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失意”青年教师记:有的未升副教授被炒,有的拼命代课

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文 实习生 赵怡然

2016-11-09 07:25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9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授何智因腹壁转移腺癌疾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年仅35岁,让同事震惊、唏嘘。
他的英年早逝,让被称为“青椒”的大学青年教师群体,再次回到公众眼前,持续引发关注。
“何智的去世也许只是偶然事件,但我们同为高校教师,物伤其类,他今日的死亡,让我联想到我明日的死亡,至少是职业生涯的死亡。”36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讲师夏衍说,人们喜欢把目光停留在最拔尖的一部分,然后用少数代表全部,实际上,高校青年教师并非“人人风光”。
10月2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多名不同高校、不同学科领域的“失意”青年教师。他们自称因职称名额有限、所在专业冷门、晋升机制残酷等原因,工作多年难以晋升副教授,有的甚至因此被学校解聘。
相比于年轻有为、成绩斐然、名利双收的年轻教授,他们说自己工作强度大、晋升压力大、收入平平,危机感很强。
学习国外“非升即走”
2015年年底是夏衍评副教授的最后机会。
夏衍说,和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一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实行“非升即走”的政策——讲师有为期5年的固定期合同,聘期内评不上副教授,就不会再续聘。
“非升即走”(up-or-out)一词源起于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这一规则在美国高校得到普遍使用。是指给予新进教师若干年试用期,签订短期合同,试用期满接受考核,通过考核者获终身教职,反之必须离职。
“除非学术实力非常突出,不然我觉得影响投票的因素还有人情、利益、行政需要等。”谈及自己所在校园里的晋升副教授投票,夏衍说,“我做梦都想找到一个愿意‘罩着’我的大人物、老教授。”
为争取“人情”,他从紧凑的日程表中挤出时间,替学校里的教授干杂活、写论文,还积极参与他们的项目和研究组。妻子为他求了“命逢贵人”的佛珠,他天天带在身上。
“但一打开投票的教授会成员名单,我就蒙了,里面的人我谁也不认识。”夏衍说,事后他拨通主任的电话,得知自己只差一票就通过了。在随后的院长办公会中,执教5年的夏衍被解聘了。
但决议并未立即生效,高校教师属于高稳定职业,人事处也很少解聘教师,他们再三研究劳动法、咨询相关律师,才给夏衍下了正式通知,将2016年3月31号定为离职日期。
“好几次都是差一票就留下了。”夏衍对澎湃新闻说:“我发表过8篇SCI论文,拿到了2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还是没能留下。”
据他称,关于“谁升谁走”,国外大学普遍采用“评审制”,对“升”没有名额限制,只要达到一定水平即可。而国内高校则多采用“名额制”,指标有限,有人升,就有人走。
更让夏衍感到无奈的是,评审教授来自各个专业,无论他们对夏衍的研究领域懂不懂,都有权投票。“让搞理论研究的教授评搞工程研究的老师,感觉不公平,要不怎么说隔行如隔山。”
对于夏衍的经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组织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讲师晋升副教授确实是有一定的比例,但不同学院、学科比例有所区别,“我们主要按照老师的科研成果来评估,教学也会考察。”
“高校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问题,但‘非升即走’的政策在应该是利大于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冯倬琳认为,虽然政策看似“残忍”,但“它代表国内大学在向国外制度学习。”
在他看来,如今的高校制度是越来越规范、发展越来越好,“一直按一个套路发展只能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没有活力。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跟国际接轨。”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对于夏衍的遭遇,也有着同样的看法,“用5年的时间考察一个人是比较合适的,时间越长,对青年教师更换学校、转行更加不利。”
然而,夏衍说,他带着被解聘的“污点”四处找工作,直到目前都没有结果,又缺乏勇气转行,如今只能以代写论文为生。
对此,陈武元表示,“非升即走”虽然是个好政策,但需要用明确、成文的契约规则来规范,“不能靠人情关系、潜规则,还要有受理投诉的组织,老师如果对结果有异议,一定要有申诉途径。”
僧多粥少的“职称名额”
相比于夏衍,中央民族大学的秦婉感觉幸运多了,她很喜欢自己的研究领域,也顺利加入了大教授团队,基本每年都能拿到一个项目,属于夏衍所说的“有人罩着”的青年讲师。对于何时能升副教授,没有“非升即走”、“末位淘汰”压力的她并不着急。
但副教授对她而言,意味着尊严和荣誉,是对其学术水平的认可。
她说,国内有高校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只愿做拣现成的买珠人,而不愿承担蚌的角色”,让许多青年教师深感“孤立无援”。
“好大学不缺人才,可能对我们这些年轻讲师也并不在意,学校的职称名额饱和了,2009年至今,全校教学科研岗一共才评了两个副教授。”秦婉说,她所在的学校,很多主持国家科研项目,且项目排在全国前列的同事,40多岁了仍是讲师。
虽然秦婉自认与同事相比表现优秀,但名额有限,在晋升副教授的讲师队伍里,她还远远的站在队尾。
同样还有一批不着急的讲师,是像东北农业大学青年讲师李建军这一类,“评副教授我这辈子可能都没希望了,不争了。”
东北农业大学并没有苛刻的晋升机制,“我们这边讲师最多可以当11年,到期也不会解聘,只是转岗到图书馆或者校工会,挺好的。”
李建军说,东北农业大学虽是一所“211”院校,但他所在的专业却有些先天不足,时而传出停招、撤并的流言,“专业不够热门,招生也就不太顺利。”
评副教授要求教师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但李建军说,他所在的人文社科并不容易产生新的学术成果。再加上“边缘专业”的劣势,他索性放弃评副教授,安心做讲师,等时间到了,就转到一个轻松岗位,“等着被讲台抛弃。”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提升大学业绩,2003年北京大学曾引入“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的制度,增加教师晋升压力。
而当时,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系反对声非常强烈,认为限时、计量等考核方式不适合人文社科。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也曾在接受学者廉思采访时说,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40岁才刚刚开始。
“文科出成果很慢,要证明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科研数量也只是其中一方面,如果你真的踏实刻苦,‘十年磨一剑’,那么即使论文数量不多,在学界也是有话语权的,也可以拿获奖著作来证明你的能力。”陈武元教授说,学校“副教授”岗位有限,势必会产生筛选机制,但筛选机制不应是僵化刻板的“数个数”。
对于高校到底是当“挑珠人”还是“养蚌者”,陈武元教授也有些无奈:“如果用一万年来办一所一流大学,我们当然可以关上门好好培养一批讲师,把每一个都培养成教授,现在‘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已确定。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时间节点,只能让教师间产生竞争,最后拼出几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尖子。
他坦言,年轻人想要更多的东西,不能等着“你给我”,而应自己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学校也不是完全不培养讲师,像厦大,每年都把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拨给年轻教师,作为他们自由探索的经费,这个值得学习。”
要教学还是要科研
放弃评副教授的李建军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教学上。他花大量时间耐心备课,唯恐做得不够好,“有教学型教师,也有教学科研型教师,我喜欢教学生,也能胜任,科研做不了就算了。”
李建军说,他所在的专业教师本就不多,读博士、忙科研,不少人不愿分散精力上课,大部分专业课都由他来负责。
“考研、保研成功的学生比以前多了十几倍,很多都是去了985名校,也算我的一点成绩吧。”李建军将这份工作看得很神圣,他既是教师,又像辅导员,“像双学位报什么、什么时候找工作,甚至听话孝敬父母,我都点醒点醒他们。教书育人,不光授业解惑,更要指明方向。”
如今,执教5年的李建军被认为是全系讲课最好的几位讲师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轻松自如地掌控自己的课堂,让学生有所收获。
相比起李建军,夏衍与学生们则显得更有距离感,他教课不多,交流更少,“能保证他们顺利毕业就可以。”
夏衍说,自己上大学时有教师任务式教学,照本宣科,内容难以下咽,让他一度对学习失去兴趣,后来留学国外,教授带着学生探索钻研,他才第一次爱上自己的专业。
那段国外留学的经历让他总想着自己当老师时,一定要教好学生,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要“教学和科研兼顾是几乎不可能的”,为了完成科研,通过考核,他也开始效仿自己以往最看不起的教学方式。
“不过现在学生也越来越不好‘糊弄’了。”秦婉说,课时负担过重,既要备课、讲课,又要忙于科研,自己对教学也是力不从心。
但她觉得,现在名校的学生水平也不低,不少学生会将自己看作“消费者”,通过评教制度给出“用户体验”,从而影响教师的职称评定,而教学监控也越来越规范,“很多学校甚至会全程摄像。”
秦婉现在每周上14节课,为了按质按量地完成教学,科研只能熬夜去做,“现在就是希望开校运动会能冲掉几节课。”
对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认为,高校应该给年轻教师更多科研机会,而不是加重教学任务。
“年轻教师讲课很难做到深入浅出,往往照本宣科,再加上着急发论文评职称,上完课就走人了,对学生课业上的帮助很少。”他表示,年轻教师应该多做科研,50岁以上的教师则是把课上好,这才是教师的成长规律。
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也表示,如果不能在职称评审上向青年教师倾斜很多的话,至少也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这就要规定青年教师的年课时量,不能让他们一走上工作岗位就长期超负荷运转,从而失去了学习进修与从事科研的时间。
而对于李建军这类讲课讲得好但科研不达标、因此评不上职称的青年教师们,副研究员冯倬琳建议,在评价教师时应将教学型、科研型、并重型加以区分,“青年教师的发展之路各异,无论是立足教学,还是从事科研,都应激励引导、人尽其才,着力点不同,应该分类评价。”
拼命代课被学生轰
在承担高强度教学、科研压力的同时,收入也成为很多青年教师感觉难以启齿的话题。
依据北京市统计局曾对北京知识分子分布比较密集的3个行业的比较分析:金融业中2013年平均工资达到20万元/人,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工资平均仅为8.5万元/人,比信息技术从业者的11.9万元还少了3.4万元。
而在高校内部,收入差距也非常悬殊:2012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曾出版《北京社会发展报告》,对11所北京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2010年,教授总收入最低为4.95万元,最高为79.7万元;副教授年收入最低为2.8万元,最高为67.1万元;讲师最高为57万元,最低只有2.2万元。
与此相对的是,根据CRIC(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数据整理显示,深圳、北京的2015年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分别为34474元/平方米和27725元/平方米。
“有时会有点不服气,苦读20多年,成绩还那么好,起码得把本给赚回来。”如今月薪7000元左右的夏衍承认自己对收入有很高的期待。问及怎样才算“赚回本”?他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有车有房,有妻子孩子,父母病了有钱治病,活得体面点。”
夏衍说,他曾一度对学校严格的报销政策很不屑,觉得不尊重学者。“好像我们随时要卷款逃跑似的。”而他曾坚信知识分子不会因为钱做不光彩的事。
“现在才知道没什么不光彩的,老师也是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生存,有时这点脸皮算什么?”夏衍说,生存的压力,压倒了他的骨气。
对29岁的李建军而言,收入也是一块心病,他清楚记得,刚工作时,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现在涨到了4000多元。为了结婚、买房,其他师资不足的院系请他当兼职授课,他来者不拒,课程表从周一排满到周六。
但李建军对其他专业课程并不熟悉,也没有精力备课学习,他开始效仿自己曾经最看不起的一类教师:讲讲故事,念念课本,有时抱怨一下恋爱烦恼,一堂课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在代课院系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被系主任寄予厚望、以往“讲课非常棒”的李建军几乎是被学生们赶出了教室。
“除了点名、念课本,就是自我吹嘘,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尤其是成绩表从头说到尾。”有学生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不是想抨击哪位老师,实在是我们花了一学期时间,一丁点东西都没学到。”系主任和李建军面面相觑,现场尴尬而窘迫。
“我知道自己没有多余精力,又舍不得课时费。”李建军说,他和女友工作多年,却连看场电影都要定闹钟起床抢便宜票,“学生时代省吃俭用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却越来越感到痛苦和羞愧。”
而他不敢把这些情况告诉家里,“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对我的工作特别满意,听着好听,在村里很有地位。”
当上讲师后,已经快到30岁的秦婉本以为能稳定下来了,男友却提出了分手,“他本来觉得高校教师清闲、顾家,没想到我又忙又大龄,有时间都要写论文。”
她无奈地说:“分手也好,没评上副教授我也不敢生孩子。社会要求女性兼顾家庭和事业,但学校的标准和要求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降低,如果不努力,就会逐渐被边缘,然后淘汰。
从公寓往返学校要5个小时,工作越来越忙,为了节省路上时间,秦婉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工资每个月到手8000元左右,学校旁边最便宜的一居室每月租金也要5000元,现在就是靠家里支援。”
对于他们的情况,教育学者熊丙奇说:“高校贫富差距很大,一些难以独立获得课题、没有科研成果、没有企业兼职的年轻讲师,日子确实会很艰难。”
他表示,我国高校教师薪酬通常采用“工资+奖金+津贴”制度,工资部分很低,而奖金和津贴要靠教师从研究、教学中挣出来。“有的高校,博士毕业的讲师,月收入全部加起来只有2000多元,就是在北京、上海一线城市,月收入不到3000元的大学青年教师也不是少数。”
他认为,在薪酬体系方面,国内高校应借鉴国外大学,实行年薪制,取消科研提成等不合理的制度,实行“阳光工资”。
“从近年的实践来看,科研提成制造了科研经费黑洞,使科研成为某些学者致富的手段,调查显示,只有40%左右的科研经费真正用于科研。”他表示,高校应要取消行政对学术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依照学术标准、学术规则配置学术资源,而不是大搞权学交易。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在他所著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中曾披露:感觉“压力大”的受访青年教师总比例达到了72.3%,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家庭经济收入则是他们背负的“三座大山”。
他将青年教师比作“工蜂”:工蜂一生都在采蜜,而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工作。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知识分子也是学术体制中最辛苦的,他们常常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担负整个蜂群的劳动。
(夏衍、李建军、秦婉皆为化名)
责任编辑:韩晓彤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高校,青年教师,“青椒”

相关推荐

评论(816)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