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旗下的青春丨江曾培：为书而生的资深出版人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机关青年发起第二期“党旗下的青春”初心寻访活动，持续走访上海宣传思想文化战线20余名老党员、老干部、老专家，在跨越年代的对话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老一辈的峥嵘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脚踏实地、善作善成，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奏响“青春心向党，一起向未来”的澎湃和声。澎湃新闻陆续推出第二期“党旗下的青春”初心寻访系列稿件，追忆风华岁月，重温初心故事。本篇聚焦为书而生的资深出版人江曾培。

【人物简介】江曾培，男，安徽全椒人。1933年10月出生，1954年12月入党，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曾任华东团校教研室教研员，新民晚报记者、政法文教部主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上海文化出版总社社长、党委书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杂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创会会长，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他是公认的出版大家，也是知名的文艺评论家、杂文家，现有著作四十余部。自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获得中国韬奋出版奖，2001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其作专题介绍，2008年获世界华文微型小学终身成就奖，2009年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

江曾培，上海新闻出版界赫赫有名的老法师。2023年，他90岁，正值耄耋之年。他1950年参加工作，之后半个多世纪，在教育岗位工作6年，在新闻岗位工作15年，在出版岗位工作32年。“出版社主要业务是做编辑，在教育、新闻岗位上我也当过编辑，我的人生可说是编辑的人生。”在刚刚出版的新书《鸿爪屐痕——我与出版》中，江曾培这样写道，“我的编辑出版人生，是与书相伴的人生。读书的人生，是美好的人生；为书而生的编辑出版业，是美好的职业。”

江曾培近照（2022年）。

在革命洪流中学习成长

江曾培与革命结缘很早，他17岁就正式参加革命了。1947年，因为老家全椒没有高中，他只身到南京求学。其间，受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影响，他的思想也不断进步，经常参加民主集会，还与同学合办“筹市口”壁报抨击时弊。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作为一名进步中学生，江曾培受到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很快被吸收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在南京发展的第一批团员。

1950年初，正在读高三的他接到团市委通知，准备调他去上海华东团校学习，正式脱产参加革命工作。他原想由高中到大学，成为一个学有专长的人，现在要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内心仍免不了有所踌躇。经过短暂的掂量，他决定服从革命需要，来上海“在革命洪流中学习成长”。

1950年2月，17岁的江曾培从南京来到上海，从此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上海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因为学习优秀，在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留校工作，先后任教育科干事、校报编辑以及中共党史教研室教研员等职。其间，他于1950年底至1951年中随团校土改工作队伍赴浙江兰溪、福建南平参与了华东地区的土改工作。“那时候政治情况比较复杂，领导反复叮嘱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下去后，头几次吃饭时，我们暗暗地将少许饭粒撒在地上，见散放的鸡吃了没有异样反应，才真正动箸。”采访中，江曾培讲到这一段真实的革命经历时，娓娓而谈、云淡风轻，旁人听起来却是一番惊心动魄。

 “团校对我最大的训练，就是帮助我较好掌握了观察问题的观点与方法，使我以后面对各种社会现象，有一把较好的‘解剖刀’。人的知识增多，多读一些书就能达到；人的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则需要通过读书获得一种观察问题的观点与方法。”这段工作经历，给江曾培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6年，江曾培（左）在上海松江访问全国劳动模范陈永康。受访者供图

冲在第一线、抢第一手新闻

在《新民晚报》做记者的15年，对江曾培来说，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1956年2月，因华东团校撤销，他被分配到当初刚刚公私合营的《新民晚报》。晚报原来是私营报纸，社内党员不多，由于当时很多政法活动都要求参与报道的记者是党员，因此他一去，就补上社内短板，忙得不亦乐乎。

江曾培在《新民晚报》期间，拼命劲头是出了名的。晚报与日报发稿时间不同，上午的消息要求在下午见报，“速度一定要快”。当时好多重大政治外事活动，他都冲在第一线，抢第一手新闻。

1956年6月，苏联太平洋舰队访华，他作为记者随东海舰队前去迎接。苏联舰队预计下午2点抵达外滩，因为晚报要12点发稿，他事先与舰队同志说好，10点左右搭乘快艇先返回，但谁料忙中出错，返回时快艇忘了带他。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东海舰队领导特意重新调派一艘快艇送他到吴淞口。到码头后，他赶紧换汽车回报社，总算在12点前赶上了当日发稿。12点30分，苏联舰艇驶入吴淞口后，他又通过电话了解当地欢迎情况，补充进到稿子里。等苏联舰艇驶进外滩，刊有欢迎舰队最新消息和现场特写的《新民晚报》已经在街头叫卖了。

因为跑得勤、出手快，江曾培很快就成了社内的业务骨干，自1958年起先后任政法文教组副组长、组长，还在社会新闻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1963年秋，他被评为上海市文教先进工作者，负责的政法文教组荣获上海市文教先进集体。

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高强度的采访工作下，江曾培还忙里偷闲开拓出了自己在杂文随笔、文艺评论方面的特长。他师从当时《新民晚报》社社长、杂文名家赵超构，学写杂文，渐渐有了社会影响，被人称之为“小林放”（林放是赵超构的笔名）；他因爱读文学，而学写文艺评论，于1959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山乡巨变〉变得好》，并得到作家周立波的认可，被收录在《山乡巨变》单行本附录中。

1956年到1966年，是江曾培岁月静好的十年。这时的他工作上得心应手，生活上儿女双全，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但这一切，在1966年按下了暂停键。“文革”开始后，他也受到波及。1969年，江曾培被派到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劳动学习，直到1972年才调回分配到出版系统，进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担任小说编辑。

勇于创新、推动改革的出版人

江曾培“撞进”出版这扇门时，已不再是青少年，而是一名“已经差不多‘定型’”的39岁中年人。然而，他却从这里开始，坚持不懈，一步一步攀上了他人生事业的巅峰。

创新，是他不断向前的动力和法宝。“编辑是作家的助产士，出版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事业，创新是出版人的灵魂。”他说，“工人生产茶杯，只需有个模子，生产出来的茶杯都是同一样子；而出版工作者出的每本书都是新产品。”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的出版是我国首次按“悲剧”和“喜剧”的分类编选中国古代戏剧作品集。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戏曲编辑室主任的他，注意到编辑江俊绪提出的按悲喜剧分类编选古典戏剧的思路很有新意，在多次讨论并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后，最终拍板启动编选工作。因为编选思想出新，这两套“冷门书”在1982年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多次重印，累计达到40万册，还对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5年，江曾培在上海文艺、文化、音乐出版社的“读者活动日”上。受访者供图

 进入出版界之后，江曾培就从未停下过创新的脚步。他深感文艺园地的荒芜，先后创办了《艺术世界》和《小说界》两本著名的刊物，还大力推动多篇文学作品集《重放的鲜花》出版，成为出版界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象征；主持编选出版了“五角丛书”“文艺探索书系”“小说界文库”“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等丛书；倡导推动了微型小说这一新兴文体形式的蓬勃发展，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坚人物”；参与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三、四辑，大胆收录沈从文《边城》等一批优秀作品……

最能体现他创新精神的一件事，是推行出版体制改革，建立上海文艺出版总社。1997年，江曾培63岁。此时，距离他离开一线出版工作仅有2年了。这个时间点，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不折腾了，但他没有。在他的主持下，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反当时“造大船”的常见思路，破天荒地采取“裂变”方法，将文艺出版社拆分成文艺、文化、音乐三家社，并分设总编辑。2009年秋，江曾培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获奖评语特地指出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行的体制改革，“赢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001年10月，在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评委会上，江曾培（前排右一）与季羡林（前排右二）屠岸（前排左二）张炯（前排左一）陈建功（后排右一）郑法清（后排左二）等合影。受访者供图

谈及青年，江曾培眼里满是光芒，“青年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未来。从出版业来讲，要寄希望于青年。”他表示，出版事业是终身的事业，做出版业要有长期打算，要有一个长远的躬行；出版是文化的选择，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把最优秀、最好的出版物奉献给读者。他说，“我们这一代要尽量贡献一些优秀的、能够流传下去的东西，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后代积累优秀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