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虎妈猫爸》反映一种畸形焦虑，社会也要对教育有承担

        “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电视剧《虎妈猫爸》。这个电视剧反映出社会对教育的一种畸形的焦虑和各种教育思想之间的冲突。”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说，教育体制改革30年来，名和利使中国教育怪象丛生，有三种表现：一是争名夺利，喧嚣常态化；二是急功近利、行为短期化；三是盗名窃利，手段卑劣化。

        5月25日至26日，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三十周年大型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诸多官员和专家共商教育大计。

官员：希望教育部是“爸爸”的角色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此开启：推进“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列举了一系列数据：1985年教育经费总投入是731亿元，到了2013年已经增长了40倍以上；30年来已经有8部专门的教育法律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增加了1000所；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由1985年的314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1802万人……

        “我希望教育部是爸爸的角色，管点大事；吃喝、起居等一些妈妈常管的小事就不用管了，你们也知道，中国的妈妈管得很多。”孙霄兵说。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则指出，中国教育人事权、财政权、事务权高度分割，从而形成了高度集权。教育一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责问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其实各级教育部门对教育事务的管理权限有限，教育部门常常代人受过。他建议，重构中国教育治理体系，从集权治理走向分权治理。

        “在组织、编制、发展改革委、人社、财政部门面前，教育是一个弱势部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事务管理方面形成了高度集权管理模式，教育部门没有相应的发言权，这种高度分割又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教育生产力解放的最大体制障碍，它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的残存。”张志勇说。

        他认为，第一，中央政府应将具体事务交给省以下各级政府，必须要进行大力度放权。第二，各级政府应向社会让度教育决策参与权。第三，各级政府也应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人事管理自主权。“作为校长、副校长，教师职称自主招聘权都没有，怎么办学？还有自主招生权、财政教育经费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经费的自主使用权、教师绩效工资的自主分配权，课程改革的自主权，对不符合法规要求的教育评估事项的拒绝权等等。”张志勇希望，中国尽快起草《学校法》，来明确政府学校权力边界。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则提出，放权是要有条件的，需要责任、权力分担，如果责上没有规定清楚，简单放权没有达到效果，“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几年的教训历历在目，放权也不仅是教育部一个部门的事，还包括了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等多个部门，需要多部门联动，才会真正起到效果。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为，很多权力要放，又不能全放，政府和学校也同样要分别承担一定的责任，需要有正确的机制。复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原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建议说，大学校长不应该由政府任命。

专家：名利让教育怪象丛生        

        在基础教育分论坛专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在发表《我们如何纪念<决定>发表30周年》的演讲时称，30年的改革在带来进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她认为，首先是价值观的问题，“这跟整个社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价值观的偏差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集中的就是名和利。”

        在叶澜看来，名利使得教育在变革过程中怪象丛生，“我们今天面临的不仅是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有如何消灭这些怪象，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她指出，这些怪象有三种表现。一是争名夺利，喧嚣常态化。二是急功近利、行为短期化。大家都忙着成功，成功远远比教育的本身重要。三是盗名窃利，手段卑劣化。

        “这些问题我认为已经不能熟视无睹了。”叶澜说，现在教育改革已进入到多元、多层推进的状态，现在有突破有创造，也有失序、偏激。

        “现在已经30年，应该对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对我们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成果做整体反思。现在困难可能不比30年前的容易克服，所以某种意义上，我呼吁要出台第二个《决定》。”叶澜说。

        “历来我们强调的是教育要为社会服务，但是我们忽视了一点，就是社会要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而这样一个问题，到了今天已经成了教育改革不能不面对的关键性问题。”叶澜说，“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电视剧《虎妈猫爸》。这个电视剧反映出社会对教育的一种畸形的焦虑和各种教育思想之间的冲突。没有社会整体性对自身教育责任的认识和多种力量形成合力，基础教育改革再要朝前走会有大的难度。”

        此外，叶澜还提出，整个教育系统改革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改革，宏观的变革常常决定中观、微观的改革。但宏观改革思路提出的时候，经常不考虑中观、微观的特殊性问题，“我们对特殊性的关注太少，对普遍号召太多，所以常常一个《决定》出来好久好久都不能得到实现。”叶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