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残疾人日②｜柯水昌公益班：轮椅上教病友修手机困难重重

“从地狱爬回人间。”38岁的柯水昌这样形容自己从高位截瘫到自力更生的经历。

2013年，他决定带更多病友回到“人间”，自费办了一个公益培训班，把自己修手机的手艺无偿传授给8位病友。

“把这些兄弟教会了，回家能够自己找份工作。”柯水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目前2位病友进了他们在上海的手机维修店，其他6位病友回老家也都有了工作。

之后，全国很多病友都想来参加柯水昌的公益培训班，他和妻子李静也想办第二期，但困难重重：他们租不起大房子搞培训，很多房东担心安全问题也不愿租给他们；他们还要安置想留在上海的病友，但自己店里的业务量有些不够；另外，回到老家的病友说，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在上海学会修的最新电子产品老家没有太多人用。

“高位截瘫患者后期康复费用非常高，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负担相当重，这几年看到很多病友因此妻离子散、欠债，生活紧迫，从此躲在家里。”李静说，还想做公益培训，不想放弃这件事，但该怎么继续做下去，他们还没有答案。

“自己还能做什么”

2011年遭遇车祸后，柯水昌一直问自己：“高位截瘫后还能做什么？”

五年后，他在上海有四家电子产品维修店，虽然都不大。在黄陂北路一幢写字楼的地下车库里，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角落是他在浦西唯一的店面，徒弟吴庆晟是这里主要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

“当时病了两年，快康复的时候听朋友说，上海有一个维修店师傅免费教手艺，就从湖北过来了。”吴庆晟说，通过近两年的工作，早前看病欠下的债已经基本还清，“起步比较低，所以想留在上海多学，手机更新换代很快。”

吴庆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培训的一年里师傅为人和蔼，唯有在技术上要求挺严格，从客户手里拿到手机维修到返还，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必须擦拭干净，反复检测，“他不允许偷懒，希望我们凭真本事吃饭”。

虽然是师傅而且管吃管住，但柯水昌并不以师傅自居，“八个人来了以后，我们就是以兄弟相称，按照年纪排顺序”。

四川雅安的张永奎在八个人里排行老三，2007年因为车祸而截瘫，当时他只有32岁。两年后，妻子的离去让他萎靡不振，他躲在家4年。“基本没出去过，也没有钱做康复，只能在家自己锻炼。”2013年，张永奎一个人坐轮椅从四川来到了上海。如今，他已经在自己家里挂起了“维修电脑和手机”的招牌。

“每天论坛里都有很多病友在问，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就和他们说残疾人可以做很多事情，手还能动，伏案的事情都能做。”这也是过去几年里，柯水昌身体力行找到的答案。

回想起5年前的那场车祸，柯水昌依然有些后怕。2011年5月，他与妻子李静、岳父岳母4人开车回河北老家，京沪高速开到山东段，他们的车被一辆大货车追尾。柯水昌的情况最糟糕，“车的整个后备箱被压扁，顶到他，脊柱断裂。”李静回忆说，他对丈夫隐瞒了半年，柯水昌从护工口中得知了自己的病情。

“说会高位截瘫，我们其实没有概念，以为养3个月就能恢复。”柯水昌说，病情远远超出想象，他身体没有力气，神经痛如刀割，扭转一下头要花上半小时，“同房的病友疼到拿着哑铃砸自己脑袋，没办法形容那种痛，我想不到一个词。”

瘫卧在床的日子里，柯水昌拒绝和他人交流，每每从床上转到轮椅上都嚎啕大哭。他时常忍不住回想，若不是这场车祸，他已经过完五一节，回到上海自己开了快7年的维修店，坐在桌前捣鼓零部件。

“获得自我认可太重要了”

在医院足足躺了一年后，柯水昌开始康复训练，练习翻身，与病友交流。

但是，2012年出院回到上海，他躲到房间里3个月不出门，最熟悉的环境又开始重新适应。李静说，丈夫在“自闭”的日子里，实在无聊就看电脑，各种各样的脊髓损伤论坛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家里家外所有的大小事，全落在了李静肩膀上。

“有一天晚上，我端着一盆水准备给他洗漱，脸盆突然掉了，我整个人瘫倒在地。后来检查医生说我腰肌劳损严重，必须卧床静养。家里彻底没人（做事）了。”李静回忆说。

妻子病倒，柯水昌意识到自己必须重新“站”起来。“我就开始在电脑上找方法，别人能自理我也一定能做到。”他回忆说，自己在床上打洞，装了两根铁丝，勾拉着学会自己翻身，练习自己坐起来，穿衣服，下轮椅。

做到基本自理之后，柯水昌摸着久违的电脑，决心重拾工作，不想又引来一阵沮丧，“完全使不上力，压根拿不动笔记本。”

他决定改修手机。修好一部手机让他觉得自己还有价值。“总算主动和我说话，有了笑容。”李静说，柯水昌开始看书，研究新的电子产品，拿自己手机做实验，慢慢地不再避讳受伤、车祸这样的字眼，“感觉天晴了。”

“获得自我认可太重要了，比给我钱还开心。”柯水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12年底，他和妻子一拍即合，在上海办一个公益培训班，免费教病友电子维修。为了安全起见，第一批学员他们挑选了具有一定自理能力的8个病友，来自上海、湖南、四川等地，最小的20岁出头，最大的50多岁。

“人在2013年陆续到齐，来了之后发现比我们预想中困难。”柯水昌说，当时8人的房租生活费全部由自己承担，白天店里工作，晚上培训教学，“把这些兄弟教会了，回家能够自己找份工作。”

究竟花了多少钱做培训？“管账”的李静记得清楚，每月总开支在15000元左右，其中房租8000多元，“当时也是受伤后恢复工作没多久，店面处在临近停业的转型期，生意不是很好。基本每个月的收入都投进培训这块了，我们留了点生活费。有时不够再从自己口袋里拿点填进去。”

生活上，8个病友大部分都坐着轮椅，李静又自行购买了无障碍设施，在房子里一一装好，“无障碍是必须品，起初洗手间忘记装，他们需要借力站起来，我一看洗脸台盆都给拉倒了，万幸人没有被砸到。”

一年过后，有病友不想回老家，想留在上海，李静又开始琢磨开分店。目前，他们夫妻俩已经在上海开了4家维修分店，两个病友留了下来，其他人回老家也都有了工作。“看着他们状态好起来的，以往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全要依靠父母家人。但8个人在一起，相互鼓励督促，洗衣服、叠被子、晒衣服都能做了。”她说。

“合适的培训场地太难找”

2014年夫妻俩的第一期公益培训班结束。

“做第一期想得比较简单，他们学会了技术，重新就业不难，甚至可以自己创业。”柯水昌说，之后全国各地很多病友想来参加，同时困难也来了。

“合适的培训场地太难找了。都是坐轮椅的，太小的房子楼梯楼层进不去，大房子经济承担有压力。”李静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由于近两年房租飞涨，原本为病友租的那间房子的月租金已从8000元涨到12000元左右，而愿意出租场地给他们做培训的人也极少，“我理解，房东担心他们（病友）腿脚不便发生安全问题，13年我和房东沟通了很多次对方才勉强同意，也很谢谢他。”

学以致用是目的，培训结束如果有病友想留在上海，夫妻俩得想办法安排进店里。

“工作的地方和住的地方不能离太远，他们乘坐公共交通太不方便了，只能靠滑轮椅出行。”李静说，自己目前租住在塘桥区域，就是因为距离浦东南路商城路的总店近，丈夫每天上下班的“3公里”均靠轮椅走完，“多开分店必须有业务量支撑，目前我们全部的业务量分给4家分店已经不太够。”

此外，通过后续的联络，夫妻俩得知回到老家工作的病友情况似乎并没有想象中好。

“在上海培训的是最新的技术，但他们回到家以后发现机器（电脑和手机）跟不上，根本没有太多人用这些电子产品。”李静有些苦恼，“高位截瘫患者后期康复费用非常高，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负担相当重，这几年看到很多病友因此妻离子散，欠债，生活紧迫，从此躲在家里”。她告诉记者，还想做公益培训，不想放弃这件事。

柯水昌赞同妻子的想法。只是，第二期公益培训是否要继续做下去，怎么做下去，一时夫妻俩都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