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蒋竹山：全球视野下的物质文化及电影

【编者按】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丛书”，共有《奢侈与逸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设计异国格调：地理、全球化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世界》《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四本著作。丛书主编、台湾地区“中央”大学历史所所长蒋竹山认为，近年来全球史译著势头很盛，但较缺少物质文化面向，这套书就是全球史和物质文化的结合。此外，蒋竹山著《看电影 学历史》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书中亦有从电影角度对全球史的关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蒋竹山进行了专访，谈及全球视野下的物质文化著作、医疗的全球史等问题。以下为访谈正文。

蒋竹山

澎湃新闻：您主编这套“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丛书”的缘起是什么？

蒋竹山：近来全球史的研究是当前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坊间的全球史书系已经将许多经典翻译出来，但较缺乏物质文化的面向。即使有也都是对单一物种的全球史作书写，例如食物的全球史系列。

本书系从全球史和物质文化这两种特色的视角出发。这方面的翻译作品不多，很多经典也没挑选出来。其实物质文化史视角的新书与经典很多，比如以下有关全球史视野下的物质文化史名著，这部分仍有待加强推广。

澎湃新闻：能否详细介绍一些全球史视野下的物质文化史著作？全球史视野下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有哪些特色？

蒋竹山：近来已有越来越多作品结合全球史视角与物质文化史的取向。像是刚出版的日文新书《历史のなか消费者：日本における消费と暮らし，1850-2000》（《日本的消费与日常生活，1850-2000》）。本书2012年时先以英文本出版，参与计划的为日英学者，受到英国日本研究协会及大和日英基金的资助，开始以比较视角及世界史脉络，研究日本近现代的消费史。该书导论写得相当精彩，引用了中国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提到卜正民（Timothy Brook）、柯律格（Craig Clunas）、艾兹赫德（S.A.M.Adshead）这三位史家的著作。这已经不是以往经济史、社会史所能单独处理的课题，其中包含许多文化史及全球史的新视角。这里头文章主题都相当有意思，涉及的课题有：家事劳动、家庭用品与女性、消费生活、砂糖消费、纤维产业、和汉药业、铁道旅客、邮务与消费、通信贩卖及消费主义。

在解读消费文化的过程，物质文化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等学者合编的《モダンガルと殖民地的近代》（《摩登女性与殖民地的近代》），虽然出版已有一段时间，很多文章仍深具启发性。内容不仅涉及性别，还有物质文化、消费社会、感官、视觉文化、广告、政治、殖民地及帝国。书中洪郁如的殖民地台湾的摩登女性与流行服饰的研究，就指出在1920年代后期，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因身处上流阶层，受西式教育影响而开始穿着洋服，形成摩登女性（モダンガル）的风潮。这些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足立真理子的资生堂与香料石碱的研究，既有企业史的关注，也将商品与现代性气味、嗅觉感官结合在一起探讨。

西方消费文化的研究大约兴起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是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J. H. Plumb合著的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他们研究十八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并提出“消费革命论”，指出当时英国消费文化的变迁，包括家庭收入与需求、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奢侈品的普及、流行时尚的大兴、社会仿效的作用、奢侈观念的变迁等等，他们称此现象为英国“消费社会”的诞生。除了这本经典著作外，另外两本论文集的出版，亦代表着1990年代西方消费文化的研究成果，分别是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ds及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1600-1800。近来明清史的研究亦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已有愈来愈多学者投入明清消费文化的研究，举凡饮食、服饰、房舍、家具、轿子、舶来品等等物品，都成了史家研究对象。

这些研究深受欧美社会学及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影响。例如柯律格有关晚明社会的文物商品化的研究就深受阿扬·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的启发（人类学家近来的“物与身体感”，例如余舜德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的研究成果）。柯律格指出，晚明的文物与艺术品商品化的过程，透过其价格波动、市场出现与转手流动的快速，研究者发现，晚明原本不是商品的文物已有商品化现象。另一个例子是文人的书房家具，在晚明因为家具商品化之后，书房的空间可以用金钱购置装饰，书房不再是士大夫的专利，这也使得士大夫，尤其是下层士人与文人，在身份地位上面临危机。此外，法国文化史家Daniel Roche的《平常事情的历史：消费自传统社会中的诞生（17-19世纪）》，也值得我们参考。

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史丛书

澎湃新闻：2020年肆虐的新冠疫情让大家非常关注医疗的全球史。这套丛书中，《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似乎从药物、植物的角度有所切入？

蒋竹山：医疗的全球史的一项研究重点在关注植物、药与商业的关系。这种研究手法不仅有全球视野，也带有文化转向特色。

说到这种博物学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就不得不提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与哈罗德·库克（Harold J. Cook）的贡献：隆达·施宾格的Plants and Medicine, 以及英国医学史家哈罗德·库克的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这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物的流通、商业及医学知识间的相互影响。

近来，哈罗德·库克延续他上本书的方向，在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的2013年的8月号，与Timothy D. Walker策划了一个专号“Mobilising Medicine: Trade & Healing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Cook在“Circulation of Medicine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一文中提到，在过去十年，医疗历史的脉络研究，开始吸引了史家的目光。这些缘起于对构筑早期世界史作品的物质与跨国文化兴趣的增加。

哈罗德·库克还提到，近来在许多有关商品活动以及物品的全球化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开启了医疗史的新方向。许多英文著作将焦点集中在医学知识的流通上。Patrick Wallis提出了到英国的医疗商品贸易的重要性。而Karol Kovalovih Weaver的Medical Revolutionaries则指出非洲对大西洋世界的医学知识的融合所产生的贡献逐渐受到认可。

“Mobilising Medicine”这个专号提供我们观看医疗史一种新的视角。其中的作者都是对欧洲与大西洋世界的各区域学有专精的学者，但这回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大西洋世界的医学的相互联系，但不意味有个明显的疆界，因为大西洋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焦点，有时会跨越至全球的范围。然而这样的焦点也让我们了解到区域间的民众互动，是否是自由的、强制的或相互协商的。其目的在于将这些集合在一起，以显现环绕的大西洋周边与民众有关的医疗是相互混杂的，不仅受到欧洲人所去之处的历史影响，也与欧洲本身的历史有关。

他们认为医疗不仅只是一种观念和实践，也是那时商业与殖民事业架构中的一部分。就哈罗德·库克而言，近世以来，西方人寻找有用的药物驱使着无数的人与物在全球移动，此现象延续了数世纪。这种寻找有用物资在新的全球商业中扮有重要地位。在探寻香料与医药的过程中，促使欧洲人与大西洋边缘的人们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当他们在进行医药交换时，一些像是新世界的外科与新奇信息的革新，也同时出现。这种交换线路的连结造就了大西洋商业，使得欧洲的船只不仅载送着人与货物，还运送着知识到各处。

类似的物质文化的研究还可以参考顾雅文有关金鸡纳树及张素玢的海人草与日治台湾的寄生虫防治。顾雅文的《日治时期台湾的金鸡纳树栽培与奎宁制药》即以帝国的角度研究金鸡纳树的栽培，探讨其在不同时段的发展，并检视日治时期金鸡纳树、奎宁与台湾防疟三者之间的关系。张素玢的文章《虫虫危机：海人草与台湾的寄生虫防治（1921-1945）》，则在探讨日治台湾寄生虫病与驱除蛔虫的情况，以及海人草与蛔虫病治疗的关系。文章看似是从疾病与环境的角度切入，但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应可看出这里头药物开发与商业的关系。

在以往，有关日治时期药品与商业的研究少有专论，目前仅见皮国立《当中药碰上西药》的通俗著作。刘士永的《医学、商业与社会想象：日治台湾的汉药》是少数这方面的佳作。他受到美国历史学者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哈罗德·库克、雷祥麟的研究影响，特别调消费文化的研究视角。刘士永举高家龙的《中国药商》的例子说明，正因为本地的药商经常能够以“在地化”的广告手法，打动消费者的购买欲，进而创造出一个稳定的消费网络，使得药商和西方公司、消费者三足鼎力。该书的两个关怀面在于，一是以西方为基础的跨国药业公司，能否不顾地方差异而同质化全球化的消费，二是西方以外地方是否只有跨国能向这些推动西方消费文化。

除了商业与医疗的关注重点外，有的学者则特别运用报刊中的广告来进行研究。张仲民的研究则强调物质文化与商业文化，他对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补脑药“艾罗补脑汁”进行考察，尝试分析在近代中国的身体建构过程中，以广告为媒介的商业与消费所起的作用及意义。他不只关注广告中的论述，还采取文化研究的分析技巧，分析广告的叙事结构与修辞特色。和以往广告研究者最大不同在于，他特别对广告作者的背景作了许多考证，找出大量读者及消费者对艾罗补脑汁及其广告的响应资料。

除了在医疗史的脉络下关注以上课题外，有些学者则是“文化装置”的都市史与消费文化角度观看资生堂如何从一个制药小店发展成日后的跨国药妆事业。和田博文的《资生堂という文化装置（1872-1945）》是这方面课题的杰作，医疗仅是书中关注一部分而非重点，但足以启发我们如何进行药的消费文化与全球史的研究。

整体来看，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史学研究领域放在全球视野与物质文化的角度脉络下探讨问题，像是医疗、环境、文化交流、帝国、出版文化、消费、历史记忆及食物等课题，相当值得我们借鉴。

澎湃新闻：您认为全球视野给历史研究带来怎样的不同？研究者可以从全球视野下研究国别史、民族史吗？

蒋竹山：全球史视野的国别史与民族史这部分著作已经有很多作品了。

全球史的特色有以下几点：1、全球史家不只采取宏观的视角，还试图将具体的历史议题放到更广大的全球脉络中；2、全球史会拿不同的空间观念来实验，而不以政治或文化单位作为出发点；3、全球史强调相关性，主张一个历史性的单位如文明、民族、家庭并非孤立地发展，必须透过该单位与其他单位的互动来理解；4、全球史强调“空间转向”，常以领域性、地缘政治、循环及网络等空间性隐喻，取代“发展”、“时间差”及“落后”等旧有时间式用语；5、注重历史事件的同步性，提倡将更多重要性放在同一时间点发生的事件；6、以不同于以往世界史书写的方式反省欧洲中心论的缺陷。

然而，康拉德也点出了全球史的局限。他认为除了规模问题外，全球史学者所面临的问题有四个：“全球”这概念可能导致历史学家抹去过去特有的逻辑；过度崇拜联结；忽视权力议题；以及为了追求大一统的框架而不顾历史事实。

此外，全球史不意味着就是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而是该思考如何在既有的研究课题中，带入全球视野。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模式，例如：1、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2、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应；3、探讨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4、探究“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在研究课题上，研究者可以透过全球视野，探讨以下主题，例如帝国、国际关系、跨国组织、物的流通、公司、人权、离散社群、个人、技术、战争、海洋史、性别与种族。由此来看，味素的研究颇符合上述的特色。

澎湃新闻：您之前多关注新文化史，现在聚焦于全球史，二者可以有怎样的结合？

蒋竹山：新文化史虽然有衰退趋势，但也未曾消失，有些课题转向以全球史的视角在进行。例如跨文化交流的问题、边界的问题、物的交流问题、信息传递的问题，中间人在大航海时代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些都是将文化史与全球史结合的不错例子。

澎湃新闻：您也是公众史学的积极推动者，在您看来，应该如何拓展普通读者的史观？专业历史学者应该为大众历史写作做出哪些改变？

蒋竹山：学术研究专著很多，如何跳脱学术论文框架，让严谨的史学训练更有符合大众阅读的叙事力，这部分华人学者的书写比较少，欧美史学已经有许多学院学者本身也是大众史家，像是卜正民就是。

重点还是写作时预设读者是谁，若只是写给专家看，就会有所局限。这时代时读者的时代，已经有很多公众史学的名著翻译近来，可以选择阅读的面向很多，此外新媒体也扮演许多这方面功能。

蒋竹山著《看电影 学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澎湃新闻：您的新书《看电影 学历史》中，也述及电影与全球化、全球史的关系。能否举例说明如何用全球史的视角看电影？

蒋竹山：我因为对全球史视角感兴趣，所以会特别关注一些探讨全球化、全球史议题的电影或纪录片。例如《替天行盗》中德国年轻人批判世界大厂代工都在第三世界，压榨童工、贫富不均，就连社会主义国家巨变后也都资本主义化的问题，这类电影还有《再见列宁》、《世界是平的》。

最近则看了纪录片《海洋阴谋》，讲海洋环境的破坏及污染问题不只是过去所说的塑料垃圾太多，也不是气候暖化，其实真相是我们的商业捕鱼方式造成的伤害，所以归结重点是要少吃鱼，才有可能解决问题，这些都涉及到要用全球史的视角。

而最近的新书《渔的大历史》则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渔业文化，也很适合搭配来看。此外，这一两年的新冠肺炎的问题，连带也带动我们对瘟疫与人类文明互动的关怀，这部分也很多电影可以参考，像是《危机总动员》谈的伊波拉病毒，或者是最新Netflix影集《鹿角男孩》，也是谈病毒爆发对人类的影响。这些都很适合带入全球史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