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人员的豁免权争议：来自美国最高法院的庇护

编者按：本届最高法院对美国民众的权利做出了诸多限制，其中法院对于枪支携带权以及堕胎权的裁决更是引起了全美关注。然而，最高法院在另一批案件中，对于美国民众如何通过法律途径起诉侵犯自身的公职人员施加了种种限制。本文作者Matt Ford在分析最高法院的诸多裁决后指出，由于来自法院的庇护，民众追究侵害个人权利官员责任的手段日渐减少，向法院寻求补救措施已经变得愈发困难。本文原载于《新共和》，作者Matt Ford，中译略有删减。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3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由本届最高法院处理的，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与美国民众的宪法权利息息相关，包括推翻纽约州的控枪法律，取消了民众在户外携带枪支的限制；支持高中橄榄球教练在比赛后带领团队成员进行祈祷的行为；以及否认了宪法中允许女性堕胎的权利。大法官们扩大了民众在某些领域的权利，限制甚至消灭了另一些领域的权利。

然而，另一批同样涉及到民众权利的案件却缺乏社会的关注。在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讨论了“当美国民众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是否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的问题。民众可以起诉相关官员吗？他们能否向法院寻求补救措施？对于这些问题，大法官们给出了相当一致的否定答案。

当然，最高法院从未在某一项裁决中宣布“政府官员不应该对其行为负责”。但过去几届的大法官都在裁决中做出了暗示。这导致个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不断受到侵蚀，而那些侵犯他们权利的官员则完全不受惩罚。

当一名公务员（大部分情况下是警察）侵犯了自身的宪法权利时，美国民众会如何反应？最直接的步骤是对他们提起诉讼。如果侵权者是州或地方官员，诉讼人在理论上可以使用1983条款（Section 1983）发起诉讼。这项重建时代的条款，允许诉讼人在联邦法院对那些以官方身份侵犯个人权利的州或地方官员提起诉讼。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个人在联邦法院以宪法为由起诉警察或公职人员时，诉讼的基础都基于1983条款。

在维加诉泰科案（Vega v. Tekoh）中，特伦斯·泰科（Terence Tekoh）试图利用1983条款起诉一名洛杉矶警察。据悉，该警察在审问他时没有发出米兰达警告；身为护士的泰科被指控性侵了一名病人。虽然检察官在审判中使用了泰科在未收到米兰达警告的情况下做出的陈述作为证据，但陪审团认为泰科的性侵犯罪名不成立。泰科起诉了该名警察以及其他人，因为他们在审讯前没有对泰科进行米兰达警告，泰科的律师认为这构成了胁迫。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允许泰科进行上诉。法院指出，在刑事审判中，在警方未发出米兰达警告的情况下获取证词，并在后续审判中使用该证词的行为违反了第五修正案（以法定程序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但最高法院对此表示反对。法院最终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做出了遵循意识形态路线的裁决，裁定米兰达规则纯粹是预防性措施，不属于1983条款的诉讼范围。

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

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在为法院撰写判决书时解释道，“虽然允许根据1983条款提出米兰达索赔的好处微乎其微，但对法院而言，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他指出了“司法经济”（指拒绝裁定一个案件中提出的一项或多项诉求，可以保护法律制度或特定法院的有限资源）的必要性；如果联邦法院不得不重新审视州法院认定的事实，这将会侵犯司法经济。他警告说，允许该诉讼将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之间造成“不必要的摩擦”。他还列出了潜在的“程序问题”，简要概述了法院需要裁决的其他法律问题。虽然他强调了米兰达本身作为程序规则的局限性，但阿利托明确表示，对泰科有利的裁决只会给法院带来更多工作。

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在反对意见中认为，阿利托和大多数人完全误解了法院的米兰达判例。在她看来，过去的裁决清楚地将米兰达规则描述为一种独特的宪法规则，而不是仅仅在审判中排除“未遵守该规则情况下收集到的证据”，并将其作为执行第五修正案的预防措施；这创造了一个附带的权利。卡根还强调了该裁决将会对那些权利受到侵犯的潜在诉讼人所造成的影响；与泰科不同的是，他们被陪审团判定有罪并在监狱服刑。

她引用过去的裁决写道，原告“可能会在上诉或人身保护令中成功地推翻定罪”；但如此一来，他又该如何补救自己所遭受到的伤害呢？1983条款的意义就在于提供这样的补救措施——因为补救措施是“宪法保障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多数人通过否认补救措施损害了原告的权利。

卡根提到了法院几周前对埃格伯特诉博尔案（Egbert v. Boule）做出的裁决。该案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当联邦政府的一名雇员侵犯个人权利时，个人是否可以向联邦政府寻求赔偿”。此案涉及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商人，他在美加边境拥有一家名为“走私者客栈”的旅店。此人通过帮助人们非法进入加拿大来获利，同时也是在边境巡逻的联邦执法机构的线人。

这起诉讼源于一起事件：一名边境巡逻人员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闯入了旅店老板罗伯特·鲍勒（Robert Boule）的房子，将他推倒在地并打伤了他。据称该名人员还对他进行了报复，因为他向边境巡逻人员的主管提出了行政申诉。博尔提起了诉讼，声称这名特工在最初的闯入事件中侵犯了他的第四修正案权利（旨在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并要求搜查和扣押状的发出有相当理由的支持），在后续的报复中侵犯了他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1983条不适用于联邦官员，所以博尔在本案中不能依赖此条款来起诉特工。相反，他提起了所谓的“比文斯诉讼”（Bivens lawsuit），该诉讼以1971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命名。在该裁决中，法院认为，一个名叫韦伯斯特·比文斯（Webster Bivens）的个人有权起诉六名侵犯其第四修正案权利的联邦缉毒人员。尽管国会尚未建立允许他发起诉讼的理由，但法官们认为比文斯发起诉讼的原因隐含在宪法文本中。

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

比文斯案恰逢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从自由派大法官转向中间派，又转向保守派的时期。从那时起，后来的几代大法官抵制将比文斯案的裁决扩大到其他宪法权利，并在某些情况下试图削减该案件的影响。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法官在埃格伯特案中撰写的多数意见，主张将比文斯的索赔主张进一步缩小。托马斯总结道，如果联邦政府为公民提供了一种“替代机制”，让他们在自身宪法权利受到损害时寻求补救，那么下级法院就不能允许比文斯的索赔诉讼继续进行。

他写道：“只要国会或行政部门建立了一个具有足够威慑水平的补救程序，法院就不能通过叠加比文斯案的裁决来提高补救标准。”换言之，因为边境巡逻队有一个行政申诉程序（这个程序建议在这个案件中解雇这名特工），但由于未知的原因，该程序没有能够得到执行，导致了博尔不能援引比文斯案来起诉这名特工。托马斯强调，行政部门的程序“不允许个人对结果提出上诉”的做法是完全可接受的。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

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对此发表了异议。她指责多数意见设置了新的标准，通过近乎捏造事实的方式，来达到对代理人有利的结果。“现有的先例允许博尔在联邦法院为他受到的伤害寻求赔偿，”她写道，“法院为了避免这一结果，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改写了它在五年前制定的法律标准，将对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扩展到面目全非的程度，并从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找到了另一种补救结构。”法院关上了博尔索赔的大门，也限制了那些试图通过比文斯案寻求索赔的诉讼人。事实上，法院将在何种情况下支持比文斯的索赔主张，已经变得难以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对有罪不罚（impunity）的热情并非永远与意识形态路线保持一致。最好的例子可能是美国诉祖巴伊达案（United States v. Zubaydah），该案围绕着中情局在“反恐战争”期间对在押人员使用酷刑产生的法律后果展开。原告阿布·祖巴伊达（Abu Zubaydah）今天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设施中。他和他的律师试图传唤两名代表波兰检察官的前中情局承包商，据悉两人与在中情局的黑牢中，对祖巴伊达实施的酷刑有关。

司法部根据国家机密原则寻求撤销传票，该原则允许政府对“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证据”实施扣留。但与美国的核武器设计或诺曼底登陆计划不同的是，中央情报局对祖巴伊达的处理是众所周知的公开记录。在诉讼过程中，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结论是，国家机密特权不适用于公开的信息。

然而，在一个支离破碎的裁决中，最高法院命令下级法院驳回此案。“我们同意政府的观点，有时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可能仍属于国家机密特权的范围，”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写道，“政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论两名承包商（米切尔和杰森）是否同意提供祖巴伊达寻求的信息，都会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即使这些信息已经通过非官方渠道公开。”

即使是在事实已经广为人知的情况下，这项裁决也将使人们更难追究政府在国家安全背景下犯下的违宪行为。尼尔·戈萨奇法官（Neil Gorsuch）指出政府的主张是荒谬的。“我们讨论的事件发生在20年前，”他在一份异议中写道，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也参与了编写，“这些秘密早已被破解。关于他们的官方报告，书籍和电影已经出版。尽管如此，政府仍试图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驳回这一诉讼。今天，最高法院默许了这一请求。结束这场诉讼可能会让政府避免更多的尴尬。但我们不应该假装这一判决会守住任何秘密。”

在口头辩论中，法院意外地发现了给国家安全主张提供如此广泛的回旋余地所带来的后果。祖巴伊达的案件主要围绕获得两名承包商关于前者在波兰遭受的酷刑的证词。布雷耶法官询问祖巴伊达的律师，“祖巴伊达本人不能证明他的经历吗？”他的律师回答说，政府仍然将他的当事人单独关押着。这似乎让布雷耶感到震惊，他指出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并问道：“你没有申请人身保护令或采取其他方式让祖巴伊达获得自由吗？” 律师回应称，“在过去的 14 年里，华盛顿特区一直存在着一项悬而未决的人身保护令程序。”

当涉及到有限制的豁免案件时，法院对有罪不罚的倾向达到了顶峰。有限制的豁免权（qualified immunity）是一种司法创造的理论，如果原告不能证明被公职人员侵犯的权利在当时是“得到明确确立的”，法院就可以驳回涉及1983条款的案件。这一框架经常帮助官员免于承担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该原则一直受到下级法院法官、不同意识形态的法律学者以及一些法官的批评。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法院很少直接审理有限制的豁免案件。相反，它往往通过纠正下级法院的裁决，而非口头辩论或多数人签署的意见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一些大法官持反对意见，但最高法院依然拒绝进一步的审查，将下级法院难以解释的决定予以保留。对于这届最高法院而言，最好的例子是拉米雷斯诉瓜达拉马案（Ramirez v. Guadarrama）；法院在今年任期的最后一天宣布，它不会受理该案件。

这起诉讼是由赛琳娜.拉米雷斯（Selina Marie Ramirez）代表她自己、她的两个孩子以及她丈夫加布里埃尔·奥利瓦斯（Gabriel Eduardo Olivas）的财产发起的。2017 年，奥利瓦斯经历了精神健康危机，这家人拨打了911，在此期间他往身上浇上了汽油，并威胁要在家中点燃自己。当他的妻子和孩子恳求他别这样做时，三名警察赶到了现场，其中一名警察明确警告另外两人不要对奥利瓦斯使用泰瑟枪，因为这可能会点燃汽油。

这两名警官无视警告，对奥利瓦斯使用了泰瑟枪，引燃了汽油。由此引发的大火导致奥利瓦斯死亡，烧毁了他家的房子。拉米雷斯起诉警官对奥利瓦斯过度使用武力，并违反了第四修正案。起初，法院拒绝了警察发起的对于 “有限制的豁免权”的申请。随后，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称警官们享有豁免权，并认为“鉴于警官们面临的可怕场景，涉及对生命和财产的直接破坏，使用泰瑟枪并非等同于使用不合理或过分的武力。”

这一裁决遭到了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一些成员的强烈批评，后来整个上诉法院复审了这一裁决并维持了原判。最高法院的三名自由派法官也批评了其他法官拒绝重审此案的决定。索托马约尔写道：“根据这些指控，警官们选择使用武力，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将直接导致他们声称试图避免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奥利瓦斯自焚烧毁房子。警察在接到警告说使用泰瑟枪很可能导致奥利瓦斯自焚的情况下，依然电击了他。”然而，这种荒谬的做法并没有能够说服其他法官进行干预。

最高法院保护公职人员免受惩罚并非什么新现象。这一做法大多建立在早先案件的基础上，这些先前的案件缩小了1983条款或比文斯案的影响，也限制了其他追究官员责任的机制。值得强调的是，在美国民众宪法权利的性质引起如此广泛辩论之后，民众更加关注最高法院对于某一项宪法权利的界定、扩大或缩小；在目睹了本届最高法院的做法后，民众也需要意识到，当官员侵犯这些权利时，要确保他们的责任会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