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生活不是贵族的休闲——为哲学找一块栖身之地

文|约瑟夫·克伊金

译|吴万伟，译者授权发布

我最早的记忆是大概五岁的时候，在幼儿园午睡的时间，我完全睡不着，碰巧偷听到老师和助手在讨论未来几天的活动计划。“我想我们明天可能做些……”——老师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下黑暗的教室，注意到睡在他们旁边的我睁着的大眼睛，他开始一字一顿地拼出一个词，故意悄悄地将每个字母的发音都说得很清楚。我从垫子上雀跃而起，带着激动的喊叫，沙哑大声的悄悄话脱口而出“我喜欢手工编织（macramé）。”老师们的脸羞红了，我则高兴得叽叽喳喳，与其说是答应要参加喜欢的活动倒不如说是我破解了自己微小世界的秘密这个事实。

小时候，我很聪明和好奇。很早的时候，这些品质就激发我的兴趣去做出一些事情，如拆解和重新组装家中的物件以便搞清楚它们是如何工作的，或随意浏览百科全书条目和数不清的成年人科幻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好奇心让我成了伙伴们怀疑和讨厌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呆子（nerd）这个词并不是个褒义词。）我成了“天赋极高的孩子”，20世纪末期太容易预测的那种人，其典型特征是思维敏捷、喜欢敷衍、自鸣得意。

但是，与我的那些同样聪明的伙伴不同，我是在贫穷中长大的。班上同学居住在城市郊区环绕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沼泽地花园那弯弯曲曲迷宫般街区的独头巷（cul-de-sacs），而我家住在沼泽地两家一幢的流动住宅里。我们的建在炉渣砖上的活动房屋所在的沼泽地之前曾经是一片棕榈和柏树林，因为井打得不好，我们喝的自来水里面往往有沙子。（虽然在我们淋浴之后需要清理掉落的头发，而且必须把水缸再灌满，但每周到奶奶家的活动房屋里做饭，我们总有很好的借口只喝可乐不喝任何别的东西。）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任何东西都很难与家庭生活联系起来。我们家是围绕电视而不是学习组织起来的。周末时主要思考的是美国流行的汽车赛事纳斯卡赛车（NASCAR）而不是基督教上帝的奥秘。但是，与此同时，我感到好奇的是生活环境边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无限的和没有任何方向的方式。我会反思家人讨论的话题，设想他们谈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就像所有年轻人在某个时候的表现，我也在思考人生到底有没有目的。

等到青春期的时候，思想上的不满意转变成一种闷闷不乐的忧郁，整个高中时期我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困扰。这里我不会用乱七八糟的细节让各位厌烦，总的来说，虽然我是前途无量的学生，但我在怨愤的神游状态和自找的干扰折磨中苦熬了三年时间，上课时根本就没有听老师在说什么，自由时间则花在网上偷听音乐和阅读并非老师指定的书籍。毕业后，因为拿了全额奖学金而短暂上过一段时间大学，但在第一学期结束之后就辍学了，因为我搞不清楚高等教育应该服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几年，我作为无政府主义鼓动者和环境保护积极分子度过，依靠搭顺风车和乘坐货车在国内旅行，最终前往肯塔基州南部一个农场，完全摆脱政治活动。

当然，我从来没有停止思考，虽然大部分时间，思考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提出错误的问题（或太多问题）让数不清的同事和导师感到沮丧和厌烦，也让我和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让我在积极分子活动中也不受欢迎。因此，2016年我又返回大学，部分原因是我可以免费上大学，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与思考类似问题的志同道合者交流。但即便在这个世界，我仍然发现自己是格格不入的陌生人。很多时候，我发现同伴们关心的问题是争名夺利，陷入困境的教授们被迫依靠各种指标、学术成果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伎俩为自己辩护。在我看来，上大学的教训是发现好奇心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地。思考最多成为一种负担，一种能颠覆生活稳定性的东西，一种破坏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行为。在最糟糕的时候，它成为痛苦和折磨，一种致命的、无法消除的忧郁和怀疑。无论那种情况，唯一理性的做法就是竭力回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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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阅读位于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的细娜·希尔兹（Zena Hitz）的著作《迷失在思想中：智慧生活的隐蔽欢愉》时，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这些记忆。该书既是对思想生活的“精彩用途”的赞歌也是对致力于狭隘和抽象研究的越来越技术化的学界的声讨，该书由几个平等的部分所组成，自传、哲学专著、批评和一种普鲁塔克式的名人传集合，旨在展现其思考的多样性和范围之广：多萝西·戴（Dorothy Day）、马尔科姆X（Malcolm X）、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贝克（J. A. Baker）、圣母玛利雅（the Virgin Mary）、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苏格拉底（Socrates）、奥古斯丁（Augustine）和意大利女作家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在希尔兹看来，这些人体现了一种智慧主义，不仅鼓励发展出丰富和令人满意的内心生活，而且找到一个与他人交流的场合。或许更加非同寻常的是，希尔兹坚持认为，思想生活不是贵族的休闲，对那些因为边缘化和被剥夺了公民权和受贫穷困扰的人来说，其真正价值变得更加明显。在这个世界被拒绝了尊严和团结的人，只需要沉浸在内心思想中就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丰富的内容。

希尔兹在剑桥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是美国职业哲学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但是9-11袭击的恐怖场景让她一下子获得了对人类痛苦的新认识。这个体验加上对学界“日益严重的不满”最终驱使她离开学界，进入加拿大天主教宗教社群中。她希望在那里，她能从事将焦点集中在生活上的活动。她告诉我们“我之前做事的方式是错误的。”不是投身于不动情感的思想生活，“我必须热爱邻居，找到一种能够表达这种爱的智慧生活模式。为此，我必须将爱的形式置于在非常冷酷的英文名称‘慈善’的名义下的一切东西之上。”不过，在三年的辛苦劳作之后，她开始感到一种失落。社群生活一直是对人类团结的赞美。人们在其中能享受到“充分的、普通的生活：工作、服务、友谊；本质上的休闲时间；冲突、沮丧和痛苦；游泳、手工制作和大合唱，精心准备的激动人心的礼拜庆典。”唯一错过的东西——“被更具危害性地对待的唯一人类利益”——是思考的空间，其中人们能“为了自身的目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希尔兹开始重新考虑她当老师的工作。学界或许是“竞争激烈和无情平庸的”剧场，但思考本身可能是快乐、安慰和尊严的源头。思想生活如果看起来更少像学界教授们那样马不停蹄地忙碌，更多像“普通人——图书馆使用者、出租车司机、历史爱好者、囚犯、股票经纪人——从事智慧探索同时并不承认也不觉得它多么了不起，会如何呢？”受此见解的启发，希尔兹返回到学校教书，这次在她的母校圣约翰学院，就是在这里，她开启了呼吁有尊严的非实用性的智慧生活。

希尔兹在她调查的人物中发现的东西是，因为学习本身而爱学习，对思想的转化潜能持一种开放态度，这种品质定义了她自己对待教育的态度（是对现代学界典型特征的痴迷于竞争和“知识生产”的陪衬。）希尔兹告诉我们，“当我阅读埃琳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系列小说时，它们对两个女性从少女时代起的终身友谊描述让我认识到自己和其他女性的友谊。”人们得到一种印象，在杜波伊斯和戴那里，希尔兹看到了像她那样的个人发现了书籍开阔世界的威力，能作为隐蔽的通道带领人们脱离危险的和充满敌意的世界进入到罕见和奇妙的真理世界。

正如希尔兹看到她的部分生活就反映在这些思想家身上一样，她自己的故事也让我感受到了熟悉的内容。像她一样，我对思想生活的偏爱常常伴随着沮丧、失望和痛苦的纠缠。像她一样，我拒绝反省的尝试最终只会增强我对其必要性的认识。像她一样，当我在学界批评理论的多年挣扎之后最终发现哲学——有关人们如何度过自己生活的真正哲学，我感觉到就像在沙漠中行走的人终于看到了绿洲一样兴奋。

但是，和希尔兹不同，我接受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却根本没有转变为世俗安慰之源，思想和生活之间那无法跨越的鸿沟从来没有填平。对过去一些年里我认识的很多朋友来说，情况一直如此。事实上，思想生活就像一种突然的癫狂和精神错乱袭击了他们，剥夺了他们之前编织的完整生活画面，驱使他们进入图书馆、书店和面向公众的校园活动，拼命努力要和说同样语言的他人建立联系。但是，他们通常发现自己的怪异、鲁莽、和学界优雅的缺乏训练使其感觉到与潜在的同事有些格格不入。写信后得不到回音，邀请他人被拒，申请也遭到拒绝。如果有一个平静和满足的苏格拉底－－能够劝说他人表现出友好，有多少更像柏拉图的《会饮篇》中的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他们被哲学的蝰蛇咬伤打垮，绝望地在挣扎着跪舔痛苦的伤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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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本最近出版的书提供了类似的故事，不过其结局似乎更为模糊。35年来，乔治·斯夏拉巴（George Scialabba）白天在哈佛的建筑经理位置上工作，在其业余时间里，他为《村声》、《哈佛杂志》、《国家》和《波士顿全球报》等很多杂志撰写书评。出生于波士顿工人阶级意大利移民家庭，他先后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但他也一辈子与临床忧郁症做斗争。他的故事记录在他的书《如何成了抑郁症患者》中，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未修饰的医疗记录汇集，超过五十年的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的心理治疗。书中出现的是被贫困、疑虑和自身心理的脆弱性打垮的人的画面——与此同时也是受无法遏制的思考冲动驱使的人。

按照记录，斯夏拉巴最初陷入抑郁来自他决定离开天主教教会之后。作为虔诚的年轻信徒，他一直是主业会（Opus Dei或称"主业社团"、拉丁语为"天主的事工"，全名为圣十字架及主业社团的成员），但在哈佛读书的第一年，他开始觉得对世界感到困惑了，这很快转变成了对教会教导的怀疑和对开始探索真理的想法的兴奋和激动。不过，在他离开教会之后，马上发现自己的兴奋转变为一种坐卧不宁的焦虑意识。正如他在书的后部在有关抑郁症的对话里，他对克里斯托弗·莱登（Christopher Lydon）解释的那样，

在我离开主业会和教会之前，我认为那是主要的收获而不是重大损失。我认为我发现有关宇宙的真理，通过离开教会，我将把自己置身于众多解放的群体内，一直追溯到首批现代哲学家尤其是启蒙哲学家。成为进步和真理大潮中的一滴水，我感受到非常幸运和骄傲。接着，当我真这样做，走出大门后，我发现宗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毒品或一种安全网或脚手架。我感受到的回应是恼火和焦虑。现在我在一段时间内独自存在——可能是永久性的，仅仅担心万一我错了呢？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忘掉了所有的骄傲、所有的快乐和发现等。它消失了，烟消云散了。此后几十年，我感受最多的是撤走退出。

宗教似乎一直是斯夏拉巴自我保护的源头。它证明的是东西不是重大问题的答案而是思想排水池的软木塞，因为它，这些问题可能爆裂。如果没有它，他开始变得恐慌不已。

主要在学界之外操作，不能将其思想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斯夏拉巴发现自己的智慧成为孤立而非好奇的源头。《如何成了抑郁症患者》中的记录所显示的生活是无休止的绝望和焦虑骚动，常常和对自己在思想世界的地位的自我怀疑联系起来。在书店里碰巧发现朋友的书让他进入一个星期之久的抑郁焦虑大发作，担忧他的朋友和女友会如何想“比较起来，他的成就是多么微不足道”。当他赢得了写作大奖，他的心理治疗师注意到，他“只是部分能享受这个成功，也在持续贬低和最小化这个成就。”在1988年，在定期治疗将近十年之后，他获得了波士顿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的教学岗位，但是一想到“这个前景就深感焦虑和窝火，最后只好拒绝了邀请。”

在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斯夏拉巴从日常工作退休后继续写文章。他的著作吸引的读者不多——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是其崇拜者——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并不知名，其作品是由现在已经破产的独立出版社出版的，书的读者主要是其他作家。2016年4月，在经过另外一次忧郁发作之后，再度返回麦克莱恩精神病医院治疗。他的心理治疗师说“报告显示从感觉到‘根本没有自我的成份’到‘10-15%’，”在他承认这一点两天之后（记录的最后一份）。五天后，在他出院的那天，该书的最后一条目是“报告显示情绪良好。接下来几步可能有些焦虑，需要后续照料。出院前没有参与群体活动。注意到独自一人在大厅读书，在吃饭和其他活动时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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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中认识像斯夏拉巴这样的人。（是的，无论原因是什么，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是我遇到的求知欲最强的读者和思想最深刻的思想者，也是最习惯于痛苦和悲伤的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他们肩负的智慧所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不是快乐。人人都要为生存的金钱犯难，有人沦落到无家可归的状态。一位朋友同一时期阅读六本书——特别喜欢20世纪历史和19世纪哲学——在大学第一学期时辍学，乘坐货运列车，酗酒，最终吸毒导致他在27岁时死去。另外一位朋友为一种综合了克丘亚语（Quechua）和原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因素的人造语言撰写词汇，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在煤气站工作，同时应对因为自闭症而加重的社会孤立状态。另外一个朋友在年纪轻轻时就患上癌症，疾病治疗永久性地损害了他的很多脏器功能：十多岁时遭遇叔本华的著作揭示出，在认识到痛苦是人类生存体验的基础方面他可一点儿都不孤单。

希尔兹凸现的人物——对这些人来说，思考作为幸福和安慰的源头是很罕见的和例外的情况。这并不是要贬低她对这些人的赞美，他们是一种理想的典范，这种典范非常重要，但我认为诚实地看到这种生活可能变得极其严重的怪异的事实也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已经被关在具体化圈子之外愿意接受心理怪异特征的人来说。对那些竭力要在现有渠道之外寻求真理的人来说，利害关系往往高昂：拒绝或不能遵从无情的经济逻辑——别再抱怨，不再思考，在快餐店打工——意味着孤立、制度化、成瘾或更糟糕的状况。（有多少和我交谈过的无家可归者白天都在图书馆阅读权威的历史书，或穿得破破烂烂在人行道上游荡，他们是在思考与社会疏离的如沙漠僧侣旷野教父般的美好生活形式吗？）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注意到“有些智慧是痛苦和折磨，也有痛苦和折磨是疯狂”－－对很多被剥夺了权利的思考者来说，智慧、痛苦和疯狂常常密不可分。没有哪个名副其实的哲学研究者会主张致力于追求智慧的人的生活就是要屈服于世俗利益（雅典人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但是，真正诚实地写出哲学探索可能带来的精神和心理的巨大代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除了在学界找到好工作或者没完没了地接受心理治疗之外，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虽然希尔兹在《迷失在思想中》提及若干政治活动的暗示，但她基本上绕过了特别之人。这种省略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你的任务是推崇经过审视的生活得到尽可能广泛地普及，很难知道具体的政策从哪里开始。正如希尔兹的传记展示的那样，大学人文课程——无论设计多么精巧和资金多么雄厚——很少能够培养真正的哲学家。笼统地说，大学如何塑造公民的性格一直模糊不清，在政治和哲学的永久性紧张关系中意味着推崇一个方面往往隐含着忽略另一方面。

相反，斯夏拉巴直接面对政治问题。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就处于他探索心理愤怒的前沿。著名的忧郁者——如艺术家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和科学家凯伊·杰米森（Kay Jamison）都写过有关忧郁的著作，斯夏拉巴宣称受到他们的影响——在最黑暗的时候，他们是可以依靠的资源和朋友。他问“但那些不著名的、孤独的、低收入的抑郁者怎么办？他们没有才华，并不出众，没有魅力，也没有爱情。这太自然不过：否则，如何分配崇拜、喜爱和安慰？”根据自发的和混乱的逻辑分配的精神方面的这些利益，从来都不能被有意识地重新分配而不即刻引发残酷的结果。但是，金钱就不一样。忧郁是复合型问题：心理上的恼怒可能让本来平凡的义务的满足和实现变得根本不可能，本来的心理问题演变成生理危机。斯夏拉巴的记录充满了对拮据的 生活困境的担忧，如何向慈善心肠的老板贷款，工会如何帮助他避免陷入无家可归的流浪境地。他打赌说“一年五千美元就能让很多普通人免去很多悲痛，甚至能够挽救某些人的性命。”

但是，我认为存在希尔兹和斯夏拉巴可能会同意的广泛领域。人类需要思考，但他们也需要吃饭。一方不可能取代另一方，也不能以牺牲一方为代价换取另一方。但是，拥有这些并不能保证获得幸福的生活。无论我们所处的状况如何，痛苦最终都可能找到我们。不过，痛苦也有差别，有些痛苦让人变得高贵的痛苦，有些痛苦让人崩溃。有一种方法竭力要搞清楚，当人们开始这个旅程时，有些思考即使最终不可能成功也让人处于更好的位置，有些思考则让人没有立足之地，陷入被遗弃和恐惧之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思想描述为“狂风”，其本质是“摆脱约束，无论什么语言和思维媒介已经凝结成思想的东西。它对所有现成的标准、价值观和善恶评判标准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影响，总之，对我们视为道德和伦理标准的行为习惯和准则弃之如敝。”有些人被这阵狂风卷走，转移到最高处的天堂，有些则发现他们的世界的牢固基础被连根拔起吹走了，留下一片狼藉和瓦砾。那么，在思想的后果如此难以预测之时，如何迎接它的到来？

严肃考虑不平衡的条件常常导致热心的、心地善良的人竭力推动大学的扩张，使用期巨额资本储备招收贫穷阶级的子弟上学读书。但是，我相信，这种回应源自想象力或勇气的缺乏，或者两者都缺乏。要么我们无法设想教育在高度专业化的、极端条块分割的研究型大学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要么我们缺乏勇气让理想变成现实。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在1971年的著作《去学校化的社会》中主张教育的“去制度化”以便让整个人类生活都充满学习和思考，把人们从学校时间和课堂教室的灰色墙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每天都感受到这种观点的紧迫性，当高等教育因为接近金融危机和社会信任危机的双刃危机而变得风雨飘摇之际，这种紧迫感就愈发强烈了。新冠疫情除了让高等教育的危机变得愈发严重之外，也面临新一波真正孤独感的大爆发。在我们开始想象——希望能够实现——替代选择时，想象一下那些孤独思考的灵魂就像夜晚的灯塔那样闪亮，迫不及待地试图寻找对方却找不到对方就越来越重要了。

作者简介：约瑟夫·克伊金（Joseph Keegin），《社会》编辑，圣约翰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曾担任中学教师，现在芝加哥经营图书。

译自：Wisdom That Is Woe: On finding a place for philosophy by Joseph Keegin

https://thepointmag.com/examined-life/wisdom-that-is-woe/

原标题：《令人痛苦的智慧——为哲学找一块栖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