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高考记忆:一根改变了中国的“指挥棒”

刘少华 叶晓楠 华熠 潘蔓玲 陆怡彤 张帅/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05-31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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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开始,江西省南昌市蓼洲街社区的甘福保老人,都会在高考结束后,到江西省高招办买试卷。这个坚持了近40年的习惯,是甘福保向高考致敬的独特方式——1978年,30岁的他,被高考改变了命运。
历史发生时,往往波澜不惊。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査全性等专家的建议后,邓小平当场拍板,从这一年开始恢复统一高考。尽管那时,自上而下谁也没准备好。
高考闸门重新开启后,人才如洪水般涌出。1977年高考,报考人数多达570万,而那时的中国,甚至连这么多人的试卷纸张从哪来,都需费一番思量。但从这一年开始,人才上升的渠道,重新回归到知识改变命运上来。
1977年12月,全国570万名考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图为当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长沙晚报 图
一切正如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作家刘震云所言,如果不是高考,他可能还在搬砖。
我曾采访过清华无线电系1978级一个班的大部分人,他们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和全国上下。既有硅谷精英,也有政府官员,既有国家实验室负责人,也有已开始颐养天年的退休人员。说起高考往事,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感慨,命运从那一个点开始改变。每个人都对那个突然出现的机遇心存感激。
伴随着高考恢复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也被一把推开。那真是对人才如饥似渴的年代,这群以极低录取比例进入大学的精英,被举国上下视为“天之骄子”。改革发展的事业有无数缺口需要填补,每个人只要怀揣真才实学,就一定能找到施展的天地。
高考这根“指挥棒”的用处,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它让全国上下的小学、初中、高中生安心学习知识,十年寒窗,瞄准高考一役。它为中国大学选拔了最为合适的年轻人,等他们在高校完成深造,便可投身改革发展的大潮之中。
时光流转,40年间高考本身在不断变化。从计分方式到考试时间,从考试科目变化到自主命题增加,高考的变化本身,折射着中国社会教育理念的发展变迁。让人欣喜的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日趋完善,大学数量增加,高考录取的残酷程度在逐年降低。这与其过去的精英选拔并不冲突,中国需要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高考的本质不是挡住谁,而是想为高校找到最合适的学生。
每年夏季,高考都牵动着全民的心。高考房、高考蛋糕、状元粥……形形色色的方式,体现着家长和考生们对它的重视。而大部分身处其外的人,也会在高考当天,津津有味地讨论各省的语文作文,甚至还有人会“技痒”,亲自上手写一写。
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人们越来越能以平常心看待高考。它不再是独木桥。如今的学生,甚至可以选择用高考成绩申请一些海外大学;高考本身,也在考虑改变过去“一锤定音”的形式,综合考虑学生的素质;自主招生等也丰富了高考的形式。
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在为高考不断提出新的命题。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如何最大程度上保障城乡、东西部等的教育公平?作为一根依然强有力的“指挥棒”,高考需要直面这些问题,需要给出最为均衡的答案。
一晃40年过去,最早参加高考那批人,有相当一部分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中国何其幸运,这40年间大部分经历过高考的人才,要么正在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要么正在校园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准备。
而高考,还将继续以它独有的方式,为中国加油。
和学生一起进考场
肖复兴(1978年参加高考,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如今已是一位著名作家的肖复兴,在1978年的春夏时分,正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
短短数月之中,这个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参加了两次高考,先后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和全国普通高考,更为重要的是,时年31岁的他,当时正处于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年龄的上限,如果考不上,他可能将永远被拒之门外。
“我知道机会不可能像夏日树上开的花朵一样,开完一朵接着还会有下一朵。”在肖复兴的眼中,高考的往事历历,却像旷世一样久远。
在这之前,肖复兴与高考,已经两度失之交臂了。
第一次是1966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位老师来到他所在的中学,请学校推荐适合他们学院的学生去参加考试。学校推荐了肖复兴。“我见到了这两位老师,在他们的指引下,我第一次走进那藏在棉花胡同里的紫藤萝掩映的校园。接到录取通知书就要入学了,‘文化大革命’降临了,一个跟头,我来到了北大荒。”
第二次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一切都太匆忙了,等肖复兴知道消息的时候,早已错失时机。
好在1978年,他抓住了机会,想在最后的机会再次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谁想到教育局通知,此次报考大学,凡在校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这无疑是当头一棒!我已经报名并准备复习考中央戏剧学院了,况且这是我第二次考这所学院。我一再申明这个理由,并下定决心先考再说。”
为了保险起见,肖复兴在随后的夏天,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又参加了一次普通高考,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我想不管怎样,我肯定能考上一所。”为此,已经31岁的肖复兴,开始突击自己最薄弱的数学,从中学教研组借来中学期间的数学课本复习,“我考的还不错,数学这科只错了最后一道几何题,扣了25分,其他一题没错,最终考了个全区第一。”
最后,学校同意肖复兴去中央戏剧学院报到,并让他带着工资入学。“那时我们这所中学的老校长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一位教育家,他只要求我报到之前和年轻的老师搞一次座谈,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那慈爱的目光。”
高考时,肖复兴写作考试的题目是《重逢》,“像是有着命定的成分似的,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后没几天,分别与十二年前曾经到我们中学招生的那两位老师重逢。”
重逢的代价,是青春。“我的高考,毕竟迟了十二年。对于今年马上就要步入考场的同学们,我希望你们珍惜,把握好机会,争取考出好成绩,不负青春!”肖复兴说。
三代人的大学梦
萧园(1981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大学)

萧园是笔名,原名为萧爱华,现为中国卫生计生年鉴执行主编。萧园清晰记得,1981年7月7日,安徽省宣城市旌德一中的一间教室里,还在守孝期而蓄着长发的他双手合于胸前,默默祈祷高考顺利,以不负父母在天之灵。
二十多天后,邻居从乡里给他带来口信,让他听广播通知。在晚间播报的一大串过线考生的名单的最后,他激动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幸运者。”萧园表示。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是关键的转折点往往只有几步。
当年的复习迎考紧张而艰苦。饮食上也没有什么“高考小灶”,只是咸菜当家。“有一罐子辣椒酱,太辣了,竟吃了四十天,三餐都靠它。”现在回想起当年满嘴是泡的“惨状”,萧园还是忍俊不禁。
紧张的复习时间、艰苦的复习条件,对于萧园来说并不算什么,“最让我痛心的,是考前三个月,母亲溘然长逝了。”
母亲去世前,最后的遗言是“不要告诉萧园,别影响了他高考复习”。
萧园的外祖父卢光楼曾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1923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1927年在南昌起义时牺牲。母亲卢前瑛曾在合肥女子中学求学,抗战爆发被迫辍学。萧园的两个哥哥,因为父亲“成分”(“工商业兼地主”)不好,小学毕业了就回乡务农。或许正是三代人坎坷的求学经历,卢前瑛对小儿子的上学机会分外珍惜。
萧园最终没有让亲人失望,他以安徽省文科第五、徽州地区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1981年的高考,全国报考人数259万,录取28万,录取率为11%。而安徽省的录取率还不到3%。
从北大毕业之后,萧园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担任编辑。之后又当起“史官”,负责编辑国家卫计委所属的中国计生年鉴(现为中国卫生计生年鉴)。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蝉鸣阵阵的夏日,萧园印象最深的还是“紧张”——“那是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啊”。
高考并不意味着一切
许冬生(1995年参加高考,考入汕头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许冬生的家乡在浙江省温州市。1995年,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大考”——高考。1995年,全国尚未开始扩招,因此当时考大学的录取比例要比现在低,考生压力也就不言而喻。很多人只要有高考的机会,就会拼尽全力。
为了备战高考,许冬生身边不少同学常常凌晨5点就起床读书。天未亮,教室里就已经陆陆续续有同学进来读书。直到第一堂课铃声响起前,教室外的走廊上、大树下,全是学生读书的声音。为了争分夺秒多做几道题,很多人常常在晚上10点宿舍熄灯后,拿出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等到11点查房结束,大家又钻出被窝,点灯继续夜读,常常学到次日凌晨的一两点。
1994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从此,渐渐地,学生要自己掏钱读书,国家对大多数人也不再分配工作。即便如此,高考热度依然不减。
但社会上对高考的态度也在变得多元化起来。上世纪90年代是温州制造业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大量的个体户由此发家致富。许冬生说,“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论调叫做‘读书无用论’,说什么‘做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等,但是,整体上而言,大家对于高考还是很重视的,正是有了高考,许多人才有机会继续深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那么,没有参加高考与高考落榜的同学最后怎么样了?
许冬生说:“很多高中成绩平平,高考也考得不是很理想的同学,现在也非常出色。好几个同学现在自己办企业、做经营,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小有名气。还有一些高考落榜后选择复读,再去学习、再去考研的也找到了自己理想的职业。所以,我觉得高考虽然神圣,但并不意味着一切。”
找到生活新起点
邵洋(2008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交通大学)

邵洋,目前是中建三局某超高层项目专业负责人,曾参加过两次高考,还参与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今年是他来到北京的第九年,也是他步入社会的第五年。
回想起他的高考,邵洋的神情略显复杂。
2007年夏,邵洋刚刚结束高考,纵使他生活的小城市异常闷热,也无法阻挡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然而,现实却将梦打碎,邵洋仅以5分之差,与理想院校擦肩而过。
邵洋不甘心去读二本学校,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坚持了3年的梦想,经反复思量,他选择了复读,这意味着他要重回高中,再奋战一年。
“那时候,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像第一次总复习时那么‘兵荒马乱’了。”邵洋说。
2008年,吉林省高考录取政策发生了变化,实行考后填报志愿。新政策的实行,稳定了邵洋高考前那颗不安的心,他心无杂念,全力备考,最终考了639分,比之前提高了40分。
和家人、老师几番商量后,邵洋郑重地在第一志愿里填上了最初的梦想——北京交通大学。一个月以后,他如愿收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高考前,我在一个小城市生活,每天两点一线,生活圈子小,接触的人也比较少。”邵洋说,“高考后,我一人来北京读书,这是生活的新起点。2009年,我作为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代表团中的一员,参加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当我所在的交通运输方阵齐步走过天安门时,那股心头涌上激动之情,难以名状。”
目前,忙碌的工作令邵洋倍感充实,他所在项目顺利开工,一座座建筑平地而起,这些都记录了他的点滴成长与责任担当。邵洋感慨道:“人生,是由大大小小的节点组成。高考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节点。它带我走向外面的世界,把我推上更宽广的舞台。而我也带着梦想拾阶而上。”
高考是奋斗的见证
刘家玮(2011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大学)

在刘家玮看来,北京大学是个无比崇高的地方。初中时因一分之差未能进入本省最好的高中,最终选择回本地读书,考上最高学府成为他暗自要争的一口气。
刘家玮读高中时自主招生刚刚起步,虽然新颖,也有准备周期长、辗转多地考试等问题。“我当时在学校总是排第二三名,看到自主招生的机会,就义无反顾地准备了。”靠着自己的备考节奏,刘家玮在获得自主招生加分的同时,调动了自身状态,成绩开始提升。虽然高考时在最擅长的数学和语文上发挥不佳,但依靠新概念作文竞赛一等奖的加分,刘家玮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进入大学后,刘家玮作为志愿者,已连续4年参与北大吉林省招生组工作,提供报考咨询,协商志愿调剂,这些经历使刘家玮成为一批批考生“命运的见证者”,也不断唤醒他的高考记忆。
“高考就像一个大型游戏,有着清晰的目标和明确的反馈机制。大家遵循单一的逻辑,拼命在筛选机制中提高被选中的几率。那时我经常读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就是为了确定简单生活的意义。”刘家玮说。
大学期间,刘家玮继续文学创作,担任文学社社长;学习成绩优秀,顺利保送研究生;参与学生工作,担任中文系研究生会主席。“学术、学工、社团、实习,所有这些事情我都做过,但很难有全力以赴的感觉。”刘家玮反思,“高考为高中生活带来唯一的‘正确’,可以为之心无旁骛。而到了大学,生活中布满了‘未选择的路’,如何规划成了问题。”
“我要感谢高考,感谢当时不遗余力地付出。”对刘家玮来说,自己是高考的幸运儿,高考是他人生前20年奋斗的见证,也是今后生活的背景和起点。
(原题为:《40年的高考记忆》)
责任编辑:李敏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高考,40年,“指挥棒”,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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