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之“囚”②|乐平案蒙冤者的孩子们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实习生 汪航

2020-11-04 06: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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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他们是一群孩子,但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
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时期,父母不在身边陪伴,生活大多困难,又因父母入狱而背负污名,长期处于孤独、困惑、自卑甚至怨恨的状态,直至成年有些人也无法释怀,与命运和解。
在父母服刑的高墙之外,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活在一个无形的囚牢中,饱受痛苦。他们的“刑期”可能比父母还长。
同时,他们还处在社会救助的边缘地带。关于这个群体的官方数据,仍停留在2005年司法部的调查“逾60万”。而针对这个群体的救助,至今存在事实上的法律和政策空白。
受一桩杀妻案的启发,澎湃人物决定关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去抵达更多被遗忘的角落。
本专题一共有三篇,这是第二篇,讲述一桩冤案背后九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与困境。


四年前,江西乐平市中店村,村民敲锣鼓、放鞭炮,迎接黄志强、程发根、方春平、程立和四人无罪归来。2002年,他们被指控犯一起2000年发生的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案,称为乐平“5.24”命案。
十四年来,他们失去了自由,也无法尽到父亲的义务。
被捕时,四人一共有九个小孩,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中。其中三位妻子坚信丈夫的清白,选择留了下来。她们用柔弱的身躯,经受村民的冷眼相对和指指点点,十几年如一日,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九个小孩则背负着父亲是“杀人犯”的骂名,跨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等,变得敏感、内向、自卑。与此同时,对父亲的思念、怀疑、怨恨,又一直困扰着他们。
直到那一刻,父亲突然而至。面对陌生的亲情,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此后,当所有灯光都聚焦在四位父亲的脱轨人生时,九个小孩的生活也默默发生了巨大的改变。2019年10月25日,(左起)程发根、黄志强、程立和、方春平在饭店聚餐。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2019年10月25日,(左起)程发根、黄志强、程立和、方春平在饭店聚餐。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消失的母亲
程芳芳刚出生十天,父亲程立和就入狱了。她后来听奶奶说,案子开庭时,母亲李氏当场晕了过去。
没有人知道,李氏有过怎样的内心挣扎。一年多后,这位年轻的母亲以外出打工为由,离开了这个家,以及一岁多的女儿。
小时候,程芳芳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爷爷整天忙于农活,或在外打零工。奶奶要做家务,照顾她,还不时要去上访。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爷爷和奶奶都不在家,她去姑奶奶家吃饭,晚上,姑奶奶陪她回家睡觉。
上幼儿园后,她总是那个最后被接走的小孩。有时候,等了半天没人来接,老师会把她送回家。程芳芳记得,有一次,奶奶外出了,爷爷干农活忘记去接她。她一个人跑到田里找爷爷,一只鞋子掉进了水沟,急得“哇哇”大哭。
此后,她不再需要人接送,一个人去学校、回家。从她家走到幼儿园,大概要十几分钟。
程芳芳上小学后,开始想念母亲,但不知道怎么联系。她看电视上有寻亲节目,想上节目去寻找母亲,但没有跟爷爷奶奶说。平时,她很少跟他们交流。
奶奶何氏说,孙女从小听话懂事,不用他们操什么心。每次,他们只会告诉她:多吃一点,好好读书。她低着头应一句“嗯”。
四年级时,有律师到家里来。那一年,她第一次跟奶奶去探监。她记得,父亲光着头,看起来有些亲近,又有些陌生。她开始思考父亲为什么在里面,有什么喜好,原来是什么样子……
此后,她因身体不好、晕车,很少去看父亲。五年级时,一男同学当面说她父亲是杀人犯。程芳芳很生气,凶巴巴地说:“你以后不要说这种话了,我爸爸不是杀人犯!”对方怔住了。几年后,男同学跟她道了歉。
程芳芳从小成绩好,一直是班长,老师也很喜欢她。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她梦想长大后当一名老师。
何氏说,学校不知道孙女的情况,她也从不跟人说家里的事,害怕别人看不起孙女。
但程芳芳总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一个人偷偷哭,特别是想念母亲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她和奶奶睡一张床上,发现奶奶在偷偷哭泣。她不知道奶奶为什么哭,但也跟着伤心,躲在被子里流眼泪。
程芳芳至今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母亲一次都没有回来看过她。她听奶奶说,上幼儿园的时候,外公外婆曾来过,那一次母亲也没有来。她对母亲的思念和怨恨,随着岁月一起疯长。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在哪儿?为什么不来看我?”这些藏在心底多年的疑问,她始终没有说出口,或许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回答她。
自卑与脆弱
黄志强被抓时,妻子方爱华二十几岁,带着三个小孩回了娘家。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直到爷爷敲开她的房门,劝她:“你还有小孩,不要想不开。”她才强打起精神。
很快,有人建议她改嫁。方爱华不愿意,觉得孩子太苦,改嫁会更可怜。那时候,大女儿黄佳佳八岁,小儿子黄宏文才几个月。
出事后,原本互不熟悉的四家人经常一起上访,他们去景德镇、南昌、北京,有时几个老人去,有时几个母亲去,有时还会带着小孩一起去。
黄佳佳上小学时,曾跟着母亲一起去上访。他们早上四五点起床,赶火车,到景德镇跪一天,当天晚上又赶回乐平家里。
黄佳佳回忆,她那时不懂事,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还沾沾自喜。到后来,她意识到上访的含义,“越长大越伤心”。2009年3月,方爱华和王金霞上访时合影。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2009年3月,方爱华和王金霞上访时合影。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黄佳佳至今记得,那时家里有厚厚一堆判决书,里面有作案细节,讲砍了多少刀,四个人在旁边喝酒,议论几千块钱怎么分……她每看一次就哭一次。
有一次,方爱华带二女儿和小儿子去探监,一个坐在父亲左腿上,一个坐在右腿上。临走时,姐弟俩一人拉一只手说:“爸爸,跟我们回家……”
后来,探监变成隔着玻璃,用电话沟通,他们跟父亲也变得陌生起来。
为了养家,方爱华进过工厂,搬过沙石,做过服务员……她忙于工作,把小孩丢给父母,导致他们从小没有安全感。尤其是两个小的,敏感、脆弱,“说话大声一点,都会吓哭”。
方爱华送二女儿去学校,她一走,二女儿也跟着她走。黄宏文害怕被人欺负,上六年级还要母亲接送。有一次,方爱华听人说儿子被打趴在地,旁边有人指着他说:“你爸爸是杀人犯,你现在没有爸爸了,你叫我爸爸吧!”
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方爱华知道后,一次次跑去对方家里沟通。
黄佳佳说,那时候,弟弟和妹妹不懂事,他们厌学,喜欢玩,经常一溜烟跑得不见人影。她告诉他们,好好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似乎没什么用。
黄佳佳是妈妈眼中懂事、坚强、无需她操心的孩子。
2010年秋天,黄佳佳考上乐平市最好的高中。红色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每个学期800元的学费。她兴冲冲地拿着它回家,爷爷看到后一脸无奈,妈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别念了?
后来,方爱华向父母借钱,交了第一年的学费。黄佳佳记忆中,每年一到开学,母亲总是很头痛,到处借钱。她每次都是班里最后一名交学费的学生。
高中开始上晚自习。黄佳佳经常一个人摸黑骑车回家。她记得,有一次天太黑了,同学的父亲去接同学,看到她一个人回家,坚持要送她回去。她坐在电动车后面,盯着对方厚实的肩膀,又想起了父亲。
但她从不说出口,到家后,一个人默默洗澡睡觉。
2013年,黄佳佳考上一所二本院校。在大学里,她越加敏感、自卑,害怕出风头,从不参加课外活动。那顶“杀人犯”帽子,让她惧怕在人前过多地暴露自己。
有一次,大学室友好奇地问她,你为什么从来不说你父亲。那是她第一次把家里的情况告诉别人,说完就大哭了起来。
压抑的辍学
方家只有一个小孩,负担轻一点,上访的次数也比其他三家多。
方春平入狱后,妻子王金霞和公公一起去北京,饿了就吃一点面包、熟烂的水果;没钱了,就睡在火车站,捡水瓶卖;逃火车票,被抓到,赶下来又上去。
一直以来,王金霞都告诉儿子:你父亲是被冤枉的。她曾想过,如果自己等不到丈夫平反,儿子也要继续为父亲申诉。
方飞飞记得,自他六岁起,父亲经常不在家,他朦胧地感觉到家里出了事,但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有律师到家里,说起父亲的案子,他才开始慢慢了解。
他看过父亲写的血书,对父亲的清白深信不疑。
作为家里唯一的孙子,方飞飞从小备受宠爱。他12岁时,爷爷还背着他去游泳。有时候,他太调皮了,爷爷想打他,奶奶又会护着他。
王金霞平时对儿子管教少,总觉得亏欠了他,所以也没有对他很严厉,他要什么都给他买。她只希望儿子少跟人一起出去玩,担心万一出了事,会推在她儿子身上。
但她不知道,儿子在外面经常受欺负。
方飞飞记得,四年级时有一次放学回家,他走在路上被班上一个女同学推倒了,摔破了皮。他扭头看了一眼,小声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推我?”
还有一次,班里一个男同学,要求他用自行车送他。他拒绝了,被对方打了一拳。
每次回家,方飞飞都不愿意跟母亲说这些,他觉得她是一个女人,无法替他出气。
他逐渐变得自卑、压抑,受了委屈也只往肚子里吞。上初中后,他开始厌学,不时逃课,跟着别人一起打游戏、钓龙虾。
2012年,方春平看不到申诉的希望,硬逼着妻子与他离婚了。但王金霞不愿意离开。她17岁就认识了方春平,20岁跟他结婚生子,夫妻俩感情很好,从没吵过架,也没吃过什么苦。公婆也把她当亲女儿一样对待。所以她心甘情愿地等他回来, “我这一生都会等他。”平反出狱后,方春平与王金霞复婚了。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平反出狱后,方春平与王金霞复婚了。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那时候,16岁的方飞飞看到母亲不高兴,安慰她说:“你放心,我不会在外面惹事生非的。”
正是那一年,他放弃了中考,进了考场,没有考试,又走了出来。他对母亲说,他不想读书了,想去外面打工。王金霞想让他学一门技术,他也不肯去。
第二年,方飞飞离开了家,他进过工厂,学过理发、厨师……他发现,打工太累了,工资又不高。20岁那年,他回到乐平老家,进了一家物业公司。
他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偶尔会想,假如父亲当年没有出事,他会不会有另一种人生。
改变命运
朱枝花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丈夫程发根出事时,大女儿12岁,小儿子7岁。
一开始,朱枝花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后来,她花钱买了一辆三轮车载客,一个月有三四千收入。为了多赚点钱,有时过年也出门载客,一天能赚三四百。多年来,朱枝花骑坏了好几辆三轮车。
四个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他们负责生活开支,朱枝花负责小孩学费、上访费用等。家里有三亩地,老两口种了一亩多水稻,一亩多甘蔗,一年收入一万多,但生活依旧拮据。
爷爷记得,那时候,家里很少买肉吃,媳妇几次跟他吵架都说:你们只是给孩子吃了点米饭!
小时候,小儿子程建军不跟村里的其他小孩玩,只跟堂兄弟们玩。堂弟程峰回忆,他们一起出去玩时,会照顾堂哥程建军,买东西尽量不让他出钱。大伯的案子是敏感话题,他们也会避开。
程峰记得,有一次,爷爷带他们几个小孩去参加酒席,旁人问起大伯的案子,程建军便走远了。那时候,他才十一二岁。
大姐程莹莹没考上高中,读了三年中专,便外出打工了。她那时喜欢去外面,外面没人知道她家里的情况,也没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
接着,二姐和三姐初中毕业后,也开始打工了。朱枝花希望唯一的儿子能读书走出去。
但程建军的成绩并不好, 沉迷于上网玩游戏。初中时,有一次爷爷说他不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怎么办。程建军对着爷爷大喊:“我不要你管!”
进入青春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程建军都被父亲的案子所困扰。他疑惑为什么不抓别人,偏偏抓自己的父亲,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每当有这种不满的情绪,他就觉得愧对母亲。那个乐观、坚强的女人,三轮车可以一天骑到晚,从不喊苦喊累,不发脾气,不抱怨。他从没见过母亲流泪,但他知道她的压力和痛苦比自己大得多。
在学校,没有人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但他每次填写父亲的名字时,总会莫名一阵紧张。有时候,他想起父亲和遥遥无期的刑期,感到莫名烦躁。
这时候,朱枝花不敢说儿子,怕伤他的自尊,她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拉上几个女儿到外面开家庭会。一年总有那么几次,他们到饭店点几个菜,边吃边说。程建军记得,每次家庭会,先说爸爸的事情,然后才谈论他的问题。因为吃得开心,大家都心平气和,他比较容易接受。
他上高中后,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陪读。那时候,村里很多孩子不读书,一些亲戚也觉得读书没用。但母亲告诉他: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以前,他贪玩,不爱学习。后来,他看清了自己和家庭的处境,并下定决心改变。
到了高二,他升到尖子班,成绩也升到前几名。2015年,程建军考上九江医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次年程发根平反出来后,对子女感到愧疚,又为他们而自豪。
去年,程建军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未来,他还想继续深造。
“我们可以起诉她重婚罪吗?”
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读初中的程芳芳得知父亲要回来,跟老师请假回家。老师觉得奇怪,问她:“你爸爸回来了,为什么不能放学后再回家?”
她不知道怎么解释,哭了起来。
程芳芳不知道怎么说家里的事,也不知道怎么叙述自己的父亲。有一个晚上,她和奶奶坐在家门口乘凉,奶奶说起父亲小时候去偷人家的藕、菜,被对方追着跑了一路。那是她对父亲最鲜活的记忆。
那一天,她看见父亲,感觉到一种“陌生感”。当天吃晚饭,程立和见她吃完一碗,站起来要给她盛饭。何氏对儿子说:“你不要太紧张,她自己会盛。”程立和去年考了驾照,买了新车。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程立和去年考了驾照,买了新车。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几天后,程立和去岳父家接回了前妻。那时,他们还没有离婚。程芳芳见到了母亲,瘦高的身材,皮肤很白。她叫她 “妈妈”。
那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他们一起去商场买衣服,左边站着父亲,右边站着母亲。她记得,她买了一件衣服、一条裤子,一双鞋子,花了一千多元。她以为苦尽甘来,一家人终于要团聚了。
几天后,她跟着父母到外面吃饭,发现了母亲手机里的秘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那是母亲和别人生的小孩。她整个人都蒙了。
此前,她曾问母亲为什么不来看她,母亲告诉她说:“找不着回来的路了”。她不相信,也不理解,尤其发现弟弟的存在之后,更难以接受。
所以,母亲第二次来时,程芳芳没有喊她,甚至不怎么搭理她。不久,母亲失落离去。
父亲问她:你希不希望你母亲回来?她说:那是你们大人的事情,你们自己做决定。之后,一家人对此进行了讨论。当他们再次问她时,程芳芳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可以起诉她重婚罪吗?
此后,母亲没有再来过。
程芳芳也不知道怎么跟父亲相处。程立和回来不久,父女俩经常一言不合就争吵起来。
程芳芳说,父亲总说她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却从不关心她内心的想法。程立和却觉得,他说一句,女儿就发火,声音比他还大。
上高中后,学校离家远,程立和给女儿买了一个手机,让她在校住宿。自那时起,程芳芳开始失眠,经常凌晨一两点都睡不着。
不久后,父亲结婚了。她知道父亲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但她心里仍觉得不是滋味。
她晚上失眠,白天上课打瞌睡,成绩一落千丈,从文科班转到理科班,之后又转到体育班。每到一个新环境,她的状态就变得更差,失眠加重,甚至出现幻觉,还晕倒过一次。
程芳芳说,有一次,父亲去学校,一位同学说起她失眠的问题,父亲不以为意。
在程立和眼里,女儿失眠、成绩下降,都是因为玩手机。女儿周末回家,经常玩手机到半夜,第二天中午也不起床。爷爷奶奶也认为,她痴迷于玩手机,整个人都变了。
有一次,程立和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血小板低,要多锻炼,不要熬夜。回家后,他建议晚上10点上交手机,女儿不同意。
程芳芳说,并不是手机的问题,是因为没有人能理解她。
她的脾气愈发暴躁。高二有次上晚自习,一个男生嘲笑她长得不好看,衣服穿得也不好,还跟某某谈恋爱。程芳芳一气之下,当着老师的面,用书本砸了过去。
那时候,她经常哭,也有过几次轻生的念头,想从楼上一跃而下。她觉得自己抑郁了,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后来连生气的情绪都没有了。
因长期失眠,身体不好,无法参加体育训练。她想调回原来的文科班,但因成绩不好被老师拒绝。
高二结束后,程芳芳没有再回学校。
洗冤之后
刚出来时,黄志强等人发现,村子里到处是高楼,他们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一切都变了,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十几年前。如今,中店村挨着乐平市,成为了城中村,很多人在此租房。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如今,中店村挨着乐平市,成为了城中村,很多人在此租房。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当时最小的方春平、程立和才39岁,最大的程发根48岁,但他们一个个头发花白,反应迟钝,身体有大大小小的疾病,家庭和生活也有各自的问题——黄志强害怕去人多的地方;方春平想做生意,但不知道做什么好;程立和面对破碎的家庭束手无策;程发根担心已婚的女儿们过得不幸福。
一方面,他们必须找回自己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找回自己的家庭角色。
这几年来,四家陆续用赔偿金修建了新房,其中三人买了新车。他们不再是“杀人犯”的家庭,他们修建了和别人一样的楼房,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堂堂正正地生活了。从前那些悲伤、屈辱和绝望,一去不复返。但他们担心,小孩能否过好这一生?
“我们沉冤昭雪后,他们无论做什么,走到哪里,都会理直气壮,声音都要大一点了吧!” 程发根说。
四个家庭,九个小孩,一个考上研究生、一个大学毕业,一个高中肄业,六个初中毕业。父亲出来后,他们迎来了另一段人生。
大学毕业后,黄佳佳想考研究生,几次考试,笔试过了,但因过于紧张,面试都被刷了下来。不自信一直困扰着她。后来,她决定找工作,结婚生子。
今年夏天,父亲黄志强陪她到景德镇日报面试,之后又去面试了一所学校的老师。秋天,她如愿成为了一名初中英语老师。
但9月下旬,黄佳佳告诉记者,她至今没有叫过一声“爸爸”,因为叫不出口。
初中毕业的黄宏文不爱说话,怕见生人。黄志强刚回来时,建议他去学厨师,以后回来开一家饭店。方爱华说,儿子今年厨师毕业,他平时偶尔会炒下菜,一旦家里来人了,就会躲起来。二女儿也是初中毕业,18岁就结了婚,她脆弱,感性,不太懂事。她很担心他们的未来。
程发根回来时,大女儿和二女儿已经结婚了。她们都在一家美容院打工,大女儿过得勉强可以,二女儿家里条件不好,她们的丈夫都在外地打工。程发根想弥补自己的亏欠,每个女儿给了几万元,但无法改变她们的命运。
方春平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妻子王金霞复婚,然后便开始忧虑儿子的未来。
方飞飞今年26岁,还没有谈女朋友。他很少出去玩,不时失眠。王金霞买了安神药,他一样都不肯吃,有时还脾气暴躁。王金霞怀疑儿子有心理阴影,经常劝他:“现在都平反了,别人还笑话你什么呢?你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去年辍学后,程芳芳依然有些失眠,但精神比原来好了很多。她做过很多工作,幼儿园的生活老师、网店客服、奶茶店店员,时间都不长。父亲告诉她:虽然家里不缺钱,但起码你要能自己养活自己。
今年夏天,高中同学考上了大学,程芳芳很是羡慕。她曾想过回学校,继续读高中、考大学,但学籍已被取消。
其实,程立和曾劝过女儿返校继续读书,她当时没有同意。爷爷奶奶对此很失落,早在儿子回来之前,他们就做好了供孙女上大学的准备。他们猜想孙女为父母的事所困,也觉得父女俩的感情不深,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一边责怪儿子,一边责怪孙女。
去年夏天妹妹出生后,家里变得忙碌起来。程芳芳喜欢带妹妹,经常逗她玩,她跟后妈也相处融洽,跟父亲却还是争吵不断。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父亲刚回来时,她很开心,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她所想。
父亲、母亲、弟弟、后妈、妹妹……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时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儿时对父母的渴望,如今也在慢慢消散。从小想当一名老师的理想,也早已随风而去了。
几个月前,在父亲的建议下,她报了一个会计培训班。她现在一边上班,一边在学会计,希望拿到会计证后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除四位当事人和他们的妻子外,其他人物都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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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小莲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乐平案,服刑人员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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