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丨闯红灯扣信用分，信用体系建设不能泛化

近年来，城市信用建设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在“互联网+”等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市民信用评价产品的功能越来越丰富，被纳入信用评价的因素也越来越多，相对应的，针对信用评价评分过低也有了一些惩罚措施。城市信用建设旨在约束市民的不文明行为，但如今却有被泛化的趋势，比如闯红灯扣信用分。

闯红灯的行为，在我们日常话语体系里，属于不道德行为；而在法律话语体系里，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对闯红灯行为的惩处，一方面应当依据法律条文的规定予以执行，这属于硬约束；另一方面应当受到舆论批评等，这属于软约束。

在公共生活中，法律与道德各有各的边界，但又相互联系，一般来说，法律起到的是底线作用，规定了社会行为的底线，讲求的是底线正义；而道德则是对行为规范的广泛认同，往往高于法律规定的底线，体现了人们对社会行为的更高层次的追求。而近些年兴起的城市信用体系似乎介于二者之间，是将道德更具体化了，但在信用法律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又不是正式的法律。

实际上，目前各地所提出的信用分，还都是处于探索阶段的阶段性成果，至于哪些行为应该纳入这个考察体系，相对应的应该给予怎样的奖励或者惩罚，其实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指引。在适用范围上，也因而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人们常常将这个信用分与征信相混淆，但是在实践中，征信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其主要的数据来源是金融领域，其使用同样主要聚焦在金融领域。而信用分却不然，目前其数据来源主要是城市公共生活，而城市公共生活又包含着方方面面的内容，国内一些典型城市个人信用分的指标设计主要考虑了自然人基础信息、社会管理信用信息、品德信息等，具体评分指标项以及相应的权重等，各地都存在差异，也具备一些地方特色。

从信用分的应用场景来看，目前主要有像共享自行车免押租用、图书馆免押租阅以及公共交通、公共事业、卫生医疗等领域。通过将信用分与行政服务中心的对接，可以为具有良好信用等级的居民提供各项信用便民应用。将信用分作为提升便民服务水平的一个手段，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

但是在扩大信用分使用场景的时候，尤其是涉及惩罚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不能与现有的法律相冲突。

应当承认，随着信用社会的加速到来，个人信用在全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给信用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可以预见的是，城市信用体系的建设还将继续推进，而个人信用分在市民的公共生活中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推行个人信用分建设的过程中，要谨防“过度场景化”的风险。防范“过度场景化”风险，主要需要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哪些场景比较适合纳入信用分的衡量体系，或者说，个人信用体系主要关注哪些失信行为，像闯红灯、随地扔垃圾等这些不文明行为是否应该纳入，又应该分别赋予多大的权重等等，这都是在设计信用分体系时应该考虑的问题；二是个人信用分适用于哪些场景，或者说，对信用分低的惩罚可以在哪些方面予以体现，比如用在公共自行车免押资格上就比较合适。

总而言之，城市信用体系的建设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可以期待其将在规范、便利市民公共生活上发挥重大而独特的作用，但是城市信用体系的建设应当谨防泛化的问题，否则它不仅会因冲撞法律产生法理问题，而且很有可能起不到预期作用，甚而对市民的公共生活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