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评《帝国的韧性》丨十字路口前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

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陈功

2022-04-07 10:51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Imperial Resilience: The Great War’s End, Ottoman’s Longevity, and Incidental Nations, by Hasan Kayal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October 2021, 272pp

Imperial Resilience: The Great War’s End, Ottoman’s Longevity, and Incidental Nations, by Hasan Kayal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October 2021, 272pp

哈桑·卡雅勒(Hasan Kayalı)教授出新书了!任何一位对晚期奥斯曼帝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都会对这一消息感到兴奋。卡雅勒教授出生在土耳其,在哈佛大学拿到中东历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与因《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书而被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是博士同学。但与已经出版多部专著的罗根截然相反的是,在1997年出版《阿拉伯人和青年土耳其党人》(Arabs and Young Turks)一书后,卡雅勒教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只发表了几篇短文章。2021年10月,卡雅勒的新书《帝国的韧性:世界大战的终结、奥斯曼的长寿与偶然的民族》(Imperial Resilience: The Great War's End, Ottoman's Longevity, and Incidental Nations)问世。在仔细阅读后,笔者认为,凝结了卡雅勒教授二十多年心血的《帝国的韧性》是一本建立在二十多年学术界新成果之上的优秀著作。哈桑·卡雅勒(Hasan Kayalı)

哈桑·卡雅勒(Hasan Kayalı)

本书大致分为四个部分。本书的前言(Preface)和导论(Introduction)构成第一部分。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历史大背景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分离”(disengagement),研究目标是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里,由现在的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组成的地区从帝国通往民族国家的曲折道路(xv-xvi,下文引此书只注页码)。作者指出,过去的历史叙述常常认为帝国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断裂,具体到中东历史,过去的叙述认为1918年奥斯曼帝国战败标志着帝国时代的结束(尽管帝国的正式灭亡是1923年)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土耳其共和国和阿拉伯民族国家的诞生是水到渠成之事。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史学作品将奥斯曼帝国几百年的统治视为土耳其人对阿拉伯历史的“扰乱”(intrusion),而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则尽力撇开与帝国的关系,凯末尔政权在推行世俗化过程中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属性(Arabdom)联系在一起,阿拉伯属性成为落后的象征。
本书的第一章《民族时代奥斯曼计划的展开》(Unfolding of an Ottoman Project in the Age of Nation)构成全书的第二部分,本章的主题是“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这一概念。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帝国精英称自己为“奥斯曼人”(Ottoman),到十九世纪,“奥斯曼人”的范畴逐步从帝国精英扩展到帝国统治范围内、苏丹权威之下的所有臣民。人们开始意识到法律意义上共同的国民身份构成了所有臣民之间的纽带,无论信仰和民族身份如何,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种以共同国民身份为基础的认同就是“奥斯曼主义”。1876年宪法的诞生就是这种意识发展的成果。由于帝国在1912-1913年间巴尔干战争中失败,几乎丢失了在欧洲的所有领土,大量穆斯林难民从巴尔干逃到伊斯坦布尔和亚洲,而基督徒人口被胜利的巴尔干国家吸收,因此帝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穆斯林在帝国人口中占据绝对多数,“奥斯曼主义”与宗教身份的联系更加密切,一种帝国穆斯林共命运的意识发展起来,不久后一战爆发,由于战时宣传和对基督徒的暴力活动,这种意识更加强化。
本书的第二章《幸运与韧性的反转》(Reversals of Fortune and Resilience)、第三章《反殖民反抗与追求自决》(Anti-colonial Resistance and the Search for Self-determination)和第四章《国家转型》(State Transformations)主要讲述1918年到1922年间各方势力对帝国遗产的争夺。随着《穆德罗斯和约》(Mudros Treaty),帝国退出了战争。这是一份概念不清、自相矛盾的和约,叙利亚四大主要城市(大马士革、哈马、霍姆斯、阿勒颇)的地位也悬而未决。事实上,在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里,从来没有一份各方一致同意的对东南安纳托利亚-北叙利亚-北伊拉克地区的处理方案。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关注三位人物的活动:穆斯塔法·凯末尔、费萨尔和厄兹德米尔(Özdemir)的活动。凯末尔成了安纳托利亚抵抗运动的领袖,抵抗运动强调安纳托利亚的人口主体是穆斯林,反对外部对这一地区的干涉。阿拉伯人的领袖费萨尔希望能摆脱英法的控制,在叙利亚独立建国,试图与安纳托利亚的抵抗运动合作。此外,当时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存在着许多自发性、地方性的抵抗组织,这些组织互相合作。厄兹德米尔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在艾因塔卜(Ayntab,今土耳其加济安泰普Gaziantep)组织抵抗活动,之后受安卡拉委托去叙利亚发展抵抗运动,后来又来到伊拉克,联系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领袖谢赫马哈穆德(Shaykh Mahmud)反抗英国。至于奥斯曼政府,巴黎和会上的奥斯曼代表团主张以威尔逊的“十四点”(Fourteen Points)为基础处理战败的帝国,将帝国转变为邦联制的国家,并将基尔库克-摩苏尔-拉斯艾因-阿勒颇-拉塔基亚作为阿拉伯自治区和帝国直辖区的边界。1920年,帝国国会通过了《民族公约》National Pact, Misak-ı Milli,强调阿拉伯各省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将阿拉伯地区保留在帝国框架内的努力一直存在。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的主体是第五章《为弥补和帝国解体而奋斗》(Struggle for Redemption and Imperial Dissolution),这部分主要讲述了洛桑谈判前后各方的博弈。到1922年,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凯末尔领导的抵抗运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政权却被法国消灭,斗争的焦点变成了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安卡拉和伦敦都试图拉拢当地势力,特别是库尔德部落。在洛桑进行的谈判上,安卡拉方面再次强调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指出既然摩苏尔的人口主体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那么摩苏尔应该归属土耳其。而英国方面则认为摩苏尔的人口主体是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并否认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共享的民族属性。洛桑的谈判没有确定摩苏尔的最终地位,摩苏尔在1925年被确定归属伊拉克。而随着洛桑谈判的结束,土耳其削弱了对叙利亚抵抗运动的支持,法国在叙利亚建立了委任统治,直到1946年。卡雅勒教授总结,一种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ed)的奥斯曼主义支撑着一战后在东南安纳托利亚-北叙利亚-北伊拉克的抵抗运动,这种奥斯曼主义是一种“穆斯林的公民理想”(Muslim civic ideal)(178页),也就是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情感纽带在战败后继续发挥影响,真正削弱它的不是战败,而是三十年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和世俗化改革。
笔者认为,卡雅勒教授新书的最成功之处在于综合了两方面研究的新成果,一是对一战中奥斯曼帝国的研究,二是对帝国晚期身份认同的研究。一战是二十世纪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战后对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领土的处理直接塑造了今日中东地区的地缘格局。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忽视了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不算对“亚美尼亚问题”的专题研究,关于一战中奥斯曼帝国的英文专著只有戴维·弗罗姆金(David Fromkin)的《终结一切和平的和平》A Peace to End All Peace等几本。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东研究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除了对战事本身的研究外,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帝国的战时政策(英文学界往往称为war efforts)。例如,伊易特·阿肯(Yiğit Akın)的《当战争上门》一书研究了战争时期的征兵制度和食物配给制度,指出战争时期的动员让帝国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增强,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后来土耳其独立战争的基础(Yiğit Akın, When the War Came Home: The Ottoman's Great War and the Devastation of an Empi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而穆罕默德·贝希克齐(Mehmet Beşikçi)则详细研究了战争时期安纳托利亚的征兵,指出帝国借征兵大大加强了管控,事实上“再次征服”了安纳托利亚(Mehmet Beşikçi, The Ottoman Mobilization of Manpow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Between Voluntarism and Resistance, Brill, 2012)。在帝国的众多地区里,叙利亚(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大叙利亚”,因为当时的叙利亚还包括了今天的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当时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之一的杰马勒(Cemal)帕夏担任叙利亚总督,在他的领导下,帝国政府在叙利亚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过去十年里,许多学者都对杰马勒帕夏统治下的叙利亚进行研究,包括卡雅勒教授自己,不过他的研究更多关注德国对杰马勒帕夏的影响而不是政策本身(Hasan Kayalı, “Ottoman and German Imperial Objectives in Syria during World War I: Synergies and Strains behind the Frontier Lines,” in War and Collapse: World War I and the Ottoman State, ed. M. Hakan Yavuz and Feroz Ahmed,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 1112-1133)。对杰马勒帕夏时期叙利亚最全面的研究是土耳其学者塔尔哈·齐切克(M. Talha Çiçek)的《叙利亚的战争与国家构建》一书,作者指出,杰马勒帕夏的政策不仅是战时的应急政策,更有着实现国家对臣民直接管控的目的,他对一部分本地阿拉伯和犹太精英进行打压,接管之前英法管控的机构,并发展教育,目的是消除原本在帝国政府和普通臣民之间的中间人集团的影响,培养出忠诚的阿拉伯臣民(M. Talha Çiç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Cemal Pasha's Governorate during World War I, 1914-1917, Routledge, 2014)。卡雅勒在本书中引用了这些较新的研究成果,他强调帝国在战争中使用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作为宣传武器,也扩大了教育系统,并且入伍的经历使得许多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第一次走出家乡,与来自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共同生活,这段经历强化了不同社群(community)之间的认同。从战后叙利亚的发展来看,帝国的战时政策至少延续和强化了部分叙利亚阿拉伯人对帝国的认同感,这是卡雅勒教授在前人基础上得出的重要观点。
关于帝国晚期的身份认同,长期以来的历史叙述往往认为十九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导致巴尔干地区在十九世纪的统治下独立,而一战时谢里夫家族在麦加掀起的阿拉伯大起义则在帝国后方给了帝国沉痛一击。具体到阿拉伯历史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勒斯坦学者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在经典著作《阿拉伯的觉醒》一书中指出,十九世纪初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和瓦哈比运动是阿拉伯觉醒的开始,之后西方传教士在叙利亚兴办的学校培养出一批阿拉伯基督徒知识分子,这些人领导了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复兴运动,到十九世纪末,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诞生,一战时的大起义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The Story of Arab National Movement, J. B. Lippincott,1939,1-242.)。安东尼乌斯的观点一度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卡雅勒表示“没有一个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再评价能够撇开乔治·安东尼乌斯的重要著作《阿拉伯的觉醒》”(Hasan Kayalı, Arabs and the Young Turks: Ottomanism, 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Second Constitutional Period of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7)。但是从六十年代以来,安东尼乌斯的观点开始遭到质疑。学者们逐步认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是与自治、自决和民族国家等政治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凯杜里所定义的那样,民族主义的核心论点是“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局,2001年,第1页)。如果阿拉伯精英只是强调阿拉伯人的特殊身份,而没有提出替代帝国的政治方案的话,那么他们很难被视为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六十年代之后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阿拉伯穆斯林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并且他们承认,尽管有一些阿拉伯人从事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活动,仍然有相当多的阿拉伯人忠诚于帝国。卡雅勒的上一本书《阿拉伯人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就指出,尽管利比亚被意大利占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扩大定居点等事件让阿拉伯人对帝国越来越失望,但对于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不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来说,民族主义在1908年之后仍然不是国家(state)层面上决定性的政治潮流,也不是主导性的集体身份。卡雅勒倾向于使用“阿拉伯主义”(Arabism)而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一词来形容那些强调阿拉伯人特殊身份,但只考虑在帝国现有框架内解决问题的阿拉伯精英的思想(Kayalı, Arabs and the Young Turks, passim; Kayalı, Imperial Resilience, xvi)。卡雅勒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同事迈克尔·普罗文斯(Michael Provence)在2017年面世的力作《最后一代奥斯曼人》The Last Ottoman Generation中,通过描写伊拉克前总理亚辛·哈希米(Yasssin al-Hashimi)等人的经历,展现出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人在一战后延续了对奥斯曼帝国的认同,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参与了土耳其独立战争,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研究都说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不应被高估,而奥斯曼主义的力量被大大低估了。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卡雅勒在《帝国的韧性》一书中,通过对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方抵抗组织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对奥斯曼帝国认同的持续影响力,或许这也正是本书标题“帝国的韧性”的含义之一。
碍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办法覆盖到本书的其他内容,例如土耳其共和国对《民族公约》的再诠释。笔者认为,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哈桑·卡雅勒教授在充分进行档案工作和引用学术新成果的基础上,展现出帝国灭亡时复杂的政治图景,表明民族国家的诞生,并不是帝国灭亡的必然结果,而是帝国灭亡时多种选择中的一种。谈及土耳其建国时,昝涛教授曾经表示,“土耳其的独立建国并不是源于内战,而是一场多战线的、较小规模的国际战争与外交斗争的结果”(昝涛:“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以民族主义、独立革命与世俗化为例”,《澎湃新闻》2019年12月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160068)。这一结论可以扩大到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发生的其他事件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建国,以北纬37度线为基础的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的确立,摩苏尔归属伊拉克。在帝国灭亡时,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民族国家是其中一条路,但并不代表其他的路并不存在,最终他们选择了民族国家,这是多方面斗争的结果,并非必然的结果,因此他们的民族国家是“偶然的”(incidental,即本书标题),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平等帝国臣民身份为基础的奥斯曼主义发挥了持续性的影响。
一百年过去了,现如今,东南安纳托利亚-北叙利亚-北伊拉克再次成为国际冲突的焦点,土耳其在经济和文化大发展之后,在阿拉伯地区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新奥斯曼主义”一词屡屡被用来形容土耳其的区域政策。在这一环境下,阅读《帝国的韧性》这本书,或许我们能够对现代中东地区的格局,以及土耳其-阿拉伯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产生新的认识。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土耳其历史,奥斯曼帝国

相关推荐

评论()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广告及合作 版权声明 隐私政策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 严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