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刘恩泰：那些不起眼的日常，就是历史

2020-11-04 16: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听全文

今天从第三卷中摘编摄影家刘恩泰的口述，感受老一辈摄影家的摄影情怀与担当：

口述人：刘恩泰

采访人：蒋蕾、荆宏

摄影道路上的良师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摄影？您的第一台照相机是什么？

刘恩泰：我最早看别人摄影是1947年冬天在东北文艺工作第二团的时候，我看到少年儿童队队长罗伯忠会摄影。当时在佳木斯参加土地改革，他给我们几个孩子拍过合影，照片里我穿个大黑棉袄，戴大狗皮帽子，戴大手套拿个四四马枪。由沈阳到北京路过锦州时，鲁亚浓给我们拍过一个大合影。

1949年初到北京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照相机。那是东北文艺工作第二团的赵鸿儒老师送给我的，是一个折叠式的、类似德国蔡司镜头的小相机，用Ｅ27胶卷。那时候相机非常珍贵，但赵老师说自己不用了，让我拿回去修一修用。我花了一个月津贴将近7块钱人民币把那个皮腔子修好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用它，不会用的时候就找赵鸿儒问。他在“满映”工作过，懂得照相。照相机使用、光圈快门之间的关系、曝光等基本知识是从他那学会的。要是没有赵鸿儒老师，我还不一定能搞摄影呢。

在我看来，摄影就是革命工作。在东北文艺工作第二团时，我从《东北画报》上看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两位电影摄影师拿着摄影机到前线拍摄，他们大声喊：“同志们你们冲啊，我给你们拍照！”最后摄影师也中弹牺牲。这个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做这样的工作真是值得。我和另两位同志看到这个报道之后甚至曾筹划去前线部队工作，但是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

在东北文艺工作第二团演出时，我认识了徐肖冰，他当时和摄影队一起来，手里拿着摄影机。我还认识了《东北画报》记者钱嗣杰，他拿着相机坐在凳子上跟我们聊天，他说：“摄影能把你们的活动全都记录下来。”这些是我接触摄影的开始。

记者：1955年，您刚到新华社时参加了摄影训练班，还记得训练班的情况吗？

刘恩泰：我一报到，新华社胡安华就问我：“你想学习，还是想马上工作？”我说：“当然想学习了。”他说：“那正好，新华社和民族画报社在‘太庙’（现在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办摄影记者训练班，你要是愿意学习我马上给那边挂个电话，你就找班主任报到。”第二天，我就把行李搬到“太庙”去了。

我1955年10月份去的（晚去半个月）训练班，这个摄影训练班学员一共50多人，后来都成为新华社各个分社的骨干。学员里比较有名的有李子青、顾德华、王子瑾、张赫嵩。直到1956年2月份学习结束。当时参加学习的基本都是大学毕业生或者短暂工作过的，像我这样已经接触这么长时间摄影的很少。于是委托我领一个班，做学员班长。我晚去半个月，有些课程已经讲完了，比如照相机使用、照相机原理，我后来看张印泉的《摄影原理与应用》和魏南昌的《暗室技术》等书补习了一下。

记者：训练班课程设置是怎样的？有哪些老师？

刘恩泰：训练班的摄影课程有：照相机使用、照相机原理、摄影的曝光、摄影的感光、舞台摄影、灯光摄影、静物摄影等。

这些课程都是谁教课呢？魏南昌，他是搞暗房的专家。张印泉，他是老摄影家，第一届中国摄影学会副主席，主讲摄影理论。讲人像摄影的是郑景康，还有齐观山、蒋齐生和袁苓等等。袁苓在长春汽车厂蹲过点儿，拍过汽车厂第一辆汽车的出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教我们民族摄影。另外还有人专门讲工业摄影、农村摄影。

记者：哪位老师给您印象深刻，对您影响比较大？

刘恩泰：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郑景康老师。我对他非常敬重，他是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一位有正义感的老摄影家，我后来和他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郑景康拍的作品最主要的一条是：从来不摆。他在训练班讲课时有一句话：“摆摆抓抓，抓抓摆摆，以抓为主，以摆为辅。”这句话给我的影响比较深。我觉得真实是新闻摄影中最重要的，但摄影的时候不可能自然主义地见什么拍什么，要经过观察、判断、选择，适当地给予组织，而这种组织必须是合理的。这个事儿在新华社讨论多次了，什么组织、加工、摆布啊，反正我就按照郑老讲的，要深入生活、反映生活，要自然、要生动，我一直是按照“摆摆抓抓，抓抓摆摆，以抓为主，以摆为辅”的方法做的。它很通俗，实践过程中能行得通。郑老所拍的人像既生动又深刻，比如《齐白石》，他不请齐白石来能拍这张照片吗？但他不抓拍能把齐白石的神态拍得那么好吗？那是他在齐白石进入自然状态后抓取的画面。所以对郑老的摄影理念，我非常佩服。

记者：训练班学习对您后来工作有什么影响？

刘恩泰：训练班是一次比较系统的学习，不仅学习摄影技术，还学习记者素质、采访要求等。比如工业摄影应该什么样、要求什么、具体怎样操作。工业、农业、民族、体育、风光、人像、中央新闻，几乎摄影记者应该接触的东西，训练班课程全都涉及了。训练班学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做新华社记者，如何进行多方面题材报道。

训练班老师们启发我们要热情地去拍摄，抓住典型性瞬间。老师们说，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抱着满腔热情，对什么都能感兴趣，对什么都能去琢磨研究，关心它、熟悉它、热爱它，然后想办法用照相机去表现它，就会抓住有典型性的瞬间，使这个瞬间变成具有生命力的瞬间。如果作品再有一定思想内容和深度内涵，就能有时代特征，能在历史上留下来。受老师们引导，我养成了每次拍摄采访之后都进行思考和总结的习惯。

《第一汽车厂的早晨》，吉林长春，1957年12月

两次入选“荷赛”

记者：您“荷赛”入选作品《第一汽车厂的早晨》，是刚到新华社吉林分社工作时拍摄的吧？能谈谈作品两次入选“荷赛”的情况吗？

刘恩泰：第一次参加“荷赛”是1957年底，作品是《第一汽车厂的早晨》。我1957年3月分配到新华社吉林分社，那张照片是1957年底拍摄的。第二次参加“荷赛”是1962年，作品是《鹿壮茸丰》，参展时题名为《鹿》。但那不是作为新闻作品选送的，是作为生活纪录类作品选送的。这些照片都是中国摄学会送去参展的。

记者：您拍摄《第一汽车厂的早晨》时是一种什么心境？

刘恩泰：我还在北京时，看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出产第一辆汽车的报道，就特别兴奋。因为我父亲、哥哥都是开汽车的，但他们开的都是日本汽车，哪有中国汽车啊？现在我们能自己生产汽车了，作为中国人我多自豪啊。我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能到咱们自己生产汽车的地方看一看就好了。到长春以后，我就特别想到汽车厂去采访。

那一天，我跟着老记者胥志成去汽车厂，坐着我们分社的小汽车——就是《第一汽车厂的早晨》照片里的那辆小汽车。头天晚上下了一场雪，那个大烟囱冒着浓浓的烟，阳光从那边照过来，生产气氛特别浓，就好像预示着我们中国的工业蒸蒸日上。这和我以前那种自豪感都融合在一起，这种景象把我的感情激发出来。我想，我要拍《第一汽车厂的早晨》，要让别人也感受到我的体验和感情。我对一起去的老记者说，我想拍这个。我充满了新鲜感，而老记者可能经常去、看惯了，他不以为然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把司机留住了，我让司机把汽车开过来，这就是“抓抓摆摆，摆摆抓抓”了。要不然你说这张照片怎么拍，光拍冒烟能行吗，那也看不出是汽车厂啊。我让司机把车往这么开，透过逆光，在大地的强光衬托下，烟气突出了黑色小汽车，再加上冒着浓烟的四个烟囱、旁边的厂房，这些就比较概括地说出了汽车厂的特点。

这张照片拍完以后，技术处理也是关键。因为这张照片反差比较大，一般来说照片的黑白反差——就是最暗处和强光部分的反差，不能超过128倍，超过的话或者损失强光部分，或者损失阴影部分。《第一汽车厂的早晨》这个照片反差非常大，强光部分有阳光，厂房部分全部为阴影。如何把这些处理好，如何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这是个难题。后来我采取了水洗显影法，我在书上看到过这个，并且做过实验。什么是水洗显影法？就是为了减少反差而进行水洗处理。第一次显影的时候，水温和药温一样：18℃到20℃，显影3分钟，然后把它倒出来以后，再倒这个D76显影液，显影3分钟，然后再倒出来，再显影3分钟，再倒出来，再显影3分钟，一共12分钟。然后进行水洗处理。为什么要进行水洗处理呢？因为显影过程当中逆光和强光部分同时出现，缩小不了反差，等到用水洗显影的时候，水洗这部分所遗留下来的显影液对逆光部分继续显影，对强光部分则抑制显影，这就使反差降低了。这么一来，照片的层次就非常丰富了。

《鹿壮茸丰》，吉林抚松，1959年

记者：您的另一幅“荷赛”入选作品《鹿》，听说原来是被退稿的照片？

刘恩泰：是啊。《鹿》本来叫《鹿壮茸丰》，是1959年我去吉林省抚松县采访科学养鹿时拍摄的。我当时要拍一个专题，介绍科学养鹿提高鹿茸产量和质量，《鹿壮茸丰》是作为养鹿成果来表现的，但编辑恰恰把它退回来了，可能认为它缺少新闻性。在训练班听课的时候，一位老师讲，编辑处理完的照片不要直接扔到废纸筐里，它最后可能变成一幅好作品。所以这张照片虽然给我退回来了，但我没扔，我自己很喜欢它。

1959年，为了制作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纪念画册，新华社记者石少华和李基禄专门来到吉林拍摄鹿等照片。我当时正好从鹿场拍摄回来，见到他们，也刚好看到他们拍摄的、刚刚冲洗放大的照片。他们拍的鹿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眼神发愣的样子。因为鹿非常敏感，稍微有点声音它就吓一跳，愣愣地看着你。他们拍的照片光线很好，侧逆光，立体感很强，但是鹿的神态不自然。我拍鹿，是先干了一个礼拜的活：喂鹿、养鹿，和工人交谈了解鹿的习性，这才知道为什么鹿总是发愣。怎么避免这个现象呢？我跟鹿场同志提出来：帮我在房顶上搭一个类似草棚子的东西，不要太麻烦，越简单越好。早晨的时候，我拿着禄莱照相机偷偷摸摸地上去，在那儿等着。早上喂完鹿以后，鹿都出来了。我心想，千万别吱声，一吱声鹿就都瞅你，啥也拍不了。我不声不响在那一直蹲着，拿着照相机时时刻刻做准备。在这种自然状态下，鹿没有惊扰，鹿跟鹿之间还很亲昵。我等好光线，侧逆光时拍摄。怎样体现“茸丰”呢？如果顺光，茸丰是反映不出来的，只有用逆光可以把鹿茸用柔光勾出来。我喜欢这张照片，就是因为抓拍到了一般人不容易拍到的自然状态。

这张照片拿到“荷赛”去，不是作为新闻照片参赛的，而是作为生活纪录类照片选去的。这张照片有人文味，获得了荣誉奖，后来这个照片还在苏联举办的一个中国摄影艺术展览上得过三等奖。

拍摄日常，记录历史

《建设山村的新一代》，吉林延边，1962年

记者：您的《建设山村的新一代》参加过第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1962年还在苏联展出。这幅照片是怎样拍摄的？

刘恩泰：1962年，新华社中央组的袁苓计划要在苏联搞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展览。他提出来，能不能拍一下延边的知识青年？因为延边知识青年工作在全国都有名气，延边知识青年很有水平。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去延边龙井县东盛乡——全国劳动模范金时龙所在的地方拍摄。这张照片拍的就是延边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情况。

我在那里待了半个月，他们说：“老刘跟别的摄影记者不一样，采访像文字记者一样细。”在这半个月时间里，我了解到东盛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发挥作用的方方面面，拍了一套约20张作为展览照片发给了总社，题目叫《东盛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建设山村的新一代》就是这一组展览照片中的主题照片。这张照片在苏联展览时影响也比较大，后来还参加了第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国摄影》刊登这幅作品的时候给换了一个艺术题，叫《青春之歌》，其实我还是喜欢《建设山村的新一代》。

《画家在农村》，吉林安图，1962年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并没有拍什么重大事件，都是日常生活，但又都是今天再也见不到的场景。您当时为什么拍摄这些，为什么对这些画面按下快门？

刘恩泰：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东西可能带有时代痕迹，拍下来就会成为历史的记录。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平常所见的东西。

《画家在农村》是我在农村采访碰上的。那是1962年，我本来是去采访安图县农民水稻育种专家柳昌银的，他也是知识青年。我报道过柳昌银，并且和他成为非常好的朋友，那段时间我反复去他那里采访。那天是个阴天，我从柳昌银那里出来，拿着徕卡相机到处走走。我在乡间看到，有个画家在地里画画呢。我没张扬，一张扬就把人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你这儿了，我不声不响地就在一旁看。那个情景特别生动，他画画的时候很多村里人围着看。我就抓拍了一张，画面里有的人的“头”都剪掉了，那是为了抓拍，考虑不到构图全面了，但那一张照片抓取得非常好。后来一了解，他是长影搞美术设计的画家，叫徐渭。这张拍完以后我没马上给新华社发稿。1964年我整理了一下材料，以《画家在农村》为题把照片发出去。后来这张照片还在《中国摄影》上发表，入选了“新华典藏”。

我在拍摄中努力做到作品要有双重视角：新闻和艺术的双重视角。其实这二者也是统一的，我是要把主题思想通过摄影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摄影就是用形象说话，再深刻的内涵如果不能通过鲜明的形象表现出来，就不算生动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