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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解读——或者说“过度诠释”,与“意图谬误”(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写作过程来评价作品的方法是一种错误的批评方法)一直是文学批评里的古老辩题。事实上“作者中心论”早已不是主流,毕竟作者也会出现“无意识”的创造,但是我相信文本诠释也一定有它的“合理边界”存在。就《红楼梦》来说,我们当然欢迎形形色色的解读,正如鲁迅所说:“道学家看到了淫,经学家看到了易,才子佳人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但是不一定所有的解读是都“符合逻辑”的。红学繁衍数百年,形形色色的学说理论,一定也是良莠不齐的。譬如,民国时红学的“索隐派”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派说红楼梦为顺治帝和董小宛而作,第二派说是康乾时期的政治小说,第三派则认为写纳兰明珠家事。第二派以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比方说“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故曰本书排满。其次,又有说贾宝玉(假宝玉)是伪朝之帝系,指胤礽,因为“宝玉”是传国玉玺的意思,林黛玉寓指朱彝尊(号竹垞),因为“绛珠仙子”寓指“朱”,潇湘馆寓指“竹”……凡此种种,你会发现,这些理论的脑回路九曲十八弯,逻辑清奇牵强附会。按这种说法,是否贾宝玉也可以是“王阳明”?因为宝玉都有“王”,男儿身为“阳”,宝玉“爱红”所以红者朱、朱者明? 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红楼梦》无可厚非,但最忌讳的就是预设好了立场,再倒果为因,为了自己的结论挖空心思从书中寻找支持自己的证据,这样本末倒置的“解读”,就变成一种过度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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