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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作家而言，最“先锋”的行为不是跨界，而是永远不离开打字机

2021-06-17 12:3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文学报

查尔斯·考布斯基

■ “没有什么能比在纸上写出一行行句子，更有魔力、更美好。全部的美都在这里了。一切都在这里。”

这句话，来自先锋诗人、小说家查尔斯·布考斯基，他一生写了五千多首诗，出版有六部小说集、数百篇短篇故事。今晚的夜读选自《关于写作：考布斯基书信集》，书里充满了令人难忘的语句，更传递着布考斯基特有的硬气，融合着他的优雅和隐秘。通过这些书信，读者可以窥见一个不一样且独具个性的布考斯基，同时了解到他如何通过一生不懈的努力成为一个文学巨匠。

#01

编者记

文 | 阿贝尔·德布瑞托

译 | 里所

（选文有删减）

就大部分内容而言，这些书信都有明显的即时性，布考斯基很少说套话，他在每一封信里都侃侃而谈，以满腔真实的热情讨论着各种日常事件，就好像布考斯基是在以写信的方式写诗——他自己也不断声明信和诗歌同样重要。同时，有些信读起来很像故事，就像他真的是在写一个构思严谨的短篇小说。

对布考斯基来说，诗歌、小说、书信都同属一个范畴：艺术。就连面对第一次通信的人，他也总保持着相同的热情，他写给爱德华·范·艾尔斯汀和杰克·康罗伊的信也完全是布考斯基式的，和他写给朋友、编辑、保持联系很长时间的诗人的信一样真诚。对布考斯基来说，这其中没什么不同，信只是一种他表达自我的媒介，不论这些信是写给谁的。

自发偶然性在布考斯基书信里也很突出，大多数信里都有很多他的第一念和一瞬间的最佳想法，不管是写给朋友还是写给敌人，从他充满荣耀的第一人称里，传出的都是他有力的声音。布考斯基的书信剔除了一切浮夸伪饰，成为他那一刻情绪的透明又清晰的快照。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他写给惠特·伯内特、凯亚瑟·克罗斯比、亨利·米勒和约翰·芬提的信里，布考斯基的语调看起来多少有点不自然，甚至有些羞怯，就好像他不想让他们不高兴一样。再有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一些信里，他的文风更繁复，故意拿腔捏调，有种狂热的戏谑感，为了某种幽默效果，他引用了很多被他称为“字典词汇”的用词。

考布斯基绘制的插画

这种情况在他那个时期的诗歌中也有体现，他早期有些诗就是令人费解而华丽的，而他后期的诗就有了“接近目的的一种清晰”，他曾这样评价过自己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诗。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书信里的语调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当他开始和乔恩·韦伯、威廉·考灵顿通信之后。早期那种恶作剧式的措辞就被代之以直接的言说了。从那时起，布考斯基才开始成了大多数读者更熟悉的这个“布考斯基”。

对于早期和后期的布考斯基来说，写作都类似于一种无药可救的愉快的疾病，这些通信就展示了布考斯基有多么珍视写作给他带来的幸福。不管怎样，写作都是种他无法停止也不愿停止的自然力量，像一条在暴风雨中不知要把他带往何处的汹涌的河。

布考斯基很少遭遇作家们会遇到的瓶颈期，他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都勤奋地保持着日常写作。在1987年的一个采访里他生动地表达了对写作的强烈欲望：“如果我有一周没有写作，我就会生病，我就开始无法说话，我会晕眩，我躺在床上动不了，我会吐，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就感到窒息。我必须去打字。如果有人把我的双手砍了，那我就用双脚打字。”他勤勉又有纪律的天性决定了什么才是真正令他感到幸福的：“任何奖赏都没有写作本身更伟大，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次要的。”

常年居住在他位于洛杉矶的公寓，布考斯基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完全不关心外面发生了什么，当被指责缺席了20世纪60年代时，布考斯基冷漠地回复说：“见鬼，嗯，我那时在邮局上班呢。”

考布斯基写给惠特·伯内特的信

一些非写作的事情，比如给全世界上百份文学杂志投稿，对布考斯基来说都是浪费时间。他经常对他的长期合作编辑约翰·马丁说，他觉得为黑雀出版那些特别版本画大量的插图严重耗尽了他的精力，他觉得根本没必要那么做。有时布考斯基会爆炸，感觉马丁把他当作“白痴”，他会冷嘲热讽地回应马丁的需求说：“好的，父亲。”有趣的是，当安妮·沃尔德曼和艾伦·金斯堡在20世纪70年代同时邀请布考斯基去纳罗帕大学授课的时候，他拒绝了他们。对布考斯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永远是去写下一行，投稿、画画、临时授课等事情都只会令他心烦意乱。写作才是他的支柱和靠山，他不停地攀登着。

#02

书信选摘

致约翰•班尼特

1966年3月底

有时我喝醉后，某个编辑偷偷潜入我的神经，潜入我椭圆形沉沉的大脑，于是我甚至有了一些做杂志的想法，比如：

1：《当代评论：文学艺术音乐》或《当代文学艺术音乐评论》

里面没有诗歌，没有原创作品——只有文章，只有那种大胆的、立足现场的文章，如果有可能，放点艺术复制品也行。我当然要亲自写一些文章，那样才能保证杂志是有生命力和冲击性的。我真的认为我们特别需要这种类型的杂志，同时我又怀疑它永远不会出现。

2：《厕纸评论》

我要用打字机打在厕纸上（我们的座右铭是“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再用一点复写纸，然后把厕纸和普通的纸用胶水粘起来，再给每份要寄出去的杂志画一个原创封面。

3：（没有名字）但会是用墨水手工印刷的，每本杂志上都有用油画棒画的画（每本的画都不同），每本杂志的前封上也都是不同的原创艺术作品。我学过如何快速做手工印刷，那时我还在忍饥挨饿没有打字机，我那时寄出去的稿子都是墨印的。我手印比手写快多了，我过去经常能做到那样。

致约翰•马丁

1970年11月

结束了一些破事。也不是说所有事情都不好。既然我已经接受给《坎迪德报》写四个专栏，让我们看看他们会做什么吧。我不介意小的修改截肢。我感觉我太老了受不了被破坏——创造性的——那像是彻头彻尾的死亡，根本无法摆脱。但是，基本上来说，写作是件苦差事，我确实很乐意看到多来一些收入。那对精神有益。

别误解我。当我说实际上写作是件苦差事的时候，我不是指生活很苦，假如你能侥幸逃脱。能靠打字机生活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而你的帮助已经是令我振奋的天大的帮助，你不知道这作用有多大。但是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写作也有它的规律。一小时一小时过得很快，即使我没在写作的时候，我也是自洽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附近的人带着啤酒来找我聊天。他们扰乱了我的视线，让我的思维停止流动。

当然，我也不能整日整夜地坐在打字机前，所以赛马场是个很好的去处，可以让思维恢复流动。我能理解为什么海明威需要他的斗牛场了——那是一种能重启他视野的快速运动。赛马对我来说，意义是一样的。我和所有人一起在马场里，我必须完成这个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输了之后，我就得更努力去赢得比赛。

首先，我承担不起；第二，我意识到我做了错误的决定。只要一个人懂得赛马的艺术，马儿是能为你战斗的，同时，马儿也吃掉了你的空闲时间，那正是一个作家需要的。所以，我因此试着去玩所有能玩的——所有可能的空闲时间里，我又有了活力，打字机又开始发声。当打字机静止的时候，我就又回了赛马场，去测试我在这个游戏里的准确性。我猜我现在不太清醒了。哈，就这。

致大卫•埃文尼尔

1972年底

我从来没有多喜欢以前那些写作，那些创作，我是指其他人已经写出的那些东西，它们对我来说都太浅薄和自以为是，一直都给我这种印象。我坚持写作，并不是因为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太差，包括莎士比亚在内，所有那些作家，都很呆板僵化，充满形式主义，读他们的东西简直像吃硬纸板。我16、17、18岁的时候，就觉得他们都不好，每次我走进图书馆，走遍每间阅览室，翻遍所有书架，都发现没有什么值得读的。

当我走出来回到大街上，我看到的第一张脸，那些建筑、汽车，所有书里说过的话都和我眼前所见的事物毫无关系，那些书都是在模仿，都像闹剧，一点价值都没有。黑格尔、康德……某个叫安德烈·纪德的混蛋……名声、名声，以及去获得名声。

我开始去看一些舍伍德·安德森的东西，他差一点儿就能写好了，但他也又笨又蠢，好在他还能给你空间让你自己填上那些空白。但依然不可原谅。福克纳就像一个喝醉的蜡烛，充满欺骗性。早期的海明威还行，但他很快就开始变得漫不经心。

塞利纳写过一本不朽的书（《旅程》）让我没日没夜笑了很久，接着他就变得像个满腹牢骚的家庭妇女。萨洛扬，他有点像海明威，他知道词根和清晰语言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写出一行简单又自然的句子，但是萨洛扬，即便他知道如何写句子，他却在撒谎，他说：美丽，美丽，但是那并不美丽。我想看到的是细微的恐惧、担忧、疯狂，我想看到这些。去他的姿态，我在其中什么也找不到。

我在打字机上敲出我该死的灵魂。我并非完全只想要艺术，我第一想要的是消遣。我想忘记，我想要一种兴奋，就像有什么东西正从吊灯上发出尖叫。我想要那些。我是指，如果我们对一件事充满兴趣，然后我们还能做出艺术，这没有问题，但不要一上来就要神圣，先要兴高采烈无忧无虑……

致杰克•史蒂文森

1982年3月

卡夫卡，你是对的……我喜欢他。每次我想自毁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读他，他好像总能安慰我，他的作品打开了一个黑洞，你刚好可以跳进去，他能给你耍一些奇妙的小把戏，并且他几乎带你离开了那些街巷。D.H. 劳伦斯对我来说情况一样，我也能从他那里获益，每次我感觉很糟糕时，我就一头扎进他那些热情又扭曲的东西里，然后就好像能离开这该死的小城，甚至是能离开这该死的国家。海明威总是让你有种被欺骗和被耍弄的感觉。舍伍德·安德森是个奇怪的混蛋，但我喜欢迷失在他呓语般的胡话里。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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