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级考生田穗蓁：我跟女儿说，老爸改变命运花了五毛钱

【编者按】

1977年高考，570多万人参加。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复员军人、下乡知青……他们抱着隐匿许久的求知之心，在寒冬腊月里，尝试找寻人生的春天。

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寒门不再难出贵子。而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一批又一批专门人才，逐渐成为支撑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中流砥柱。

今年是高考恢复40年。澎湃新闻记者走访了多位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他们中有仁心仁术的医生，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有培育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教授……他们的高考故事都与上海有关。他们尘封了40年的高考记忆，将在新高考改革的春风下化成雨滴，滋润新一代国家栋梁的记忆。

63岁的田穗蓁始终记得两笔钱。第一笔，一套四册的日语广播教材，总价一块三毛九分。第二笔五毛钱，是他参加1977年高考时的报名费。

四十多年前，田穗蓁“上山下乡”，去了上海崇明岛东滩的前哨农场，干农活、挑大堤之余，通过广播自学日语。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很多人的不理解中，抱着求知欲和决心坚持了下来。

直到高考恢复，努力才有了戏剧性的回报——他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后来的大半辈子都在和日语打交道。“我跟女儿说，老爸改变命运花了五毛钱。”田穗蓁说。

“想学一门本事”

和高考恢复一样，田穗蓁至今觉得学日语也是一种历史机遇。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这让学日语成为一种可能。田穗蓁清楚记得那个日子，1973年3月5日，正好是学雷锋日那天，复旦大学办的日语广播开播。隔着无线电，20岁的他像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紧紧握住。

他特意回市区书店买配套教材，第一本教材很薄，一毛三分钱，够学两个月。然后是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加起来一块三毛九分钱，这是一年的广播课程。

田穗蓁将四本教材装订在了一起，至今保存完好。泛黄的纸张上，标注着当年每天的广播时间，从周一到周六，每天四个时间段，每次半小时。周日则是复习时间。

白天，田穗蓁要在农场干活，学日语总是在晚上。好在每两天内容是一样的，“八个时间段里保证一个时间在听。”他回忆说。

在农场，田穗蓁种过地，造过房子，打过农具。印象最深的则是挑大堤。那通常是在农闲的冬季，他的工作是从海边挖起沙泥，夯筑到一百米外的大堤上。到了来年，位于长江出海口的崇明岛，又会在东滩围出新的土地。

脚下的冰棱总是划破半筒套鞋的鞋底，冰融化后，水渗上来，一阵阵的冰凉。工具也很简陋，一根扁担外加两个箩筐。田穗蓁一天忙下来，全部的成就是三个立方米的土方。

白天的劳作没有中断他的日语学习。从第一年跟着广播学，后来翻简易字典自己看日文书、报纸，他还尝试着自己在信纸上翻译日本侦探小说，至今留有多本译稿，“肯定知道不能发表，就为了锻炼自己。”

在农场，宿舍八人一间，上下铺，没有桌子。他不分寒暑，经常躺坐在床上，隔一块板在腿上，腿麻了，松一松继续学。收音机放在床头，无线电带来远方的知识。

“总不能一辈子干农活吧，就是想学一门本事。”田穗蓁回忆，当时周围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坚持，说学外语有什么用啊，“是看不到未来，但我就是坚定信念，一定要学一门本事。”

四十年前的日语高考

田穗蓁至今感念当年同寝室的“场友们”。

“抽烟喝老酒的寝室也有，但我们寝室都是积极向上。”田穗蓁说，寝室里有人学英语，有人爱文学，有人研究半导体。

尤其那位英语极好的室友，是老三届的毕业生，有底子，家里也有海外背景。“尼克松访华后，国外科技杂志进来了，家里给他寄《Science News》，他就翻译给我们听。”田穗蓁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得知大洋彼岸粮食、棉花的产量，惊讶于竟如此之高。

“像看科幻小说一样的，”田穗蓁说，这打开了他的眼界，“才感到自己没有知识文化，下定决心要学。”

在这之前，田穗蓁也尝试向室友请教，通过广播学英语。“但是那时候已经上到高级班了，跟不上啊。”田穗蓁回忆说，他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去崇明农场前虽然念了四年中学，但那会儿教的和高考关系不大。直到日语广播开播，他抓住机会，从零学起，才渐渐掌握一门外语。

在农场的最后一年，田穗蓁到了场部的政宣组工作，负责广播台。1977年10月的一天，田穗蓁照常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音机那头竟传来高考恢复的消息。虽然因为纪律没法庆祝，“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像在汪洋大海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报考条件很宽松，等正式文件下来，田穗蓁立马报了名，他在志愿上选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都是有日语专业的。备考只有四十几天，田穗蓁每天早上3点起床，赶在工作开始前学习。他们农场没有现成的教材，有人拿来老三届的资料，大家轮着看。“没人教，走了很多弯路，代数方程最后也没掌握。”他笑着回忆。

“上海的农场是很开明的，年轻人当领导也比较多，大家都想去考试。”田穗蓁说，高考那天，农场还专门派了拖拉机，把农场的考生们送到了附近的考点“牛棚镇小学”。

一周后，语言加试。考试是在县城里的崇明中学，现在20分钟的车程，在当时很不好走，田穗蓁提前一天赶到县城。上午笔试，考单词、造句和翻译，下午面试，考听说。

后者对田穗蓁是个难题。他当时能看懂日文报纸，却听不懂日文。“进去以后，老师说你为什么要学日语，我都听不懂，没法对话。”田穗蓁回忆，“后来老师用中文让我选一份阅读材料，我就读了三份材料，后来校园里碰到，那个老师看到我，认出来了，说我当时朗读还不错。”

大半辈子跟日语打交道

体检结束，田穗蓁在农场等来了一份特殊的录取通知书——“上外宝钢日语班”。

他回忆说，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殊安排，特大工程宝钢项目即将上马，要引入日本的先进设备，急需大量翻译人才。等不及四年，项目只有一年半学习时间，就去了宝钢。

1980年，田穗蓁第一次以翻译的身份，跟随去日本考察高炉，1984年宝钢高炉要开工，一批技术人员去日本实习，田穗蓁又同行了三个月。他后来的工作始终和日语打交道，抽调到上海外事办，负责上海与日本多个城市的交流事务，跟随多任市领导出访日本......三年前从上海外事办新闻文化处调研员位置上退休后，他现在还在做些相关的公益工作。

“当时很多人不敢去考，”如今回看，田穗蓁觉得当年的勇气很重要，很多人或许具备实力，却没有报考，这其中就有他的妻子包静。

田穗蓁和包静是在农场认识的，两人年龄差一岁。不过，1977年没敢报名的包静，次年还是参加了高考，考取了华东化工学院，同样迎来人生转折。两个人也在1982年结婚。

“至少高考给了平民百姓和富家子弟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出生于普通家庭的田穗蓁想不出有更好的方案。

不过，2003年生过一场大病、自称“拣回一条命”的他也觉得，认真学习固然重要，但像当年那样如饥似渴，废寝忘食，也是违背了客观规律。

“现在人生选择更多，机会也更多，”田穗蓁觉得，现在的学生对待高考应该有更好的心态，“考进大学后，实践也很重要，去了解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