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帅
六朝史研究者

我是六朝史研究者陆帅,关于六朝时代的城市、社会和文化,问我吧!

六朝,一个风流、浪漫,却又极度混乱、残酷的时代。摇摆于秦汉帝国的余晖与阴影中,也孕育着隋唐世界帝国的曙光。这是一个兵乱连连,至死不得归乡的乱世。这也是一个追求人性解放,学问、艺术、宗教、科技喷涌而出,饱含自由精神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怎样生活?社会呈现出何种的面相?绚烂的六朝文化又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
我是六朝史研究者陆帅,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侧重六朝社会城市史、文化史。与六朝史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与我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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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都城都在南京,主要是地理上都在南方的缘故吗?

陆帅 2020-03-29

说起六朝都城,当然是建康(孙吴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当然,这个说法不是特别严谨。因为孙吴还一度以武昌做过都城。不过六朝的绝大多数时间,的确是以南京为都城的。
六朝政权都是南方政权,核心区域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位于长江下游的今天宁镇地区、环太湖地区与宁绍地区,是六朝政权得以成立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所以都城必然是围绕这些区域来选择。
在战乱时代,作为都城,首要的因素是利于防守,并且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为数众多的官僚、军队与宫殿区的修建。这就一下子排除了很多选项,因为南方虽然利于防守的城市不少,但多数山峦众多、水网遍布,土地促狭。而少数平原地区的大城市,例如吴郡、会稽郡,又往往军事防御能力不强。在孙吴政权建国前后,孙策、孙权曾经驻扎过多个地方,例如武昌、京口、吴郡、会稽郡,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孙吴政权稳定的都城,原因就在于很难两者兼顾。而孙权最终也只能在今天的南京市所在区域新修一座都城,虽然耗费巨大,但南京东、南方向为群山所环绕,西、北方向是天堑长江,易于防御。南京城四周山脉所圈定的平地也相对而言较为空旷,有条件容纳大量的官僚与军队,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都城由于集中了大量的非劳动人口,消费大于生产,基本要依靠地方赋税进行供养,因此必须要有较为发达的交通线,否则就容易陷入断粮的危机。汉唐时期定都长安,但由于黄河的砥柱天险,关东地区向关中运粮食经常翻船,成本很高,所以粮食压力很大,甚至出现了唐代皇帝带着群臣跑到洛阳“就食”的情况。而建康(建业)属于长江的港口城市,往上游地区的江州、荆州、巴蜀均有水路可通,水况也比黄河好很多,适合航运。此外,经过一系列人工运河的开凿,建康城南的秦淮河可以直接通往吴郡、会稽郡等核心经济腹地,非常便利。交通枢纽的属性非常强烈。也因如此,建康城在六朝时代从一个很小的新城市逐渐发展为规模的庞大的城市圈。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便是交通的发达。
此外,作为分裂时期的南方政权,都城与边境的关系需要有一个较好的平衡。太近,容易被一击灭国。太远,则难以有效控制边境将领,同时也容易让朝廷的氛围过于安逸,不思进取,南宋定都临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六朝时期,南北政权的对抗主要围绕着淮河,定都江北,则太过危险。而如果定都宁绍平原一带,与边境相隔长江、浙江(今钱塘江)两道防线,则太过遥远。因此位于长江以南,又紧靠江边的城市是最好的。这里就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建康,一个是武昌,一个是江陵,后两个都位于长江中游,也都短暂做过六朝政权的都城(如果后梁也算梁朝的话)。但是在六朝时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如长江下游地区,如果立国中游,那么下游的钱粮物资的输送又会大大增加成本。此外,随着孙吴政权的发展,大量的江东豪族进入其中,例如陆逊、顾雍就是其中代表。这些江东豪族自然也希望孙吴定都建康。因此虽然孙权、孙皓都曾一度以武昌为都,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朝廷内部舆论上,都出现了较大困难,最后还是迁回了建业。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东晋定居建康有其偶然性。因为东晋政权的建立者司马睿在称帝前作为都督出镇建康,称帝后自然以建康为都。当时的长江中游与上游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中游是荆州刺史王敦的地盘,上游巴蜀地区建立了成汉政权。而在东晋政权稳定后,都城建康与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经结成了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因此,哪怕是在咸和三、四年,因为苏峻之乱建康城被一把火烧掉,王导等人依然坚持定都建康,建设新宫城。
在东晋以后的宋、齐、梁、陈,它们的立国态势与孙吴、东晋本质上没有差别,既然已经存在发展多年的都城,自然就更不会迁都了。并且六朝时期流行禅让政治,朝代更迭并不是通过革命的形式,而是少数野心家篡位,对既有政治势力进行赎买。这种相对和平的政权更迭,造成了后一个王朝不否定前朝的正统性,作为政治标志物的都城,也就没必要一定改变。
总而言之,六朝以今天的南京市为主要首都,是由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形成的。历史无法假设,发展过程也充满偶然,是各种因素、力量杂糅形成的一种结果,所以我们只能从尽量多的角度给予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答案不是唯一的。

陆帅 2020-03-27

佛教在六朝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上层与底层对佛教的态度,接受的佛教理念、知识,都存在一些差异。
在孙吴时期,佛教已经广泛传入,《三国志》记载,汉末就有名为笮融的人在今天的徐州一带起浮屠,设斋饭。在江南地区,都城建康已经出现了佛寺与传法僧人。长江中游的武昌也情况类似。从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不少器物都带有具有背光的佛祖形象,说明在佛教文化在民间具有流行的趋势。不过,根据文献的记载,孙吴统治阶层对佛教不是非常感兴趣,甚至出现了孙皓这样反感佛教的君主。也很少看见士大夫阶层信仰佛教的情况。底层民众应该有一些佛教信仰者,但出现佛像纹饰的器物往往都是一些日用器物,甚至包括溺器,说明佛教此时在民间的地位也不是很高。南方地区长期存在崇尚巫觋方术的传统,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广泛传播需要克服很多困境,在孙吴时期,这些困难看来都没有解决。
东晋时期,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文献上可以看到,传教的僧人,信仰佛教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增加了,包括皇帝中都出现了佛教信徒。寺庙开始大量出现,说明佛教的传播更加广泛了。不过在东晋时代,佛教也面临着两个挑战。第一,在民族矛盾加剧的背景下,佛教由于是外来宗教,各种崇拜形象也尚未完全汉化,加之被诸多非汉政权领袖信仰而被视为“胡教”、“胡神“,很不利于在汉人民众中传播;第二,东汉时期传教僧人总的是上层路线,希望通过统治阶级的普遍信仰推动佛教的发展。这就使得不少僧人以当时流行的清谈、玄学框架来与士大夫阶层探究佛理,造成了佛教传播过程中的精英化、学术化特征,所谓“传法不传教,传教不传法”,不利于普遍民众的理解。此外,在东晋时代还没有完全解决“沙门不敬王者”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政教如何处理,很多传法僧人还没有达成共识,这也阻碍了佛教的大规模传播。
如诗文所见,南朝是六朝佛教兴盛的高峰。这种局面的出现,正是佛教自身以及六朝统治阶层在不断接触中妥协、调整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从佛教自身而言,向现政权致敬,为现政权服务而促进传播已成为共识。在不放弃精英路线的同时,通过编纂各类通俗易懂的宣传小册(例如各种应验记,佛教故事等等)、开设俗讲、频繁设斋饭等方式,达成了传教与传法的互补。在崇拜形象上,经过多年的进化,各类形象也已完全汉化,一般民众易于接受。而在统治阶层方面,在东晋时期的铺垫下,佛教信仰已经逐渐渗透。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南朝与东晋时代不同,统治阶层除了士大夫之外,还活跃着大量出身底层的武人阶层,他们促进的佛教,尤其是大众佛教信仰的传播。同时,南朝的皇帝也都意识到了佛教在稳定社会秩序,凝聚共识,麻痹人民,消解矛盾方面的功能,所以大力提倡佛教。尤其是梁武帝萧衍,他原本是道教信徒,称帝后反而热衷于佛教,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佛教在稳定统治方面的功能。尤其可以注意的一点是,南朝齐梁时期,北魏已迁都洛阳,经过孝文帝改革,开始与南朝争夺政治、文化层面的正统地位。佛教作为当时南北方普遍信仰的宗教,谁成为了佛教的“圣城”,谁在这场竞争中就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梁武帝推崇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教义、教法的理论性、多样性上来说,佛教比中国本土的巫觋、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要完备、精密得多。在对于政教关系的态度上也相对柔和。因此,佛教在中国的流行有其必然性。

付尚2020-03-26

请问老师该如何理解《世说新语》这本书?是当成文学书还是历史书来看?

陆帅 2020-04-02

文学、历史学,是人们后天形成的观念,不需要一开始就对某一文献进行定性。文本是多元的,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就能够读取不同的信息。当然,如果回到的古人的世界,按照他们的知识体系,至少在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中,《世说新语》被归入的是子部。也就是说,在唐代人的视野中,《世说新语》既不是文学,也不是史学。因为他的体例不符合当时文学的标准,而记载的内容、记录的方法,也不属于严谨、传统的史学。
文学方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就历史学而言,对于魏晋史研究,《世说新语》说是最为重要的资料也不为过。不过这本书本身存在很多不明确的地方。
首先是作者,《世说新语》名义上的作者的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但他究竟有无参与该书的编纂,还仅仅是挂了个名,并不清楚。不过从今天的很多例子中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一部书的主编实际并没有参与具体编纂,尤其是政府官员打头的书。《世说新语》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学界一直有争议,相关讨论很多。川胜义雄认为有可能是刘义庆手下的几个幕僚。
不仅作者不明确,《世说新语》的资料来源也不太明确。余嘉锡在给《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其中的很多内容源自早于《世说新语》的《语林》、《郭子》,类似的书籍,在当时可能还有不少,只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到只有《世说新语》这一部。
就《世说新语》记载的具体史实而言,里面有很多是不可信的,时间、地理、人物上的讹误也非常多。因此,如果没有严谨的考证,直接将世说新语的记载作为实际的历史真实,是比较危险的。不过,尽管里面记载的史实未必真实,但它毕竟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社会舆论。就这一点而言,它具有的史料价值是珍贵的。关于《世说新语》这类魏晋小说,该如何发掘其中的史料价值,复旦大学的仇鹿鸣老师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一书序章中有比较好的说明,可以参考。
总之,《世说新语》的价值高低、是否可信,不可一概而论,只能就具体的每条史料展开具体分析。

陆帅 2020-03-28

东晋作为六朝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权,其政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皇帝垂拱,世家大族联合执政。
这种政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野心家、篡位者的产生。那么,此种政治结构是否形成了制度?答案是否定的。从皇帝制度、官僚制度、军事制度等诸多方面而言,东晋政权基本沿袭了西晋,只在局部进行了微调。换言之,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壳没有变,但具体的行政运作没有严格遵循表面上的制度。显然,这意味着一系列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概括起来,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两点,一、维持司马氏家族的皇室地位,但皇帝没有实权,只是表面天子;二、实际权力由为数不多的世家大族分享,相互制衡。例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太原王氏等等。维持司马氏做皇帝的共识,可以有效地防止一个家族独大,出现野心家。几大家族相互制衡,反过来也保障了司马氏的皇室地位。这些潜规则是不放在台面上的,但这是世家大族们的默契。这种默契的形成,既是出于分享权力的私欲;同时也有保障政治相对稳定,不放弃晋王朝正统的考量。因为东晋政权偏居南方一隅,长期面临北方非汉族群的军事威胁。
站在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东晋时期很多的政治事件。比方说,王敦两次起兵的不同结局。王敦第一次起兵,是由于晋元帝司马睿试图夺回权力,世家大族们此时站在王敦一边,因此攻势十分顺利,几乎有征无战。结局是司马睿屈服,其亲信被清洗,但依旧保留了司马睿的皇位。司马睿死后,野心膨胀的王敦第二次起兵,企图篡位。这次世家大族则站在了东晋皇帝一边,王敦这次的攻势就十分不顺,自己也在途中病亡。
当然,维持这种局面就好比走钢丝,很微妙,平衡也很容易被打破。王导、谢安都是走钢丝、制衡各方的高手,对时局的把握也很清晰,所以东晋名臣,首推此二人。而在司马氏以及世家大族内部,试图专权的皇帝、野心家也从不缺乏。在东晋中期,桓温企图篡位,未能成功。东晋后期,晋孝武帝试图加强皇权,造成了司马道子父子与出身世家大族的王恭、桓玄等人的激烈对抗。最终,桓玄趁乱攻入建康,实质上灭 亡了东晋政权。
另一方面,在皇帝垂拱,世家大族联合执政共识下,想要成功篡位,大权独揽。就必须打破常规,建立不世之功。在当时,最主要、也是几乎唯一能够为多数人认可的方法,就是北伐。所以桓温北伐,不单纯是为了恢复故土,甚至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篡位做准备。建康的世家大族也明白这一点,故而不断掣肘桓温北伐。因为北伐一旦完全成功,那么桓温篡位就是顺理成章之事。而桓温最后在篡位的事情上不断犹豫,最终病死,原因也在于后两次北伐失败的打击。
同样,淝水之战胜利后,谢安、谢玄的北伐也令晋孝武帝很紧张。因为如果北伐大胜,那么很难说谢氏不会取代司马氏。当然,谢安、谢玄至少看起来不是野心家。在朝廷掣肘之后,很快有默契地归还了兵权。当然,这也客观上阻碍了南北方的统一,心怀天下的谢安、谢玄也因此郁郁不乐,不久病逝。
桓玄与桓温一样,是想做皇帝的人。因此,为了北伐,他没有对战斗力充沛的北府兵赶尽杀绝。但他没想到的时候代表北府兵的刘裕反而先下手为强,把他杀掉了。而最终刘裕能够建立刘宋王朝,一锤定音的也是两次北伐大胜,光复洛阳、长安的不世伟业。
所以,东晋政权从未把内部野心家吸引到对抗外部非汉族群势力上。相反,这是东晋政权绝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而桓温、刘裕这类野心家之所以热衷北伐,主要是为自己的篡位积累政治资本。
至于为何世家大族能够多次抑制野心家,维持权力的平衡。其中有王导、谢安这些政治家的努力,但关键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各大家族实力的相对均衡以及外部强敌威胁之下维持政治稳定的需要。所以,十六国政权最强盛的后赵、前秦时期,反而是东晋政治最稳定的时期。当北方中原陷入混乱,有机可乘时,东晋内部的野心家也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从某种角度而言,淝水之战的完胜对东晋政权本身也许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魏晋风度是一种对社会的绝望吗?

陆帅 2020-03-29

魏晋风度的核心是不拘礼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反体制、反常规。至于饮酒、隐居、放浪、洒脱等等,都只是这个核心的附属物或表现形式。
风度不是虚拟存在的,必须附着于具体的人。讨论魏晋风度,就有必要了解魏晋风度的主体。
我们知道,嵇康、阮籍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这两个人并非一般人物。他们与曹魏政权、曹魏宗室关系很密切。嵇康是曹魏的驸马,阮籍的家族与曹魏政权合作密切。所以,在司马氏代魏的过程中,这两个人的立场是偏向曹魏的,他们对司马氏反感。另一方面,司马氏一边用残酷的手段镇压政敌,乃至于直接杀了曹魏皇帝,一边又非常强调儒家的传统美德,如礼法、孝道。本来就对司马氏不满的嵇康、阮籍,对于这种虚伪的行为,更是感到十分厌恶。于是,他们就通过种种不复合当时主流价值观的行为,来表达与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
在当时,对于嵇康、阮籍这类人行为,不少曹魏政权的同情者,甚至中立者,只要心中尚有良知,都会予以理解、包容,乃至于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魏晋风度的确是一种对社会的绝望。但这种绝望的主体范围很小,仅限于能够参与魏晋政治的那一小批士人、官僚。对于一般老百姓,甚至于都城之外的人而言,大概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
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到了西晋政权建立,魏晋禅让完成后。嵇康这类坚定的反对派多已被司马氏寻找各种借口处死,少数还活着的反对派也谨小慎微。这时候,在政治圈中已经很少有人对司马氏政权反感了。不过,嵇康、阮籍毕竟是名士之冠,众人瞩目。他们反体制、反礼法的各种行为,倒是流传下来,成为一时风尚。例如终日醉酒,弃官隐居、不拘礼法等等,但这只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失去了嵇康、阮籍魏晋风度的本意。所以,这一时期所谓的魏晋风度,就不能说是一种对社会的绝望了。只是一种社会风俗,乃至于东施效颦。当然,这也基本局限于都城的政治小圈子中,和一般大众基本无关。
总结而言,具体到嵇康、阮籍等司马氏政权的反对派,他们的魏晋风度可以理解为对当时社会的绝望。而脱离了这些具体的人,那么其中的动机与内涵就较为多元了。其中当然不排除有对社会的绝望者,但还有很多其他情况。

陆帅 2020-03-31

“散装江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里面牵涉到今江苏省域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与今天江苏省的经济产业结构与地域认同等问题。这里只能就我相对熟悉的六朝时代与对今天江苏省的理解做一点浅显的解答。
今天的江苏省域在六朝时代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十分破碎。今天淮河以北的徐州、连云港一带,当时有彭城郡与下邳郡,属于徐州(当时的州类似今天的省)。今天江淮之间的扬、泰、宿迁、南通、淮安,当时设立了广陵、山阳、盱眙、海陵等郡,属南兖州。今天长江以南的南京市、苏州市设有丹阳郡、吴郡,属扬州。今天的无锡、常州、镇江一带,设有晋陵、南东海等郡,属于南徐州。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的江苏省域在当时并非属于一个大州的行政区划内。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今天的江苏省域也从来没有归入到一个大的行政区划内。往往是以淮河、长江为界,分属不同政区。相反,今天的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区,宁绍平原上的绍兴、宁波以及北面的杭州,在古代不时与今天的南京属于同一个大行政区。行政区虽然是人为划分,但形成以后,也会在客观上引导人们的地域认同意识。从历代政区沿革的角度而言,江苏的散装,是很正常的。此外,南京号称“徽京”,苏州、上海、杭州三个不同省域走的很近,其实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不同的风土,造就不同的经济形态,也就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由于淮河、长江、太湖、宁镇山脉等山川的存在,今天的江苏省域,在历史上经济生产方式,地域文化特征也差异明显。淮北的徐州一带有明显的楚文化与中原杂糅的特征,江淮之间形成了固有的江淮文化。今常州、镇江一带,是很多北方南渡的侨民聚居之地,侨民文化的特征比较明显。而建康(今南京市)作为都城,是六朝时代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号称“人杂五方”,形成了南北方、中国与域外各种文化杂糅的都城圈文化。至于今天苏州一带,作为典型的江南地域,与宁绍平原的诸多城市代表着江南的土著文化。这种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甚至在现在也非常明显。徐州人豪爽,爱喝羊肉汤;南通人精明;扬州人讲究,皮包水水包皮;南京人开放包容,爱吃鸭子;苏州人精致,一碗苏式面,无上滋味。这也是江苏“散装”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就今天的江苏而言,除了历史惯性与文化差异之外,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也造成了这种散装感。一方面,江苏经济发达,十三市放在全国大多属于前列,城市发展良性循环,不依靠外部政策也能够自力更生,无论好坏,都有一套还说得过去的教育、医疗体系。这样就不会形成某些省份省会一家独大,其他城市仰赖省会资源的情况,各地区的自我认同也就相对比较强。另一方面,江苏省的政治、学术中心是省会南京,就GDP而言,经济领头羊是苏州。这种双子星式的城市布局,也就不太容易形成所有人才、资源都集中于省会的情况。各城市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特色,你追我赶。城市间的良性竞争,实际上也有助于一个法制、开放、进取社会氛围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集中、讲究尊卑、讲究大一统,似乎“散装”并不是好事。但在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散装”意味着平等、竞争、契约精神。江苏之所以是江苏,也正是因为“散装”的优势。当然,“散装”也意味着省内不同地域之间文化差异、身份认同差异的比较明显,“地域黑”比较多,所以又号称“大内斗省”。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对于少数眼界狭隘、心态存在问题的“地图炮”,应当理解,更应当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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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在元丰改制前,基本指阶官,表现为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九寺五监的各种官衔,如尚书左仆射、户部侍郎、大理寺评事等。需要注意的是,从唐代后期开始,省部寺监的实际职权就越来越小,到了北宋前期,已经是事任所系,十无八九,基本沦为空壳机构。朝廷保留这套头衔,主要是为了给官员“序位著、寓禄秩”,即标识官员的基本品阶和工资待遇。所以元丰改制前的这些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之类,都不会真的去相应的省、部、司、寺监办公,而只是享受相关待遇而已。官员的实际职事,则叫差遣,其特点是往往含有平章、知、判、管勾等动词。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州、知府、勾当皇城司之类。官员的职权,由差遣决定。职,多指贴职,是朝廷给予某些在文学、学术上造诣较高官员的头衔,基本也不含有职事因素,但是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耀,而且还能给官员带来额外的津贴,同时,有贴职者的仕途前景也会更光明。贴职一般与宫中某些收藏皇帝御集的殿阁,以及三馆秘阁挂钩,例如龙图阁直学士、直史馆等。宋代很多官员,会同时带官、职、差遣等若干种头衔,需要我们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弄清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例如,某人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那么我们必须知晓,尚书左仆射只是他的阶官,他平时不会去尚书省办公。他实际具有的职务,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即宰相,而集贤殿大学士是他作为宰相的贴职,他平时也并不会去集贤殿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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