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记｜商代妇好是如何被“认出的”

妇好墓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是殷墟出土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商代王室墓葬，随葬品种类齐全，工艺精湛。尤其是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为商代玉器的研究提供了空前的资料。

3200多年前，美丽的妇好“归于尘土”。3200多年后，随着女考古学家郑振香的到来，这位传奇王后终于穿越，为今人所知。

我在多个场合说过：考古学家最刺激的事，莫过于挖古墓的过程中突然“认出”了墓主。

郑振香，“认出”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一位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妇好。

殷墟妇好墓考古现场

3200多年前，妇好身居王后，光鲜亮丽。她活跃在政坛，驰骋在沙场，主持祭祀，巡察年成，生儿育女、召见“多妇”。她爱好收藏，尤喜精致玉器，活得像个现代“小资”。

3200多年前，美丽的妇好“归于尘土”。她放下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国家，沉睡在洹河岸边一处低丘之上。

3200多年后，随着女考古学家郑振香的到来，这位传奇王后终于穿越，为今人所知。

1975年，郑振香将自己的田野工作安排在小屯一带。这年她的运气似乎格外好，先是在小屯北地发掘殷代房基2座，随后又发现一处可能是殷代晚期商朝王室制造玉石器的场所。也是这一年，郑振香在小屯村西北钻探到一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其规模超过了平时所能见到的普通商墓。丰富的田野经验，让她确信自己即将与一位商代贵族相逢。

发掘妇好墓的过程，郑振香写过文章，描述得很详细。大家从网络上也能够搜到各种转述，我无意重复。这篇文章中我只聊聊网络上搜不到的郑振香对妇好墓的论述。例如，墓主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妇好”又是什么意思？妇好墓是否孤独地葬于宫殿宗庙区？这座墓葬的发现究竟在哪些方面推动了考古研究？

1976年，妇好墓刚刚打开的时候，郑振香震惊了。墓里足足埋藏了210件青铜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等，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6吨。埋入墓中750余件玉石器，更让郑振香见识了商代玉器的丰富品类。最令郑振香兴奋的，当然还是109件青铜器上的“妇好”或“好”字铭文。当她意识到铜器上铭刻的“妇好”便是甲骨文频繁提到的商王武丁配偶时，她完全明白自己遭遇了一位商朝王后。

玉鸟刻刀 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对尾鹦鹉 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妇好墓中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的“凤形玉佩”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郑振香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学者开了一次座谈会。学者们围绕墓主人身份展开了论证。讨论过程十分热烈，但大家的结论却出奇一致：墓主是商朝“中兴之王”武丁的三位上了“祀谱”的配偶之一：妣辛。

妇好墓青铜铭文拓片：左一为“妇好”

妇好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丰富的随葬品数量，更在于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

郑振香认为，“妇好”是墓主人的“专指”，“妇”是其爵，“好”（或“子”）是其姓。在商王的祀谱中，妇好便是妣辛。“辛”是其在祀谱中的“庙号”。郑振香还认为妇好墓部分铜器所见的另外一组铭文（编者注：下图，下二字），可能是妇好的“字”。

妇好墓青铜铭文拓片

发掘妇好墓的同时，郑振香勘探了周边地带，确认妇好墓并非孤独存在于商王朝宫殿宗庙区。1981年，郑振香在《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一文中，公布了另外两座殷墓的资料，用事实说明妇好墓周边还有其它墓葬，甚至可能是妇好亲人的墓葬。

考古学家常常通过“分期”来排定出土文物的年代。早在1960年代，考古学家便将殷墟文物分为四期，大体与盘庚迁殷以后的二百余年历史相对应。地层学研究给各期文物排定了相对早晚：第一期早于第二期，第二期早于第三期，第三期早于第四期。

虽然相对年代建立起来了，但依据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起来的各期年代并不能直接与历代商王衔接。妇好墓的出土文物属于殷墟四期中的第二期。妇好既是武丁配偶，又先于武丁而死，故殷墟二期文物的绝对年代对应的是武丁前期。于是殷墟文物的编年，便直接与商王建立了联系。这对于商王朝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郑振香在她的几篇论文中，将妇好墓在这方面的学术价值，论述得十分清晰。

过去，大家熟悉郑振香更多是因为她是发掘者，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明白郑振香不仅仅是妇好墓的发掘者，更是妇好墓的研究者。

郑振香先生使用过的被子、肥皂盒及搪瓷杯

郑振香先生

郑振香发掘和研究妇好，除了缘分，更靠执着。1980年出版的《殷墟妇好墓》，是在艰苦条件下完成的。

郑振香和考古队员们的驻地位于安阳小屯村西的旷野。早年隆冬，我曾到郑振香先生的宿舍请教问题，见过郑先生那张简易木板床上叠着的略显干硬的被子，她使用过的手电筒、肥皂盒，以及搪瓷杯（图一）。笨重而斑驳的书桌上，朱漆已成片脱落，桌面粘着蜡烛残迹，告诉我昨夜先生曾经秉烛而读。望着单薄的砖墙，我甚至能感受到夜幕来临时，穿过缝隙呼啸而来的刺骨寒风。

郑振香与妇好的缘份，并不仅仅是发现了妇好的墓葬，其实还有妇好昔日到过的宫殿。

1989年，郑振香在小屯东北发现一座商代建筑。这座建筑规模宏大，其北部“正殿”的台阶之下，出土了一件铸有“武父乙”三字的青铜盉。这件铜器以及埋在夯土中的几件陶盆，均表明建筑完成于武丁时期。无论是年代、规模、还是位置，这座建筑有很大的概率是当年妇好和武丁并肩而行的宫殿。

郑振香先生今年已经92岁。这是我第二次写有关先生的事迹。

她不喜欢别人写她。但别人怎会忘记她遭遇妇好的传奇呢？

　　唐际根

　　2021年12月13日

（本文原刊中国考古网，澎湃新闻刊发时有编辑，并增加图片，原标题为《郑振香与妇好墓——她不仅仅是妇好墓的发掘者，更是研究者》，作者1993-2017年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队长，现为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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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司母辛 武父乙 ——郑振香先生访谈录

/李宏飞

学者简介：郑振香，女，1929年生，籍贯河北省东光县。1950——195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54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助教。1955年攻读研究生，师从尹达先生学习商周考古。1959年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1959年任考古所洛阳队队长，参加洛阳王湾遗址发掘。1960——1961年组织编写《洛阳发掘报告》。1962年任安阳工作队队长。曾主持和参加妇好墓和丁组基址等重要遗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通过1962年大司空村的发掘奠定了殷墟文化分期的四期框架。

主要代表作有专刊、专著《殷墟妇好墓》、《殷墟玉器》、《殷墟青铜器》、《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合著《安阳小屯》等。 

 殷墟妇好墓出有5件“司母辛”铜礼器，为武丁子辈祭祀其母（妇好）所作的祭器。殷墟丁组基址二号门西侧所埋的一件圜底罐内出有1件铜封口盉（F1:1），铜盉的鋬下有“武父乙”三字铭文，铭文中的“父乙”应是武丁之父小乙，当为武丁为其父所作的祭器。中国考古网曾以“司母辛”和“武父乙”铭文作为访谈题目，纪念郑振香先生考古生涯中的两项重大考古发现——妇好墓和丁组基址。

李宏飞：郑先生您好！首先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商周考古方向，是有特别的偏好吗？

郑振香：北大原来有博物馆专修科，我是1950年考入的。但是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博物馆专修科被取消了，合并到了历史系。郑天挺先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的时候，表示欢迎我们到历史系学习，还说你们可以学考古，也可以学历史。到历史系后，我还是选的考古。因为此前在博物馆专修科的时候，我多次参观过故宫博物院，对青铜器、玉器、漆器这些文物有一些兴趣。另外，在搞“三反”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历史系的一位同学，叫王承祒，他喜欢甲骨文。他问我：“你懂甲骨文吗？”，那时我刚大一，我说：“我不知道，也没听说过”，他就说这是一种古文字。古文字我倒是知道小篆，因为我哥哥就练篆字，后来他又问我想不想学，我说想学。他就教我看郭沫若的《卜辞通纂》，选一些甲骨片子让我看，我对这些还挺有兴趣。那时候能看到的书也少，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面也有些金文的东西。可以说，我后来选商周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受王承祒的影响。因为他教我学甲骨文，我就觉得学甲骨文、商代史还挺有意思。原来对于我来说，学三代、学秦汉或者学汉唐，都是无所谓的。但当时有了这样一个机遇，所以当后来我们三年级选定方向的时候，我就选了商周考古。那时候就叫商周考古，不谈夏。我就是这样学的商周考古，如果说偏好，那就是甲骨文，因为我觉得甲骨文挺有意思。

李宏飞：您1959年到社科院考古所工作后，在洛阳参加王湾遗址的发掘，和苏秉琦先生共事，您能回忆一下当时苏先生的工作情况吗？

郑振香：那时候苏先生常住在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有时候也去王湾遗址，住在窑洞里，跟北大实习的同学一块对陶片。苏先生去王湾的时候正好发掘了一个挺大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灰坑，出了很多的陶片，经过同学仔细粘对，对出了好多完整的器物。当时邹先生挺高兴，说这真是个宝坑。苏先生看了之后也很高兴，说陶器的碎片也不要都丢掉，要把有特色的彩陶选出来。邹先生对考古特别情有独钟，特别地认真，所以他带实习的那一年，拼对出来的东西很多，后来考古所在洛阳工作站专门腾出一间房子来放王湾的陶器。苏先生这个人跟学生在一块的时候比较平易近人，他也愿意跟大家一块谈谈，而且他也特别喜欢拼陶片。以前有些人说苏先生是闭着眼睛摸陶片，他比较注意陶片的纹饰特点。

李宏飞：您跟苏先生在一起共事的经历，对于您日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比如说类型学方面的影响。

郑振香：在讲课方面，我没听过他的课，因为我上过考古训练班，所以就免了各种课。我受苏先生影响最深的是一次考古实习。我是1950年毕业，毕业之后的下半年，比我低一级的五一级那班在洛阳实习，实习完了要整理资料，考古所提出来，要收工了也很忙，没时间辅导学生，让北大派一位教师来。那时候宿白先生是副主任，因为我在洛阳实习过，他让我去，我就去了。

苏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器物“排队”。当时挖的是洛阳中州路遗址，中州路墓葬整理的时候，春秋墓比较少，只有一座墓中出土的鼎是深腹的，鼎耳比较直，没有盖。整理战国这一段就分了两期，早的是鼎、豆、壶，比较晚的是鼎、盒、壶。因为教学生不可能分得特别细，苏先生就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和最主要的特点。所以说，“排队”是从苏先生那里学习的，那次实习是一次很重要的启发。所以到后来，我在洛阳、安阳工作（比如二里头的分期，我1961年写过一个二里头的遗址简报），用的都是苏先生的方法。苏先生的方法主要是一个墓葬一个墓葬来排。我以前也在考古所实习过，毕业前在那儿实习，跟我们一块工作的有周永珍先生。她也是年轻人，没学过考古，她排了半天也没排出早晚来，200多座墓没有排出早晚来。后来说，这批墓分量大，你干脆搞战国吧，甭管殷代的。我说听指挥吧。后来苏先生跟我谈，问我，周永珍说这200多座墓分不出早晚来，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在那儿参加了，我也没分出早晚来，不过从觚、爵的变化来看，我觉得是从大到小。就提出这么一个意见，当时我是学生，后来又不让我参加这一段的整理了。因为有过1954年在洛阳的实践，可以说是得到一个比较实际的指导。1962年来到安阳以后，我是按苏先生的整理方法，挑标本，然后“排队”。从那以后，我觉得学会器物“排队”了。

在整理陶器这一方面，我也是受到了苏先生的影响。苏先生是将一个个墓作为一个整体来整理。原来我在考古所，他们是觚单独排，爵单独排，把很多东西都打散了。组合打乱了以后，挑做得比较好、比较规整的器形做标本。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苏先生做得比较对。考古所的办法是从李济先生那儿学来的，李济先生整理铜器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一套的传统就是《三代吉金文存》，说来有些事物都是有根源的，李济也不是从脑子里创出来的，也是继承了前人的传统。清代罗振玉做《三代吉金文存》的时候，还没有考古出土的成组器物，青铜器都是一件一件收集的，所以他研究起来是每一种器形单独研究，这也是有道理的，他等于按类型去分了。到有了近代考古学以后，情况就变化了，有一组一组的器物，这时苏先生的办法还是更好一些。

另外就是苏先生思路开阔，比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是不是早晚关系这个问题，他觉得葫芦口尖底瓶不可能发展成平口，不是平行发展的关系。他觉得半坡的东西形象化，鸟是鸟的样子，鱼是鱼的样子，庙底沟类型是图案化，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应该是画原始动物的这种类型比较早。这都是随便聊天时说到的，他也没有正式发表文章。

1990年春与青年学者在小屯工地观察现象

李宏飞：我们知道您是从北大毕业的。1962年您来到安阳工作队当队长，此后北大也有来安阳实习的学生，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北大学生实习的情况？

郑振香：北大到安阳实习一共是两次。1962年秋季，在安阳大司空村的实习是高明、严文明还有李伯谦他们三位。1963年秋年历史系白老师带队又去了一次。我在毕业时，原来北大想让我留下，我不想留了。因为我搞考古想下工地。后来我觉得离开北大心里有点过意不去。那时候安阳队的队长是尹达，我是副队长，还有魏树勋。所以我们欢迎北大的学生去实习，就是一块发掘，我们主要负责指导学生，像田广金、贾梅仙他们那个班，都是1964年毕业的，他们在那儿实习还不错，分别的时候还聚餐了。他们对实习也比较满意，他们挖的苗圃北地。前面在那实习的比较早了，就是1962年秋郭振禄那一班。

李宏飞：邹衡先生带学生来安阳实习过吗？

郑振香：没有。在洛阳王湾实习，带队的是邹先生，还有夏超雄。夏超雄那时候刚毕业，就我们三个。苏先生到王湾去就是这一次实习。应该说这次实习收获挺大的，后来邹先生写王湾发掘分期的文章基本上是根据这批材料。1962年这一批，带队的是高明，他是领队，因为高明毕业最早。他也是研究商周的。李伯谦先生是1961年毕业的，1962年他去那儿也是跟着辅导，他当时是最年轻的老师。1958年北大自己搞了一个实习，在邯郸。邯郸实习是北大独立搞的，大概是与河北省合作的，1958年上半年我到那里参观过一次。

1964年以后就1966年文化大革命了，就没有考古实习了。

李宏飞：安阳队的殷墟文化分期是如何建立的？您怎么看邹衡先生的殷墟文化分期？

郑振香：殷墟文化的分期，我是从大司空村入手的。原来安志敏先生分了两期，第一期是武丁时代，有一片甲骨文，他也请别人鉴定了，说是武丁时代。中间还有缺环，不可能一次什么都挖到，他把后边的都合并成了一期。我觉得他原来分的第一期是对的，我去了以后挖到一个残破的灰坑，它跟第三期迥然不同，所以就把它放到第二期了，但是没断年代，不好说是不是武丁时期，可能相当于祖庚、祖甲时期。接着底下就是廪辛、康丁时期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参考资料，比如河南省挖过一个编号H1的一个灰坑，出土了一片甲骨，资料发表在《考古学报》上。我在《考古》1964年8期发表的一篇简报就引用了那片甲骨。那片甲骨的时代，根据我当时的水平，认为是在康丁时期，后来我请教了张政烺先生，他说是在康丁到武乙时期，所以第三期就定为康丁到武乙时期。文丁时期没有找到对应的资料，就并在了一起，因为底下的帝乙、帝辛是第四期可以肯定。我跟邹先生也没有商量，也没有矛盾，他是根据解放前的资料，我是根据1962年秋那一次实习的材料。那一次实习情况不错，因为去的人多，挖的面积比较大，共发现了50多座灰坑、50多座墓葬。整理过程中，第一期没有找到，第二期发现一个残缺的灰坑，第三期和第四期的资料比较多。所以说跟邹先生没太大关系，邹先生是根据李济的陶器图录来做的分期，他的思路还是从郑州二里冈学出来的，按照单位找，但解放前对陶器没有下很大的功夫，都是这个单位拣一个，那个单位拣一个，很少有一个单位出土的成组器物放在一起的，比如H1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很少有这样的，它是这个簋是H1的，那个鬲就可能是H3的。虽然邹先生有郑州实习的基础，在分期上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铜器因为接触的少，所以个别的就不对。总的来说，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他整理的资料是以前发掘的，已经是固定的了，就那么多，根据那个整理是不容易的。我觉得邹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做学问肯定是后来居上。后来随着发掘的深入，有了明确的地层关系，资料也多了，规律自然就慢慢地比较清楚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打破了簋排簋、鬲排鬲的办法，按灰坑的层位，再根据它的特点来整理，所以就不太一样。我跟邹先生并没有什么矛盾，就是个别的认识上不一致。另外，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挖妇好墓后就感觉他对过去所挖的M238的断代不妥。

1998年陪同来宾观察“司母辛”铭文

李宏飞：邹衡先生分期和您分期的时候，您们有没有交流过？

郑振香：没有交流过，各自分各自的。我们那时候是跟严先生他们做的，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发掘了50多座墓，总有一些线索可以排比，鬲足高的就早。邹先生写那篇文章的时候，经常到考古所来看书，我也不问他在做什么，那时候我在洛阳，根本就不做安阳的工作。那时候陈梦家先生就说：“你看北大的邹衡天天来这儿翻安阳出土的资料，咱们考古所的人都不看书”。那时候我也不理会这些，我也不知道邹先生看了些什么，到后来他这本书出来了，而且内容就是李济的陶器图录上的。

李宏飞：安阳的实物他没怎么看过吗？

郑振香：看到的实物非常少，而且那时候考古所发掘出来的东西整理得也不太多。可以说他没参考我们发掘的东西，他还是以解放前的资料为依据。他能做成那样也就不容易了，李济把资料都打散了，他再一件一件地都挑出来挺不容易的。

李宏飞：您能谈一谈妇好墓和丁组基址的发现和研究情况吗？

郑振香：妇好墓是在1975年冬季发现的，那个时候还是宣传队在小屯掌权，不过干部还是能起作用。当时要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我问村干部平整哪一块，他们说先平整小屯村后边的那个台子。那个地方高出周围大概80公分，种的是棉花。到10月的时候，棉花杆还没拔掉，我们就在边上做钻探。探下去之后都是夯土，从东到西有100多米，有的地方有间隙，有的地方是连着的，南北向的也是一样。后来我们就找到那个干部，还把南边的一个剖面给他刮出来了，我就跟他说这是夯土，不是墓，是房基，不能平整。这干部倒不错，说你能提出来证据的话，我们就去跟宣传队谈，以后我们也不让农民在这取土了，同意你们保护。后来我们就挨着南边发掘了6个探方，布置的探方的都是10×5米的，等于一个10×10米的探方分开了，总共300平方米，揭开之后都是房基。但揭露面积太小，房子大，都没完全揭出来，后来找到干部说，冬天也不适合大面积发掘，我们也没办手续。所以就不发掘了，先做保护。因为一发掘就有痕迹了，不能再动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冬天那个地方也没被破坏。第二年我们正式提出申请发掘，所里同意了，办了申报手续。我们先是平揭，所有都揭出来以后再往下挖。一座房子正好被一个灰坑打破，在房基上面有个圆的灰坑，自然要清理灰坑。清理到底还是夯土，但是跟原来上边房基的土不一样。灰坑挖到一定程度就不挖了，这上面的房子必须做，不然底下的情况没法弄清。把这个1号房基画完图以后，就揭掉了。去掉房子底下出来一个像是墓，因为房子的拐角一般都是圆的，墓的话是方的。因为太深，探不到底，又硬，工人也烦。后来我说，先往下挖3米，管它是不是墓，先挖挖试试。挖下去到3米以后，土就不那么干了，然后就用加拧杆钻探。开始在边上转不开，就改到墓的中间部位，工人就动拧杆，用转动的力量往下钻探杆，探的过程比较费劲。我们挖到6米再往下探，探到7米深，突然间探杆下陷了，当地人说有“空头”，有“空头”一般是说墓没被盗。那一铲子探出来一个玉坠和红漆皮，这样就确定是墓了，所以就发掘。当时并不是为了寻找墓，只是恰好碰上了，考古总有一些偶然的机遇。即使我不发掘那个墓，发掘台子上的建筑也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就都毁了，不可能知道这个地方的整体布局了。

挖那个大型建筑也是农民要建房，让我们先探一探，勘探完报给文物局说能建房。那个地方原来是种树的，当时没想到会有遗迹，结果在勘探的过程中就有发现。有一个姓屈的老师傅，他在西安探过一些宫殿，一探都是连成片的夯土，说这可能又是大遗迹，就与村干部解释说不能建房。我们想发掘，但因为种树，村里要价很高，后来也没谈成。拖了几年，安阳市要搞旅游，要建殷墟博物苑，就把这块地划进去了，赔偿的事等于市里包下来了。丁组基址实际上是4座房基，北边原来探出来是宽21米，实际上是两座房基连在一块，北边的房基晚，南边的房基早。这个遗迹应该说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后来因为盖殷墟博物苑，把北边那一片房基的北侧破坏了一些，南边的祭祀坑等都保留下来了。另外就是在那里发现一件铜盉，我觉得非常宝贵，上面写着“武父乙”，这个父乙只能是小乙，因为那里出的东西都是武丁时代的。我觉得，做考古工作，大面积发掘是一个基本观念，到现在当然没有人挑选着挖了，一般都比较规范，当时我们发掘，就是发现多大面积就挖多大平方米，所以这处建筑群就挖出来了。

李宏飞：您觉得丁组基址是四合院吗？

郑振香：我觉得不是四合院，是因为没发掘出来。可能是最先建的南边一排。北边有2排，一座在北，一座在南，南边的这一排早，后来建的这一排在北边，它的门道、祭祀坑都在前面的房基上面。后来西边还有一排，它把南边较早的房子截去了一段，北边也截断了一段。所以就是3排房子，东端就是河边了。河边还有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也清理了，北边一排房子在台子下面还找到了一部分，也就是它最东头，已经找到边了。后来他们提出四合院，反正我们这没有找到四合院，而且没地方了，往里也没有地方，往外也没有地方，往外的洹河下面还有一个低台，低台上也找了。他们后来提出这个问题，但没有就是没有，就是3排建筑。我们在小屯西北地也没挖到四合院。甲组基址是全面揭开的，也没有四合院。这个问题就是说，以后别处挖到就是别处挖到，我们没挖到就是没挖到。解放前发掘的甲组基址也是一排一排的。我觉得殷墟的基址，比较规整、早期的都是东西向排列，像甲十二、甲十一、甲十三，后来比较晚的是南北向排，好像是以排房为主，不像是四合院。

 李宏飞：岳洪彬后来在宫殿区钻探过，乙组是不是会有四合院？您有没有关注过他的钻探材料？

郑振香：和他一起钻探的还有杜金鹏，他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我倒是觉得要是想确认就得全部翻开，重新发掘。不然的话就只是推测，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李宏飞：您如何看待洹北商城的发现和“中商文化”这个概念？

郑振香：首先要肯定洹北商城这个发现是个重大发现，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个城墙反正没发掘出来，我到那去看了看，也不像是夯土基址，倒像一个沟。没发掘出来就不能多说。这里大面积的建筑还是很重要的，它跟殷墟在时代上基本是衔接的，所以不可能是另外一个城址，更不可能是河亶甲城。因为河亶甲距离殷墟有很长的一个时段，中间隔着好几个王。我去看过好几次，这肯定不是另外一座城，就是殷墟。以前总是找不着早期的遗址，所以杨锡璋就提出武丁迁殷，但是胡厚宣、张政烺先生都不同意，都说是盘庚迁殷。因为盘庚迁殷有《尚书·盘庚》三篇，最早的东西总是比较可信。我觉得它出的东西跟殷墟出的东西是可以连起来的，跟安志敏先生挖大司空村一期的灰坑出的东西很相似。

“中商文化”这个概念是唐际根提出来的。因为有了早商、晚商，他就想说“中商”。我觉得，其实就是早商和晚商。目前来说，早商就是二里冈，晚商就是殷墟。“中商”有多少东西？没找到陵，也没找到墓地，一个像样的墓地都没有。倒是找到房子了，应该说主要就是大型建筑，是一个重要发现，这是可以肯定的。是否要用“中商”这个名词，也值得考虑。原来有河亶甲城一说，后来慢慢也没人提了。

李宏飞：殷墟发现了很多墓葬，也发现有居址。关于居址和墓葬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看法？

郑振香：大的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有规划的。王陵的排列是从东往西，越来越晚，而且陵区和居住区是分开的。可是，小的遗址不是这样，我们在大司空村发掘的时候，发现遗址在南边，北边就有墓葬，就在遗址周围出现过墓葬，这种现象也比较多。另外它会搬迁，也会移动。比如，早期这里是墓地，晚期它就在这盖房子了，这种情况也有。特别是小屯附近，地方就那么大，有时候这片墓地废弃了，又在上面盖房子，这种情况较多。不过总的来讲，我对1962年发掘的大司空遗址看得比较清楚，遗址和墓葬大体是分开的，但是到了晚期，也有把遗址当成墓地，或者在边缘上埋几个墓，这种情况也有。这种都是在遗址比较集中的地方。在外围的发现，墓地还是比较集中的，越到晚期墓葬越比较集中。比方说殷墟西区，它是墓地为主。我跟杨锡璋说，这地方怎么就没挖出房子呢？他说就是挖不着房子。因为当时在发掘方法上也各有各的想法。面积大了，就不愿意大面积揭露，墓葬探出一个挖一个。我就问这儿有没有房子啊？他说没有，有聚族而葬的现象。

在纪念殷墟发掘七十周年学术会上与安阳队同志和客人合影
 

李宏飞：殷墟西区可能不是单纯的墓地，可能是有居址的，是吗？

郑振香：对。我觉得后来挖的孝民屯遗址还比较有启发，墓地还是相对集中的，但另有小型房基和铸铜遗址。早期好像死的人少，大司空村一期的墓就好像没挖到几座，到现在为止别处也没挖到几个，小屯也没挖到多少。一、二期的墓葬少，可能刚迁来的时候多是青壮年吧，死的也少。原来杨锡璋就觉得这里没有一期的，后来就在三家庄发现了相当于洹北商城这个阶段的墓葬和遗址。

李宏飞：您当时在安阳是跟杨锡璋先生会有分工吗？比如说，他挖西区，您挖小屯西北地？

郑振香：对。1962年那个时候没有钱，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都集中在一块工作，包括1962年一起发掘大司空村，后来发掘苗圃北地，那时候就只能集中在一个遗址。那时不光考古所没钱，院里也没钱。后来工作多了，配合基建的任务多了，一个钢厂就够忙活的，所以后来杨宝成和杨锡璋一起发掘钢厂。杨宝成先生后来到武汉大学了，他原来在这儿也算一个主力。还有别的同志，比如王金龙，也算助手，他的学历低一些，做些基础工作。发掘都是杨先生他们自己下去。他们那儿的墓都是探出来的，没有大片揭露。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形势逼人。要是选也只能选一段，比方说探一探，有点眉目的，可以揭开看一看，找清遗址和墓葬的关系。后来感觉难度大，工作量也挺大，所以就没怎么管它。

李宏飞：您认为商周考古研究中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研究有怎样的关系？怎样进行整合研究？

郑振香：文献材料用的少，比较起来，倒是甲骨文的材料用的多。我感觉中国的文献还是可靠的。比如说《诗经》里“海外有截”的话，当时一些老专家就讲是东海，结合考古资料，海螺是东海产的，海贝东海不产，这一点郭沫若早就提出来了。是不是相土不一定，但“海外有截”肯定是在海外活动，这海外活动是靠得住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40多枚海贝，经过日本木下尚子教授的研究，我们这里出的虎斑贝和阿拉伯绶贝，上世纪30年代也挖到过，她也到台湾去看过，她说这些东西是出自南海，不是东海的。文献上讲“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再根据现在收集到的资料，确实是东海那边的海螺，现在大连那边都还有，我在大连待过。妇好墓出了一枚阿拉伯绶贝，这是我们请人鉴定过的，还有鉴定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出自东海，是出自南海。所以说“海外有截”至少是指东海，另外应该包括南海。我们的研究，文献用得上的就引一点，用不上的就算了，还是以文物资料为主，或者在结语里谈谈。有些东西文献上也没有，不能给你提供更多。当然学了总是会有启发，对开阔思路还是有用处的。实际运用的话，就跟发掘的资料有关系，遇到很具体的东西就用不上了。

郑振香与日本学者对妇好墓所出海贝做分类工作

李宏飞：您对研习商周考古的后辈有什么建议和寄语吗？

郑振香：学考古的尽量多下田野。书是要念的，可是真正要在考古上做出一点成绩，就必须系统地做田野工作。因为偶然性总是比较小的，短时间很难做出成绩。解放前发现的王陵区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梁思永先生那种追求的精神非常值得学习。本来没想到会挖到陵，原来去的人都是冲着甲骨文去的，所以只在小屯挖。可是，梁先生是搞考古的，他不愿意局限在小屯，所以他就在后冈这些地方到处跑，他想闯一闯。还有就是日本人陈列展出的3个铜盉，没写出处，他就琢磨这些东西只能是殷墟出土的。但是殷墟没听说出过3件铜盉，老乡也没人提及，因为当时都是偷偷地盗掘。所以他就到处去了解，在侯家庄有一个参加过盗墓的人，说了在什么地方。他不局限于一个地点，思路很开阔，后来他就找到了M1001的位置。他这人确实有魄力，就在那开展工作，先挖了4座大墓。年轻人就得下田野，不下田野，老是用二手材料做总是差一些。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同志，精力充沛，比较起来不算什么，也不觉得累就过去了，一定要坚持去考古第一线。

还有就是跟文献的结合。不管结合得上还是结合不上，最基本的东西得念。就比如说读读《殷本纪》，也不一定能用上多少，但是它总能用上。《史记》是最基本的，已经总结了前面很多古文献的内容，还是非常好的。还有《左传》，我上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是尹达当老师，我找他谈话，他总说你多跟张先生谈谈，张政烺先生很博学。我就找张先生，说我想多读点书。他说你读《左传》和《国语》，不是让你学了马上用上，而是学了以后对提高阅读能力和开阔思路都很有好处。后来我觉得还是用得上，用得多少那就要看具体的发掘情况了。那个时候老师还是建议我们系统地读一些文献。

（本访谈转刊自据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