角吹响以后，我又携家带口前往陕西凤县；随后，我一直都在单位试验台从事氩弧焊、气焊、自动焊工作。

以前，我们亲临战场保家卫国；现在，新一代航天人已经接过了我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导弹武器捍卫祖国疆土，守护人民安康。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老兵有很多感慨，希望年轻一代航天科研工作者接续奋斗，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航天力量。（张根宝 口述 梅晓娟 整理）

岳父晚年总爱哭

我的岳父牟义芳是一名老兵。

1946年初，岳父参加革命，后转战东北、华北、中南、华南战场，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

1950年，他随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师26团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记得2014年，我们一家人陪岳父观看电视上直播的437具在韩志愿军遗骸的归国交接仪式。当看到礼兵护送棺椁从专机走下时，瘫痪多年、长期与轮椅为伴的岳父，突然用双手支撑着站立起来，对着电视敬了一个军礼。

“兄弟们，终于回家了……”老人声音颤抖，嘴里不停地说着些什么，泪水夺眶而出，接着嚎啕大哭起来，谁也劝不住。

从此以后，岳父落下了一个爱哭的“毛病”。

一首老歌，一篇文章，一个电视剧里的场景，都能让他追忆起那些在战争中度过的日日夜夜。只要提到那段历史，他就会哭。

我们本都以为，岳父这爱哭的习惯是因为他已年近九旬，年纪越大，反而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然而，在弥留之际，岳父告诉了我们这背后的原因。

“看到烈士遗骸归来，那份记忆再次回荡在我的心里。那段经历太过刻骨铭心，我们这些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永远都忘不了。”老人那时已口齿不清，但仍一字一句地说，“作为志愿军军医，面对众多伤员，我们只能采取一些紧急救治措施，然后将他们转往后方医院。”

当时战事惨烈，医疗设备极其简陋，有时医护人员们做手术连麻醉剂都没有。

岳父告诉我们，他哭是因为感觉愧疚，自己亲眼目睹了许多年轻战士伤重不治，牺牲在异国他乡：“我挽救过无数名战友的生命，但我没有挽救回更多战友的生命。”

作为抗美援朝老兵的后代，我十分自豪和骄傲。历史不会忘记，这些老兵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范卫东）

烽火家书催人奋进

陈守朝是航天科技集团七院的一名退休干部，也是一位参与过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虽然已经87岁，但陈守朝依旧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吐自如。回忆起那段战争岁月，他讲述了当时的一件家书往事。

当时身处硝烟战场，与家人沟通只能靠写信报平安。信件通过火车运输回国，有时在运输途中就被美国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毁了。

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前线送情报，回来的路上被敌人发现，敌人向他投掷炸弹，炸弹一颗颗在他身边炸响，有的弹片射入肉里，疼痛钻心，但所幸没有打到致命部位。“10余颗炸弹呐！都没炸死我，这是我这辈子最凶险事，却也是最幸运的事。”老人感慨道。

陈守朝逃生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纸和笔给家人写信，信写完才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后来战争胜利，仗打完回到家乡与家人重逢，他才知道信没有寄到，不知遗失在何处。

陈守朝常说，“那种为了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日子一辈子都不会忘！”后来到了七院，虽然工作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但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和挑战，他觉得和战争比，“那都不是事”。

如今的陈老早已退休，每天到七院修建的老年活动中心看书看报，安享晚年。乍一看上去，他就是一位慈祥平和的普通退休老人，那些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仿佛与他无关，正像无数老一辈革命者那样，“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谭永清）

原标题：《跟随英雄事迹，重回战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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