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重返家庭的一代出路在哪，理想主义从何而来

“在我们当前的生活中，什么最重要？”6月8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由这样一个问题开始。阎云翔紧接着给出了答案：“可能你会觉得我们的父母最重要，我们的家庭最重要。”阎云翔的话并没有引起台下上百位听众的异议。

这已经成为家庭成员之间的默契，然而在阎云翔看来，这并不是家庭的天然关系：“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曾经有过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甚至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这个说法却引起台下听众的一阵小小议论。

这便是阎云翔多年来的研究目标之一，无论是作为人类学者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个体的时代观察，阎云翔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解答这些有关“社会转型与个体生活”的问题。

1986年，阎云翔离开中国，前往哈佛读人类学博士，但是他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没有离开过普通人。正如他在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的指点下，选择人类学的原因，“我就想找一个学科，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他将深刻的理解和分析带给了我们

在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的颁奖词中，评委会曾这样说：1970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1989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了那里……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

这是阎云翔的第二本书《私人生活的变革》获得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奖时获得的评价，这本书着眼于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关系。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1996年出版了第一本观察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的英文著作《流动的礼物》。在这本书里，他讨论了村庄的老百姓通过循环往复的随礼与互惠而建立起来的以面子、人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礼俗文化和文化人格。当时英国的权威学术刊物《中国季刊》这样评价道：“当阎云翔第一本书《礼物的流动》于1996年出版后，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开始踏入了该领域。”

如今，阎云翔的研究领域已经不仅限于中国村庄的社会结构、礼俗文化，而是开始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崛起等。新家庭主义的崛起便是其中的一个课题。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黛博拉·戴维如此评价阎云翔：“他花费了数年时间与村民们共同生活，并分析他们的生活状态。他把私人生活研究放在了个体性和家庭联合体重要性的经典讨论之中。他生活过，他做到了，他将深刻的理解和分析带给了我们。”

阎云翔通过对过去家庭近百年的梳理发现，家庭的衰落和再兴起以及现在出现的新家庭主义，这个过程从20世纪之交开始，如同过山车一样发展变化着。

当时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中国人从政治、经济方面都做了很多改革，但都没有成功。最终，改革的关键落在家庭，落到个体身上。于是就有了重新改造国民，建造“新民”的说法，把个人在经济上、人格上的独立，个性、个人尊严的充分发展，作为新社会的先决条件。

个人主义的初觉醒

“五四”运动以后，以自身的人格独立、人格尊严为前提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在中国兴起。阎云翔认为，在上世纪之初，个人主义被介绍进来的时候，急于想解决的是个体和国家的关系，而且特别想把个体从家庭、亲属关系网络中解放出来，变成“新民”，能够为国家民族的建立起作用。

巴金的《家》，故事正是发生在个人主义觉醒的时刻。成都地区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官僚大家庭，在新思潮唤醒新一代青年觉醒和反抗的背景下，子孙后代试图反抗、摆脱这个封建专制的大家庭。他们尊崇于内心，忠诚于爱情，而选择离家出走，选择投身革命，脱离家庭，最终这个封建的大家庭走向了崩溃。

然而，鲁迅却用《娜拉出走后》提出了个人主义面临的更现实的问题。在当时，关于易卜生话剧《傀儡家庭》的讨论，一度成为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象征性事件。结婚多年的娜拉走出只能充当玩偶、傀儡的家庭，她从以家族为本位的群体结构中分离出来，以赢得人格的独立。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真正的个人主义并不那么容易。

于是就有了鲁迅的疑问：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鲁迅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否则钱是必须的。倘若经济不独立，出走以后也就只有以上的两条出路了。

鲁迅认为自由固然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因钱而丢失。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当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他提出了解决之道：“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但是鲁迅并不相信可以真正看到结果：“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在阎云翔看来，传统中国，个体被视为一个由祖先形成的集体而活，人生的目的便是光宗耀祖，家庭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价值观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了真正的改变。其中最鲜明的标志是195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婚姻法颁布的最初几年，中国的父母们对允许子女自主婚姻的规定普遍感到不满，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那个年代的中国，结婚这件事儿，不仅关系到夫妻二人的小家庭，更是与一场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深刻相连。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婚姻家庭法专家薛宁兰说，这部法律的作用主要是反对封建、反对买卖包办的婚姻，以男女自愿为基础的婚姻自由，而这并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当然，个人主义的崛起，并不仅仅如此。

在中国的文化中，很难出现真正的个人主义

一部《婚姻法》并没有真正唤起个人主义的崛起，阎云翔认为随之而来的各种运动，不断冲击、批评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使得大家比较熟悉的、以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方式彻底终结。

但是近二三十年来，衰落的家庭主义再次兴起，大家又在重新向家庭靠拢。正如阎云翔在演讲开头问到的问题，对新一代年轻人，父母是他们最可信赖的人，也是他们最先要听取建议和忠告的人，而父母也愿意倾其所有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无论他是20岁也好，30岁也好。代际冲突在逐渐减少，代际亲密关系在逐渐增加。

在西方，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几乎是所有个人主义定义中最普遍而基本的两个要素。缺少独立的经济前提，谈真正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先天不足。而现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确如阎云翔在1989年做调查时预想的一样，“在开始研究之前，我的预设是在经过了社会的急速发展之后，中国将会出现一种‘五四’时代所说的‘新的个人’……人们可能将变得更加开放，更加独立。也将更加的‘无公德’。”

当然，阎云翔的“无公德”并非完全的贬义词，而是指新崛起的个体，在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时候，过分强调权利，忽视义务。“在中国的文化中，也很难真正地出现西方概念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因为中国人的个体是靠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定义的，最基本的便是家庭关系来定义，舍弃了这些社会关系，我们个体就不复存在。”

阎云翔发现：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在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站在山顶，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多年来，这个场景一直留在阎云翔的记忆深处。因为在阎云翔的认知里，登山都是成群结队的，一群人边走边聊，在山顶还开展个集体小活动。但是到美国后，阎云翔常常看见美国人独自背着背包带着吃喝在山顶上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当他看到新闻中出现有人在登山时迷路或者掉进山谷，动用大批的人力物力搜救的时候，阎云翔猜想，这个人被救回来的时候，一定会面临大批判，因为他浪费了社会资源。但是他看的却是那个人如英雄般的凯旋。阎云翔这才明白，独自登山实际上推崇的是一种可以独立面对整个世界的精神、个体独立的精神。

离不开的祖荫

198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常常被称为“小皇帝”，他们是指出生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从小被娇贯不知贫苦的独生子一代。阎云翔把他们称为没有童年的一代。

这一代从出生时，就在父母和祖父母的关爱之中，上一代尽可能地提供所有的精神关怀和物质条件，在私人生活领域，尤其是在处理与父母乃至亲朋的关系时，他们表现出很强的自我主义倾向、对权利敏感并勇于寻欢作乐、追新逐潮。但是他们同时承担着前所未有的沉重期待，上一代希望他们从童年时代就按照严格的程序走，不可浪费任何时间。期待他们成为一个完美的孩子，一个完美的青年，最后成为一个完美的成功人士。

于是这一代人在公共生活领域，便显现出完全不同于家庭中的变化，他们是安分的实用主义者，选择以最安全的方式来谋取考试分数、教育回报、收入乃至声誉的最大化。

当然两代人在互相期待中，冲突也由过去的缺乏沟通，变成父母一代注重财富的积累，年轻一代更看重如何利用财富。而过去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的青年叛逆文化已经逐渐逝去。

根据阎云翔的研究，这一模式在“90后”身上，依旧存在。

阎云翔演讲的同场嘉宾，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记得在农村调研时，遇见过一个发疯了的“天子骄子”。这个村庄好多年没有出过大学生，这个年轻人当年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了公务员系统。但这个什么都比别人强的人，最后却因为和女朋友分手而精神崩溃掉了。

在郭于华看来，女朋友的离去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贫困的家庭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可能不是一代人的努力，他需要回报这个家庭，他身上背负的不仅是整个家庭的期待，更是整个家庭的重压。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重压依旧存在，但是很多人选择了功利性地依赖父母。现在的“80后”已经逐渐开始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但是又无法像父母一样将全部的生活意义寄托在下一代，放弃自己的追求，于是只能让自己的父母继续做牺牲、做奉献。一些当代家庭结构研究专家认为，年轻一代也许并不认为自己应该为家庭、家族而奋斗，却会选择传统中可利用的部分为自己的生活服务。面对社会的重压，也只有两代人团结在一起，才足以抵抗。

阎云翔用当下热门的反腐话题举例，一些落马的官员，面对孩子、家庭的利益，是可以放弃原则的，尤其是孩子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也常常听到他们说愧对家庭，做了一辈子工作，没有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等。但是在过去，贪腐问题更多是由于官员自己的多吃多占，他们甚至羞于在工作中提及家庭的利益。

当然，现代家庭对于父母经济和关系的依赖，另一方面意味着父母权力的回归。阎云翔所说的家庭主义的过山车原因就在于此，曾经人们为了追求现代化而批判、摒弃旧的家庭主义，但是现在我们要重新拾起来，向旧的家庭主义回归。

2010年以后，阎云翔发现，“80后”的离婚案例急剧增加，基本上占所有离婚案例的40%左右，而这其中70%到80%的个案中，父母起了决定性作用。

“小两口在法庭上玩手机，父母在打离婚官司。”阎云翔分析这其中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最初的矛盾就与双方父母有关，双方的父母不能相处，导致离婚；二是小两口一旦发生矛盾，双方父母就迅速介入，开始打官司，最后小两口后悔了，但是父母不干，继续打，非离不可。

他认为，这其实特别反讽。1950年新婚姻法公布时，我们父母那一代青年的口号是“我的婚姻我做主”，可是风水轮流转，到了新世纪，变成了“我的婚姻你做主”。这背后有很多原因，说到底还是一个资源置换问题。父母在这一代的婚姻中投入过多，当然也会干预过多。

同时，由于人们对家庭的忠诚程度，高于对社会上任何一个组织，这种古典式的传统家庭主义的文化理念，随之而来就是社会信任程度比较低。因此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程度，参与热情，也就更低，所以现在人们的公共道德，公共参与都会相对低一点。这也是阎云翔将研究视野转向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态的原因之一。

阎云翔也一直在担心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择业、择偶、生育等重大问题上，孩子必须听父母的。如果整个“80后”“90后”这一代青年的生长模式就是在读书、升学、择业、择偶等大方向上，听父母的话，那么他们自己的理想主义从何而来？

（原题为《阎云翔：重返家庭的一代出路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