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之“囚”②｜乐平案蒙冤者的孩子们

【编者按】

他们是一群孩子，但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

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时期，父母不在身边陪伴，生活大多困难，又因父母入狱而背负污名，长期处于孤独、困惑、自卑甚至怨恨的状态，直至成年有些人也无法释怀，与命运和解。

在父母服刑的高墙之外，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活在一个无形的囚牢中，饱受痛苦。他们的“刑期”可能比父母还长。

同时，他们还处在社会救助的边缘地带。关于这个群体的官方数据，仍停留在2005年司法部的调查“逾60万”。而针对这个群体的救助，至今存在事实上的法律和政策空白。

受一桩杀妻案的启发，澎湃人物决定关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去抵达更多被遗忘的角落。

本专题一共有三篇，这是第二篇，讲述一桩冤案背后九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与困境。

四年前，江西乐平市中店村，村民敲锣鼓、放鞭炮，迎接黄志强、程发根、方春平、程立和四人无罪归来。2002年，他们被指控犯一起2000年发生的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案，称为乐平“5.24”命案。

十四年来，他们失去了自由，也无法尽到父亲的义务。

被捕时，四人一共有九个小孩，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中。其中三位妻子坚信丈夫的清白，选择留了下来。她们用柔弱的身躯，经受村民的冷眼相对和指指点点，十几年如一日，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九个小孩则背负着父亲是“杀人犯”的骂名，跨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等，变得敏感、内向、自卑。与此同时，对父亲的思念、怀疑、怨恨，又一直困扰着他们。

直到那一刻，父亲突然而至。面对陌生的亲情，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此后，当所有灯光都聚焦在四位父亲的脱轨人生时，九个小孩的生活也默默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2019年10月25日，（左起）程发根、黄志强、程立和、方春平在饭店聚餐。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消失的母亲

程芳芳刚出生十天，父亲程立和就入狱了。她后来听奶奶说，案子开庭时，母亲李氏当场晕了过去。

没有人知道，李氏有过怎样的内心挣扎。一年多后，这位年轻的母亲以外出打工为由，离开了这个家，以及一岁多的女儿。

小时候，程芳芳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爷爷整天忙于农活，或在外打零工。奶奶要做家务，照顾她，还不时要去上访。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爷爷和奶奶都不在家，她去姑奶奶家吃饭，晚上，姑奶奶陪她回家睡觉。

上幼儿园后，她总是那个最后被接走的小孩。有时候，等了半天没人来接，老师会把她送回家。程芳芳记得，有一次，奶奶外出了，爷爷干农活忘记去接她。她一个人跑到田里找爷爷，一只鞋子掉进了水沟，急得“哇哇”大哭。

此后，她不再需要人接送，一个人去学校、回家。从她家走到幼儿园，大概要十几分钟。

程芳芳上小学后，开始想念母亲，但不知道怎么联系。她看电视上有寻亲节目，想上节目去寻找母亲，但没有跟爷爷奶奶说。平时，她很少跟他们交流。

奶奶何氏说，孙女从小听话懂事，不用他们操什么心。每次，他们只会告诉她：多吃一点，好好读书。她低着头应一句“嗯”。

四年级时，有律师到家里来。那一年，她第一次跟奶奶去探监。她记得，父亲光着头，看起来有些亲近，又有些陌生。她开始思考父亲为什么在里面，有什么喜好，原来是什么样子……

此后，她因身体不好、晕车，很少去看父亲。五年级时，一男同学当面说她父亲是杀人犯。程芳芳很生气，凶巴巴地说：“你以后不要说这种话了，我爸爸不是杀人犯！”对方怔住了。几年后，男同学跟她道了歉。

程芳芳从小成绩好，一直是班长，老师也很喜欢她。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她梦想长大后当一名老师。

何氏说，学校不知道孙女的情况，她也从不跟人说家里的事，害怕别人看不起孙女。

但程芳芳总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一个人偷偷哭，特别是想念母亲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她和奶奶睡一张床上，发现奶奶在偷偷哭泣。她不知道奶奶为什么哭，但也跟着伤心，躲在被子里流眼泪。

程芳芳至今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母亲一次都没有回来看过她。她听奶奶说，上幼儿园的时候，外公外婆曾来过，那一次母亲也没有来。她对母亲的思念和怨恨，随着岁月一起疯长。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在哪儿？为什么不来看我？”这些藏在心底多年的疑问，她始终没有说出口，或许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回答她。

自卑与脆弱

黄志强被抓时，妻子方爱华二十几岁，带着三个小孩回了娘家。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直到爷爷敲开她的房门，劝她：“你还有小孩，不要想不开。”她才强打起精神。

很快，有人建议她改嫁。方爱华不愿意，觉得孩子太苦，改嫁会更可怜。那时候，大女儿黄佳佳八岁，小儿子黄宏文才几个月。

出事后，原本互不熟悉的四家人经常一起上访，他们去景德镇、南昌、北京，有时几个老人去，有时几个母亲去，有时还会带着小孩一起去。

黄佳佳上小学时，曾跟着母亲一起去上访。他们早上四五点起床，赶火车，到景德镇跪一天，当天晚上又赶回乐平家里。

黄佳佳回忆，她那时不懂事，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还沾沾自喜。到后来，她意识到上访的含义，“越长大越伤心”。

2009年3月，方爱华和王金霞上访时合影。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黄佳佳至今记得，那时家里有厚厚一堆判决书，里面有作案细节，讲砍了多少刀，四个人在旁边喝酒，议论几千块钱怎么分……她每看一次就哭一次。

有一次，方爱华带二女儿和小儿子去探监，一个坐在父亲左腿上，一个坐在右腿上。临走时，姐弟俩一人拉一只手说：“爸爸，跟我们回家……”

后来，探监变成隔着玻璃，用电话沟通，他们跟父亲也变得陌生起来。

为了养家，方爱华进过工厂，搬过沙石，做过服务员……她忙于工作，把小孩丢给父母，导致他们从小没有安全感。尤其是两个小的，敏感、脆弱，“说话大声一点，都会吓哭”。

方爱华送二女儿去学校，她一走，二女儿也跟着她走。黄宏文害怕被人欺负，上六年级还要母亲接送。有一次，方爱华听人说儿子被打趴在地，旁边有人指着他说：“你爸爸是杀人犯，你现在没有爸爸了，你叫我爸爸吧！”

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方爱华知道后，一次次跑去对方家里沟通。

黄佳佳说，那时候，弟弟和妹妹不懂事，他们厌学，喜欢玩，经常一溜烟跑得不见人影。她告诉他们，好好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似乎没什么用。

黄佳佳是妈妈眼中懂事、坚强、无需她操心的孩子。

2010年秋天，黄佳佳考上乐平市最好的高中。红色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每个学期800元的学费。她兴冲冲地拿着它回家，爷爷看到后一脸无奈，妈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别念了？

后来，方爱华向父母借钱，交了第一年的学费。黄佳佳记忆中，每年一到开学，母亲总是很头痛，到处借钱。她每次都是班里最后一名交学费的学生。

高中开始上晚自习。黄佳佳经常一个人摸黑骑车回家。她记得，有一次天太黑了，同学的父亲去接同学，看到她一个人回家，坚持要送她回去。她坐在电动车后面，盯着对方厚实的肩膀，又想起了父亲。

但她从不说出口，到家后，一个人默默洗澡睡觉。

2013年，黄佳佳考上一所二本院校。在大学里，她越加敏感、自卑，害怕出风头，从不参加课外活动。那顶“杀人犯”帽子，让她惧怕在人前过多地暴露自己。

有一次，大学室友好奇地问她，你为什么从来不说你父亲。那是她第一次把家里的情况告诉别人，说完就大哭了起来。

压抑的辍学

方家只有一个小孩，负担轻一点，上访的次数也比其他三家多。

方春平入狱后，妻子王金霞和公公一起去北京，饿了就吃一点面包、熟烂的水果；没钱了，就睡在火车站，捡水瓶卖；逃火车票，被抓到，赶下来又上去。

一直以来，王金霞都告诉儿子：你父亲是被冤枉的。她曾想过，如果自己等不到丈夫平反，儿子也要继续为父亲申诉。

方飞飞记得，自他六岁起，父亲经常不在家，他朦胧地感觉到家里出了事，但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有律师到家里，说起父亲的案子，他才开始慢慢了解。

他看过父亲写的血书，对父亲的清白深信不疑。

作为家里唯一的孙子，方飞飞从小备受宠爱。他12岁时，爷爷还背着他去游泳。有时候，他太调皮了，爷爷想打他，奶奶又会护着他。

王金霞平时对儿子管教少，总觉得亏欠了他，所以也没有对他很严厉，他要什么都给他买。她只希望儿子少跟人一起出去玩，担心万一出了事，会推在她儿子身上。

但她不知道，儿子在外面经常受欺负。

方飞飞记得，四年级时有一次放学回家，他走在路上被班上一个女同学推倒了，摔破了皮。他扭头看了一眼，小声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推我？”

还有一次，班里一个男同学，要求他用自行车送他。他拒绝了，被对方打了一拳。

每次回家，方飞飞都不愿意跟母亲说这些，他觉得她是一个女人，无法替他出气。

他逐渐变得自卑、压抑，受了委屈也只往肚子里吞。上初中后，他开始厌学，不时逃课，跟着别人一起打游戏、钓龙虾。

2012年，方春平看不到申诉的希望，硬逼着妻子与他离婚了。但王金霞不愿意离开。她17岁就认识了方春平，20岁跟他结婚生子，夫妻俩感情很好，从没吵过架，也没吃过什么苦。公婆也把她当亲女儿一样对待。所以她心甘情愿地等他回来， “我这一生都会等他。”

平反出狱后，方春平与王金霞复婚了。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那时候，16岁的方飞飞看到母亲不高兴，安慰她说：“你放心，我不会在外面惹事生非的。”

正是那一年，他放弃了中考，进了考场，没有考试，又走了出来。他对母亲说，他不想读书了，想去外面打工。王金霞想让他学一门技术，他也不肯去。

第二年，方飞飞离开了家，他进过工厂，学过理发、厨师……他发现，打工太累了，工资又不高。20岁那年，他回到乐平老家，进了一家物业公司。

他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偶尔会想，假如父亲当年没有出事，他会不会有另一种人生。

改变命运

朱枝花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丈夫程发根出事时，大女儿12岁，小儿子7岁。

一开始，朱枝花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后来，她花钱买了一辆三轮车载客，一个月有三四千收入。为了多赚点钱，有时过年也出门载客，一天能赚三四百。多年来，朱枝花骑坏了好几辆三轮车。

四个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他们负责生活开支，朱枝花负责小孩学费、上访费用等。家里有三亩地，老两口种了一亩多水稻，一亩多甘蔗，一年收入一万多，但生活依旧拮据。

爷爷记得，那时候，家里很少买肉吃，媳妇几次跟他吵架都说：你们只是给孩子吃了点米饭！

小时候，小儿子程建军不跟村里的其他小孩玩，只跟堂兄弟们玩。堂弟程峰回忆，他们一起出去玩时，会照顾堂哥程建军，买东西尽量不让他出钱。大伯的案子是敏感话题，他们也会避开。

程峰记得，有一次，爷爷带他们几个小孩去参加酒席，旁人问起大伯的案子，程建军便走远了。那时候，他才十一二岁。

大姐程莹莹没考上高中，读了三年中专，便外出打工了。她那时喜欢去外面，外面没人知道她家里的情况，也没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

接着，二姐和三姐初中毕业后，也开始打工了。朱枝花希望唯一的儿子能读书走出去。

但程建军的成绩并不好, 沉迷于上网玩游戏。初中时，有一次爷爷说他不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怎么办。程建军对着爷爷大喊：“我不要你管！”

进入青春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程建军都被父亲的案子所困扰。他疑惑为什么不抓别人，偏偏抓自己的父亲，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每当有这种不满的情绪，他就觉得愧对母亲。那个乐观、坚强的女人，三轮车可以一天骑到晚，从不喊苦喊累，不发脾气，不抱怨。他从没见过母亲流泪，但他知道她的压力和痛苦比自己大得多。

在学校，没有人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但他每次填写父亲的名字时，总会莫名一阵紧张。有时候，他想起父亲和遥遥无期的刑期，感到莫名烦躁。

这时候，朱枝花不敢说儿子，怕伤他的自尊，她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拉上几个女儿到外面开家庭会。一年总有那么几次，他们到饭店点几个菜，边吃边说。程建军记得，每次家庭会，先说爸爸的事情，然后才谈论他的问题。因为吃得开心，大家都心平气和，他比较容易接受。

他上高中后，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陪读。那时候，村里很多孩子不读书，一些亲戚也觉得读书没用。但母亲告诉他：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以前，他贪玩，不爱学习。后来，他看清了自己和家庭的处境，并下定决心改变。

到了高二，他升到尖子班，成绩也升到前几名。2015年，程建军考上九江医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次年程发根平反出来后，对子女感到愧疚，又为他们而自豪。

去年，程建军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未来，他还想继续深造。

“我们可以起诉她重婚罪吗？”

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读初中的程芳芳得知父亲要回来，跟老师请假回家。老师觉得奇怪，问她：“你爸爸回来了，为什么不能放学后再回家？”

她不知道怎么解释，哭了起来。

程芳芳不知道怎么说家里的事，也不知道怎么叙述自己的父亲。有一个晚上，她和奶奶坐在家门口乘凉，奶奶说起父亲小时候去偷人家的藕、菜，被对方追着跑了一路。那是她对父亲最鲜活的记忆。

那一天，她看见父亲，感觉到一种“陌生感”。当天吃晚饭，程立和见她吃完一碗，站起来要给她盛饭。何氏对儿子说：“你不要太紧张，她自己会盛。”

程立和去年考了驾照，买了新车。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几天后，程立和去岳父家接回了前妻。那时，他们还没有离婚。程芳芳见到了母亲，瘦高的身材，皮肤很白。她叫她 “妈妈”。

那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他们一起去商场买衣服，左边站着父亲，右边站着母亲。她记得，她买了一件衣服、一条裤子，一双鞋子，花了一千多元。她以为苦尽甘来，一家人终于要团聚了。

几天后，她跟着父母到外面吃饭，发现了母亲手机里的秘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那是母亲和别人生的小孩。她整个人都蒙了。

此前，她曾问母亲为什么不来看她，母亲告诉她说：“找不着回来的路了”。她不相信，也不理解，尤其发现弟弟的存在之后，更难以接受。

所以，母亲第二次来时，程芳芳没有喊她，甚至不怎么搭理她。不久，母亲失落离去。

父亲问她：你希不希望你母亲回来？她说：那是你们大人的事情，你们自己做决定。之后，一家人对此进行了讨论。当他们再次问她时，程芳芳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可以起诉她重婚罪吗？

此后，母亲没有再来过。

程芳芳也不知道怎么跟父亲相处。程立和回来不久，父女俩经常一言不合就争吵起来。

程芳芳说，父亲总说她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却从不关心她内心的想法。程立和却觉得，他说一句，女儿就发火，声音比他还大。

上高中后，学校离家远，程立和给女儿买了一个手机，让她在校住宿。自那时起，程芳芳开始失眠，经常凌晨一两点都睡不着。

不久后，父亲结婚了。她知道父亲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但她心里仍觉得不是滋味。

她晚上失眠，白天上课打瞌睡，成绩一落千丈，从文科班转到理科班，之后又转到体育班。每到一个新环境，她的状态就变得更差，失眠加重，甚至出现幻觉，还晕倒过一次。

程芳芳说，有一次，父亲去学校，一位同学说起她失眠的问题，父亲不以为意。

在程立和眼里，女儿失眠、成绩下降，都是因为玩手机。女儿周末回家，经常玩手机到半夜，第二天中午也不起床。爷爷奶奶也认为，她痴迷于玩手机，整个人都变了。

有一次，程立和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血小板低，要多锻炼，不要熬夜。回家后，他建议晚上10点上交手机，女儿不同意。

程芳芳说，并不是手机的问题，是因为没有人能理解她。

她的脾气愈发暴躁。高二有次上晚自习，一个男生嘲笑她长得不好看，衣服穿得也不好，还跟某某谈恋爱。程芳芳一气之下，当着老师的面，用书本砸了过去。

那时候，她经常哭，也有过几次轻生的念头，想从楼上一跃而下。她觉得自己抑郁了，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后来连生气的情绪都没有了。

因长期失眠，身体不好，无法参加体育训练。她想调回原来的文科班，但因成绩不好被老师拒绝。

高二结束后，程芳芳没有再回学校。

洗冤之后

刚出来时，黄志强等人发现，村子里到处是高楼，他们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一切都变了，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十几年前。

如今，中店村挨着乐平市，成为了城中村，很多人在此租房。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当时最小的方春平、程立和才39岁，最大的程发根48岁，但他们一个个头发花白，反应迟钝，身体有大大小小的疾病，家庭和生活也有各自的问题——黄志强害怕去人多的地方；方春平想做生意，但不知道做什么好；程立和面对破碎的家庭束手无策；程发根担心已婚的女儿们过得不幸福。

一方面，他们必须找回自己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找回自己的家庭角色。

这几年来，四家陆续用赔偿金修建了新房，其中三人买了新车。他们不再是“杀人犯”的家庭，他们修建了和别人一样的楼房，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堂堂正正地生活了。从前那些悲伤、屈辱和绝望，一去不复返。但他们担心，小孩能否过好这一生？

“我们沉冤昭雪后，他们无论做什么，走到哪里，都会理直气壮，声音都要大一点了吧！” 程发根说。

四个家庭，九个小孩，一个考上研究生、一个大学毕业，一个高中肄业，六个初中毕业。父亲出来后，他们迎来了另一段人生。

大学毕业后，黄佳佳想考研究生，几次考试，笔试过了，但因过于紧张，面试都被刷了下来。不自信一直困扰着她。后来，她决定找工作，结婚生子。

今年夏天，父亲黄志强陪她到景德镇日报面试，之后又去面试了一所学校的老师。秋天，她如愿成为了一名初中英语老师。

但9月下旬，黄佳佳告诉记者，她至今没有叫过一声“爸爸”，因为叫不出口。

初中毕业的黄宏文不爱说话，怕见生人。黄志强刚回来时，建议他去学厨师，以后回来开一家饭店。方爱华说，儿子今年厨师毕业，他平时偶尔会炒下菜，一旦家里来人了，就会躲起来。二女儿也是初中毕业，18岁就结了婚，她脆弱，感性，不太懂事。她很担心他们的未来。

程发根回来时，大女儿和二女儿已经结婚了。她们都在一家美容院打工，大女儿过得勉强可以，二女儿家里条件不好，她们的丈夫都在外地打工。程发根想弥补自己的亏欠，每个女儿给了几万元，但无法改变她们的命运。

方春平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妻子王金霞复婚，然后便开始忧虑儿子的未来。

方飞飞今年26岁，还没有谈女朋友。他很少出去玩，不时失眠。王金霞买了安神药，他一样都不肯吃，有时还脾气暴躁。王金霞怀疑儿子有心理阴影，经常劝他：“现在都平反了，别人还笑话你什么呢？你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去年辍学后，程芳芳依然有些失眠，但精神比原来好了很多。她做过很多工作，幼儿园的生活老师、网店客服、奶茶店店员，时间都不长。父亲告诉她：虽然家里不缺钱，但起码你要能自己养活自己。

今年夏天，高中同学考上了大学，程芳芳很是羡慕。她曾想过回学校，继续读高中、考大学，但学籍已被取消。

其实，程立和曾劝过女儿返校继续读书，她当时没有同意。爷爷奶奶对此很失落，早在儿子回来之前，他们就做好了供孙女上大学的准备。他们猜想孙女为父母的事所困，也觉得父女俩的感情不深，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一边责怪儿子，一边责怪孙女。

去年夏天妹妹出生后，家里变得忙碌起来。程芳芳喜欢带妹妹，经常逗她玩，她跟后妈也相处融洽，跟父亲却还是争吵不断。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父亲刚回来时，她很开心，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她所想。

父亲、母亲、弟弟、后妈、妹妹……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时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儿时对父母的渴望，如今也在慢慢消散。从小想当一名老师的理想，也早已随风而去了。

几个月前，在父亲的建议下，她报了一个会计培训班。她现在一边上班，一边在学会计，希望拿到会计证后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除四位当事人和他们的妻子外，其他人物都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