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县城史：城墙围起的风风雨雨

今人看上海，繁华当以外滩周边为最盛，而这其中，许多是源自租界时期的遗产。自清末国门大开，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在洋人进驻的屈辱底色下，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并最终跻身国际大都会。

这段历史激荡不已，而又光怪陆离，从来都是文学、电影、学术研究的宠儿。然而，上海在“蜕变”之前的历史，却鲜有人关注。那时，她的朴素与普通，与无数的中国县城别无二致，却倒有一些不得不讲的趣事。

◎城墙围起的沧桑

不同于众多“古都”城市，历史上，上海从未做过都城，甚至连建县都很晚。

1291年，元朝批准以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两岸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二十六保设立上海县。这是上海建县之始。

不过，尽管在名义上是县城了，上海却一直没有建城墙。一来，上海作为滨海城镇，本就极少受到战争困扰；二来，当地居民大多出海为生，有了城墙，出海反而极不方便。因此，尽管古人将城墙作为“正统”城市的标配，上海仍维持了200多年“无城墙”的状态。

宋末至元中叶上海镇市及县市复原图

至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抑制流窜海边的农民军活动，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或限制沿海的海上运输，下令沿海百姓必须向内地迁移。此举阻碍了日本商人的生财之道，也促使其与流落至此的农民军从“武装经商”发展为“武装掠夺”。

“倭乱”随航海技术的发展而愈发激烈。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上海则饱受着倭寇最严重的骚扰。仅上半年，上海县遭倭寇三次洗劫，掠夺无数财产。

明嘉靖时期的上海县城

为应对侵犯，“松江知府采纳了原光禄寺卿顾从礼的提议，决定立即修筑城墙。是年农历十月，砌墙工程正式开工。整个县城顿时成了工地，上海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顾从礼捐粟4000石，助筑朝阳门（小南门）。太常寺卿陆深的夫人梅氏，不仅捐田500亩、银2000两，还拆毁了自家宅屋若干，助筑宝带门（小东门），故小东门又名‘夫人门’。‘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到两个月时间，上海县城墙就巍然挺立起来了。”

建好的上海城墙，长9里，高二丈四尺，城壕长1620丈、宽6丈、深一丈七尺，辟城门6座，设水门3座。

这是后人根据史料记载描绘清代时期的“上海老县城”景观

老城墙所开6门，分别为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朝阳门（小南门）、仪凤门（老西门）和晏海门（老北门）。

今天上海市区的中华路、人民路，解放前叫“中华路”和“民国路”，在1912年（辛亥革命第二年）以前，那些更为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就是以“城墙”为载体而存在。通过今天的上海地图，我们仍能依稀看见县城的轮廓。

从城墙里密集的里弄，和颇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我们仿佛回到一个典型的古中国城市——文庙代表着古人对教育的尊重，豫园的亭台曾环绕着诗词曲赋，城隍庙则香火旺盛。“火腿弄”、“天灯弄”、“巡道街”等街名，仿佛将人带回过去热闹的街市，那里有贩夫走卒、衙门巡捕，有着中国人延续了千百年的市民生活。◎贸易都市：资本主义的萌芽

城墙，代表了古中国“安定”的城市理想。

城墙筑好后，确实有效的抵御了数次倭寇攻击。1559年，上海境内的倭患基本被肃清。上海于是又回到了安稳的小城生活。但如今看来，一道城墙保障了城内居民免于倭寇袭击，却也将刚刚萌芽的国际贸易拒之门外，可谓“成也城墙，败也城墙”。

直到清康熙年间，上海的封闭状态才真正有所改变。

一是口岸逐渐繁华——靠近上海县城的十六铺，起源于晚清的1860年代。当时，为了防御太平军的进攻，清朝地方官员将县城内外的商号组织起来，形成16个“铺”，负责治安和公共事务。十六铺是面积最大的一个“铺”，包括县城大、小东门外，西至城濠，东至黄浦江，北至小东门大街与法租界接壤，南至万裕码头街及王家码头街。

1871年的上海县城图

二是商业组织明显增多。1654年（清同治年间），上海诞生了第一个移民同乡组织——关山东公所（关东+山东商帮）。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颁布“弛海禁”政策，放宽对沿海运输的禁令，海上贸易恢复，沿海各省商帮人士来沪经营手工业、棉纺织业、沙船业等，上海逐渐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各地来沪移民和流动商人为联络同行和同乡情感，建立了一批同乡同业组织，大多都在老县城周边。

据不完全统计，从关山东公所建立此后的三百年间，上海曾有会馆（公所）400余个，绝大多数由各地商帮集资所建，上海开埠前，会馆（公所）大多雕龙画栋，立有碑碣，用于供奉祭祀、联络乡情和调节同乡同业矛盾纠纷，带有浓烈的封建地方保护主义色彩。

商船会馆，2012年媒体报道其年久失修

以商船会馆为例，它是“清代上海从事南北沿海沙船运输业商人的同业公所，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集资建造，内有双合式大殿，殿前为两层楼戏台，上有八角形藻井，殿前左右两侧各建二层楼的厢房作看戏用；殿后有集会议事的大厅，殿右有二层楼的会务楼”。

地域认同所形成某种难以言明的情感，使得机构内的人员能够自发遵守会规并恪尽职责，而其在遭遇社会结构猛烈变动的清朝中后期，则更为异化和繁荣，“是上海以港兴市历史的重要见证”。

上海老城厢附近的同乡组织，大多既通同乡之谊，又设行业之规，以便灵活应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所带来的压力。 而开埠后所建会馆（公所）则融合中西方建筑风格，性质也逐渐转为资本主义行业组织，并参与到上海的城市建设当中，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加强民族工商业发展、抵制外国侵略者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陆其国，《上海城墙（附图）》，http://www.archives.sh.cn/shjy/shzg/201203/t20120313_6409.html

张姚俊，《上海城墙的故事（附图）》，http://www.archives.sh.cn/shjy/shzg/201203/t20120313_6290.html

新民晚报，《沪上最老会馆年久失修成危楼 门楼题字难辨》，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5-03/38625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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