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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春媚：约翰中国佬的东方之旅

2020-11-12 16:5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杜春媚读书杂志

编者按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迪金森1901年出版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以一个目睹西方文明的崩坏、反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和平主义者的眼光，高度评价中国文明。有意思的是，这种纯粹的中国想象不仅唤起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强烈反应，更使他有机会在踏上中国土地之后受到中国人非同寻常的礼遇。事实上迪金森本人及当时阅读这本书信的各色人等，都不过是借着它所建构的文明想象和冲突，来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即作者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约翰中国佬的东方之旅

文 | 杜春媚

（《读书》2020年11期新刊）

《约翰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一九〇一年在伦敦的约翰逊公司（R. Brimley Johnson）出版，并迅速成为畅销书，其作者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 1862-1932）。令人称奇的是，迪金森这位希腊史的专家并不懂中文，对中国的直接接触和专门研究亦十分有限，借用他自己对学生的话来说：“我对你们喋喋不休地宣讲中国，并不是我对此如何了解，或者我去过中国，而是因为我在前世的存在，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佬！”与其众多的西方古典哲学和当代政治的著作相比，这本书最为畅销，它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从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未来的美国国务卿布莱恩都予以回应。迪金森本人也终于在十一年后来到中国这个“故乡”，继续他在思想、精神和情感上的东方之旅。

《约翰中国佬的来信》扉页（来源：archive.org）

说中道西：中国文明优越论

《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收录的前四篇文章首先在英国的《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杂志上以佚名的形式连载，后来增加了四篇并结集成书，因此其八个章节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同时又都围绕着“东西文化比较”这个主题展开。这本书的核心论点一言以蔽之，即东方文明（本书中的东方文化专指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更为优越。作者认为西方社会以经济关系为要务，因为物质进步的诱惑而贪得无厌、永不停息，同时依赖于法律和军队的外部约束得以运转；而中国社会则以道德关系为准绳，基于个人内在的自我约束而进行德治，从而更加和谐、稳定。在西方社会中，家庭组织以独立和自由的个人为中心；而中国的社会则高于个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人。东方衡量文明标准的不是物质，而是道德标准和生活的价值，因此不会以牺牲社会的代价而一味模仿西方的制度。就宗教而言，理性的儒家尽管不是一种狭义层面的宗教但又能担负宗教的功能，并经由士大夫和科举制构建了更为民主的政府。总而言之，中国拥有更为理性的宗教、更高的道德和更为完善的制度。

在思想根源上，迪金森深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反对现代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扩张和基督教借助武力传教。他声讨义和团危机中外国军队毫无纪律地“抢夺、破坏和血腥地屠杀强奸”。他批评西方文明受到市场扩张、传教的使命以及强权政治的驱动，借助于武力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强加于他国之上。在政治上迪金森是一名和平主义的信仰者，他后来坚定地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国际联盟的创立多有贡献。同时，迪金森隐秘的同性恋身份也让他对于同样弱小和受到压迫的东方更容易产生同情。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中国常常被描述为女性化、变态和被支配的对象，这和同性恋者在泛道德观中的形象不无类似。在西方殖民者的霸权性话语中，无论是同性恋还是东方，都只配作为强者的她者出现。

美国杂志《哈珀周刊》1879年3月15日的中国佬形象（来源：HarpWeek）

如果说迪金森的个人审美、思想路径和政治取向都令他对东方充满好感的话，那么他的创作过程则直接影响到了这本小书的最终面貌。除了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作为信息来源，迪金森主要借助阅读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自己提到了两本书对他影响重大，一是翟理思（Herbert A. Giles）的《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83），其中收录了他对春秋战国至晚清的散文的系统翻译。翟理思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长期担任领事并且著书立说，是当时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一八九七年他接替长期合作的前驻华公使和汉学家威妥玛成为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两人创立的注音系统(Wade-Giles)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除了大量的翻译、语言教材和工具书，翟理思有关中国宗教、社会和文明的著述等身。作为剑桥大学同事的迪金森接触翟理思的著作、讲演，当然是自然不过，他们有过对话也不足为奇。另一本是法国作家西蒙（G. Eugène Simon）的《中国城市》（La citéchinoise, 1887）。作者在书中盛赞中国的农业社会是理想社会形式的典范，与趋利、剥削、充满冲突的西方工业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观点和浪漫主义对于物质主义的批判一脉相承。尽管这本书现今几乎被人遗忘，但当时却影响巨大，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辜鸿铭都将此书列入当代西方研究的必读书之一。

迪金森决定采用中国作为这种批判的布景，主要是基于对世界时局的敏锐触角。当时正值义和团危机，北京被围、屠杀基督徒和西方居民、八国联军的进入等一系列报道将中国推到了世界舆论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义和团事件是中国首次进入世界舆论中心，中国事件也成为西方普通居民日常阅读和讨论的话题之一。与此同时，“日不落”殖民帝国也经历了一场大的风波。南非殖民地爆发了布尔战争（Boer War），英国新势力和几代前移居的荷兰裔之间的残酷纷争，经由媒体的报道令世界震惊。如果说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殖民主义长期倚赖“白人的负担”（white man' s burden）为代表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其殖民行径进行辩护，那么此次白人之间的野蛮杀戮、世界上第一个集中营的诞生则无法简单地自圆其说。殖民主义的政策越来越受到国内自由派的不满和攻击，更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对殖民者的武力压迫和暴行不公持批判态度，对于西方文明的走向也越发怀疑。《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就在这样的紧张和焦虑感中出炉，正如作者在开篇首句就指出的：近来义和团事件再次显明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双方的无知和轻蔑造成了这种冲突和悲剧。

美国杂志《帕克》1900年8月8日的封面漫画《第一大任》，图中义和团被描绘成一条丑陋的巨龙，而“白人的负担”便是铲除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邪恶力量，拨乱反正（来源：Puck）

四面八方：书信的传播

“中国书信”发表之后在英语世界内迅速传播，并获得热烈反响。很快泰戈尔就研读了这本书，并且撰写书评。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泰戈尔误认为作者是地道的中国人，并联想到西方人眼中同属东方的印度。不过一九一二年访问英格兰时，泰戈尔认识了迪金森，并且经由他的介绍认识了罗素。在英国众多文化精英的支持下，泰戈尔第二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一九一三年秋天，迪金森在孟买登陆，年底到达泰戈尔的家乡加尔各答，受到泰戈尔热情的接待。对这本书的热烈回应即使二十多年后也没有减弱，德国传教士、神学家维特（Johannes Witte）一九二八年在其主编的《传教学和宗教学杂志》上发表书评，他非常不满作者匿名发表，同时认为其对中国文化进行毫无批判的神化，而对于西方世界的描述又流于表面，因而这本书只是一种感性的抒发而不具有任何实际的价值。

在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中国来信”激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应。一九〇一年的英国版两年后在美国出版，并更名为《来自中国官员的信札 ——一个东方人的西方文明观》，原书封面上具有嘲讽意味的长辫子、尖指甲、面目狰狞的中国佬形象也被更换。尽管美国对于中国人的歧视以及排华法案仍然如火如荼，但是由于其独特的种族历史和政治，美国社会对于“种族主义”的字眼更为敏感，所以出版者还是将原书名中具有极强种族歧视色彩的“约翰中国佬”的字眼去掉了。

一九〇六年，美国政治家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出版了《给中国官员的回信 —一个西方人的东方文明观》，作为对《来自中国官员的信札》的直接回应。布莱恩是美国政坛赫赫有名的人物，曾三次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并后来在威尔逊政府里担任国务卿的职务。如此有政治影响力的官员专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和东方文明的书耐人寻味。更让人讶异的是，在得知他所批判的原书其实并非真正的中国人，而是一位英国人所作之后，布莱恩仍然冒着颜面尽失的危险，坚持原封不动地出版此书。

美国杂志《哈珀周刊》1898年1月22日刊登的“黄祸”版画（来源：HarpWeek）

细读此书的内容不难发现，布莱恩主要挑战了所谓中国官员的关于中国文明优越论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中国官员”极大地夸大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人民自我管理的系统，以及和谐的家庭组织。他逐条驳斥了西方文明在政治制度、机器工业、家庭结构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劣势。另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是对基督信仰的维护。作为美国基督教教条主义核心人物之一的布莱恩在解释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扩张时，将之归功于基督宣教布道的神圣任务。同时，他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归结为宗教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将义和团运动的暴力归罪于残忍和狂热的孔夫子信徒不让他们的国人选择信仰基督教。布莱恩对于西方文明的捍卫，正如他本人的身份认同和在美国的影响一样，坚持政治和宗教二元一体、缺一不可。

布莱恩对中国的关注与东西方文明的兴趣和美国的崛起扩张息息相关。从邻近的古巴、波多黎各到太平洋的菲律宾，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打开了扩张之门，从之前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和工业重镇，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的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中国的门户开放等政策似乎给世界提供了一种有异于传统欧洲殖民主义的另外一条道路。如果说十九世纪欧洲文明观根植于达尔文主义和军事征服，那么新的美国文明的定义则是基于美国文化的两大基石：民主和基督教。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精英而言，民主也是基督教核心理念的表现，而美国的扩张必须要包括宗教扩张的部分。正如布莱恩在书的最后一章“基督教和儒教”中所引，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传播的过程：耶稣的足迹从加利利海到达大西洋，然后二十世纪再迈入更为广阔的太平洋。

由西向东：中国印象

“中国书信”畅销之后，迪金森对于中国的兴趣有增无减，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与中国似乎有种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一九一二年九月，刚过知天命之年的迪金森终于作为阿尔伯特·卡恩旅行基金（The Albert Kahn）的首位被资助人，从英格兰出发去埃及，有机会踏上企盼已久的东方。在孟买登陆后，迪金森在印度度过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从印度南部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继续游历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然后开始独自一人的中国之旅。

尽管还从未踏足这片他钟爱已久的“故土”，而中国也在不久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迪金森的东方之旅计划似乎并未受到影响，而已经享誉全球的“中国书信”也令他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心中的英雄。就在出发之前不久的六月里的一个晚宴上，一位驻伦敦使馆的中国官员坐在他的身旁，滔滔不绝地讲了整个晚上。这位Kwei参赞（推断为苏桂清）在酒宴结束前已经酩酊大醉，一直紧握住迪金森的手不肯放开，甚至开始拥抱，以表感激之情。尽管迪金森几乎什么也没明白，不过他听懂了一件事，这位中国官员用一句中国成语来形容《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对此迪金森也表示认可。“中国书信”既成为迪金森笔下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绝佳形式，又为内忧外患中的中国文化提供了在西方发声的难得途径。

清末民初的广州（来源：sohu.com)

一九一三年三月，迪金森登陆广东。也许是刚从五彩斑斓的东南亚来到中国的缘故，三月凄风冷雨中的广州居然轻易将以阴冷著称的英格兰比了下去。不过如此阴郁的景象也未消减迪金森对于中国的热情，他立即就被中国特有之美所吸引：广州城内像迷宫一样的狭窄街道，街上悬挂着的各式光怪陆离的大字招牌，黄皮肤黑头发、蓝衫蓝褂蓝裤的人群，一切都拥挤但有序，看起来富有平稳中流动的美感。对于迪金森来说，印度是神性，而中国是人性。印度充斥着贫穷、疾病、矛盾和撕裂，这个宗教性的国度有如不真实的梦境，令人迷失，倍感压抑。而中国则是活泼、世俗、富有活力的人世，和其钟爱的古希腊生活非常相似。

之后迪金森由南向北，在上海见到了革命领袖孙中山。迪金森谦虚地称自己并非好的采访者，所以导致对这位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访问一无所获。其实，此时的孙中山正处于焦头烂额中。就在不久前的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孙中山立刻从日本回国领导二次革命，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维护民主共和的成果。对于新生的民国，迪金森认为中国的革命比法国大革命流血要少、动乱要小得多，这主要源于中国人对和平、理性和公正的尊崇。

南京明孝陵，选自杉江房造编《金陵胜观》，1910年上海虹口日本堂书店发行（来源：shuge.org）

在南京，迪金森看到了新旧交错下的古都金陵，他参观了明故宫、孔庙和明孝陵，也目睹了街头巡逻的新式军队。之后乘船沿长江而上，由铁路从湖北到达北京。在北京停留的几个星期里，迪金森继续参观会客，其中包括著名的遗老辜鸿铭。迪金森和辜鸿铭曾经通信，两人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有类似的批判，也都发表了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英文畅销文。迪金森将辜鸿铭称为“一位疯子天才”，多次引用他的疯语：“列强一边践踏中国一边说‘畜生起来！’‘我会起来’，中国说，‘当你把脚挪开的时候！’”关于两人思想原创性的这段公案很难简单判定，更为可能的是他们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文化评论圈里互动，这其中既包括泰戈尔、甘地、托尔斯泰等来自“东方”的思想家，也包括浪漫主义的批评家在内的对于西方现代文明自省的学者。这些跨国界、跨文化的学者之间既有共同的信念和立场，又存在着分歧和竞争。对于谁才是真正的东方文化发言人的问题，既是观点之争，也涉及身份、权力和利益。辜鸿铭一直积极争夺其代言人的位置，他叫泰戈尔继续唱诗，但绝不要开口谈文明 ,称汉学家们完全不了解中国、一无是处，批评迪金森的社会主义倾向。在北京拜访迪金森时，尽管辜鸿铭声称是来听讲，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钟头，三点来，七点半才在催促下离开。对于辜鸿铭来说，只有他自己才能够代表真正的中国文明。

同年六月，迪金森离开北京，踏上了泰山朝圣之路。经由英国使馆的安排，远道而来的迪金森前去曲阜拜会孔子七十六代嫡孙。到达时据说主人还在休息，无法会客，让客人先去观光之后再二次上门。刚要应允的迪金森被陪同的使馆医生兼朋友阻止了，这位更有经验的汉学家说这样做有失颜面，并不合适。于是他们通知主人说会抱歉离开，不再返回。话音刚落，衍圣公立刻穿戴整齐，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下出来见客。

南京贡院孔子庙，选自杉江房造编《金陵胜观》，1910年上海虹口日本堂书店发行（来源：shuge.org）

迪金森笔下的这场会面继续着尴尬的气氛。孔子嫡孙问道：“先生贵庚？为何未娶？为何不蓄须？”两人之间交流的困难，远不止语言的问题，更有文化的错位。一个是尊孔复辟、孔子后裔、倒数第二代衍圣公，另一个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先锋、古典哲学家、同性恋者。就在前不久北京的宴席上，多才多艺的中国歌女已经令他手足无措，一名歌女甚至坐到他的腿上，共享一支香烟。这些对于一般男性来说有着无法抵挡的吸引力的女子，对崇尚古希腊少年爱的迪金森来说却是“滑稽又尴尬”的场面。不过，这位一直爱慕中国文化的朝圣者，对于声名在外的中国男风传统也一定有所耳闻。

在向孔子嫡孙介绍迪金森时，陪同的英国医生解释这是一位“西方圣人”，并赠送《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作为礼物。在被问到希望有何种回礼时，迪金森提出一幅孔子人像和语录的拓片，可是这份许诺的礼物却迟迟没有送达旅馆。不知道这位中国衍圣公听懂了多少他的话，对于迪金森代表中国对世界宣讲孔教优越又做何感想，他对此书几乎没有做任何评论。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极富象征性的互动。衍圣公的迟迟出场，与其说是贪睡忘了时辰，不如说是故意拖延、以显尊卑。没有赠送回礼，与其说是办事效率低下或者失误所致，不如说是不能当真的客套，抑或是口是心非的敷衍。在这场礼仪和权力的交会中，谁占了上风，很难评判。不过双方都有意识地参与角逐，试图不失“颜面”。“西方圣人”送给孔子嫡孙一本《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作为礼物，世袭衍圣公本可将其纳入怀柔远人的传统儒家价值体系。但如今中华已然共和，科举已废，尽管袁世凯准予其膺受前代荣典，但未来孔教的命运仍变数多多。乱世之中，山东更是是非之地。之前义和团的兴起，教案频发，他本人就曾协力兴建“文昌祠”以抵制西洋传教士在曲阜兴建教堂。现今东部的青岛、威海卫已沦为德英的租界地，日俄也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因此即便是在这位打着“尊孔抑西”旗号的“西方圣人”面前，衍圣公也还是有着成为孔子像拓片式的僵尸和收藏品的危险。

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迪金森“中国佬”的角色扮演给予其更多的自由，让他可以更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无论是性取向、思想流派，还是政治认同。东方文化的投射让他更好地批判现有的西方文明，不管是工业化社会的弊病、殖民主义的暴力扩张，还是物质主义的道德沦丧。

在对中国之旅的总结中，迪金森感叹道，西方一直声称将文明带入中国，但也许是中国将文明带到西方。同时，借用罗素的经典概念，他宣称自己对东方的记录只是“表象”，但也许可以由此构建出“真实”。类似于迪金森这样对于东方文化的自觉创造，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思想互动范式。它既非启蒙时期西方文化界对于东方的纯粹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又有别于十九世纪以来殖民背景下的东方主义式话语建构。迪金森借着“中国书信”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泰戈尔和辜鸿铭借着中国书信控诉西方殖民主义，而维特和布莱恩则以“中国书信”为靶来捍卫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可以说，大家都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同时，“中国书信”也得以在几个不同的时空中旅行，并互相影响。它们之间的互动好似镜中之他者，互为影子、难分彼此。由此，迪金森也成为前世的炎黄子孙、今生的西方圣人——约翰中国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