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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天的奶茶”到“拼单名媛”：消费话题为何总能引发厌女狂欢？

2020-10-29 14:5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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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战斗到最后的活字文化

近几日，互联网上引发最多舆论争议的事件，莫过于全网群嘲的“拼多多名媛群”，这一事件可谓正中“厌女”情绪的核心。一时间，“沉迷消费是女性的一种劣根性”“捞女在凹造型、钓凯子”“女权婊就是又当又立”……诸如此类的话语铺天盖地，证实了由来已久的两性矛盾。持这些观点的男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目前舆论界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话语深感不解，或者觉得自己作为非既得利益群体的普通男性受到了“女权”话语冒犯的群体。

那么本期活字电波，活字君小天邀请到一位男性女权主义者、豆瓣畅销音频课程“用性别之尺丈量世界——18堂思想课解决女性问题”的课程策划及制作人，阿豪，共同讨论为什么没有占据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普通男性也需要理解并支持女性主义，以及厘清现在公众对于“女性主义”的诸多迷思和误解：比如很多男性认为当代中国女性的解放程度已经很高了，还在争取什么女权；再比如很多男性认为女性反倒有性别优势——可以用身体交换生存资源。另外，我们将结合“抖音假靳东”事件，探讨目前强调“买买买”的日益功利化、庸俗化、成功学化的女性主义，实质是市场逻辑对有经济能力的都市中产女性的献媚，而遮蔽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尊严与需求。

什么是真正的女性主义？活字君和阿豪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解放，是去中心化的、对所有群体尊严的观照与尊重。我们希望能够借助“女性主义”这一思想武器，释放你我对建立理想世界的激情与勇气。因为基于性别的歧视，伤害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嘉宾

阿豪，豆瓣畅销音频课程“用性别之尺丈量世界——18堂思想课解决女性问题”的课程策划及制作人

主播

活字君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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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你将听到

06：44 男性为什么对“名媛”又爱又恨

12：58 与其嘲笑“名媛”们的空虚，不如思考一下为何现实社会中女性的自我实现总是遭到阻碍

19：23 如果有一天达到了同工同酬，女权运动就可以寿终正寝了吗？

25：17 私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为私人痛苦找到了言说方式和倾听者

31：13 回顾两次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求“同”，第二次求“异”

40：17 男性至今也没有弄清楚该如何对待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

50：06 基于性别的不平等伤害到的是每一个人，不占有特权的普通男性的斗争对象应该是剥削系统

52：33 警惕作为成功学变体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不同的个体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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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

上野千鹤子著

《第二性》

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拉纳·达斯古普塔著

《黑箱》

伊藤诗织著

如何理解“捞女”“绿茶”的污名？

活字君：那么首先我想问阿豪，很多男性，当然也包括女性对“拼多多名媛群”这个事情的反应就是指责这些名媛们爱慕虚荣、贪恋钱财、她们认为这个世道笑贫不笑娼所以就自甘堕落，类似于这个群体的典型人物形象还有前不久热播剧《三十而已》里的“王漫妮”，《欢乐颂》里的“樊胜美”等，都会被冠以“捞女”“绿茶”的污名，不知启豪怎么看待这些简单粗暴的污名？

电视剧《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

阿豪：首先我觉得这当然是一种价值上的偏差，就像男性企业家从来不会被问到“你是不是事业家庭双丰收”。比如同样是一张从成功学角度精心拍摄的名车照片，当男性出现在相框中时，我们的理解是他是一个能买的起这辆车的男人，名车凸显着他的成功地位。可是当一个女性和名车同框时，有一种香车美女式的文化无意识立刻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的理解就会变成，这个女性在等待一个能买得起这辆车的男人，把它看作是女性的自我商品化和自我标价。

续接到拼多多名媛的问题，假设它确实能传达一定的现实，我首先把它理解为一种婚恋市场上的投其所好。谈到名媛二字，我们的想象会是，要么是这个女人的家里很有钱，要么是这个女人凭借着自己的性资源，在和男人的觥筹交错中获得了闪耀的珠宝首饰和五星级酒店的入场券。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男性可以通过女方的资源提高自己的社会阶层，如果是后者，名媛群的摆拍就传达出一种价码的信息，女性变成一种和精致下午茶陈列在一起的商品，也就是你只要负担的起照片里这些奢华的消费品，你也就负担得起我。

那么说到这我们或许可以用美国学者塞吉维克提出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理论来分析男性对名媛的向往，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指出男性是通过其他男性的肯定成为男人的，男性希望在竞争中得到其他男人的承认和赞赏，这种主体成员间的相互认可在男性之间建立起一种坚定的纽带，当男性寻求一个美丽的妻子，这种要求在俗话中说是要“带的出去”，所谓“带的出去”，实际上寻求的就是其他男性的认同。女性成为名车一样，凸显男性成功地位的符号。

活字君：其实与其嘲笑这些名媛们的空虚的灵魂，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女性自我实现的欲望总是受阻，总会有一些女性会寄希望于在消费快感中寻求满足，结果当然总是适得其反、愈发空洞。

阿豪：你前面也提到景观社会对人的异化，相关的消费批判已经有很多，但这里我想分享一下张念老师的角度，我们不从消费批判入手，而是用女性主义的方法还原到现场本身，用现象学、存在主义的方法来看，所谓拜物教，女性消费欲望的深处到底是什么。

张念，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与文化批评。出版专著《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女人的理想国》等。

普通生活里，我们戏称女人的衣柜里总是少一件衣服。当女性打开自己的衣柜，她总是在想，我缺少一个耳环，缺少一双靴子，已经有的衣服好像都不对。问题是，这个少的宾语，真的是一双靴子吗，再去买一双靴子回来，过几天后又会觉得若有所失，那么实际上这种总还不够的状态显示的是一种永恒的匮缺。比如女性打开一本杂志，看到一个美丽的模特，她会想，模特身上这件衣服我也要有，但有了衣服也还不够，模特纤长的大腿我也想要，那么整容的需求就发明出来了。

如果我们对古希腊哲学有所了解，古希腊人一直在探究事物的共相，柏拉图的理念论把世界分为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理念或理型，现实事物都是不完美的，只有理型才是完美的、永恒的、不可再分的。

那么从哲学角度，我们可以将永恒的匮缺理解为，女性的自我形象没有一个理性主义层面所说的固定的“理型”。现代哲学的说法就是女人找不到一个关于自身的本质性的东西，她不知道自己是谁，要成为谁，消费行为尤其反应了这一点。这或许也是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这句话的深意所在。

最近微博上流行的段子：女生的换季性失明

联系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传达的见解，我们发现男性的价值系统是统一而自洽的，做一个父亲，一个成功的投资商，一个运动健将，一个音乐家，相互之间不会产生冲突。可是对于女性，她的价值系统是割裂的，是相互冲突的，做一个功成名就艺术家或篮球运动员，可能会压抑丈夫的男性气概，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产生冲突，总有人问你，你是不是事业家庭双丰收。在这个意义上，当女性说爱自己时，我们想到的是她用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去弥补这种自我的缺口，但消费并不能弥合女性的自我实现与社会价值系统之间的鸿沟。

为了防止产生歧义，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当我们去分析女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走向一种本质主义的逻辑，就是把消费归结为一种女性的劣根性，但在我看来，这显然是整个社会和文化系统所造就的问题。可能女性在内心深处真正需求着什么，但这个需求的对象还没有发明出来。去寻找这个对象，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

中国女权主义矫枉过正了吗？

活字君：我想可能很多人会反对，会说现在的社会已经有女性自我实现的空间与环境了。中国女性外出工作的普遍程度和经济独立程度远超日本韩国，中国妇女的解放程度已经很高了，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已经很多了，为什么中国女性还天天口口声声喊着要女权，跟印度女性比较一下，就知道你们已经生活得很好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平等。我想这是很多对女性主义不解的男性的心声。对男性心中普遍存在的这种观点，不知阿豪有什么看法？

网剧《我是余欢水》对“女权主义”的污名

阿豪：女性地位已经很高，甚至超过男性，一方面是女性在二十一世纪作为消费力量异军突起，作为特定消费群体越来越被资本所重视，可即使是在以女性为目标客户的宣传广告中，我们仍然能看到许多令人十分不适的厌女文化，比如说京东的宣传语“不涂口红的你，和男人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或许是沿袭建国以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解放运动，所谓的女性地位是以妇女在社会领域的参与程度来决定的。那么在今天，面对着重重的障碍和限制，确实女性已经艰难地，但令人欣喜地全面进入了公共领域，甚至在出版行业有的公司女性雇员是超过50%，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们明确地知道女性面对着职业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面对着职业天花板和同工不同酬的困境，似乎是可以说女性的地位已经变高了。

但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假定今天男女同工同酬已经实现了，甚至产假问题也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是否女权运动就可以寿终正寝，画上句点了？这里我想通过妇女史研究学者王政教授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学习妇女史时的个人经历分享一下我的思考。

王政，1952年出生在上海，1968年赴崇明长征农场务农。1977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区留学，先修美国史后攻中国近代史，尤其专注于中国女权运动史。现为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复旦-密大社会性别研究所创始人及合作所长。开展研究的同时，王政也为推动社会性别研究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建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努力。

作为在社会主义中国长大的知识分子女性，初到美国的王政觉得美国的妇女运动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有时在上课时还带着一种体制的优越感，因为中国的男女平等是写在宪法里的，结果当时的美国妇女连产假还没有为自己争取到。那么给王政老师带来启发的时刻是怎样的？是她和同学讲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有一次在公交车上被人偷了钱包，她当面和小偷对峙，同学都夸她非常勇敢，但是后来当她又说到公交车上不止有小偷，还有流氓时，同学吃惊地问她，你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王政老师回答：“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尽量躲避。”有一个同学就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你抓小偷这么勇敢，但是面对这种人却要躲避？”当王政给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回答时，同学又追问：“为什么会这样，你觉得这样正常吗，妇女就应该忍受这种情况吗？”正是这个问题开启了王政对于社会性别规范以及妇女运动的重新思考。

这个经历我觉得我们今天看来仍然非常有启发性。当我们说女权已经矫枉过正，已经发展成一种单边主义，除了对社会现实的无视以外，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对世界妇女运动史的无知，一种对女权主义内涵的狭窄化或污名化，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私领域的关注，在过去公共话语中没有让你诉说私人痛苦的空间，就像王政老师做出的下意识反应一样，如果你站住来公开指认性骚扰者，社会反而会说是你不知检点，一定是你穿得过于暴露，或者有意勾引。第二次女权运动有一个著名口号，私人的就是政治的，这里所说的政治不是国家政治或党派政治，而是社会体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那么在女权运动的推进下，女性在私人领域长期以来遭受到的痛苦，比如家暴，生育痛苦，家务劳动的负累，丈夫的冷漠，所有这些，击穿了沉默的高墙，沉默一下子爆发了。

活字君：那么在此我就想回溯一下，究竟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女性被赋予了工作的权力。起点肯定是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一系列解放妇女的社会变革措施的实施：废除形形色色的性别歧视与性别禁令，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地宣传妇女进入任何领域、涉足任何职业——尤其是那些成为传统男性特权及特许的领域。以及新中国建设时期“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计划生育时期（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标语。这些空前的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其进步性，它们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的消除，但主流意识形态却总是在创造一种虚假的幻象：只有万恶的旧社会才有父权制和性别压迫，开天辟地的新政权在各个层面实现了性别的平权与解放。

现在我们知道这肯定是虚假的，因为父权制依然残存至今，性别压迫也依然随处可见，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在“男女都一样的”官方宣传标语下，控诉自己因为性别被压迫受奴役失去了合法性；现在我们即便可以控诉，大部分人也会将其视为是局部落后地区或者陈规陋俗保留较多地区的遗产，而不是一种普遍的随处可见的现象。

计划生育时期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

另一方面，这些所有的妇女解放运动所指向的都是公共空间，都是能够从事社会生产作为劳动者形象被认可的女性才享有这些权益。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当代中国，能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女性都是花木兰。也就是说只有伪装成男性形象，然后遵从男性的逻辑去像男性一样的争取自己的社会成就。那么没有资格、或者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特权，能够进入男性社会的游戏竞争之中的广大女性呢？比如最近让我们大家都唏嘘不已的拉姆事件。她因家暴致死，之前多次申诉却因是家事被搪塞、推诿，最终酿成苦果。她是一个靠采摘山上的农作物来养活全家的普通女性，我无法估量在当代中国这样的普通女性有多少，我只知道，这样一个无法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中身处高位的女性，她在家庭这个私领域中被奴役、被侵害，最终被丈夫放火生生烧死，她想寻求帮助，但是无处控诉。

2020年9月14日20时50分许，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女子拉姆在家中上直播时，被前夫唐某用汽油焚烧，重度烧伤，9月30日离世。

女性解放，一场漫长的革命

活字君：刚才阿豪谈到了世界女性主义运动史，以及第二次女权运动中的著名口号——“私人的就是政治的”，那么其实我们目前最熟悉的女性主义运动，就是从2017年开始，美国女艺人针对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也就是“me too”运动。而后这一运动发展至世界多个国家，包括东亚三国。但是在此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地为了女性解放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革命，那么接下来请阿豪带我们回溯一下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发展简史吧。

2018年，在韩国首尔光化门广场发生的“MeToo”大游行

阿豪：我们今天生活在一种去政治化的消费主义语境下，很容易忘记女性的黑暗岁月离我们是多么的近。这里我说几个简单的事实大家就可以体认，比如很多人都知道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穿裤装的女性在大街上会被警察逮捕，女性连穿裤装的权利都是一步步争取来的。1971年，瑞士的女性才获得投票权。韩国把男性确认为一家之主的条例，明明白白地写在民法里，直到2005年才被废除。

两次女权运动，分别致力于解决女性不同阶段面对的问题。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把它理解成，第一次女权运动是求同，第二次是求异。

受到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权思想的激发，第一次女权运动诞生了。同时代的女性思想家在思考之后，发现天赋人权所衍生的投票权、受教育权、工作权、继承权等等，在实际的法律层面把女性排除在外，既然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女人却不享有这些权利，难道女人不是人吗？所以第一次女权运动要解决的就是女人是不是人的问题。为了争取这些权利，思想家们要反抗父权社会长久以来对女性智力和性格的贬低，要证明如果有一样的机会，男女会有同等水平的成就，所以运动的目标是趋同，就是男女享有一样的权利。

1972年，瑞士国会中第一批女议员。

第二次女权运动以波伏娃1949年出版《第二性》为开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的身份政治运动。刚才我们说第一次运动的目标是趋同，但即使权利上平等了，女性在具体的生活处境中仍然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女性依然要承担生育和家务劳动。这种女性生活经验上的差异无法在人权层面上表达，你不能跟爱人说，我不结婚了，我要争取人权，这听起来会很莫名其妙。为私人生活中基于性别差异产生的痛苦寻找表达的语言，可以说就是第二次运动产生的原因。

第二次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女性的出走，因为二战，男人们都上战场了，女性作为替补劳动力进入工厂，生产物资和补给。在此之前，基于婚姻家庭的规范，女性之间没有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可到了公共领域，她们可以作为工作伙伴互相交流，交流的内容就是私人的生活经验。到了60年代的女权运动，女人们在互相交流的经验上，驾轻就熟地形成了一种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一种sisterhood，很多小问题经由sisterhood的发酵，变成了对性暴力、生育权、享受性愉悦的权利的严肃探讨。这些问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权利问题，在此之前是没有合法性的私人痛苦，通过sisterhood，私人痛苦终于有了自己的言说方式和倾听者。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活字君：我刚才用了“妇女解放，一场漫长的革命”来形容女权主义运动，因为这是一场注定要战斗最后的革命，很多时候我们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会发现有更多习焉不察的沉疴陋习就沉淀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分每秒中。

我在理想国出品的M译丛的一本名为《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书中读到，为什么发生在印度的性侵案都如此的残暴血腥，犯罪者不仅是在发泄自己的兽欲，而且是对受害者的身体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毁与蹂躏。比如我们都知道的震惊世界的印度黑公交案。

围绕2012年12月震惊世界的德里公交车轮奸案的纪录片《印度的女儿》，采访强奸犯时他所说的话

那么这本书就解释道，因为印度曾经遭受到来自英国的多年的殖民统治，19世纪时，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开始分化。商业和政治受到殖民控制，意味着男性为了从事自己的事务不得不妥协并改变印度式生活—在外屈服于英国的法律、语言、着装、技术和社会习俗。于是，民族主义的责任落到了女性身上，她们要代表其他人来保持印度的纯正存在，这意味着要置身于已经腐化的公共领域之外。女性要留在家里，把家维护成一个精神纯净的堡垒，能够抵御对灵魂的殖民，成为已婚男性获得重生的庇护所。而当来到现代资本社会，女性也要出外读书求学工作，那么很多印度男性会认为这是对印度传统的被弃，所以会对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女性充满敌意。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下，必然会产生一批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中落败的男性，这些男性就会把怒火转嫁给外出工作的女性，认为是这些女性没有安守“女人的本分”，抢占了男人的生存空间与资源。他们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价值观的丧失，并且无休无止地骂骂咧咧。女性，尤其是公共视野中的女性，就成了这种抵触情绪的目标。“印度文化”对于完美家庭妇女形象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对“公共”女性的憎恶。

当然很多人会说中国女性的生存环境与印度女性截然不同。但这本书对于印度男性国民心态的分析我觉得有一些可供我们思考与借鉴的部分。譬如就像阿豪刚才所说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在公共社会空间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参照印度对于传统父权制的维系，其实我们的社会中也有很多做法在维系着早就应该被扔进停尸间的父权：比如在我的老家山东，相当多的家庭依然不允许女性上桌吃饭，我作为独生女，同时也是大家族中唯一的第三代，也没有上桌吃饭的资格；比如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大年三十回娘家；比如几乎被奉为圭臬的后代跟从父姓。至于在生存竞争中落败的男性的厌女戾气，就更加的令人发指。被资本主义残酷的生存法则剥夺得一无所有的男性，可能他能意识到的唯一特权来自于自己的性别，所以他不会选择对抗剥削他的系统和机制，而是选择抽刀向更弱者，通过伤害女性来彰显自己的特权。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拉姆被丈夫家暴致死案，就是这样一个事例。

高收视率电视剧《娘道》台词

女性有所谓的“生存捷径”吗？

活字君：但是非常荒谬的是，当代很多男性会认为女性反倒有性别优势。比如现在网上戾气很足的“三千万底层男性已经被剥夺了生殖权”，因为女性可以去攀援占据社会资源的男性来获取生存所需。

阿豪：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认为文明起源于两个原则，一个是乱伦禁忌，一个是外婚制。外婚制是一种部落间交换女人的行为，女人从一个部落流通到了另一个部落。（既是原始共同体自我确认的标记，同时也是共同体之间产生联系的介质），可以说，正是通过交换，“女人”这个称谓才诞生了。外婚制和乱伦禁忌，最早就建立起了部落和部落之间的权力联盟。由于女性会生产出新的共同体成员，还在权力联盟之下产生了一张亲属关系网络。部落通过交换女人签订了性契约，将它作为权力联盟的逻辑条件。我们发现，在契约签订的现场，女性的意愿是匮缺的。

除了性交换原则之外，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分配原则。分配原则是说部落的男性首领可以有权力分配食物。这种分配机制同时还隐藏着一个潜规则，即和首领睡觉的女人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这种文化无意识依然潜藏在现代社会当中，性交换可以从权力手中得到好处，正如原始部落中，得到更多的食物，当然在经验之中，男人和部分女人会默认这个潜规则。在一般的社会意识当中，对于一个成功女性，我们会对她产生很多猜疑，她是不是基于某种性交换原则才达到了她今天所有的成就。我们对一个打引号的成功女性的怀疑，背后就牵扯到最早的性交换原则下“女人”符码的产生。这种父权结构下的文化无意识，如今习惯性地以偏见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闯入公共领域的女人们，在性交换这个层面上，无论是拒绝还是默认，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正是性别制度在现代社会经验中，微观而隐秘的暴力性操作。

韩剧《就算敏感点也无妨》中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公开发表性骚扰言论

到了这里，我想岔开一下谈一谈近年来引起很大争议的反性侵运动。了解了性契约原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男性乃至整个社会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如何对待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更多地都是把她看作性对象。在具体的权力关系中，女性作为一种可通约的货币，可以购买到实际的好处，比如一个加薪升职的机会。那么掌握权力的男性会默认，你和我发生性关系，我给你实际的好处，权力的傲慢逐步演变成性骚扰和性侵。可前面我们说过，性契约签订的时代，没有人过问女性自己的意愿。尤其经过第二次女权运动，女性的性愉悦变成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女性终于决定站出来撕毁这份被迫签订的性契约，表达自己在性侵中受到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

我们发现，反性侵运动除了撕开了权力虚伪的面具，同时很重要的，也在重新划定着sexual consent也就是性同意的边界。以往在文化系统中，不论羞怯还是奔放，都激发着男性的欲望。（例如《黑箱》的作者伊藤纱织说她在被性侵时不愿意说日语的不要，说的是英文的no，因为在那个时刻语言也成为权力的帮凶），但现在，大家要改变潜藏在语言中的陈腐思维，提出no means no。这里我想引用一下张念老师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以法理，法程序的耳朵去聆听反性侵运动的声音（这也是主流舆论倾向的态度），那我们听不到任何新鲜的东西，我们会担心以后男性在异性交往中是不是噤若寒蝉。但如果我们用第二次女权运动，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的sisterhood的耳朵来听，我们会发现女性在呼吁一种全新的伦理激情，邀请男性建立一种崭新的亲密关系，在这份关系中，女性有自主的空间去表达自己对浪漫关系的看法，能够以主体身份，非常自然地表达自己对性愉悦的追求。

纪录片《日本之耻》中提到，在日本，当女性说“不”的时候，男人默认为她在表示“我愿意”

活字君：这里我想用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波伏娃所著的《第二性》中的观点来解释何谓很多男性口中所说的“女性的生存捷径”，波伏娃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我觉得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是一种本能性需求，还有比无法自我实现、找不到自身价值更痛苦的事情吗？所以男人所谓的捷径其实是深渊。并且为了生存之需的交易关系，对方也是把你当成一种商品，不会给予女性以“人”该有的承认与尊重。

希望不占有特权的普通男性也能够意识到，基于性别的不平等伤害到的是每一个人。如果社会给予公平正当的空间让女性可以谋求生存所需，那么女性也不会通过把自己作为商品售卖出去来生存。你的斗争矛头指向的应该是这个弱肉强食、吞噬边缘群体的系统，而不是同样被剥削受奴役的那二分之一群体，更不是具体的某个个体。

END

本期节目已于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FM、苹果播客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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