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犹新生｜漂在梦花街的人

【编者按】

一边是灯光璀璨的摩天高楼，一边是蜗居拎马桶的逼仄老城厢，这样的场景正在远去。

刚刚过去的2022年，上海旧改跑出加速度。7月下旬，全市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收官，“零星旧改”随之全面提速。11月中旬，黄浦区首个“两旧”改造项目——蓬莱路北侧地块高比例通过第一轮意愿征询，位于该地块的梦花街加快追赶时代的步伐。

全长只有425米的梦花街，是上海老城厢旧改浪潮中典型代表。

在这里，低矮老房承载着历史，居住环境却亟待改善；高密度、高流动性的人口带来了烟火气，也制造了令人揪心的管理难题。

百年梦花街，三十年旧改路。

岁末年终，澎湃新闻推出“巷犹新生”系列报道，呈现旧改进程中一处鲜活存在的市井烟火样本。

梦花街，上海的百年老城厢。

梦花街的弄堂。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悦 图

距外滩2.5公里，距人民广场2公里，这里是许多上海人扎根的地方，也是众多外来打工者的落脚点。

据《新民晚报》报道，梦花街区域有1.1万余人，外来人员租住比例超45%，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6.3万人左右。

穿梭在逼仄的弄堂里，一切都显得拥挤，一家三口住在10平米的房间，三四户或六七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电线、电动车、晾晒的衣服和水池抢占着道路和天空。

这里每个门牌号几乎都住着租客——单身租床位，800元一个人；夫妻或带孩子的租个大间，平均200元一平米。

梦花街的住房。

租客们来自全国各地，在上海做外卖员、快递员、服务员、保安、保洁、装修工人……有人来沪两三年，有人闯荡二三十年，携家带口，在老城厢兜兜转转，勤俭生活，希望在上海多赚些钱。

2022年11月10日，黄浦区首个“两旧”改造（旧区改造、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蓬莱路北侧地块一轮意愿征询以98.78%高比例通过。在此前的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中，梦花街南侧的商铺和住宅几乎已经搬空，如今北侧也将迎来告别时刻。

梦花街上的租客也面临选择：下一个“家”在哪？

这里有四个沪漂家庭的故事。中年夫妻30年搬家30次，想找快拆迁的房子住；不识字的母亲，为了孩子，每天火急火燎地奔走在办公楼、学校和其他学生家长家；一家三口有着不同的打算，曾为是否离开上海而争论；21岁的女孩，打过9份工，不考虑太多，只想赚钱、吃喝、看小说。

对许多“沪漂”而言，梦花街就像梦想与现实的隐喻，举目远眺可望见繁华大厦，凑近了看却是市井弄堂。推开“家门”，没什么波澜壮阔的奋斗故事，只见忙碌辛苦的琐碎生活。

沪漂30年，搬家30次

马学峰在家里休息。

2022年7月的一天，窗外暴雨如注，马学峰昂着头在家看电视，妻子出去打麻将了。

“家”有7.5平方米，锅碗瓢盆、纸巾塑料袋摆在两边架子上，中间仅容一人走动。头顶是隔板，上面是睡觉的地方，几个大包裹堆在角落。梯子下方的三角空间是卫生间，有马桶、能洗澡。

马学峰很满意，“我们来上海几十年，就这个条件最好，2200元一个月包水电。”他在靠近房门的一角搭了块木板放电视，这是梦花街出租屋里罕见的家电。

马学峰什么工作都做过，做早点、送牛奶、送报纸、给私人老板送货。断断续续地，他还跑过一周外卖，业务不熟，接单量有限，只赚了两百元。

53岁的马学峰来自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马湖乡，在上海打拼30年。

1992年秋，听闻老乡在上海做早点赚钱，他便跟着来了。当时，马湖乡来上海打工的九成都做早点，老乡带老乡，没有店面，就在马路上支摊，和城管“打游击”。

马学峰在工地附近摆摊，建筑工人上班早，他出门更早，卖葱油饼、羌饼、豆浆，“等城管上班，我们已经卖完跑掉了。”

20多年过去，他左臂的皮肤仍旧微微泛黑。“以前烧豆浆，桶一下子倒掉了，烫下来这个胳膊上全是水泡。”他笑嘻嘻地回忆道，“城管平时看到我们摆摊都罚钱，那次看到手上肿的水泡那么大，都没罚款，看我也太可怜了。”

后来，上海的市容管理越来越严，摆摊不可行，马学峰转而谋求其他职业，从摩托车换到电动车，在不同企业周转，用他的话说“虾有虾路，鳖有鳖路，都要生活”。

去年4月以前，他给一个私人老板派送排骨年糕半成品。这是一道上海传统小吃，大排削成薄片，蘸上面粉放入油中炸，再辅以炸年糕。

马学峰凌晨4点左右到发货点，送到上午八九点结束，下午去现场或在手机上收账。依靠电动车，他满上海地跑，一个来回通常60公里，排骨年糕送了十五六年，从月薪5000元做到日薪500元，直到去年3月末公司倒闭了。

比工作变动更剧烈的是住所，“来上海三十年，我和我老婆，平均一年搬一次家，搬了近30次家了。”马学峰说。

他住过各种房子，在长宁区，“我和舅舅家5个弟兄住楼梯肚底下，两层床，人一进去就坐到床上了”；在黄浦区，搬入梦花街之前，金家坊、方浜路、中华路、复兴东路他都租住过，“正规的房子租不起，只能租那种要拆迁的、几家合租的。”

梦花街北侧也要旧改了，马学峰计划过年后换个住处。他早就习惯了漂来漂去的生活，只是望着满屋子的杂物苦笑：“我们搬家，东西越搬越多，这个舍不得扔，那个还要用。”

为什么不找个条件好的地方长期住呢？

30年的打拼和省吃俭用，夫妻俩攒了不少钱，但三四年前，在亲戚的介绍下，马学峰参与了房产投资，95万元投入后石沉大海，才发现是骗局。后来官司打赢了，对方无力偿还，只追回19万元。谈起这事，马学峰没有太多抱怨，一笔养老钱没了，好在现在经济压力也不大。

夫妻俩有一个女儿，在合肥结婚生子，生活上不用太多操心，只在开药店、开美甲店的时候借过钱。马学峰的父母已经70多岁，他每个月给母亲打1000元做生活费，在农村足够生活了。

家乡如今建设得很漂亮，夫妻俩买了养老保险和医保，在集镇上有房子，两三百平米，两层楼、大院子，厨房都比梦花街的住处大，出门就能买到菜。

眼下，马学峰和妻子没打算回老家，53岁还不到退休年纪，回家也不好找工作，“在上海苦点，总还能挣点钱。我们两个人节约一点，手里多捏一点钱，然后回家就养老了。”

围着孩子转的生活

张西英在厨房烧晚饭。

傍晚，张西英坐在门口择菜，儿子方浩然就坐在台阶上画画，有时抱抱小猫，下班路过的邻居们会打声招呼。

平静的画面没能维持多久。方浩然钻进屋里捧起手机，在枪战游戏和短视频界面来回切换，张西英生气地吼道：“方浩然，昨天才打的，讲今天不拿手机了，你又忘记了？你功课做完了吗？”浩然不说话，眼睛紧盯着屏幕。

方浩然坐在床边玩手机。

张西英也顾不上他，眼看快7点半了，晚饭还没做好。青椒入锅，大火翻炒，一平米的厨房里泛起油烟和呛人的辣味，“方浩然，把土豆拿给我。”“方浩然，把猫砂倒掉。”她还是要喊几句。

临近8点，晚饭端上桌，丈夫已经回来了。一家三口坐在两张床边，从夹在中间的小桌子上夹菜，丈夫匆匆扒完饭，又赶回去上班了。他的工作是道路保洁，一人上两个班，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一般是带饭解决午餐、晚餐，偶尔有空能赶回家。

张西英家的阁楼上住着另外一家。

阁楼上还住着一对夫妻，和他们共用厨房、厕所，彼此的讲话声音听得清晰，但互不干涉。张西英不介意这些，对比以前的住处，“像这木头（楼梯）哐噔哐瞪，七个窟窿八个洞，墙皮一碰就掉了，好在现在住一楼”。她努力地把厚衣服、棉被塞到床角，腾出睡觉的地方，房间中央的小桌子也清一清，吃饭、学习都在这。

45岁的张西英来上海十六七年，丈夫来得更早，他们以前在城隍庙福佑门小商品市场收废品，主要回收各家店铺的纸箱、包装盒等，“赚得不多，但是灵活，废品卖了就有钱了。”在居民陆续搬家的梦花街，回收废品的人也是街上最活跃的，搪瓷杯盖一敲就是手摇铃，走街串巷地吆喝，挖掘旧家电、旧书报、老式家具的“剩余价值”。

2013年方浩然在上海出生，快到上学的年纪，夫妻俩找了保洁工作，办理居住证、交社保，方便孩子上学；家也搬到了梦花街，距离实验小学近。

张西英在办公楼做保洁，一人承担全部的台面清洁、地面清扫和垃圾桶更换，上下四层楼，每天走一万多步，有时累得腰疼。她总是穿着卡其色工作服，两套轮流换，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平日里，她每天7点上班，赶在办公室还没人的时候擦擦桌子，方浩然被爸爸早早送到学校；下午4点半，她匆忙赶去学校接方浩然，送到补课点，有事还得回去工作，没事就回家买菜做饭；晚上七八点再去接方浩然回家，吃晚饭、洗澡、洗衣服。

“我们干的活真苦真累，一天到晚跑得慌的、累的，一点都不得休息。”她叹气道，“没人帮我们，只有我一个人。”

来回接送孩子很折腾，张西英没有选择。她没上过学，不识字，在银行填写信息都是“他们摁着我的手写”；丈夫只上过一年级，会写自己的名字，俩人对于儿子的功课束手无策，只好找学生家长商议，每天放学后给自己孩子辅导作业时兼顾方浩然。

她会反复说一些数字，“每月房租3000块，小孩补课2500块。”“我的工资4000块一个月，他爸加加班8000块。”“疫情期间没花什么钱，疫情过后几天就花了2000多块钱，小孩要吃这吃那。”“搁上海生他（方浩然）的时候花了将近1万块钱。”“他搁这做过两回手术，花了十几万。”甚至是“城隍庙一个羊肉串25块钱，一杯冷饮30块，外滩一瓶子水要6块。”……这是她无法躲开的生活压力。

张西英还有两个孩子，一家五口都在上海。大女儿在杨浦区，已经结婚生子；大儿子从房产销售转到工地干活，从性格内向也变得会说话，月薪一万元，包住宿。两人很少来梦花街，只是和父母通通电话。

去年初，家里给21岁的大儿子介绍了对象，相亲不太成功，不过张西英还是揣着希望。没人稀罕农村盖的大房子，大儿子想先在城市买房，“他想从阜阳市买，我们现在没这个能耐，挣的刚刚够吃的。”张西英说，首付20万还得借钱。

随着梦花街旧改，夫妻俩也开始打听周边租房信息，“我们问了一个地方，一点点空间5000块，太贵了。”他们不想离开黄浦区，方浩然上学补课、夫妻俩上班都在这里，离开意味着不停转的生活被拉扯得更紧张；而想在中心城区找便宜的房子，越来越不容易。

21岁，打工、吃喝、探索上海

杨雨琛的住处。

杨雨琛总是笑眯眯的，和不同年纪的人都能聊得来，她有“梦花街上最好看的小电驴”，21岁就已经换过至少9份工作，热衷于发掘美食、囤积餐厅优惠券，重度沉迷网络小说，还是汉服爱好者。

狭窄的弄堂里，电线杂乱地延伸，横七竖八的晾衣杆上衣裳飘扬，电动车逐渐占领街巷，家家户户挨得紧凑，很容易迷路。去年10月底之前，走进梦花街三在里，如果能找到一辆挂着小皮包的浅绿色电动车，或者发现夜晚在弄堂里跳绳的女孩，大概就能找到杨雨琛家了。

她和小姨、姨父住在一起，10平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冰箱、空调、热水器、衣柜、马桶齐全，阁楼上下都有床铺，最挤的时候住了6个人，厨房是和楼上两家共用的。老城厢大多如此，人员密集，去年春天的疫情期间，杨雨琛除了吃饭便一直戴口罩，睡觉也不敢摘下，直到6月1日城市全面“重启”。

除了睡觉，另外两人很少在家。小姨每天打三份工，姨父一直跑外卖，一辆电动车跑没电就回来换另一辆，大雨、大太阳也不停歇。像住在梦花街的许多中年人一样，他们努力挣钱养家，三个女儿都在湖北读书。杨雨琛有时劝他们多休息，但没人会听。

2017年初中毕业，杨雨琛第一次来到上海，做暑假工，餐厅服务员一个月三四千元。一切都是陌生新鲜的，同在上海打工的姐姐带她出门逛街吃饭，豫园、城隍庙和外滩逛了好几圈，但是不会进要门票的地方，她只觉得城市好大。

那时，她和妈妈、姐姐住在400米外的肇方弄，房间就在楼梯道下面，空间狭隘，没有独卫，500元一个月包水电。“床很小，我们三个人横着睡，腿也不能伸直，房间里不能安装空调，只有一个小电风扇悠悠吹着。”杨雨琛回忆道。如今，肇方弄已经旧改，人去楼空。

在技校学习了一年多的计算机和会计课程后，杨雨琛还是放弃了，决定继续闯上海。从2019年至今，她频繁换工作，在火锅店、西餐厅、米线店、咖啡店都做过服务员，短则半日，长不过一年。除了端菜、点单、擦桌子等杂活，她也尝试做咖啡、做三明治和沙拉、烫粉、油炸食物等等，每多掌握一项技能就意味着工资提升。

挨个数下来，她至少在9家餐厅工作过，而每个离职理由都非常明确，“要背诵一长串话术，服务流程又很繁琐”“氛围太差，一个吧台都没人讲话”“店长事儿多，各种考核”“生意不好”“要负责很多杂活”……有家连锁餐厅提出，店铺出现差评时，所有店员需提前一小时到岗免费加班，“我一听，那不是白嫖嘛。我不惯着它，当天下午就提了辞职。”杨雨琛回想起来还是气愤。

现在，她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西餐厅做咖啡师，月薪7000元，这是她打工迄今的最高工资。早上7点多，她骑上电动车，几分钟到店，在咖啡档口准备咖啡、烘烤后厨提前备好的帕尼尼三明治等，早上的外卖订单多，中午到店的咖啡需求很旺盛，晚上6点就可以下班。

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就开始读网络小说，这是从初中开始的爱好。不论类型，从种田文、基建文、穿越文到现代言情，她都喜欢看，一段时间换一个类型。遇到喜欢的作者出书了，她毫不犹豫下单，梦花街的住处是没有地方放书的，她全部邮寄回老家，让妈妈在家里收快递，去年就买了一二十本。

在上海待久了，她的探索欲望更强烈。“我妈和我姐离开上海后，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就疯了，脱缰的野马哪都跑。哪有好吃的，休息了就往哪跑，各个区都跑过。”她经常刷抖音、大众点评收藏店铺，看见划算的套餐就提前买下，休息的时候去打卡。

吃饭也有一套攻略，新店开业通常有便宜套餐，比如她囤了好几张火锅店的58元套餐券，有空就去吃，一个人也能吃到非常丰富的食物。

杨雨琛说自己是心很大的那种人，生活上也没有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哪怕钱花完了，爸妈也是会给的。”不过，她也在改变，“说实话，懂事了，没有出去胡吃海喝，奶茶也很少喝，朋友约饭都改天，疫情封控也没花啥钱，我把工资都给我妈了，自己只留1000块。”

2022年10月底，杨雨琛和小姨告别了梦花街，搬到了长乐路一带，月租3000多元，房间比原来的大一些。关于未来，她没有细想，只决定“（现在的工作）干到年底，先回家过年，明年的事明年再说”。父母以前在上海做保安保洁，现在老家工地上干活；大5岁的姐姐前年回家结婚了，在镇上的电子厂管理仓库，据说工作清闲。杨雨琛开玩笑地说：“我也考虑去电子厂，但只是在考虑中，不急。”

离开或留下

如果四五十岁的时候，在大城市里只能蜗居、不断搬家，孩子无法接受理想的教育，那还要继续漂吗？

这是刘涛家面临的抉择，他和妻子郭华芬一度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刘涛一家三口的住处。

2014年，这对夫妻离开工作近十年的一家宝山家具厂，搬到黄浦区孔家弄，每月800元包水电。刘涛开始送外卖，郭华芬在梦花街西口的酒楼做服务员，小儿子刘东阳在2016年被接到上海来读书。

在外卖行业蓬勃发展的那几年，刘涛尝到了甜头。每天一觉睡醒，打开手机满是订单，“哪怕一天跑24小时都不缺单子”，充足的订单意味着足够多的报酬。他骑着车满上海地跑，方圆20公里都熟稔于心，远距离也容易获得更多打赏。

网红店的兴起带动了代购业务。过去的唐家湾老弄堂里有几家网红餐厅，许多人老远赶来，排队到后半夜都想吃上一口，半夜还有人找他代购。2017年，喜茶、鲍师傅等网红店在上海初露头角时，他经常收到排队代购订单，排队一分钟6角钱，一小时36元，有时排两三个小时才能拿到。还有直接从现场拦住他的，愿意多出价两三百元从他手上买。刘涛感叹，那时跑代购一天都能挣1000元。

刘东阳刚上小学的时候，从家到学校只是两个弄堂拐个弯，刘涛总是接送他。有时，在家的刘东阳打电话说“爸爸，我饿了”，他就会赶回来带儿子去吃饭。看着儿子渐渐长大，变得“懂礼貌，有知识，成绩也不错”，他确定带孩子来上海是正确的。

梦花街三在里。

随着孔家弄的旧改征收，2020年，一家三口搬到梦花街三在里。十几平米的“大开间”，靠门一侧是做饭区域，一角是淋浴房，上厕所需要拎痰盂或外出解决；靠里是上下铺，拉着帘子的上铺是刘东阳学习和睡觉的地方，摆着桌椅和小台灯。三年里，房租从1800元涨到2800元，刘涛觉得到了极限，无法再负担更贵的房租。

去年三四月份，梦花街片区疫情严重，近六成居民被感染。刘涛一家被困在屋里，没有收入仍要花销，“高价买菜、参与团购，信用卡和花呗都用了，再不出去真的受不了。”

到了五月初，刘涛终于能出门送外卖。虽然只能在街上搭帐篷、饿了吃泡面，但是骑手少、订单多、配送费高，他常常一车挂满10个订单包裹，一个月赚了17000元。

随着外卖逐步恢复正常，刘涛早上7点开始搜寻订单，10点到下午2点是最忙碌的时候，而后回家吃饭、休息，待到四五点再出门，晚上八九点结束，一天大概能挣三四百元，一个月8000元左右。他说：“跑单只能一直跑，停下就没钱了。”

疫情之后，郭华芬工作的酒楼生意经历起伏，工资也有些波动。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她几乎一直站着，端盘子、擦桌子、叫单、煮面，灵活变动，月薪约5000元。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凑合。

然而生活就是不断做选择的过程。梦花街旧改加速，一家人要去哪儿？刘东阳开学上八年级，没有上海户口无法念高中，两年后怎么办？

郭华芬曾打算往郊区搬，“儿子坐地铁上学，以后上职高。”在她看来，上海的工资远远高于老家，婶婶在南阳老家做地板一个月才1000多元；两地的教学模式也不一样，而且河南高考的竞争压力大，也许上职高、考本科对儿子更合适。

外人在的时候，刘东阳很少说话，沉默地坐在床边。问他的意见，他也不愿回去，因为在上海有自己的朋友圈，回家则要重新适应老师、同学和环境。

“任何一个地方动迁，肯定有一部分人要走的。”刘涛不认可妻子的想法。他觉得在上海的收入虽然比老家高，但“多挣的都给了房东”。梦花街房子收回的时候，一家人就该离开上海了，紧巴巴的、吃力的生活也能放松些。

刘涛也考虑过，如果去郊区租房，上班、上学单程要2小时，人没睡醒就得起床，每人一天交通费10元；儿子长大了，应该有独立空间，一家人很难找到3000元以下的房子。他更不支持儿子上职高，希望他早点回去，磨合、适应老家的教育模式。

儿子刘东阳说，如果多掏点钱租房呢？

“如果钱都交房租了，两手空空回家，在外打工的目的是啥？”刘涛反问。

答案总是会有的。

2022年11月中旬，一家人搬进河南南路的住宅楼，与人合租。虽是老居民区，但环境干净，距离梦花街1公里左右。刘东阳上学、郭华芬工作都还按部就班，只是通勤稍远了些；刘涛回河南老家看病了，“应该会回来”。

梦花街旧改后的去留问题，于他们一家，暂时尘埃落定了。

（方浩然、杨雨琛、刘东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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