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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伯的礼物｜胜利的冲击

文/大卫·格雷伯译/苏子滢

2020-12-06 18:17

来源：澎湃新闻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这篇作于2007年的文章中指出，“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运动的参与者往往很难意识到到他们在斗争中已取得的胜利。伴随着中期目标的迅速实现而来的各种困难，使他们无暇觉察自己的胜利。

格雷伯以反核运动和全球正义运动为例，具体分析了这一状况。两场运动的短期目标分别是阻止某个特定的核电站的修建，和封锁某个特定的峰会（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峰会），在这方面两场运动都没能成功。但它们中期目标——质疑核能的理念、推广直接民主的做法、动摇新自由主义及其国际机构的合法性等——却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

中期目标的迅速实现，表明统治阶级比人们料想得更脆弱。为了维持自身的合法性，他们往往竭力阻挠行动者的短期目标，并采取各种手段扼止运动的继续发展——通过拉拢温和派、严惩激进者，使运动内部分裂；并通过发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

“我们从未为胜利做好准备。胜利让我们陷入困惑。”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繁琐的策略之争，也掩盖了真正的分歧点：仅争取资本主义内部的改良，还是要“与资本主义直接对抗”？人们对“胜利”的惯常想象、对“干净利落的决裂”的期待，依然预设了夺取国家机器并把自己的控制强加于人的做法，那只有凭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暴力才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人们需要更多地设想“胜利如何能相互促进，以形成一个朝向新社会的逐渐累积的运动”。

大卫·格雷伯

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1】运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胜利。

这说起来似乎很怪，因为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近来都没有怎么感到胜利。如今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是个短促即逝的现象：当它正发生时，无疑鼓舞人心，但这场运动既不能奠定持久的组织根基，也无法能改变世界权力轮廓。反战运动就更令人挫败了，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策略在反战运动中都被相当地边缘化了。战争的确会结束，但这只是因为战争总要结束。谁也不会觉得自己对此有多大贡献。

我想提出另一种解读。让我先在这里列出三个初步的观点：

1.这听起来或许很奇怪，但统治阶级确实生活在对我们的恐惧中。他们似乎依然被这种可能性所困扰，即，如果美国普通人真的获悉到他们（统治阶级）在做什么，他们可能会被吊到树上。我知道这看起来不太可信，但考虑到一旦有任何大众动员的迹象，尤其是大众直接行动，他们就会陷入恐慌状态并常常试图发动某种战争来分散注意力的做法，我们很难对此做出其他的解释。

2.不过，这种恐慌在某种程度上有道理的。大众直接行动——尤其当它们是按民主方式组织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美国只出现过两次这样的大众行动：70年代末的反核运动，以及大约1999至2001年间的所谓“反全球化”运动。每一次，运动的主要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比几乎所有参与者设想中的快得多。

3.这些运动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它们总是被最初成功的速度惊吓到。我们从未为胜利做好准备。胜利让我们陷入困惑。我们开始互相争斗。镇压的稳步提升和民族主义诉求，不可避免地随着某次新的战争动员而来，出其不意地让政治光谱各端的专制主义者取得了优势。因此，当我们的初步胜利的全部影响清晰呈现出来，我们往往只顾着感觉失败，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些影响。

让我逐一讲两个最突出的例子：

一.反核运动

70年代后期的反核运动，标志着我们现在视作标准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和组织形式在北美的首次出现：大众行动、共同诉求团体（affinity groups）、发言人议会（spokes-councils）【2】、共识决策法（consensus process）、监狱团结【3】，以及去中心化的直接民主原则本身……这些形式和现在相比还有些原始，且有明显差异——尤其是那时奉行更严格的、甘地式的非暴力观念——但所有的要素都已具备，第一次被打包在一起。两年来，反核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成为全国性的现象。随后它又同样快速地解体了。

这一切都始于1974年，新英格兰的一些有机农场的农民（原本是反战的退伍老兵）成功阻止了马萨诸塞州蒙塔古一座拟建的核电站的建设。在德国的一次占领核电站长达一年的成功的启发下，他们于1976年和其他新英格兰社会活动者一道，创建了蛤壳联盟（Clamshell Alliance）。蛤壳联盟的直接目标是阻止新罕布什尔州西布鲁克一座拟建的核电站的建设。尽管该联盟从未成功占领过核电站，而是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大规模逮捕以及监狱团结，他们的行动（在高峰期曾有数万人按直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却成功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质疑了核能的理念。类似的联盟开始在全国各地涌现：南卡罗来纳州的棕榈联盟（Palmetto Alliance）、马里兰州的牡蛎壳联盟（Oystershell）、堪萨斯州的向日葵联盟（Sunflower），以及最有名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鲍鱼联盟（Abalone Alliance）；鲍鱼联盟最初是要反对在代阿布洛峡谷（Diablo Canyon）上建造核电站这项完全疯狂的规划——它几乎刚好位于一条主要的地理断层线上。

蛤壳联盟在1976年和1977年的前三次大众行动非常成功，但它很快就在民主进程问题方面陷入了危机。1978年5月，一个新成立的协调委员会违反了程序，接受了政府在最后一刻提出的在西布鲁克举行为期三天的合法集会的提议，而不是按计划开展第四次占领（借口是不愿意疏远周围的社区）。关于共识和社区关系的激烈辩论开始了，随后又扩展到非暴力的作用（就连切断栅栏、带防毒面具等防御措施最初也是被禁止的）、性别偏见等问题上。到了1979年，联盟分裂成两个相互竞争、日益无效的派别，后来在多次延期后，西布鲁克核电站（或者说是半个核电站）确实投入运营了。鲍鱼联盟又延续了更长时间，直到1985年，部分原因是它的无政府女权主义核心十分强大，但最终，代阿布洛峡谷核电站也获得了许可，于1988年12月投入运营了。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怎么鼓舞人。但是这场运动真正想实现的是什么呢？把它的全部目标列举出来可能会有帮助：

1.短期目标：阻止某个特定核电站的建设（西布鲁克、迪亚波罗峡谷……）。

2.中期目标：阻止所有新核电站的建设，使核能的理念本身失去合法性，并向环保和绿色能源迈进，使新形式的非暴力抵抗和女权主义启发下的直接民主合法化。

3.长期目标：（至少对较为激进的成员来说）推翻国家，摧毁资本主义。

如果是这样，那么结果很清晰：短期目标几乎从未实现。尽管取得了许多战术上的胜利（延期、公用事业公司破产、法律禁制令），作为大众行动的聚焦点的那些核电站最后还是全都启动了。在这样的斗争中，政府不能允许自己被视为输家。长期目标显然也没有实现。但之所以会这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运动的中期目标几乎都是立即实现的。这场运动确实使核能的理念本身失去了合法性——公众意识提高了，以至于1979年三哩岛核电站熔毁事件让这个产业从此一蹶不振。尽管西布鲁克和迪亚波罗峡谷的规划没有被取消，但当时几乎所有其他未定的核反应堆建造计划都被取消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也不再新计划提出。这确实是向环保、绿色能源和新民主组织技术的合法化的迈进。这一切发生得比任何人真正预料的都要快得多。

2001年加拿大魁北克，示威者与警察对峙，反对建立自由贸易区。

事后回顾，便容易看出这场运动的大多数继来的问题，都是由运动的迅速成功直接引发的。激进分子原本希望把核工业与创造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起来。但事实表明，一旦核工业成为一种不利因素，资本主义体系就很乐意抛弃它。一旦大型公用事业公司也开始宣称他们想推广绿色能源，并切实邀请我们现在所说的NGO人士就坐商讨，就出现了“跳槽”的巨大诱惑。尤其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之所以与更激进的团体结盟，只是为了给自己赢得谈判桌上的一席之地。

结果难免是一系列激烈的战略辩论。但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明白直接民主运动内部的战略辩论很少按它们的样子进行。他们往往总是就别的事情进行讨论。以资本主义问题为例，反资本主义者通常很乐意讨论他们在这方面的立场，而自由主义者却不怎么喜欢被迫说出“其实我赞同维持资本主义”，因此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试图转移话题。因此，一场实际是关于该不该直接挑战资本主义的论辩，总显得好像是关于策略和非暴力问题的短期争论一样。专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其他对民主本身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喜欢把民主本身作为问题讨论，而是更乐意谈论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盟的必要性。那些确实喜爱民主，但感到一个团体正走向错误的战略方向的人，往往会发现质疑其决策过程比质疑其决策的实际内容更有效得多。

另外还有一个更少被提及，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因素。我们都知道，每当政府面对一个广泛的、有潜在革命性的联盟，它所做第一步便是试图分裂它。做出让步以安抚温和派，同时选择性地将激进分子定罪——这是“治理艺术”入门。此外，美国政府还掌握着一个不断为战争作动员的全球帝国，这给它提供了一个大多数政府都不具有的选择。帝国的运作者可以在任何他们愿意时候让海外的暴力水平升级；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于缓和就国内议题展开的社会运动十分有效。紧随民权运动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让步和越南战争的迅速升级，这似乎并非巧合；反核运动之后是核能的放弃和冷战的升级，还有星球大战计划【4】以及阿富汗、中美洲的代理战的升级；全球正义运动之后是华盛顿共识的崩溃和反恐战争。结果是，早期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DS）不得不放下它一开始对参与式民主的强调，成为一个纯粹的反战运动；反核运动演变为核冻结运动；直接行动网络（DAN）和人民全球行动（PGA）的横向结构让位于自上而下的群众组织，比如ANSWER联盟及和平与正义同盟（UFPJ）。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军事活动的方案确实有风险。整个计划可能会栽跟头，比如越南战争（因此至少从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人们便痴迷于设计一场能有效防止抗议的战争。）另有一个小风险是，某些误判会意外地引起一场核武器大决战，毁灭整个地球。但面对内乱，政治家们似乎情愿冒这些风险——只是因为直接民主运动确实吓到了他们，反战运动则是他们更喜欢的对手。毕竟，国家根本上是暴力的形式——暴力是他们的母语。一旦争论转向暴力或非暴力之争，他们就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在那里他们能最方便地将自己合理化并落实。旨在发动或反对战争的组织，往往比关注其他议题的组织更层级化。反核运动也是如此。

尽管80年代的反战动员的参与人数远多于蛤壳联盟和鲍鱼联盟，但它们也标志着朝举着横幅游行、合法集会的回归，放弃了新形式的直接民主实验。

二.全球正义运动

我假设我们温雅的读者对西雅图的世贸组织大会期间的运动【5】，以及六个月后在华盛顿爆发的4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封锁等事件【6】都比较熟悉。

全球正义运动在美国爆发得如此迅速和激烈，以至于媒体无法完全忽视它。它也很快开始自我消耗。直接行动网络（DAN）在美国几乎每个主要城市建立起来。其中有些（尤其是西雅图和洛杉矶的DAN）是改良主义、反企业派的，主张严格的非暴力准则，但大多数（如纽约和芝加哥的DAN）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组成，并投身于多样的策略。其他城市（蒙特利尔、华盛顿特区）则创建了更加明确的无政府反资本主义聚合体。反公司的直接行动网络几乎都迅速解散了，也有极少数持续超过几年。无休止、令人难受的辩论持续不断：围绕着非暴力、峰会跳（summit-hopping）【7】、种族主义和特权问题，以及网络模式的可行性等议题。

接下来是911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镇压水平的大幅提升和由此产生的多疑妄想，我们之前的几乎所有来自工会和NGO的盟友都在恐慌中逃离了。等到2003年迈阿密的事件【8】，我们似乎已经被击溃，整场运动陷入瘫痪，我们直到最近才开始从中恢复过来。

911是一场如此怪异的事件，如此巨大的灾难，使我们几乎无法思考与它相关的一切。在911的余波中，全球化运动所建立的几乎所有结构都崩溃了。但它们崩溃得这么容易的一个原因——不仅因为战争问题如此迫在眉睫——又是：我们的直接目标中的绝大部分，都出乎意料地实现了。

我本人大约是在4月16日的抗议期间加入了纽约的直接行动网络。当时，作为一个团体，直接行动网络整体上认为自己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帮助协调全球反新自由主义（当时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运动在北美的阵线、摧毁新自由主义观念的霸权、终止一切新的重要贸易协定（世贸协议、自由贸易协定）、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声誉，并最终摧毁它们。另一个目标是用他们的指导委员会和意识形态争论取代老式的激进组织风格，传播一种（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直接民主模式：去中心化、共同诉求团体结构、共识决策法。那时我们有时称其为“传染主义（contaminationism）”，这种观点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只是暴露在直接行动和直接民主的经验中，只要这样人们就会开始主动效仿它。那时的一种普遍的感觉是，我们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永久的结构，直接行动网络只是通往这一目标的手段。几个创始成员向我解释说，在达到目标之后，就不再需要直接行动网络了。但这些目标都相当雄心勃勃，所以我们也假设即便真的能实现它们，多半也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

结果是，我们只用了大约一年半。

显然，我们未能引起一场社会革命。但我们未能鼓舞成千上万的人站起来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其他的目标都实现得很快。就拿组织问题来说，尽管反战联盟还一如既往地作为自上而下的大众阵线团体运作，几乎每一个不受这样或那样的宗派主义者控制的小型激进团体——从蒙特利尔的叙利亚移民组织，到底特律的社区花园——现在基本上都在遵循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传染主义确实奏效了。或者，拿观念领域来说。华盛顿共识已经败落。现在人们甚至很难记起在西雅图事件之前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是什么样子。

媒体和政治精英很少能在什么事情上达成如此一致的意见——即 “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不受约束的高强度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唯一可能的方向；人们对于一切问题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预设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任何怀疑这个命题的人都被当成疯子。全球正义运动的活动人士第一次迫使自己进入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新闻周刊》（Newsweek）的视野时，立刻被当成了反动的疯子。一两年后，CNN和《新闻周刊》则说我们在这场论争中取胜了。

通常，当我向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当面提出这个观点时，有人会立即反对说:“没错，言论已经改变了，但政策还是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确没有摧毁资本主义。但我们（这里的“我们”指全球反新自由主义运动中坚持横向主义和直接行动的一群人）在仅仅两年间，的确给对它造成了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人都要大的打击。让我一点一点地解释：

自由贸易协定方面。1998年以来，所有野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失败了。多边投资协定（MAI）已经溃败；作为魁北克市和迈阿密的运动的关注焦点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TA）也停滞不前。我们大多数人只记得，2003年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峰会引入了“迈阿密模式（Miami model）”，即对显然是非暴力的民间抵抗采取极端的警察镇压。确实没错，但我们忘记了这种措施首先是一群极度愤怒的失败者的挣扎——迈阿密会议是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最终垮台的地方。现在甚至都不再有人谈论如此规模广泛、野心勃勃的条约了。美国只能争取与韩国和秘鲁等传统盟国达成较小规模的国与国贸易协定，或者是用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把它在中美剩下的附属国联合起来，甚至不清楚能否成功。

世界贸易组织方面。他们的组织者在西雅图遭遇灾难后，把下一次会议转移到了波斯湾的多哈岛，他们显然决定宁可冒着被本·拉登炸死的风险，也不愿再经历一次直接行动网络的封锁。六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多哈回合谈判（Doha round）”。但问题是，在抗议运动的激发下，全球南方政府开始拒绝开放对富裕国家的农产品的进口，除非这些富裕国家至少不再对自己的农业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以至全球南方的农民不可能与之竞争。美国尤其是不打算做出任何它要求其他国家做出的牺牲，因此所有协议都失败了。2006年7月，世贸组织主席皮埃尔·拉米（Pierre Lamy）宣布多哈回合谈判不再举办，随后至少两年内都不再有人提起下一次世贸谈判的事情——等到两年后，世贸组织都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方面。这段故事是最令人称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迅速走向破产，这是全世界反抗它的动员活动直接导致的。直白地说就是：我们摧毁了它。世界银行也好不到那里去。但当我们感受到动员活动的全部效果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它。

这最后一个故事值得展开细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敌人。它是最强大、最傲慢、最无情的工具，过去的25年间，它一直被用于把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加给全球南方较贫穷的国家（以操控债务的方式）。作为紧急再融资的交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结构性调整计划”，迫使其大规模削减医疗教育开支、食品价格的维系，以及允许外国资本家低价收购当地资源的无休止的私有化计划。由于某些原因，这些结构性调整从未让那些国家的经济复苏，这就意味着它们仍处于危机之中，而解决方案总是坚持再来一轮结构性调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另一个不那么出名的身份：全球强制执行者。他们的工作是确保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有多贫穷）都不能拖欠西方银行家（无论多么愚蠢）的贷款。即使一个银行家向一个腐败的独裁者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独裁者又直接把贷款存进他的瑞士银行账户并逃离了自己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确保能从他的前受害者那里榨取10亿美元（外加丰厚的利息）。如果哪个国家因任何原因拖欠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会对它实施信用抵制，其经济影响大致相当于一颗核弹。(这一切都与基本的经济理论背道而驰，根据经济理论，放贷者应该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是在国际政治世界中，经济法只被用于约束穷人。)这个全球强制执行者的角色导致了他们的垮台。

接下来发生的是，阿根廷拖欠了债务并侥幸逃脱了。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拉丁美洲的优等生——他们几乎把除海关之外的所有公共设施都私有化了。在之后的2002年，西班牙经济崩溃了。崩溃的直接结果我们都清楚：街头打斗、民众集会、一个月内推翻三届政府、道路封锁、工厂被占领。“横向主义（horizontalism）”——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是民众反抗的核心。政治精英是如此不可信，以至于政治家们不得不戴上假发和假胡子，才能在餐馆吃饭而不遭受人身攻击。当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在2003年上台时，他知道他必须做点戏剧性的事情才能让大多数人接受哪怕是组建政府的想法，更不用说接受他的政府了。于是他就做了。事实上，他做了一件任何国家总统都不被认为应当做的事。他拖欠阿根廷的外债。

基什内尔在这方面其实相当聪明。他没有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他拖欠的是阿根廷的私人债务，宣布对于所有未偿还的贷款中，每一美元他将只支付25美分。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当然去找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习惯的强制执行者，要求惩罚阿根廷。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退缩了。首先，由于阿根廷的经济已经是一片废墟，即使投下一颗经济核弹也只能溅起碎石。其次，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灾难性的建议首先为阿根廷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最后，也是最决定性的因素，是全球正义运动的极大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讨厌的机构了，再去肆意摧毁阿根廷中产阶级仅存的那一点点东西，会把事情推得太过。

于是阿根廷被放过了。在此之后一切都变了。巴西和阿根廷一同安排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未偿的债务。在查韦斯（Chavez）的一点帮助下，南美的其他国家也照做了。2003年，拉丁美洲欠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为490亿美元，现在则是6.94亿美元，相比下降了98.6%。四年前拉丁美洲每欠下的一千美元，现在只欠十四美元。亚洲也跟着做了。中国和印度现在都不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且拒绝接受新贷款。现在，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还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几乎所有重要的其他地区经济体，以及俄罗斯。该组织已经落到只能指挥非洲经济的地步，或许还能管控中东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基本上都是没有石油的地区）。因此它的收入在四年内暴跌了80%。最讽刺的是，如果找不到愿意援助它的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可能破产，目前还看不出有谁格外希望援助它。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财政强制执行者的名声扫地，它已不再服务于任何明显的目标，甚至也包括资本家的目标。在最近的八国集团会议上，有的提议指出要为该组织制定一项新的使命——或许类似于国际破产法院——但由于种种原因，所有的提议都以失败告终。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能幸存，它也只剩下一具空壳。

世界银行起初扮演过好警察的角色，它现在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但要强调只是“稍微”好一些。比如，它的收入只下降了60%，而不是80%，也几乎没有遭到实际的抵制。另一方面，该组织目前之所以还能存活，主要是因为有的国家仍愿意与它打交道，双方也都清楚这一点，因此世界银行也不再能够发号施令了。

显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怪物都已被斩尽杀绝。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或许还在运作，欧洲的社会保护制度正受到攻击，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尽管有Bonos和世界上的富裕国家的颇为伪善的表示——仍深陷债务之中。美国的经济力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衰退，它正拼命试图加强对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控制。我们并不生活在乌托邦。这一点我们已经了解。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向来注意不到我们的胜利。

来自瑞士的人民全球行动活动者奥利维尔·德·马塞勒斯（Olivier de Marcellus）指出了一个原因：每当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个要素，无论是核工业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冲击，一些左翼杂志就会开始向我们解释原因，说这都是他们的计划的一部分——或者可能是资本内部矛盾势不可挡的运作的结果，但肯定完全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许更重要一点的是，我们甚至不愿意用“我们”这个词。阿根廷拖欠债务，难道不是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一手策划的吗？他和全球化运动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他的手并不是被成千上万的市民强迫的——这些人奋起反抗、捣毁银行、用独立媒体中心（IMC）协调下的民众集会取代政府。或者，好吧，也许真是这样。但即便是这样，那些反抗的市民也是全球南方的有色人种，“我们”怎么能对他们的行动宣称负责呢？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人都认为自己和我们一样同属于全球正义运动，信奉相似的观念，穿着相似的衣服，使用相似的策略，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和我们同属一个联盟或组织。在这里，说“我们”暗含着替他人说话的原罪。

2001年加拿大魁北克，示威者向警察扔催泪瓦斯。

我个人认为，对于一场全球运动来说，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它的成就是合理的。这些成就并非微不足道。然而和反核运动一样，他们几乎都集中在中期目标上。让我把类似的目标的层次勾勒一下：

1）短期目标：封锁和关闭特定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八国集团等）。

2）中期目标：摧毁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阻止所有新的贸易协定，动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合法性，并最终关闭这些机构；传播直接民主的新模式。

3）长期目标：（至少对较为激进的成员来说）推翻国家，摧毁资本主义。

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同一种模式。在西雅图的奇迹后，短期的战术性目标几乎没有实现。但这主要是因为当政府面对这样一场运动，它倾向于坚持己见，认为它在原则上不该被明显击败。这一点其实往往被看得比峰会的成功本身更重要。大多数社会活动者似乎没有意识到，情况往往是——以2001、2002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为例——警方最终实施了的安全安是如此繁琐，他们几乎是自己把会议关闭了；许多活动注定要被取消，典礼被毁掉，谁都不会有机会真正地互相交流。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贸易官员是否能会面，而在于不能让抗议者被看做赢家。

这里，中期目标的过快实现同样使长期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NGO、工会等盟友几乎都立即“跳槽”；战略方面的辩论接踵而至，但它们总是作为关于种族、特权、策略等各类的争论间接地展开，就是不提实际上的战略之争。国家诉诸战争的做法也让一切变得无比困难。

正如之前我提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很难宣称自己对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乃至对帝国已经在那里遭遇的挫败有多大的影响，但间接影响或许是有的。继20世纪60年代和越南战争的灾难之后，美国政府并没有放弃以重返战争的方式应对民主大众动员威胁的政策。但它必须做得更小心。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设计战争才能抵御抗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第一次海湾战争确实是怀着这种考虑被设计出来的。入侵伊拉克的方式——坚持使用小规模、高科技军队，极端依赖于不加区分的火力，甚至攻击平民，以防止美军的伤亡水平达到类似越南战争时的水平——似乎是为了阻止国内一切潜在和平运动，而不是为了军事实效。不管怎样，这种看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终被一群几乎难以想象的乌合之众游击队困住，乃至被击败，这些游击队几乎无法进入外部的安全区，也得不到外部的资金、军事支持。正如在贸易峰会上那样，美国政府如此执着于确保民间抵抗力量不会被看做国内的斗争的赢家，以至于他们宁可输掉真正的战争。

视角（并简要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

那么，该如何应对胜利的危险呢？我无法声称有什么简单的答案。我写这篇文章其实更多是为了开启一场对话，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激发一场关于策略的论辩。

不过，有些隐含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下一次当我们计划大规模的行动时，最好至少考虑到或许我们的中期战略目标很快就会实现的可能性，以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许多盟友就将会退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战略辩论实际上是什么，即使它们看似讨论的是其他事情。举一个有名的例子：西雅图事件之后关于财产破坏的争论。我认为，其中大部分讨论实际上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的。那些谴责打碎窗户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呼吁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全球交换模式下的绿色消费主义、与国外的劳工官僚和社会民主党结盟。这条道路并不旨在与资本主义直接对抗，敦促我们走这条路的大多数人，对于资本主义真正被打败的可能性至少持怀疑态度。

而那些打碎窗户的人，不在乎他们是否冒犯了郊区的房主，因为他们不把这些人看做革命反资本主义联盟中的潜在成员。实际上他们想通过劫持媒体传达一个信息，即这个系统是脆弱的——希望能在那些可能考虑加入真正的革命联盟的人身上，激起类似的叛乱行为：那些与社会脱节的青少年、被压迫的有色人种、对工会官僚不耐烦的普通工人、无家可归者、被定罪者、极度不满者。如果一场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要在美国开始，它必须始于这样的人：他们不需要被说服这个体系已经腐败，只需要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无论如何，即便有可能在街头没有枪战的情况下进行反资本主义革命——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如此，因为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如果遭遇美国军队，我们就会失败——我们也不可能在严格尊重财产权的情况下进行反资本主义革命。

后者其实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赢得胜利意味着什么？不仅实现我们的中期目标，还实现长期目标意味着什么？目前，甚至没人清楚这如何能发生，因为我们已经不怎么相信19、20世纪传统意义上的大写的“革命”了。毕竟，关于革命的总体观点，即会有一次大众叛乱或总罢工，然后所有的围墙都会倒塌的，完全是以夺取国家政权的旧幻想为前提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胜利才能如此绝对和完整（如果我们谈的是整个国家或关键领土内的革命）。

举例来说，想想看：如果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1937年真的“赢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很少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想象它会像俄国革命那样，以类似的方式开始，然后旧军队解散，工人苏维埃代表自发产生。但那是在大城市。俄国革命之后紧接着是多年的内战，内战中，红军逐渐把新国家的控制强加到旧俄罗斯帝国的每一个部分，无论那些社区是否想要它。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民兵击溃了法西斯军队，使其彻底解散，并把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赶出它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办公室，那么无论以谁的标准看，这都肯定是胜利。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把西班牙建成一个位于旧有的国际边界内的“非共和国”、“反国家”吗？他们把人民议会制度强加给前西班牙领土上的每一个村庄和城市吗？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必须记住，在西班牙的许多村庄，城镇，甚至整片的地区，无政府主义者几乎不存在。有些地区几乎全部人口都是保守的天主教徒或君主主义者；在另一些地方（比如巴斯克地区），则有一群好战的、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但大多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即使在革命热情最高涨的时候，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仍会忠于他们旧有的价值观和理念。如果获胜的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盟（FAI）试图消灭他们所有人——这将需要杀死数百万人——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或强行转移到无政府主义社区，或送进再教育营——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会犯下世界级的暴行，还必须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民主组织根本不可能如此有条不紊地施加暴虐：这样做需要法西斯式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因为你其实不可能让成千上万的人有有条不紊地屠杀无助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摧毁社区，或者把一家人赶出他们的祖居，除非他们至少能开脱说，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1.让共和国继续作为事实上的政府存在，由社会主义者控制；让他们在右翼占多数的地区施行统治，同时和他们达成某种协议，让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的城市、城镇和村庄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组织……并希望政府能遵守协议。

2.宣布每个人都要组建自己的地方人民大会，让他们各自决定自己的自组织模式。

后者似乎更符合无政府主义原则，但结果不会有太大不同。毕竟，如果毕尔巴鄂的居民集体决定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又有谁能阻止他们呢？大多数人仍然忠于教会或当地地主的自治区，大概会让同一批旧右翼权威掌权；左翼自治区会让左翼的官僚掌权。左、右翼的国家主义者将各自组成彼此竞争的联盟，尽管他们只能控制前西班牙领土的一小部分，也将各自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外国政府会承认其中的一个——因为他们都不会愿意与无政府主义联盟这样的非政府交换大使，即便无政府主义联盟希望与他们交换大使（实际上不会）。

换句话说，真正的枪战可能会结束，但政治斗争将继续——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可能会像当代的恰帕斯州，每个地区或社区都分裂为无政府主义和反无政府主义派别。实现最终的胜利将是个漫长、艰难的过程。真正赢得国家主义飞地的唯一办法，是说服他们的孩子，这可以通过在无国籍地区创造一种明显更自由、更愉快、更美丽、安全、放松、充实的生活来实现。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强国即使不进行军事干预，也会尽一切可能通过经济抵制和颠覆，以及向国家主义区域灌注资源的方式，来阻截臭名昭著的“好榜样的威胁”。最终，一切或许都将取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胜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引发其他地方类似的叛乱。

这个想象练习的真正意义在于，指出历史上没有干净利落的决裂。“一刀两断”的传统观念（国家垮台、资本主义被打败的那一刻）的隐含意思是，如果做不到这样就不是真正的胜利。如果资本主义还在那里，如果它开始推销你曾经的颠覆性思想，就表明资本家真的赢了，而你输了，你被收编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荒谬的。我们能说女权主义失败了、一无所成，只因为企业文化感到有义务在口头上谴责性别歧视，资本主义公司也开始营销女权主义书籍、电影和其他产品吗？当然不是：除非你已设法一击摧毁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不然这些现象就是你已经有所作为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大概所有有效的革命之路都包含无数次合作，胜利的示威，微小的叛乱或者短促、隐蔽的自治的环节。我不敢猜测它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但要朝这个方向前进，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认识到我们确实赢了一些。

事实上，我们最近赢得不少。问题在于如何打破得意和绝望的循环，提出一些战略性愿景（越多越好）——关于胜利如何能相互促进，以形成一个朝向新社会的逐渐累积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