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镌刻属于大城小民的城市沧桑 | 写作课

原创 唐颖 文学报

近年来，作家唐颖持续推出新作。她的作品多取材自日常，定格那些生命中细微却足以在人物内心刻下印痕的冲突。她擅长熟悉女性，特别是都市里满溢生命力和忍耐力的女性，在她的小说中，城市书写，乃至以多城为背景的书写，包含了其对城市文化的自觉建构。作家金宇澄曾经这样评价：“唐颖的写作，试图将城市不同角落的细节和人物性格、声音乃至味道保存起来，就像给这片区域、这种生活盖上一个玻璃罩子。如果没有这种写作，当时的交际言谈、场景就很难复活了。”

在为本报《新批评》撰写的文章《镌刻城市沧桑》中，唐颖表示：“情爱，或者说情感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深刻也最脆弱的关系，是我一系列小说的母题，换言之，是我作品的核心主题。”

同时她也希望给自己的写作能成为城市文化的注脚，“大城小民，一叶观秋，我希望用作品镌刻城市沧桑，而城市沧桑充满了个体生命印痕。”

01

城市背景

一座城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常常是其创作的源泉，像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雨果和波德莱尔，都柏林之于乔伊斯，布拉格之于卡夫卡，不同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地域背景。我在上海出生成长，三十多年写作生涯，很自然，上海成了我作品中很多人物的背景。问题一直是，你笔下的城市和城市人的命运是否超越了地域和时代，在读者中获得广泛的共鸣？

我们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城市是没有感觉的，年轻的时候你渴望离开故乡去远方。土耳其诺奖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一本非虚构长篇《伊斯坦布尔》中写道，他是多年后试着记述由西方旅行者发现的家乡之美，通过他人视角去写下自己家乡之美的。

事实上，不仅是通过旅行者的视角，当你离开故乡去了远方，你会有乡愁，你会怀念从小生活的地方。因为远离而让你发现家乡的独特之处。

新版的“双城系列”长篇《阿飞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是我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作品，跟我自身的生命历程有关。那十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这三本书的内在联系便是双城之间。这种在城市之间切换的自由，体现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既具有时间的当下性，又具备空间的敞开性。更重要的是，给了你站在异域回望自己城市的视角。

而去年出版的长篇《家肴》是关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的命运故事，充满上海日常生活细节中的历史印记。说真的，日常生活是最难描述的，难的是如何让“絮语家常”具有必须书写的张力，也就是，在小说这个体裁里的“日常”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大城小民，一叶观秋，我希望用作品镌刻城市沧桑，而城市沧桑充满了个体生命印痕。

今年八月出版的《隔离带》，特意收进了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故事《红颜》《糜烂》和《纯色的沙拉》。如今重读这几篇小说，心里有别样的感动。那是一个产生故事、富于戏剧性、喜怒哀乐都很极端的年代。彼时经济起飞带来消费时代，欲望的黑匣子打开了，城市市民的价值观受到剧烈冲击……当新生活到来时，为何收获的是悲剧？那一刻，我作为见证人的强烈感触，以文学的形式令故事的时代感保持了新鲜度，有着宝贵的现场感。

《糜烂》中的苏晓卉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国门打开时，她义无返顾奔向异域。其中的悖论是，当你有选择自由时，内心却被自己的物欲困住。回国寻找故人，也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另一种饥渴苏醒了，所有的失去，是通过寻找才明白的，晓卉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糜烂”的本意，是指表皮或粘膜上皮的局限性浅表缺损而导致腐烂。晓卉最后的选择，意味着她人生的某种缺损将是无法痊愈的伤口。

这类小说，充满个人命运被时代裹卷的某种悲剧性。《纯色的沙拉》书写了残酷青春。原本平庸的三角恋关系，因为外在力量的干预和严重后果，有了悲剧的美感。我尤其赋予大保这个人物悲悯色彩，他被荷尔蒙左右的年轻健康的身体，宛若在原野自由奔跑的动物，是如何被严厉法则驯化的。会子和小红从情敌变成难友，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年轻女生对于爱情的期待和落空，突然变得微不足道。

02

情感关系

情爱，或者说情感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深刻也最脆弱的关系，是我一系列小说的母题，换言之，是我作品的核心主题。

在情感这条路上，很少有人是一帆风顺的，常常爱输给了现实，却又不那么简单。这些情感关系里的人物，几乎跟随我自身的生命旅程进入不同的时代，经历变迁带来的震荡。我的某些人物甚至无法正视自己的情感，他们所处的某种关系更加暧昧和模糊不清，有时，我觉得这种难以用语词界定的状态比可以确认的“爱情”更真实更幽深，也更值得通过写作探索。

《上东城晚宴》中里约和于连的情爱关系便是反抒情的，在他们的关系纠葛中，双方都在试图“去感情”，他们从不对彼此抒情，他们各自努力将这段关系限制在身体爱，只为了有一天可以说走就走抽身而去。然而，生命力无法被理性控制，也不是道德可以规范，生命旅途上你难免失控，这正是人性最本真的一刻，也是生命产生奇迹的一刻。

唐颖“爱”具有非理智和非功利的特质，然而，“成熟”的标志是理性，是现实中各种利害关系的权衡，便有了自我质疑和挣扎。任何充满挣扎的关系也是最有戏剧张力的关系，让你窥见人性的复杂幽微和沉在最深处的底色，那些看起来成熟却可能充满缺憾的情感关系，更让人唏嘘不已，也更值得书写。

《瞬间之旅》呈现了情感关系中最初也是最美好的瞬间，也就是爱的关系还未真正展开，男女交往只在精神层面，彼此有着憧憬。我是指女一号楚红和男一号赛姆，他们都有精神洁癖，都是都市文化精致的自恋者，无法接受在爱情中被伤害，他们消极被动，所以会错失。新加坡是充斥城市病的高度文明的大都市，是整体物质主义和个体荷尔蒙消退的象征。因此，楚红和赛姆是象征化都市里的象征化都市男女。

现代女性的学识、经历、理性，令她们深知爱情途上的坎坷，所以她们宁愿享受另一种若即若离只在心中憧憬的更为绵长的关系，那种更加帕拉图的关系。

03

女性视角

生活中，除了生离死别，女性一生中最大伤痛，是情感伤痛。女性一旦卷入情感关系中，人生的戏剧性就出来了，所谓戏剧性便是冲突，尤其是内在的自我冲突。

我的小说情节几乎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的。城市生活太具体太现实，如果要逃脱为生存挣扎的人生，必然进入某种规则和次序的轨道上。这样的生活虽然免于风险却也庸常无聊。女人总是比男人更加不甘心，也更加天真，她们突围失败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回到日常轨道，然而内心每天在演绎悲剧却无人知晓。

“上海女性”也可以换成“都市女性”。我笔下的女性是在大城市的背景下成长的，在上海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因此她们的女性意识比其他地区的中国女性可能更强一些，这是城市文明给予她们的先天优势。

我作品中的女性都是独立的，她们的命运本身就携带了女性主义的元素。如今的上海新女性，有着比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更为广阔的展示空间，有更多的人生选择，也面临更为复杂的牵绊。

同时，现代城市女性有一种“精致自恋”的倾向。你看里约，从她进入上东城就已经明白，这是和她的世界不太可能交集的另一个维度，她冷冷地打量它而不是抱有期待，这是里约作为现代都市女性的洞察力和自我反省能力带给她的免疫力。也因此，里约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她是个被大城市规则漂洗过的、野性早已被荡涤的、理性永远不会彻底丧失的女性，所以她不会溃败到没有退路。然而，这有退路的人生却是千疮百孔的，令她失去幸福感。

我的小说常出现女性同盟，描述女性精神上的相知相爱，深切于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女性和女性之间，她们经历的痛苦，且不说精神，肉体上的痛楚就已经先天的有着超越年龄、国度、语言和文化的共鸣。

但是到了《隔离带》，锋芒和沟壑也同样出现在闺蜜之间，我需要表现现实中每一种关系都有黑洞，包括闺蜜。再亲密的关系，仍然有可能存在无法坦陈的秘密。生命的风险，不仅是天灾人祸，还有谎言和背叛。

04

异域和旅途

《和你一起读卡佛》收录了异域背景的小说。异国生活打开了你的视野，陌生带来的新鲜和刺激，激活了在日常中麻木的神经末梢。

在《八月的圣诞节》中，两位不同国度的女性，彼此的好奇和火花，是不同文化带来的碰撞。也是写故事的我，与异国文化碰撞的感受。此时套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术语，“从素材产生结构”。而“他者”的视角，让你发现本地人熟视无睹的一切。同时，你也发现，人性又是相通的。在这部作品中，乔伊讲述的故事，给予哲子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机会。

颇有意味的是，旅途是人们挣脱樊篱的机会，你可以隐去自己的日常角色，尝试另一种人生。

《你在纽约做什么》中的哲子，她从未告诉劳伦斯自己的已婚状态，同时她也因此没法获知劳伦斯的人生真相，他们原本萍水相逢并不需要太多坦诚。然而，对于真切的需求，让他们彼此戒备而小心翼翼，既害怕更深的了解带来的失望，却又不想让自己活在幻觉中。其中还有不自觉的权力关系的争锋：在情感关系中，谁更主动更多付出谁便处于弱势。然而，我们不都很想在一种关系中成为掌控的一方吗？

英国作家大卫·洛奇曾经形容旅行人生，“我们的文明是轻便旅行箱构成的文明，是永远分离的文明。”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交通便捷，才有可能去远方。因为可以去远方才会有分离。“轻便旅行箱”成了一种象征，某一地的邂逅延伸出关系，却又是短暂的，不断的分离成了现代人内心的一道道划痕。

因此，即使在旅途上，在失去庸常生活背景的异域，你仍然无法飞扬。“轻便旅行箱”让你感受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感受偶然的吸引和不可把握，也因此感受生命虚无的一面。

05

坚持纯文学写作

在法国新浪潮电影之前，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便开创性地赋予剧情片以纪录的形式，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城市》、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等等。我在疫情期间，集中地看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电影，深感他们的电影和文学具有本质上的接近，虽然电影大师们是为了创作“更电影的艺术品”而进行“纪录”实验——“尽可能不侵蚀原有物质的全貌”。这是我从这些大师电影获得的启迪。

纪录片镜头摄入了生活中的真实场景，非剧情非主线，却让观众看到了城市的风情写真，看到了在未来可能会消失的城市影像，为后人保留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以至我们要从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China》去找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面容。

《罗马，不设防城市》（左）\《偷自行车的人》

“写实性”划分了严肃文学和类型小说的界线，类型小说只关注情节，不承载“真实”的力量。“真实”是超越时代的，因此文学的“写实性”，是我漫长的写作途上不倦的追求。

当读者用“逼真的故事”来形容我的小说时，我感到高兴。“像真的一样”是为了让读者身历其境，这也是虚构作品必须追求的质感。这里有如何“逼真”的问题。其实，铺排情节并不难，富于质感的细节才是支撑情节的关键。故事可以虚构，人物可以虚构，但从你作品散发的热能和感情却是真切的，饱含了作者生命历程中点点滴滴的感悟，这也是我对作品中“真”的追求。

纯文学写作对于作者是解放，是自由，你没有娱乐读者的义务。然而纯文学里有更高级的技艺，如何让结构产生和内容呼应的美学意义，写作的挑战也在此。

稿件编辑：何晶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配图：摄图网、出版书影

原标题：《唐颖：镌刻属于大城小民的城市沧桑 | 写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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