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大至刚,跋扈为公:史语所中的傅斯年

叶胜舟

2020-12-24 15:0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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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性格之中,最张扬的就是“霸”,最受诟病的也是“霸”。他铮铮铁骨,坦荡狷介,一改某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之陈习,因此获得“傅大炮”、“傅老虎”、“曹大丞相”等绰号。爱之欲其永生,恨之欲其速死。傅斯年

傅斯年

“他们看见我就跑,我很寂寞”
傅斯年之“霸”,正视之是担当、是勇气,显示其领导力、组织力;睥睨之是独断、是自负,难免对人对事有偏见、有误会,固然经常占理,不可能每次都占理。何况咄咄逼人,即使有理,也让人难以接受。傅斯年去世后,蒋梦麟回忆:“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
1943年冬,王世襄从北平来到重庆,一心想去大腕云集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他是燕京大学硕士,英文好、历史好,又请大哥王世富的清华同学梁思成引荐,信心满满,觉得在史语所谋职有戏。没想到傅“霸王”面谈时只说两句话,就把他挤兑走了。
傅斯年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王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接着来第二句:“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王世襄脸一红,从他办公室出来。梁思成无奈,只好把他放在“自留地”中国营造学社做助理研究员。
除了母校北大,大概只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生的史学功底,才能让傅斯年刮目相看,其他大学入他法眼的不会多,难免以偏概全。
燕京大学是民国的名校之一,成立于1916年,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大刀阔斧,治校业绩斐然,燕大在中国教育界的声誉直追清华、北大。“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是“七·七”事变前流传于北平高校的女生择婿标准。
傅斯年与王世襄的故事还有精彩的“两句话”后继。王世襄在中国营造学社干得很好,抗战胜利后,清理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贡献颇多。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就具体经办收回六批文物。
1946年11月,王世襄在南京出席清损会会议,即将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傅斯年在会上又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当和在平津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傅先入为主,念念不忘王的“跑腿打杂”办事功夫和燕京大学背景,而不是他的学术潜力,令人哭笑不得。
史语所的年轻人,都是傅斯年一手栽培,受过他的严格训练和薰陶,爱他、敬他、畏他,见他有如老鼠见猫。史语所每天下午五时晚饭后,职员都出来溜达,远远瞄见傅所长过来便跑开。傅很失落无奈,告诉弟子王叔岷:“他们看见我就跑,我很寂寞。”
傅斯年心正体胖,会拍拍肚子,以自己是胖子而自豪。有一天,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到史语所,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对董作宾传神地说:“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对此感慨,“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历史学家何兹全是傅斯年的学生,后来随他入史语所走上学术之路。他说:“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何兹全还算好,他的堂兄何思源和傅斯年是北大同学,新潮社战友,在德国一起留学,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一起任教授。
何兹全入北大念书,何思源拜托傅斯年教授做担保人,所以何兹全怕归怕,还敢鼓起勇气,当面告诉傅所长:“大家都怕您,我们在那里聊天,有说有笑,您一来,大家就溜。”傅说:“要命,我这么不受欢迎。”何答:“不,没有人不欢迎您,都尊敬您,亲您,但是和您在一块又高兴又拘束。”
1995年12月,何兹全受邀赴台,参加傅斯年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会后,85岁高龄的何兹全去台大傅斯年墓前祭奠,行三鞠躬礼,然后和夫人郭良玉一起跪下默哀,何老先生还哭了。师者有仁,学生感恩,也是中国师生情、师生缘的一段佳话。
陈寅恪大师对傅斯年的“霸气”也头痛,敬而远之。因陈从香港返桂后滞留,不来李庄驻所,傅逼迫中央研究院将陈的专任研究员解聘、降薪,两人多少有些隔阂。
1943年春,陈寅恪写了首诗《癸未春日感赋》给史语所同仁,颌联是:“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据吴宓日记,1945年9月16日,陈寅恪夫人唐筼向来访的吴宓抱怨,“傅斯年来函之薄情无礼”。
“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在李庄时,史语所一个同事的小孩拿香火烧螳螂,他看到后,朝孩子的屁股踢了一脚,生气地说:“怎么从小就这么残忍!”他对这个调皮小孩的管教,流露出对小动物的仁心。
傅斯年具儒家名士之古风。对贪腐渎职权贵,从来没有好脸色,舍得一身剐,敢把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但对基层职员、学生、工友,脾气多不冲动,反而和蔼可亲;如有冲动,常常后悔且补救。
很多人怕傅斯年发飙,却有人“喜欢”他发飙。秘书那廉君回忆,傅斯年在南京的所长办公室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对他发脾气。因为傅发泄之后,十次有九次会后悔,“上午发了大脾气,下午某杂志社送来的一笔稿费,一古脑儿送给了老裴”,以表歉意。
那廉君保护文物,傅所长屡被“折磨”,仍然乖乖配合。中国宋版书籍全是国宝,一直是收藏界趋之若鹜的珍品,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北宋刊《史记》、南宋刊蜀本《南华真经》、南宋刊《文苑英华》,合称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的“镇馆三宝”。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几经考虑、研究,又咨询专家们意见,拍板花巨款1亿元为史语所购入北宋版、南宋修补、南宋印的《史记》40册,放在保险柜中。胡适、赵万里等人共识,“此本为今存《史记》之最古本”。胡适支持傅斯年花巨款购书,鼓励说:“你此次豪举,并不错误。”傅很喜爱这部书,一有空就请负责保管的那廉君拿到办公室翻阅。
那廉君尽职尽责,每次都在所长身旁“紧盯”,防止他的烟斗或雪茄。傅办公室的大型吊电扇吹得“老古董”的书页嘶嘶作响,每页之间原来夹着一片用于防潮的烟叶,几乎飞舞起来,那廉君立刻把电扇关掉。傅体胖怕热,汗流浃背,也无可奈何,作了一个非常天真的表情,连说:“好,好!”另一次,叹口气对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据史语所的所务会议记录,傅斯年的提案几乎都是“议决 通过”,但也有个别未通过。例如,他在1931年1月25日所务会议上临时提案,“本所集刊每本最后一分(按:相当于季刊)须附此本所有论文译成英文提要。”
他的初衷很好,有英文摘要方便宣传,更容易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但陈寅恪反对,认为“此事极难”,理由也很充分:本所同事研究方向不同,专业性太强,隔行如隔山,恐怕没有人能胜任翻译,即使自己翻译也吃力,最好只附英文题目。所务会议最后决定“保留待下次讨论”,实质是搁置傅斯年所长的提案。
傅“胖猫”主持史语所所务22年3个月,期间史语所需资金、设备、图书、项目等,主要靠他协调争取。他去向蒋介石、蔡元培、陈诚、朱家骅、胡适等人要经费,常常不会空手而归,更不会亏待他。1949年6月,台湾地区物价高涨,台大教授日子难过。朱家骅刚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傅斯年来电祝贺,虚晃一枪,即伸手要钱,申请为台大教员加一个月全薪。朱家骅批示:“中央财政困难已极,弟当设法商请阎公(按:时任行政院长阎锡山)筹拨一款补助也。”
他长期处于政局不稳、战争不休、经济拮据、官僚腐败、社会动荡的年代,擅长利用与政府高层建立的紧密人际关系,为自己、朋友、新秀开展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寻找必要的支持、极限的突破。陶希圣曾说:“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有一次,傅斯年在重庆筹得一笔小款,托人带回李庄,分赠给史语所同仁。分法却反常:职位低人口多的,反而分钱更多。职位高的不爽了,有怨言。傅有先见之明,附信已预言:“你们分得这笔钱后,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骂。”
毛子水在北大同学中最佩服傅斯年,他到中大、北大、台大任职,都是傅斯年提携。毛肚中有货,但口才一般,也有自知之明,教书非己所长,爱好网罗文献,自谦是“dilettante”(按:半吊子)。傅斯年知人善任,推荐他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但也不满意老友的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在台大当面对毛说:“不是因时局关系,我决不会请你教书的。”毛评论傅:“最伟大的地方,在他的大公至正的存心”;“对一个国家学术机构的首长,学识固然重要,公正无私尤为重要。孟真学问上的天才,固然是稀有的;而他的大公至正的心胸,则尤为罕见!”位于台北市大安区中国台湾大学校园内的傅斯年墓园——傅园

位于台北市大安区中国台湾大学校园内的傅斯年墓园——傅园

“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为人,不是为己”
孟真很猛很真。早在中山大学就和傅斯年共事的黄季陆教授认为,傅斯年的本性是“天真、纯洁和义侠一类的人物”;“在举世普遍被重利轻义,虚伪和势利种种恶习笼罩着的今日社会”,这类人物“使你心坎上钉着一件东西,永久都不会忘却”。另一位中山大学教授、和傅做了三十多年朋友的北大同窗伍俶说,“没有看见他向人低过一次头”,“没有丝毫官僚政客的气味”。
和傅交往二十多年、在中研院成立之初就熟悉的程沧波说,“从未觉得他骄傲,我只感到他的热情洋溢,醇厚有味。”在经常采访他的记者们眼中,“他是一个最和蔼朴实而平民化的学者”,“慈和、诚恳”。
思想者、先行者的灵魂必定是自由的,心胸通常是宽阔的,言行往往是孤寂的。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傅斯年天马行空,特立独行,一骑绝尘,知音稀缺,非议不少。
有人骂傅斯年“对着镜子不认识自己的人”。台大法学院商学系主任刘溥仁教授针锋相对为傅校长解释:“其实,这何尝是傅先生的短处,相反的,这正是他那无私的伟大人格。”有人骂傅斯年“跋扈”。追随傅斯年十年的弟子王叔岷,为“一生最崇敬的老师”抱不平:“表面上看来是跋扈,可是,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为人,不是为己。”
朱家骅也为傅斯年的“狂狷”、“独行其是”辩护。他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常目空天下士,……唯其狂,所以富于情感笃于友谊。唯其狷,所以办事能坚持主张,确守职责,为要贯彻他的主张,完成他的职责,他常常能力排群议,独行其是。”
傅斯年爱才胜命,不仅不霸道,简直甘为“保姆”。对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等大师敬重关照的事例不必多说,对有潜力的学术新人提携也很多。“一生最乐于成人之美,尤乐于指导青年,提携后进。”王世襄之所以被傅斯年“两句话”挤兑走,十之八九是他当时的才学,还不足以打动傅。
屈万里曾回忆一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同事,怎么进的史语所。史语所驻四川李庄时,这个年轻人在附近逛来逛去,想见傅斯年又不敢见。恰巧碰到傅斯年出来,他鼓起勇气,迎上去自我介绍,说他是某大学的毕业生,听说史语所如何如何好,想进史语所工作而没有人介绍。傅斯年“找他一谈,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错,于是就用了他”。
他给史语所职员布置工作,会用商讨的口气;下属因故不能执行,他也不以为忤;与钱穆关系微妙,但钱在武大的得意门生严耕望有真才实学,他没有门户之见,依然录用、重用。1945年7月中旬,严耕望毛遂自荐,向傅斯年写了封求职信,附寄三篇论文,自己都“不存多大希望”。8月21日竟然收到傅斯年前一天的回信,说欣赏大作,答应请求,告知依据院章拟定职称,让严喜出望外。
8月22日,严耕望乐悠悠地到重庆中研院办事处见傅斯年,傅说自己现在事儿多,希望严暂时留在重庆,帮他处理一些文书方面的事。严却认为自己最无办事能力,文笔也很凝滞,所以第一天报到,就拒绝傅所长下达的第一个命令:“不能担任这项任务。”傅不勉强,立刻说:“那么你就先到李庄史语所去。”事后严回忆,也感觉自己太直率,“未免太书呆子气”,而“傅先生很有度量!”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邢慕寰院士、余英时院士听严耕望院士讲述这个故事,都哈哈大笑。
严耕望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妻子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长子出生后,家庭开销大,生活拮据。傅斯年从其他渠道获悉后,不仅将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审查费,送给这位年青人救急,而且主动为其妻找工作。让严写一张妻子的履历表,他向考试院推荐录用,不成功;又向国立编译馆推荐,终于成功。恩师拿着其妻的履历表走出史语所大门的步履姿态,经常在严眼前浮现。傅斯年去世后,严写追忆文章,“走笔至此,不禁涕泪交零,不能成字!”
傅斯年的知遇之恩,严耕望舍命相报。1995年初,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纪念专号”征稿。79岁的严耕望自认为其一生事业学问,受惠于傅先生的赏识提拔,所以不顾年老血压高,不用多篇已完稿、未发表的成品,围绕“唐代人口”课题原创学术新作,“拼了老命也要赶出论文以纪念傅先生”。他改变年轻时就形成的早睡早起生活习惯,“连续两个多月赶写文章,常过深夜十二点才就寝,完稿前几天,甚至工作到凌晨两点多。”交稿之后大病一场,健康严重受损,次年突发脑溢血去世,同门师弟余英时悼文标题就是《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傅斯年正直冲动,严于律己律友,尤其是非善恶,非常较真。对“辣眼睛”之事不会躲闪“闭眼睛”,反而主动“怼眼睛”。或舌战、或笔战、或拳战、或心战,总要争一个结果,而且是争胜。殷海光评论,傅斯年“是一个有是非之心的人”、“是一个有至大至刚之气的读书人”。
罗家伦和傅斯年吵了几十年的架,依然友谊之树常青。傅说,“彼此都有好吵的脾气,几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气忿忿的,不谈话了。然而过五六分钟,仍然一切如常。”罗描述两人关系,“不见要想,见面就吵,真是奇怪的事。”
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傅斯年常说与世无争的赵元任,“如果办行政总是输给人,因为每件事若要发展必须有争的地方。”傅斯年经常气别人,也被别人气。“毛子水连骂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按:含沙射影),最后大吵一回。”
罗家伦对这位“最英勇的斗士”的性格长处看得透:“孟真是人,不是做作的超人,是充满了人性的人。”对他的缺失看得也透:“孟真因为富于斗劲,所以常常好斗。人家一有不正当的批评,不正确的主张,就立刻用口用笔和人家斗起来。”在他去世前两天,罗还讽刺傅:“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结果反引起他一顿反攻。”罗分析其中部分原委,“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
人贵有自知之明,傅斯年也有反省,惭愧自己“老是以前那个浮躁样子”。1942年2月6日,在高血压病治疗、休养大半年后,坦率向胡适解剖:自己的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自己的毛病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自己的病因是“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挣扎,终生未改,也改不了。
1948年4月5日,他致函胞弟傅斯岩分析自己高血压的病因有三:体胖、脾气坏、习惯坏(劳动无节制、睡不满六时等)。自认为脾气坏“最是大毛病,忧劳怒三事无一要得”,“我不算大劳而平日忧国忧民却并不自忧也”。1948年11月6日,他又向友人李田意反思,“我的脾气虽然个人的思念甚少,而很热心公事及别人的事,或者血压高病即与此相为因果。”
傅斯年能伸能屈,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却常为学者们及其家属的“五斗米折腰”。暂居李庄之时,就三天两头为中研院的三个研究所(史语所、社会所、人类所)和中央博物院“找米下锅”,安稳人心。
他经常坦率地写信向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化缘”:“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傅信中还自嘲这些学者是“豆腐先生”,因为穷得只能吃豆腐了,实际上连豆腐都吃不起、很少吃。上次他在南溪县陪王梦熊吃了餐饭,习惯清汤寡水的肠胃没福气消受,餐后腹泻一周,成为大伙的笑柄。
傅斯年对后学热情栽培,有时也不满、失望,而且毫不客气。元史专家杨志玖年轻时很受傅器重,傅一直想培养这个人才,又资助缓解他的经济拮据。1938年夏,杨志玖从史语所中英庚款中每月领取30元,够房租、饭费、买书和零花。1941年秋,杨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前夕,傅来信,建议他最好留在北大或到史语所来。杨听从导师姚从吾的推荐,去了南开大学。
南开的历史学术平台,和北大、史语所不在一个数量级。1944年,傅又将杨借调到史语所两年多,用的是“刘备借荆州”之策,准备留在史语所。1946年,南开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催杨回天津上课,杨守信用回了南开。傅还有意送杨出国深造,但杨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为由婉谢。傅失望之余,斥责他“没出息”。
杨志玖对傅斯年的栽培,一直感恩、遗憾、愧疚。1960年参加党外人士的交心会,他真诚说出与傅斯年的情感,“没有能够实现从傅斯年进一步学习,有违傅先生的盛意,感到内疚。”
傅斯年在学术界最为称道的是,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终身“掌门”。筹备中研院史语所时,傅斯年才30岁出头,风华正茂、活力四射,而且已有创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经验。他展现高超的组织领导才能,构建现代学术体系,招揽优秀人才,筹措活动经费,指导编撰刊物,顺畅协调上下左右关系,团结、培养一批卓越的学术大师。他是非较真、霸气十足,却公道正派、“至大至刚”(按:孟子论“浩然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堪称“中研院史语所之父”。
(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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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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