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观察手记 | 南十二马路6

上期回放：铁西区有一条线路沿着兴顺街往南设有南五路站、南六路站……南十二路站，一直到南十三路站。原来十二路车站最早是在铁西区出现的呀！城市观察手记 | 南十二马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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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马路

关于马路的由来，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周总理的一则趣闻，说是有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近些年我在网上开始关注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话题，发现很多现代市政设施的探源工作真是遍地开花。比如，有研究发现，我们接电话时总是说“喂”，这是因为中国早期的电话线路是由法国人搭建的，他们接通试线时会说法语“oui”，中国人跟着模仿就变成了“喂”。这个解释真是让我脑洞大开，思绪云骞。关于马路一词的探源与此如出一辙。

一提起“马路”，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马路不就是“马走的路”或“马车走的路”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错误。其实，“马路”跟“马”或“马车”都没有关系，而是“马卡丹路”（ macadam road ）的简称。

——摘自《田间小站：英语辞源》

伦敦国家美术馆藏1830年绘制macadam road剖面图
图片提供：杨硕

确实，在十八世纪，苏格兰有一位工程师叫John Loudon McAdam。他的这个姓在百度翻译和一些四六级词汇网站上都译成麦克亚当，查找民国时期的文献则翻译为麦坎达姆，而这个马卡丹的翻译不知从何而来。根据《韦氏大词典》网络版的相关词条：

John Loudon McAdam and Macadam

In 1783, inventor John Loudon McAdam returned to his native Scotland after amassing a fortune in New York City. He became the road trustee for his district and quickly set his inventiveness to remedying the terrible condition of local roads. After numerous experiments, he created a new road surfacing material made of bits of stone that became compressed into a solid mass as traffic passed over them. His invention revolutionized road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nd engineers and the public alike honored him by using his name (respelled macadam) as a generic term for the material or pavement made from it. He is further immortalized in the verb macadamize, which names the process of installing macadam on a road.

——www.merriam-webster.com

这位工程师发明了一种新的筑路材料，这种材料由碎石块组成。施工方式是用车辆碾压，使碎石块压缩成固体路面。他的发明对道路建设和交通运输具有革命性，因此，这种材料或筑路方法的工程术语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这个词条没有解释碾压碎石形成路面需要的粘合剂是什么材料，后来出现了一个新词tarmac才有了我们熟悉的名字——柏油马路。

《文汇读书周报》有一篇《马路进化史》的小文简明扼要地厘清了马路的名与实。经作者余佐赞考证，汉语的马路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昭公二十年》，“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这之后，马路二字就很少见于历史文献，直到清代，马路之名又复出了。作者列举了很多徐珂《清稗类钞》上的例子，但他认为“同是马路，近代城市马路和古籍文献中记载的马路还是不一样。”“上海的马路，开创了中国近代城市交通的先河。”这里所说的上海指的是上海租界。

清末上海筑路劳役
图片来源：影易拍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英签署《南京条约》，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1845年11月英租界出现，界内开始按照“马卡丹”的标准筑路，“也有人说租界内的路有马行走，人们就据此叫马路。”这么看来，千年前的马路和百年前的马路在技术层面上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自1845年以降一百年期间，中国的道路上承载的交通工具主要还是马和马车。

关于沈阳什么时候开始有马路的称呼，一直致力于商埠地历史研究的王连老师告诉我，“从官方文件到报纸文字，都是在1906年开始有了马路的叫法。”王连老师对沈阳开埠以来历史文献做过很深的功课，所以我对他的话是很信服的。同时，我也抽查了几种1906年以前涉及沈阳地区的史志，汇总了一些有关道路的称谓，确实没有马路的记录。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翰林院侍讲高士奇跟随皇帝东巡，回京后撰写了《扈从东巡日录》，记述了圣驾所行经的道路。“太祖高皇帝初定沈阳，命旗丁修除叠道，广可三丈，由辽河一百二十里直达沈阳，平坦如砥，师旅出入便之。”同一年成书的《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崇德三年(1638年)五月癸酉，修治盛京至辽河大路，两旁浚濠，中间增土，高三尺，广十丈。”

永安石桥
图片来源：沈阳市规划展示馆

自康熙帝开启东巡之旅，后代清帝承袭先制，每次回老家之前都要整修此道。《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载：“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明年朕往盛京，所有应备御路两旁村庄旗民，拣派妥员，善为调拨。”《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载：“嘉庆四年九月……及朕经行御路，均能修垫一律坚固平整。”有皇帝往来行走的时候，叠道就得叫御路了，这可算是中华自古以来至尊顶级的大马路。它的路况怎样？去沈阳城西永安石桥看看就知道了，那可是大御路仅存的遗迹。

民国时期出版的《道路丛刊》里有一篇杨得任撰写的《道路交通史》，据他考证，“前清交通道路之最主要者，则以北京为中心点，向四方而达于各省省城，此即所谓官马大路是也，官路系其略称……官马北路系从北京经通州、永平、山海关而至奉天……为古来联络满洲及我国本部之重要商路。”叠道、御路、官路……从这些名字就能想见，东北沈阳的道路交通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是相当发达的。

1909年《奉天市街地图》城内地区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康熙年间编纂的《盛京通志》是有清一代最权威的东北地方总志，其中对陪都盛京城市设施有专门一卷加以记述。《京城·盛京城池》记载，“钟楼一，在福胜门内大街；鼓楼一，在地载门内大街。”晚清时期的沈阳地图上标注为“大北门正街”和“小北门正街”。嘉庆年间撰写的《嘉庆东巡纪事》里有一处记载，皇帝进入盛京城后，“是日，有山东人周効思在小南门街上叩阍。”“街”看来是那时沈阳城里道路的正式称谓。

光绪年间由缪润绂撰写的《陪京杂述》对沈阳道路称谓的记述更加丰富，“邓大人庙在抚近门外大街”“于德盛门内金银库胡同捐修第宅”“五部侍郎府，户部在抚近门外头道沟，礼部在德盛门外二道岗子东胡同……”这本书出版于1878年，此时的上海已经有了现代的马路，而沈阳还要等待三十年，因为它还没有“对外开放”。

1905年日军占领盛京城
图片来源：辽宁记忆

沈阳的“对外开放”——奉天开埠——是在遭受了种种磨难之后，才磕磕绊绊地迈出了艰辛且厚实的步子。开埠的缘起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美日两国根据有关通商行船条款，与清政府商议约定在奉天、安东、大东沟三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此时，沙俄军队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拒不撤出东北，独占盛京，阻挠美日两国在奉天开埠。由此又触发了日俄战争，战火遍及辽沈。战后沙俄势力遭驱逐，日美两国强势回归……列强觊觎，局势险恶，无奈之下的朝廷及有识之士为保身自救，硬是迈出了自主开放的一步。王连老师在他的公众号《奉天商埠》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叙述奉天开埠的历史，在此不必赘述，只引用他的一段结论来评价百年前的这次“对外开放”行动。

此次奉天自主开埠，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转折点，中国不再是单向的“被参与”过程，而是主动参与，双向融入世界市场的自觉行动。一方面，我们是西方现代管理、技术的学习者，另一方面，将西方文明成果与中国文化传承相融合，自主建设现代城市，创造本土历史上新的现代文明。

——王连《奉天开埠并非列强胁迫下的无奈之举》

1906年10月26日，刚刚创刊的《盛京时报》在本地新闻版刊发了一则报道，“兴修马路（奉天）今闻小西边门外马路工程刻间大为修葺，约有二三百工人之数，由火车站迤东，道路两旁水沟其中有次陷之处，已竟垫平矣。”小西边门外的这条马路，是盛京古城通往火车站的“开发大道”，商埠地最初就是在这条道路两旁开始规划建设的。这条路先后被命名为小西边门外大街、西塔大街、十间房大街、马拉铁道、一纬路、市府大路、人民大路……1989年最终定名市府大路。

但是，这条路还不是上海租界标准的马路，我们本地的市政官员管它叫“土马路”。在《奉天省城商埠地报告书》中对这种“土马路”的施工方法有详细规定，“须将地势起高垫洼，一律修理平坦……用小石磙压平，上铺沙子，厚五分，用水泼湿，再用大石磙轧实。”

《沈阳县志·交通》有“马路”一条记述，“本城城内各街马路及小西门外马路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经前制军赵尔巽奏准修筑，由日商饭塚工程局包修，价额小洋三十八万元。”细读这段文字，里面透露出很多有趣的信息——“马路”在这里不是专有名词，而是一种新式道路的通用术语；总督出面主抓修马路的工作，看来古老的盛京真要焕发新生了；施工单位是外企，质量应该有保证。

然而，实际情况可能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通过百年前留下的盛京影像，我发现当时沈阳城里的道路状况很糟糕。1912年夏天，由法国金融家阿尔贝·肯恩资助的摄影师斯蒂芬·帕瑟来到沈阳，他使用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彩色干版为沈阳留下了第一批彩色影像。这位摄影师应该是跟着龙王到的沈阳，中街、鼓楼、长安寺、大东门、东塔……一路泥滚潜泅。

斯蒂芬·帕瑟拍摄盛京城内四平街
图片来源：阿尔贝·肯恩博物馆

就说这张中街最繁华的地段——吉顺昌、吉顺洪，还有日本的正金银行大门口，雨过天晴，一片泥泞。这是城里马路工程最长脸的地段，让日本的包工头修成这奶奶样，皇帝不问问总督吃了多少回扣？问也来不及了，大清都已经亡了。根据王连老师查阅史料得知，原来饭塚公司接手城里马路工程时已近冬季，施工不便，甲方又催得紧，所以这次筑路工程的质量非常差劲。

斯蒂芬·帕瑟拍摄盛京城内长安寺
图片来源：阿尔贝·肯恩博物馆

再看这张中街北边长安寺门口的照片。这段路不在此次工程预算内，这种路况和法国摄影师拍摄的东郊农村的路况不相上下。有图有真相，虽然大清已亡，但盛京古城还是那个古城，距离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要是它不古，法国金融家也不会浪费那么多路费来这儿采风。

民国时期一纬路道路施工中使用的轧道机
图片提供：王连

1923年成立市政公所以后，奉系当局在城市道路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公所下设工程课，负责建设和维修道路、桥梁等城市设施。为提高工作效率和工程质量，1924年商埠局从美国进口了一台6吨重轧道机。有了新式机器，道路构造和施工水平也上了台阶，石子路和柏油路的数量迅速增加。根据《民国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奉天城市建设档案汇编》选编的文件，1920年代后期，有关“臭油路”的记载越来越多，柏油马路开始崛起。

与此同时，火车站前那片租借地的路况如何呢？根据《沈阳市志·城市建设》《近代沈阳城市发展研究》等资料整理记述：沙俄时期到日本接管初期都是土路；1906年后出现碎石马路，仍以土路为主；1916年后，花岗岩块石马路成为主流；1925年后，块石马路和柏油马路大行其道。

在沈阳有几个带马路的地名为广大市民熟知，而这些名字的来历却鲜为人知。它们都是这座城市重要历史的见证，沈阳人应该好好地了解一下。

1917年《奉天省城详图》大西边门外马路
制图：王连

马路湾，听着亲切吧！它不是一条马路的名字，是新华书店、202医院、广播电台、电业局那片地区的统称。但是，它的来历恰恰是一条特殊形状的马路。根据王连老师的考证，马路湾这个名字的出现与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一个是1910年10月奉天驿落成投入使用，奉天当局计划修一条马路连接老城与南满车站。紧接着东北鼠疫爆发，奉天地处铁路枢纽，疫情严重，当局在商埠地内设立隔离所收容旅客，其中一个隔离所就在马路湾位置。1911年4月，疫情得到控制后，清政府举办万国鼠疫研究会，为应对各国专家参观检查，开始修理大西边门外通往附属地交界处隔离所的马路。这条马路到隔离所的位置形成了一个环岛，正好把隔离所围在中间，当时称作“弯弓马路”。1921年，商埠局重新修整道路，将环岛拆除，并正式命名为十一纬路。“弯弓马路”消失了，但这个名字被沿袭下来，变成了马路湾。

民国初年的国际大马路
图片提供：王连

还有一条国际大马路，这么大气的名字，不会是金廊吧？这条马路很宽阔，成因也很复杂，它是商埠地和附属地的分界线。说得严肃一点，它是中国政府与日本殖民当局在沈阳境内划定的一条“国境线”，所以国际大马路的名字在民间叫开了，而官方称为国际道路。它的复杂之处在于，这条路先是由商埠局作为界街修建，定名为九经路，日本殖民当局在九经路西侧也修了一条马路，定名为东五条街，后来又改称信浓町。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为日本人实际控制，两条路合并为协和大路。沈阳光复后，国民党市府改称和平街。现在它是和平大街中间的一段，小时候大人们都管它叫国际大马路，路面是哈尔滨中央大街那种面包石铺设的，中间的绿化带有浓密的树林，秋天变成金灿灿一片。

奉天满铁附属地界桩
图片来源：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另外关于这条界线，王连老师还挖掘出一些有趣的史料，在这里要多说几句。满铁划地后先立了界桩，商埠局沿着界桩东边修路，日本人在西侧修路，再往南还有南京街上的界线，就没钱修路了。后来界桩出现缺损，界线不清了，大概到1923年，双方商定了以植树代桩的方案。和平大街上的界桩先被拆除，中间种植树木，叫作界树。南京街上也种植树木，也是界树。2007年因为要扩道，南京街上参天的大杨树都被砍伐了，那就是当年的界树。而那些界桩的去向呢？时间久远，更难觅踪迹吧？谁承想2019年，沈阳资深的文保志愿者葛保全老师在铁路边上的一片荒地上竟然发现了一根界桩，长1米2左右，上面雕刻有满铁标志和“界”字，已入藏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1931年《沈阳市最新全图》沈海市场地区
资料来源：沈阳市勘查测绘研究院

大东区有条东北大马路，这五个字一出口，满满的东北人的豪气。这条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又要避开日本人在城西的锋芒，自主开发建设的城市东部奉海市场的一条主干道。根据老地图所呈现的信息，这片街区多多少少也模仿了附属地的格局——以奉海铁路为基准线，棋盘式路网设计与铁路线平行或垂直；以奉海车站为原点，延伸六条放射状道路，形成一个中央广场。

要说东北大马路这个名字的来历，真有点绕腾。对大东区历史不深入研究，还真讲不明白，最后还得是朗智明老师给我说透了。这条马路修建于1925年，当时不叫东北大马路，叫正北大马路和中央大马路。而东北大马路也在那个时期建成了，是火车站前向东北方向斜插过去的一条马路。此外还有东南大马路、西南大马路和西北大马路。这片城区可以说是奉系打造的一座新城，它以连接奉天、吉林两省省会的铁路为动力，寻求与日本南满铁路的制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并不看好这里，建设被搁置了，光有马路没有商铺，跟人家满铁附属地根本没法比。后来这片地区被监狱、医院和工厂宿舍占用，把原有的规划都打乱了。有关奉海市场的资料很少，建国后这里变成了工业区，与铁路线平行的那条主干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定名为东北大马路了。

1931年《辽宁省城市街全图》惠工广场
资料来源：沈阳市勘查测绘研究院

我小时候跟奶奶住在惠工广场，具体位置是惠工街和友好路之间的一个大杂院，但是长辈们都管那叫一马路和六马路。在建国后的地图和地名志上我找不到这两条马路的字样，而在民国时期的老地图上，围绕惠工广场顺时针放射出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和六马路。这六条马路也是张作霖的家底，也是为了与日本人竞争，在原来老城西北教场开辟的惠工工业区。从1918年当上东三省巡阅使到1928年皇姑屯被炸身亡，这十年间，张大帅在沈阳确实干了不少大事，在城市的拓展和布局上留下了自己的雪泥鸿爪。

1946年国民党政权开始治理沈阳，改名的大事一定落在了对本地情况比较熟悉的东北籍官员身上。他们对马路这个名字很重视，把原来大和区内的二十条重要的“條通”改成马路，是不是要替张大帅出口恶气？还是因为这二十条路品相上乘，清一色黑黝黝的柏油马路？

1950年代初铁西工人村修筑马路
图片来源：刘生生收藏

反正，南十二马路没排上号，日本人的房子就建在这条路的边上。路也许是铺了，但可能不是柏油的，国民党市政官员没当回事，把路牌立到南十一马路就拉倒了。新中国成立，从1953年开始对沈阳城市道路进行大规模翻建、改造、新建，尤其为解决和平区南部交通问题，接续太原街修建了砂山街直抵浑河岸边。那么，南十二马路一定在这个时候被重提起来，一定是有所规划，甚至破土动工了。

下期御览：妈带我又往北走了一段，拐进南十一马路。路北边是124中学的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